两汉都城研究述评论文

也为汉洛阳城为例分析东汉魏晋都城与西周两西周时期的都城的区别他们俩相差了将近1000多年了

汉朝都城在哪里汉朝都城位于现在的哪里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每个王朝都有着自己的都城，那么，两汉的都城在哪里？哪些都城现在被称为什么城市？下面我来带领大家了解一下。

西汉的都城位于长安，城墙都是用黄俗砌成，高度12米，基宽12-16米，墙外有宽度18米、深约3米的城壕沟。据实地测量，四面墙合计25700米。城市面积约36平方公里，长安在今天位于陕西省会西安西北部，西安还留有长安城区旧址。

东汉的都城位于洛阳光武刘秀经过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大业。东汉时期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洛阳在今天位于现今白马寺东侧即汉魏故城遗址。

两汉时期都城不同，导致西汉是以长安为发展，到了王莽篡权之后，则以洛阳为主，长安便没有了发展。

看这篇论文代城市有着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注重地理环境、强调庄严重威、流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且各级城市的建设有着较严格的等级规定。本文在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中，论列了宫殿区、商业区、居宅区、文化区的分布及其特点，欲对汉代的中心城市作一较完整的勾勒。一、城市建设的导向与规划 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般龟，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殷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槽辘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段文字，无论是刘敬、张良，还是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们，他们在考虑定都地点时，都非常注重自然条件的优劣。这不能不说是汉代建都思想的一种反映。注重地理环境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国都的选定，而且也应用于一些中、小城市乃至边城的建设。晃错在申述其“徙民实边”的主张时说：新建城邑，应该“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理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降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书·晃错传》）可见，在营立新城时，首先需要审其生态环境，水质优劣、土地痔饶，同时，对城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城垣、间里、街道、住宅、墓地、祭祀场所、医疗设施等也得进行综合考虑。据《城煌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至秦惠王始命张仪与蜀守张若城成都……其椎初作，壤颓莫就。有大龟周旋而行，禅垒堵依准而立，即今城也”。依龟爬行的路线修筑城垣，当为神话传说，然表明在秦惠王时修建城垣对地质状况考虑还不够，尔后认识到这点，才得以筑城成功。这个例子，表明了地质状况直接影响着筑城的成败。人们从这里也必然吸收不少教训，在以后的筑城中定会注重地质状况。经过几百年的筑城实践，到汉代建城时，对地质等自然条件有所考虑则是一定的。以上列举的事例，说明汉代在建城思想上，已不囿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礼记》，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1版）的规定，而是越来越注意自然环境的因素，确定城址。其二，强调庄严、重威。这在汉代以前就是如此。明显表现在高台建筑上，特别是各级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尤其如此。这方面，汉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邦在东征回来之后，看到萧何改建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勃然大怒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这种思想表现在建筑上，就是特别注重高台建筑。汉代都城有许多高于前代的高台建筑。即使是郡县一级城市，在其统治中心，也都建有比城市别处高得多的建筑，且依级而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以显示统治者的极高尊严和威仪。城门的建筑也是如此。每门一般有三个门道。突出中间，拱卫中心，在皇帝金奎殿也是正门二翼有两个侧门，使相对的城门显出特别的气势来，反映着汉代城市的“重威”思想。其三，流行神学思想。汉代城市建设在指导思想上，除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庄严、重威外，“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也充斥于城市建设之中。这种思想，秦始皇筑咸阳时就有体现。据记载：“始皇穷奢极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诫人们宫殿乃天子所居。汉承秦制，这种建设思想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据《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长安南部的明堂辟雍，采用平面布局方圆结合的结构，它充分体现了“天地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汉代一般的城市住宅也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据《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日：‘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三，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姓，姓与宅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可见，汉代已经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用于住宅方面了。另外，建设日期上，相生相克也充斥其间。从汉代起，人们已经认为太岁（主宰一岁之尊神）每年所经的方位，与动土兴造、迁徙的禁忌有关（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论衡·讠间 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妄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思想自汉代兴起以后一直经久不衰。“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很流行，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宅不西益”（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宅地忌往西边扩大）等等，不胜枚举。