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扬雄方言的研究论文

方言（英文：topolect、dialect）一词最早出自汉扬雄（前53—18）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

“方言”在不同的人群中指代不同，中国人口中所称“方言（Topolect）”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实为“地方语言”，又称“白话（Vernacular）”、“土话”或“土音”，指的是区别于标准语的某一地区的语言，这种叫法不考虑语言间的亲属关系。

根据欧洲人的理解，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那就是方言。

语言的地方变体。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唐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

界定

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

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相互之间关系亲缘较近的语言可以互称为对方的方言，而相互之间亲缘关系遥远，在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相关性较小的语言则不可互称为对方的方言。）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语言之所以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缺少适当的书面语，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同一民族(或国家)拥有多个语言系统。

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与语言比较”的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一些情况之下，对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了。

注意：“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指的是，一种语言（口音），如济宁话，可以称其为一种方言。

也可以称其为一种语言，而不可理解为，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称作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判定一种语言是否另一种语言的方言，要从语系归属，语法，同源词等多方面考量，同时兼顾一些政治等其他因素。

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说，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却有11900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了将近三千字，可见这些字均为郭氏以前的学者所增。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我看罗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霓……。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Zhá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

语言研究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语言的国家,而且拥有最丰富的语言学杰作。早在1900年前,杨雄(公元前58年-公元18年)编著了《8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已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也是国内外最优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著作。《方言》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词汇与古代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历史演变。通过这种方法,两汉王朝的方言能够被解释和保存,为后世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

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大氛围中成长的，它的演化受到中国文化发展的制约，有着同步性的一面。但巴蜀文化受到区域内独特的经济、文化、地理条件的影响，因此演变过程又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其差异性。 巴蜀文化又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十近代。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扬雄对巴蜀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他是巴蜀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下面我将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与方言四个方面浅谈扬雄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在巴蜀历史方面，他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影响几千年的《蜀王本纪》。他的《蜀都赋》和《蜀王本纪》记载了古蜀先王及其王朝的相关历史、一系列与古蜀王者的传说、秦汉时期蜀都的建设以及蜀人的社会生活风习。扬雄所记载的历史绝大多数是最早关于巴蜀历史的记载，对巴蜀其中一部分记载，例如有关秦汉移民的史实，虽不属于最早之记录，但较《史记》，扬雄的记载更加客观，更加充分意识到此举对蜀都的深刻影响，因而记载带有了更强的目的性，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早年的扬雄十分喜好辞赋，在他的代表作《蜀都赋》中，将成都的地理、文化、特产、百姓生活风貌描写得淋漓精致，被看成是“蜀都风光图轴与风俗画卷”。通过对扬雄辞赋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巴蜀的文化风貌。 从思想上而言，扬雄以儒为宗，并吸收了道家思想构 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扬雄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扬雄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孔子的经典则是最主要的经典，提倡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他十分重视通过知识的学习以增进人的德性，认为只有如此才可能达至成人、成贤甚至成圣的境界。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就应该由圣贤来实行统治，这种统治必须是儒家式的仁政和德治。在扬雄的思想中，创新的意识贯穿始终。 具体于文学思想，扬雄有着辩证统一的思想，力求在 “文”、“质”动态转化中求其统一。 扬雄是一位关注现实的文学家，他所作的辞赋，皆以政抬讽谏为主题。但他的辞赋却未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注意，在经历无数次劝谏失败后，扬雄改变了对赋的态度，转而进行经学研究。 巴蜀哲学家在经学阶段，大多以研释儒经为主要任务，其中扬雄就是西汉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扬雄的哲学代表着巴蜀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巴蜀哲学其后的发展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哲学思想方面，扬雄的思想理念是对先贤的继承与发展，在吸取精华的同时，进行创新。他的《太玄》仿《周易》而作，借用老子的“玄”，并加以改造。独创了天、地、人三分宇宙的独特世界观，这是扬雄首创的哲学体系，反映了多元一体的思维模式。扬雄的创新还体现在他的《太玄》《法言》，不是直接照搬《易经》和《论语》，而是将其与巴蜀的地缘文化、道家文化相结合，更加启发人的悟性。 扬雄对巴蜀方言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他所著的《方言》里体现。《方言》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比较方言词汇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方言》中所记载的词语时间空间跨度较大。《方言》客观的记录了西汉时期通用方言，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基础。这本著作不仅反映了汉代汉语方言词汇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最早记载了巴蜀的方言，这无疑是对巴蜀方言的贡献。 综上所述，在对巴蜀文化的历史研究贡献方面，扬雄的《蜀都赋》和《蜀王本纪》为后世提供了客观的研究依据；在文化思想方面，扬雄以儒为宗，并且吸取了三家的思想再加以自己的创新，讲究文学创作“文”与“质”的统一；在哲学思想上扬雄将巴蜀文化与经学文化相结合；在语言方面，扬雄的《方言》对巴蜀语言学研究意义重大。扬雄的一生是充满智慧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后世研究巴蜀文化具有重大价值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