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悲剧论文开题报告

巴黎圣母院》的研究在我国似已形成基本格局，很多问题都已形成定论，人物的分析也是如此。论者说它塑造了对比鲜明的人物：爱斯美拉达是人间精灵，完美的化身，她拥有一切魅力、风韵和美丽，而且心地善良、纯洁，富有热情，敢于追求；克洛德则是教会势力的化身，“有一副虔诚的外貌，虔诚的表面包藏着蛇蝎的内心，除此之外，还有灵魂纯正、洁白而形貌丑陋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及相貌堂堂但灵魂卑劣、丑怪的卫队长弗比斯。这些论断无疑揭示了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及各种新的文学理论的诞生，这样的评价就显得简单化、表面化，有以政治标准涵盖一切的倾向。在此，笔者结合有关“典型” 的理论再次评析这些形象， 以期还他们本来的面目。 一、人物塑造的主观原则与客观效果美丑对照是雨果塑造人物的中心原则，1827年提出时他做了这样的阐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L3 J雨果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着美丑善恶的组合，艺术就应该表现其掺杂对照的本来面目。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 雨果在创作中打破了善与恶、美与丑的机械组合，而让其多形式交错排列。一类是人物外形与内 fl,顺向映衬。如爱斯美拉达外形美好、内心善良，是美与善的组合。克洛德面目可憎、内心险恶，是丑与恶的组合；另一类是人物外形与内心,反向对比。如伽西莫多外表丑陋但内心美好，是丑与善的组合；弗比斯外表堂堂，内 fl,堕落，是美与恶的组合。多种组合体现同一旨趣，即表达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和反封建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要通过人物自身内外的艺术对照来表达。爱斯美拉达美善组合， 内外映照，相得益彰，表现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正面理想。她外表迷人，内心,诚挚，有解救他人的侠义心肠。 copyright dedecms 她还忠于爱情，忠于信念，爱憎分明，刚毅果断。克洛德丑恶组合，类比映衬，阴森的外表透视着可怖的灵魂。他表面严肃庄重，屏弃世俗的欢乐，而暗地里对金钱、权势、女色都怀着极大的贪欲。伽西莫多丑善组合，以外形丑反衬心灵美，重在表现知恩图报、自我牺牲、疾恶如仇、捍卫正义的美德。弗比斯美丑组合，以外形美凸现灵魂丑，他徒有其表，皮囊里藏着唐璜式的灵魂，卑俗堕落，薄情寡义。政治理想的表达通过人物之间的对照来实现。小说中的人物被分成敌对的两大阵营：封建统治阶级和被压迫的下层人。前者包括神权的代言人—— 僧侣，世俗权力的代表—— 国王及维护其统治的军队、司法人员和世袭贵族，他们无一不是被揭露鞭打的形象；与之形成反向对比的下层人，包括弃儿、乞丐、流浪人、卖艺人，他们都具有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美好品德。这褒贬扬弃的鲜明态度、艺术对照的手法加强了作者主观意念的表达，但由此造成的美学效果却不尽人意。因为刻意表现作者的主观意念、刻意形成对比映照的方阵、刻意追求组合的多种类型。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绝对化、类型化和概念化，人物都成了某种绝对观念的具象，从而丧失了人物形象的丰富复杂性。这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的：“以往某些古典主义作品和浪漫主义作品在不同人物的性格对照中，往往发生过度倾斜现象。过度倾斜就把性格推向极端化和片面化，人工地夸大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物，人工地丑化自己设计的反面人物。使两极人物的性格对照变成了神明与魔鬼的对照。”[ ]性格的绝对化，遮蔽了人物复杂的精神状态。二、传统研究的方法和偏颇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如作者的创作一样，重社会观念的表达而忽略审美价值的观照，热衷于用社会学观点为人物定性，而没有把他们当成审美个体进行美学鉴定，从而导致研究重心的倾斜和研究方法的片面性。