历代统治者皆把建城郭、营都邑视为“国之大事”，故其建置或市政设施通常有详密的制度。汉代也当是如此。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往往从制度上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同仪）”（《荀子·王制》）。营建城邑，同样要严格遵守“王制”。当时，大凡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城门的数目，城内建筑物的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窄等等，几乎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丝毫不能逾越。《汉书·贾谊传》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生以堂、陛、地、廉寓应建等级，说明汉代统治者在建城上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仅国都如此，就是郡国、县、道、邑也应如此。首先，是城郭等级大小的确定。史云：“都城过百难，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左传》隐公元年）。此虽为春秋时期的情况，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汉代，当不会没有城郭大小的确定。且典章制度都有一定的相因性，故用此段材料说明汉代对城郭等级大小的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对各级城邑的城墙高度、城门数目，皆有具体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学记·居处部》引《五经异义》）。《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傍三门。”系指王都而言。王都一面三门之制，到汉代仍严格遵守。《西京赋》云：“旁开三门，叁涂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门，门三道也。”诸侯的都邑通常是一面两门。当然，前代的故都或汉代的五都例外。如成都有十八门（谢元鲁：《论成都的建城及其蜀地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油印本。此文认为是城九门，郭九门，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临淄有十三门（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从一些古城址看，城墙宽度也一定有规定。如邯郸古城墙宽度20一30米（《河北邯郸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2期），临淄米（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洛阳14一30米之间（叶晓军：《秦汉城市的地位及其遗址的开发利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而洛阳洛河南城城墙宽6米（《洛阳洞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学术界》1959年第2期），河南武安县午汲古城8一13米（《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的周、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福建崇安城村古城8一10米（《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1961年第4期），南越国的一般城市城墙宽度则在2一4米之间（陈泽私：《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可见，城墙宽度的等级规定也是很明显的。此外，关于明堂辟雍汉代也有规定。《郊祀志》云：“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伴宫。”师古注曰：“泮之言半也。”即诸侯只有天子所建的一半大小。《白虎通》曰：“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意思大致相近。又据《初学》卷二十四《居处部宅之条》曰：“宅亦弟，言有甲乙之次弟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弟。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原注云：见魏王奏事。又引《汉书》曰：夏侯婴以太仆事惠帝，赐婴北弟第一）《玉海》《宫室部宅之条》曰：“魏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这是对建“弟”的规定。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王国，贵族势力僧越制度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汉成帝诏曰：“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弟宅，治园池，多畜奴蟀，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又“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汉书·食货志》）。加之，汉代不少朝代崇尚豪华，诸侯争相效法。在城市建设上也有突破规定的。如“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人言跸，似于天子”（《汉书·梁孝王传》）。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发展的差异也不可能一如“王制”所规定，许多郡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而决定其建设规模也是自然之道理。但无论怎样，其规模总是在一定的“度”里。在封建礼教很重的汉代，即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二、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 （一）宫殿区 为体现封建皇权的威严，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势》）的思想。都城之内，通常以官署为中心，专门建有气势宏伟、格局壮严的宫殿区。宫殿区的四周，有宫墙环绕。这些宫殿的规模和所占面积之大，突出地说明了它在城市布局中的中心地位。宫殿区占地极广。《三辅黄图》云：“长乐宫周回四十余里，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言：长乐宫宫墙周长超过十公里，未央宫宫墙周长达九公里，仅此两处宫殿，即占据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如再加上明光宫、桂宫、北宫等宫殿，那么，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城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汉代长安先后建造的几处宫殿，分别分散在城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城西，其间被道路和住宅等其它性质的建筑物所分隔（陈绍棣：《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第六届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宫殿区内，宫殿、台榭、楼阁数量众多。史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班固《西都赋》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凶，东薄河毕，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长安宫殿、台、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的就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包括骀荡宫、马及婆宫、天梁宫、枍诣宫、鼓簧宫）、北宫（含寿宫、明光宫、太子宫）、甘肃宫（包括钩弋宫、昭台宫、长定宫、长门宫、永信宫、中安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梁山宫、黄山宫、回中宫、集灵宫、集仙宫、棠梨宫、竹宫、宜春宫、扶荔宫、五柞宫、宣曲宫、鼎湖宫、思子宫、万岁宫、首山宫、明光宫、池阳宫、养德宫、日华宫、曜华宫）等，殿则有临华殿、温室殿（长乐宫、未央宫皆有温室殿。）、宣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奇华殿、存仙殿、存神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披香殿、凤凰殿、安处殿、常宁殿、茞若殿、椒风殿、发越殿、蕙草殿等，台榭有周灵台、汉灵台、柏梁台、渐台、神明台、通天台、凉风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坛台、韩信射台、果台、东山台、西山台、钓台、通灵台、望鸽台、眺蟾台、桂台、商台、避风台、长扬榭等，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未央宫尧阁、白虎阁、属牛阁等。非但宫殿台阁数量众多，而且建造异常雄伟、华丽。如柏梁台高达二十丈；渐台高也是二十余丈；神明台高五十丈；载鸿台高四十丈；通天台高三十丈，筑在甘泉山上，从平地算起，有百余丈高。在台上望云雨悉在其下，去长安二百余里望见长安城（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洛阳的德阳殿据说周旋容万人，陛高三丈，殿前的朱圈高耸人云，从四十多里外就可看见，足见汉代宫殿建筑之雄伟。汉代宫殿之豪华程度也令人咋舌。史载：“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日璧玉门也。”（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东方朔曾规谏武帝时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圈，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其豪华之程度。 （二）商业区 城市的商业区称“市”。汉代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这里的商业市场相当繁荣，市场类型也多种多样。从文献记载看，除普通的市肆外，还有所谓直市、狱市、肉市、槐市、草市、宫市、关市等。从经营时间上分，有夕市、朝市、夜市等（桓谭：《新论》）。由于海内为一，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汉代商业空前繁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列举了许多天下名都，这些名都一般都不只一市，就是一般县也至少有一市。汉代“市”区的建立，基本按照王制的规定，区划在城内的固定地点，大小城市基本上照此规划来确立。这个原则就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一般建立在城内的北部地区，位于宫庙之后。长安各市“二百六十步”，“凡四里一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各市虽不一定如此齐整，但划有特定的区域，与一般的住宅（间、里）分开是肯定的。汉代城市区划已突破了《周礼》的有关规定，不仅城内立市，城外也立市。长安九市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究竟是哪九市，学者们争论不休，本人认为刘运勇先生说的“长安四市应在城内，其余五市大多设在城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是有道理的。汉代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为了控制城市的秩序，方便城外的贸易需求，设一些市在城外是有可能的。东汉洛阳的马市、南市也都建在城外，只有金市在城内。汉代南越国城和其它一些城市也不乏有城外立市的例子。据《三辅黄图》载，长安各市平面皆成方形，四面设肆，供商贾列肆货卖之用，四面各设一门，供交易出人。《西京赋》说长安九市“通阛带阓”，崔豹《古今注》曰：“阛，市垣也；阓，市门也”。市门定时启闭。市内除于四周设肆，供交易之用外，还在市的适中地点建立市楼，作为市政官吏的治所。史载：“市楼皆重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又“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注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可知市政官舍都是楼房，并立旗于上，以为标志。《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则市楼系高五重，可眺望全市。从四川新繁出土的市井图砖看，市区三方设门，门面三开，市门东西相对，市内有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即市内的通道。隧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亦称“市列”）建筑，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靠市墙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 （三）居宅区 城内居宅区以间里为单位，长安城中有一百六十间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汉书》载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云：“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可知长安间里是存在的，确乎为居住区。都市的居住区，绝大部分是官僚贵族、豪强巨富聚集之处。《汉书·萧何曹参传》有：“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可知吏舍相连，且这些住宅都为“前庭后园（院）”，占地极广。又《汉书·荆燕吴传》载：“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汉书·文帝纪》云：“代王（文帝）人京居‘代邸’。”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吕后置酒‘齐邸’。”张守节《正义》云：“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可知，都城居住区内除豪华的私家府第之外，还建有王邸、侯邸、郡邸等。城内一般居民所剩的居地极为有限。大量平民百姓乃至一般官吏只能到城外去建房居住。汉长安外居住区，由于地形等自然因素之原因，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贫民区在城中，如《汉书·平帝纪》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淳注曰：“民里，民居之里。”可见城中贫民还是有一些居地的，只不过所占面积很有限。 （四）文化区 汉代城市的文化区已基本形成。当时自都城至郡县均设有学校，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均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太常及各郡国地方官府选拔和推荐，也有自行人学求读者。如“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汉书·翟方进传》）。可见，西汉后期外地的读书人是可以自费长安求学的。太学在武帝初立时，正式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后汉书·儒林传》）。汉长安太学应在城南。《三辅黄图》卷五云：“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这里所指的长安应为唐代长安。唐韦述《两京新记》说，唐长安西北角普宁坊西街有汉太学遗址，其地在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地方各级城市中，也皆设有学校。史载，汉文翁任蜀郡太守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文翁传》）。另据《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为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除官学之外，城市中私人授业者颇多，弟子门人常达数千人。如东汉颖容“博学多通”，在荆州“聚徒千余人”（《后汉书·颖容传》），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在洛阳“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楼望传》），李膺“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后汉书·李膺传》）。此类记载，不一而足。城市中的藏书也异常丰富。都城之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刘邦刚入关，萧何即“独先入收秦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萧何传》）。汉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室”（《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又“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经广泛搜罗，汉政府及皇帝掌握了大量的图书。单是经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登记过的书籍，即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书·艺文志》）。这些图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密之府”（《汉书·艺文志》）。见于记载的西汉长安藏书处就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汉书·艺文志》）等。东汉“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前”。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储藏着大量的“典策文章”、“嫌帛图书”（《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城市私人藏书也很多，“河间献王刘德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东汉蔡琶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市内还专有卖书之所，西汉长安的博士舍区立有“会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等物，相与卖买（《太平御览》卷826引《三辅黄图》）。当时的城市中，已有一定的科研设施。如洛阳城南郊曾发现东汉灵台遗址，其范围约为四万四千平方米，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高台（《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据载，洛阳灵台于东汉初建台，延续使用二百多年，是当时观测天象、进行天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这种观测天文的场所长安也有。如长安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建章宫玉堂内，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这种鸟形、凤形的铜质仪器，是当时用来观测风向的（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汉代城市内部结构作如上划分，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不能绝对化。汉代的城市规划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体现着汉代都市极端现实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城市生活，表现中国都市的专制王权生活。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不然。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卫城变成了一种城邦精神的表征而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城市主体建设集中于社会生活中心——广场。如小亚细亚的普列耶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用。北面的神庙，是人民休息与交易的地方”（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罗马城也是如此，城市中心完全是由公共建筑如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剧场、公共浴池、市场、市政厅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设施组合起来的。表明了希腊、罗马城邦市民的自由生活。中国汉代城市规划的职能分区比较明显。“王宫”、“市”、“闾里”、“庙宇”皆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某一特定地带，且都为政府所规定。希腊、罗马的城市职能分区是自然聚集而成的。这是由于我国汉代城市一般是由政治中心地功能引发经济功能的。而希腊、罗马则由“市邑”城堡包抄形成中心广场，作为一切社会生活中心的。需要说明的是，雅典等城市的下层人物居住区也是远离城墙的，这一点与中国汉代长安等城市贫民大都居在城外是相似的，体现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本质（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

摘 要:汉魏两晋南北朝历时近800年, 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 前段为统一王朝时期, 后段为大分裂时期。通过对两个时段都城的考察发现, 在继承与创新的共同作用下, 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 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等, 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而这些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是渐进展开的, 有的则是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探讨他们形成及演变的进程, 对认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关键词: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形成及演变秦朝灭亡以后, 中国历史进入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建立至隋统一, 经历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六个大的时段, 历时795年。如果作长时段考察, 可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两汉时期, 为统一王朝时期, 时间达400余年。后段自三国至南北朝, 南北对峙, 战乱频繁, 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 时间达370年。大分裂时期, 北方主要有曹魏、西晋、北魏及十六国等, 南方主要有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因王朝及割据政权较多, 此时作为都城的城市近20座, 但是, 做过较多考古工作、面貌大致可知的, 不过几座而已。 (图一) 现选取西汉长安城、魏洛阳城、北朝邺城、南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大夏统万城等几座有代表性的都城, 对他们作长时段考察, 以探讨诸如一门三道、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坐北向南的朝向等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正是这些都城模式的确立, 为隋唐长安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也为后世都城规划树立了典范。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考古发现西汉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 是西汉王朝建立后所筑的第一座新城。该城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60多年, 是上古都城中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充分、也是布局最清楚的都城。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 南、北城墙多有曲折[1]。每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 共12座, 合十二地支之数, 这是中国都城十二城门的开端。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 开创了一门三道的都城城门模式。东面3座城门有向外伸出的夯土, 可能是门阙建筑遗迹, 表明都城的方向应是向东的。8条平直的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1区, 宫殿、官署、武库、太仓、官僚和贵族府第、市里分布其中。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位于南部的龙首原上, 两宫东西并列, 占居了城内高地。未央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 前殿大致位于未央宫的中部[2]。长乐宫是太后之宫。两宫之间有武库等建筑[3]。其他宫殿、手工业作坊及市场等, 都安排在两宫以北。武帝时建筑的建章宫, 位于汉长安城西郊。南郊为礼制建筑区, 有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社稷等[4]。西汉灭亡后, 汉长安城受到破坏。十六国北朝时期, 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在此建都。在原汉长安城内, 发现20余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5], 推测此时该城仍被沿用, 而宫城已移至东北一隅。宫城有东、西并列的两城。西城应为主要宫城, 其南墙上的楼阁台遗址, 可能是宫城南门。在两宫城之间有一座东西向的宫门, 为一门一道[6]。 (图二)汉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7]。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 也是继西汉长安城之后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东汉洛阳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 有12座城门, 东、西两面各3门, 北面2门, 南面4门, 分布与汉长安城稍异。城门形制与汉长安城相同, 都是一门三道[8]。文献记载, 城内大道分三股, 中央为御道, 两边筑土墙[9]。城内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北宫之外, 东部为永安宫, 西部为濯龙园, 东北部还有太仓和武库。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等官府位于南宫外东南部[10]。工商区有金市、南市和马市, 金市在城内, 南市在南郊, 马市在东郊。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深受王莽南郊礼制建筑的影响。辟雍、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都集中在城南。与西汉不同的是, 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明堂是一座多层台阁式建筑, 中间为方形殿堂, 周围环绕着圆形夯土台基, 台基之外为方形附属建筑, 外围未发现环水。辟雍中间为方形建筑, 外围环水呈方形, 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灵台为多层高台建筑, 平面呈正方形, 高台四周有围墙。太学位于南郊辟雍东北部, 在此发现大量熹平石经及正始三体石经残块[11]。图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主要都城分布示意图图二十六国北朝东、西宫城之间宫门遗址全景 (东北→西南)魏晋时期沿用了东汉旧城, 城内布局有一些变化。魏明帝仿效其祖父曹操邺城铜雀三台, 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筑了金墉城。金墉城有甲、乙、丙三城。发掘表明, 魏明帝只筑了丙城, 其他两城筑造时间可能晚至北魏时期。由于战乱频仍, 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魏晋及北魏时, 在洛阳城西北城墙外和金墉城外还修筑了许多马面[12]。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曹魏时期废除了东汉的南宫, 扩建北宫及其以北的华林园, 又在北宫以东建东宫。宫殿苑囿集中到洛阳城的北部, 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布局形式。宫城南门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道, 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两侧分布太庙、太社等建筑, 北魏宫城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 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13]。魏晋洛阳城的这些变化, 显然受到邺城的影响。北魏时期洛阳城最大的变化是在汉魏旧城之外又建一个大的郭城, 使洛阳城变成既有宫城, 又有内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孝文帝在吸收北方平城和南方建康城规划的基础上建成的。据《魏书·世宗纪》载, 景明二年 (501年) 规划修筑323坊。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当时可能只修筑了220坊[14]。因为宫城、官署、寺院等公共空间是不可能修筑里坊的。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外郭城。近年来, 北魏洛阳城先后发掘了永宁寺、阊阖门、二道门、三道门、太极殿、西南角楼等重要遗址, 探明了宫城的城墙范围, 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三台村附近, 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 东魏在邺北城南部加筑邺南城, 两城共同作为东魏都城, 北齐继续沿用, 前后达370余年[15]。邺北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东、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墙基。虽为曹魏时期的魏王之城, 却第一次出现了中轴线布局,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北城南面3门, 东、西面各1门, 北面2门。1条东西向大道, 连接建春门与金明门, 把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此道南、北, 各有3条和2条南北向大道。东西向大道以北, 中央为宫殿区, 西部为苑囿和后宫, 东部为戚里和衙署;东西向大道以南为官署和一般居民区。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阳门, 北对宫殿区, 是城内最宽的道路, 也是城市的中轴线。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建设更加重视防御功能。邺北城西北部的铜雀三台就是防御设施之一。三台分别为铜雀 (爵) 、金虎 (凤) 和冰井台, 西依城墙, 东邻铜爵园, 铜爵园内置武库、马厩、仓库, 既是游宴之所, 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邺北城南墙下还发现一个潜伏门, 是内外交通的秘密通道, 始筑于曹魏时期, 一直使用至十六国[16]。 (图三)图三邺城潜伏门南出口遗址534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东魏迁都邺城, 并倚靠邺北城南墙修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平面近长方形, 为附会“筑城得龟”的传说, 东、南、西三面城墙稍有弯曲, 城角处为圆弧形, 整体似龟形。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14座城门, 现已发现11座。朱明门是都城正南门, 为一门三道形制。受北魏洛阳城影响, 邺南城也为三城制。上述龟形城为内城,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 宫城北部为“后园”, 南部为宫殿区。考古发现的赵彭城、核桃园、北吴庄北朝佛寺及佛像埋藏坑都在内城之外[17], 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四百个里坊, 推测龟形城外还有更大的郭城[18]。为了提高军事防御功能, 在内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均设有马面, 现探出50座。马面为长方形, 与城墙一起夯筑而成, 两个马面的间距基本相等。墙外有护城河围绕, 河宽约20米, 具有很好的防御作用。建康 (业) 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是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孙吴时名建业, 东晋南朝称建康。自229年吴建都建业到589年陈亡, 建康 (业) 城作为都城前后达322年。因城址压在南京城下, 考古发掘困难, 影响城址的复原研究。根据近年来零星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绘制出一幅大致的东晋建康城平面图[19]。 (图四)东晋建康城, 由都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大行宫附近, 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为苑囿。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之南御道两侧, 有官署、宗庙、社稷等建筑。宫城正门南2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 宣阳门南5里为朱雀门。在都城周边, 还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确立的都城布局, 南朝时未见太大变化。因受长江及城东青溪流向的影响, 建康城及其纵向道路走向为北偏东25°[20]。虽未发现城门, 但城内主要道路分为三股[21], 推测城门也是一门三道。建康城形制受魏晋洛阳城影响之深, 由城门名称可见一斑, 在6门中有5门使用了与洛阳城城门相同的名称。在夯土城墙外敷砖, 是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民国时期总统府附近发现的一段夯土城墙, 从东晋到南朝历经三次兴建修补, 每次都在夯土墙外侧敷设城砖。城墙外侧有砖砌岸边的壕沟。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北100多公里的红柳河北岸, 是十六国末期大夏国的都城。因城墙夯土主要成分为石英、黏土和碳酸钙的混合物, 加水夯实, 质地坚硬, 且呈白色, 故又称白城子。据载, 郝连勃勃所筑的其他城也采用这种筑法[22]。统万城是同时期城墙夯筑质量最高, 各种防御设施最完备的都城。现在地面上尚存西城、东城和外郭城三城。东、西两城均呈长方形, 四隅有高于城墙的长方形或方形隅台, 城外有护城壕, 但护城壕只是作为城防的一道壕堑, 并不存水[23]。两城并非同时期所筑, 西城为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 东城始建于晚唐五代[24]。西城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 四面各设一门, 城门外均有瓮城。为了加强防御功能, 统万城没有仿照中原一门三道的形制, 而是采用了瓮城的形制, 只有一个门道。西城四面城墙都有大量马面, 有的马面中空, 除具有防御功能外, 还兼作储存粮秣、柴草和武器的仓库[25]。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图五) 外郭城平面呈曲尺形, 城墙上也发现角楼及马面建筑。图四东晋建康城平面示意图图五大夏统万城“虎落”遗迹北魏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自拓跋珪天兴元年 (398年) 建都, 至太和十八年 (494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 平城为北魏都城达97年。文献记载, 平城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遗址大部分压在今大同市城区下面, 在大同火车站附近发现了疑似宫殿北墙遗迹及一处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 可能是宫城及宫城前衙署。在大同市城北操场城曾发掘一座北魏皇家大型建筑遗址[26]。孝文帝时代, 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 在平城南郊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汉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市东南柳航里, 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 周围有水渠环绕, 即所谓的辟雍, 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中心建筑上圆下方, 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 北魏明堂上还设有灵台[27]。虽然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 但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28]。二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特点中国古代城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无论是形制还是筑造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尤其是追求方形或长方形夯筑城墙, 外围设壕沟等, 成为中国土城的基本样式。尽管如此, 布局变化及技术进步也十分明显。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期, 都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防御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 基本确立了后世都城的标准模式。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变化以及推动变化的动因, 刘庆柱先生曾作过长时段考察与深入研究, 兹不赘述[29]。现就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都城模式及其演变作初步概括。(一) 不断完善的防御设施城墙是一道防御设施, 其高度、宽度与其防御性能成正比, 因此, 各时期都以追求城墙的高大结实为目标。一般而言, 城墙的高与宽是等比例的, 如汉长安城城墙高约12米, 基础宽亦约12米。据研究, 后代城墙也基本如此[30]。根据笔者对这一时段城墙的观察, 城墙是用连片版筑技术夯筑起来的, 墙内一般添加垂直于城墙走向的木材作为韧木, 以增强夯土之间的拉力, 尤其是增筑城墙与原有城墙之间, 也以韧木作为连结体[31]。北方地区均为夯土筑城, 汉代城墙上未见包砖者。在未央宫南宫门发现大型方砖, 四角各有一个穿孔, 可能贴于宫墙底部, 作用是防止雨水侵蚀, 增加城门美观。虽然与后来的包砖所起作用相似, 但二者砌筑方法及形式不同, 贴砖为立贴于墙面, 包砖为依墙平砌。包砖最早见于潮湿多雨的南方城址上, 如广汉雒城, 包砖年代约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32]。其后, 北方的邺北城及南方的建康城都有发现。邺北城砌砖发生于后赵石虎时期, 《水经注》浊漳水条载, “其城东西七里, 南北五里, 饰表以砖, 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 皆加观榭, 层甍反宇, 飞檐拂云, 图以丹青, 色以轻素”。南方使用情况更为普遍, 北方城多在城墙重要部位使用, 如城门附近或城隅一角。统万城城墙本身由三合土筑成, 其致密度远超一般的黄土, 城墙的坚固程度大大超过以前。这种三合土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非常坚硬, 但一经雨水冲刷则极易崩塌, 因此这样的筑城材料只有在这一时段的北方地区应用, 其他时段和地区则比较少见。护城壕是筑城取土的副产品, 一般都蓄有较深的水, 与城市周围的河道相连, 既起到城市防御作用, 也肩负交通、城市给排水及防洪等功能。而统万城的城壕没有水, 城壕两侧坡面夯打光滑, 也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代都城未发现马面及瓮城之类的建筑, 但在城门内侧发现登城的马道及马道旁边士卒藏身的房间。因战争需要, 汉代流行于北方边城的一些防御性设施, 如马面、瓮城、虎落等, 魏晋以后被引入中原, 这是考古见到的明显的北方因素。考古发现, 从魏晋时期开始, 洛阳城就加筑了马面, 此后新筑之城, 马面也成为必备设施。在防御方面, 统万城更突出, 不但内外城各墙均有马面, 而且有的马面还成为储藏粮草的设施。该城现存的内城西南隅台, 高达米, 也是古代都城现存最高的隅台遗址。在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城门外设瓮城等, 都是借鉴了汉代边城的做法。中原及南方的都城, 不见在城门设置瓮城者, 但伸出城门外的门阙, 既具有礼仪的功能, 又起到瓮城的作用, 可谓一举两得。曹魏邺北城的三台建筑及城墙下的潜伏门, 魏晋洛阳城的金墉城, 都是在社会动荡情况下的防御新举措。(二) 两城制到三城制以公元4世纪上半叶为界, 此前, 中国的都城还是内外两城的形制, 如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魏晋洛阳城及南朝之前的建康城。之后, 则盛行宫城及内城、郭城三城形制, 如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南朝建康城等, 都有三重城墙。这样一来, 宫城处于核心位置, 并被层层城墙所包围, 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是否存在郭城的问题, 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文献记载比较模糊, 考古发现表明, 此时的郭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区域, 可谓有名无实, 如西汉长安城、东晋建康城等, 仅在关键部位设置象征性的郭门而已, 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墙。(三) 多宫制到单一宫制宫城的变化与中轴线的出现、两城制向三城制的过渡是同步的。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 都城盛行多宫制, 之后逐渐向单一宫城过渡。汉长安城内大部分空间被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具有独立宫墙的宫城所占据, 至东汉时期, 这样的宫城减少, 城内只有南宫、北宫、永安宫等不多的几座。从曹魏洛阳城开始, 废南宫, 强化北宫的地位, 逐渐形成独立的单一宫制。(四) 中轴对称布局的出现从城门的形制可知, 汉长安城是以东为正向, 东城墙上的3个城门两侧都有伸出城门的土墙, 而其他三面城门均无此类建筑。至王莽时期, 在南郊建了大量的礼制建筑, 使城市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出现了都城南向的理念[33]。东汉在城南建有很多礼制建筑, 正对南宫的平城门也成为最重要的礼仪之门, 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为正向的理念[34]。此时南宫偏东南, 因此还未出现中轴对称的布局。至曹魏邺北城时, 随着一宫制的出现, 宫殿集中于北部, 南部正对正殿的大道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产生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继承了邺北城的做法, 废除南宫, 只保留北宫一个宫城, 连接北宫太极殿和圜丘的阊阖门大街 (铜驼街) 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对称布局得以确立。受地形地貌的影响, 建康城轴线稍微北偏东, 但城市中轴线是存在的。中轴对称的设计, 使都城布局更加规整, 到隋大兴城、唐长安城臻于完美。中轴线出现以后, 改变了以前中央官署分散布局的状况, 也为隋唐两京皇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伴随宫城的变化, 池苑也由宫城西南逐渐移至宫城北部。西汉主要池苑位于宫城西南, 东汉池苑位于宫城西北, 这样的安排, 是受地形地貌的影响所致。因都城一般建于背山面水之处, 北部地势高, 南部地势低, 把池苑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有利于调节城市水源, 确保城市用水。因此, 东汉洛阳城池苑的安排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有学者认为, 池苑放在北部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结果, 此论尚需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撑。(五) 里坊的规划两汉都城都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区──里。据记载, 汉长安城有160个里, 但至今没有发现其遗迹, 尚不清楚分布情况。据已有的研究, 这些里多数分布在城内北部、东北部以及城郊的“郭区”。此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郭城, 里坊的规划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曹魏邺北城把里坊放在城市南部, 通过道路将其与宫殿、衙署区分隔开来, 对里坊做了整齐的规划。真正的郭城出现以后, 里坊的规划性更强。北魏洛阳城即是郭城出现以后里坊规划的代表。宿白及傅熹年先生对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复原研究, 可以明显看到里坊的规划痕迹[35]。(六) 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从汉长安城开始,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是都城区别于其他郡县城的重要标志之一[36]。汉代只有都城城门为一门三道, 宫城仍是一门一道。至魏晋南北朝之时, 宫城南门也都采用一门三道, 而且建筑体量大, 从发掘的北魏洛阳城阊阖门看, 采用殿堂式建筑形式, 规格超过了都城城门。建康城宫城南侧发现的南北向道路, 明确分为三股道, 与城门形制相对应。两汉时期道路并没有铺砖, 仍为夯筑的土路。南朝建康城发现三股道, 两侧道路铺砖, 中间的道路为土路。西汉长安城道路虽分三股, 但未见各股之间有路沟分隔。东汉洛阳城的三股道以夯土墙相隔。位于辽西的三燕龙城也采用一门三道形制。大夏统万城四面各有一座城门, 但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从城内布局, 到城门、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差异看, 统万城都与同时代的都城存在很大差异, 与其说是一座都城, 不如说是一座军事堡垒。(七) 佛寺与石窟的出现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建筑就开始立足都城, 由城外而城内, 由少到多发展壮大, 至南北朝时达到鼎盛, 城中佛寺林立, 成为新的都市景观。近年来发掘的东汉洛阳白马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魏赵彭城北朝佛寺、建康城同泰寺等, 都是当时都城重要的宗教及文化场所。都城周边往往也开凿很多石窟, 如北魏大同石窟与龙门石窟、东魏北齐的响堂山石窟、建康城的栖霞山石窟等, 都是皇家开凿的礼佛之地。佛教作为一支外来宗教,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改变着都城的面貌。(八)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影响西汉末年, 王莽设立《周礼》博士, 并以此作为其改制的理论依据。东汉以后, 虽不再设《周礼》博士, 但通过郑玄等人的注疏, 成为后世经典文献。《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礼》中的一篇, 篇中所确立的“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等内容, 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蓝本[37]。中原王朝所建立的都城自不必说, 那些北方民族所建立的都城, 也依照《匠人营国》所描绘的蓝图, 努力模仿中原的都城模式, 打着文化正统的旗号, 抢夺政权的正宗地位。北魏在平城时期就“模邺、洛、长安之制”, 迁洛以后, 不仅沿用了汉魏洛阳城, 而且宫殿、城门的形制、名称也多未变动。东魏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 下则模写洛京”, 平面形制附会“筑城得龟”的典故, 充分发挥其内在寓意, 说明他们理解与把握中原汉文化还是比较深入透彻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