他们的做法是：先按政治或道德标准把人物分成正反两个方面，然后再以先正面后反面，正面为主反面为辅，正面详析反面简析的原则确定评论的整体格局。因此，出现了《巴黎圣母院》研究中，把爱斯美拉达定为主要人物，伽西莫多次之，然后才是克洛德、弗比斯的定位，这显然是美学研究让位给社会学研究。在具体人物分析上则使用“一点论”，即“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对正面人物一律使用“溢美”性言辞，反面人物则一律使用“溢恶”性言辞，忽略人物客观存在的多样化因素。这一点在两个主要人物的分析上最为明显。对理想人物爱斯美拉达只单从真善美结合角度大加赞赏，而对其不谙世事、不解人情、盲目轻信的弱点却避而不谈。其实，爱斯美拉达的悲剧是双重的，既是被双重压迫戕害的社会悲剧，也是自身爱的迷误的心灵的悲剧。二者相比，后一个悲剧意味更浓，认识价值更高，因为前者是由暂时性的社会病态造成的， 随着社会的改革可以避免，而后者由人自身的弱点造成，感于外表、爱的错位也许是人永难化解的情结，不会因社会的变革而改善。此外，在性格归结上存在着主观定性和拔高的倾向。一些研究者总是试图告诉人们，她完美无瑕、至真至善。但她感于外表，不懂得参悟灵魂，其何为真?她执迷于虚假的爱情，对克洛德凝结血泪的真情却憎恨厌恶，甚至没有一点尊重，其何为善?对克洛德的评价也流于简单化、表面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把他定位为宗教反动势力的代表，抨击其德性、控诉其暴行。也有人认为他是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断言，以其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剥夺、人生被腐蚀的悲剧加深了对宗教的批判。其实，这并未脱离社会学研究的层面，而对人物心理变异的轨迹、内心多种因素杂陈斗争、深刻的心灵悲剧、丰富的审美内涵却很少

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言，悲剧，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心灵的压抑与震撼，将我们带入了与生俱来的一切关于主观之外的思考，这种悲剧无疑是悲壮而凄婉的。从艺术表现的主观思维方式来说，浪漫主义的悲剧，更加大了我们与悲剧的时空距离，以便我们去审美，同时也拉近了我们与它的心理距离，在慑服于我们的基础上，让我们的情感随着艺术的进程不断地汹涌奔腾，这是一种壮美的境界。因为在我们没有逃出艺术情感的奴役时，我沉醉于一切浪漫主义形式。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便是如此。 在理论的体现与实践上，《巴黎圣母院》既是理论的颠峰，也是实践的翘楚。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他们在美之外，提出了对丑的呼唤。这是与古典主义相悖的，同时也正是这一境界的开拓，使浪漫主义中的悲剧力量离却了古典主义因素，用浪漫的形式来反映被社会异化了的人类，用丑来表现原始的人性，唤醒人们本应具有的灵魂世界。他们不仅创作自由，不受古典主义限制，并且反封建，描写古典主义遗弃的中世纪，把自然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或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他们寄忧思于自然，用自然来对照社会的丑，而所有的丑，却不是悲剧的承受者，而是创造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的丑不同于外观形式的丑，而是我们明见悲剧的过程中对悲剧承受者外在丑的反差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屠杀这些承受者的人才是丑的。我们说浪漫主义大师对丑的呼唤，这里的丑事实上都充溢着美的因素，只是被社会忽视了的一群。丑的外在由于社会。压抑了内心的崇高潜质，对于我们这些欣赏艺术者，任何意识形态相左的人也能在人性上获得共同语言，而丑的东西只是客观中的异类，异不是丑，丑的人终究属于人。一方面，在表现丑的同时，也映衬了美的存在，就象卡西莫多的外在对照他的内心，以及他的善良和艾斯米拉达对照克洛德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也等同于《浮士德》中的靡非斯特，是作恶造善的统一体。另一方面，这里的丑，虽丑不恶，浪漫主义以强烈的艺术效果，异乎寻常的情节，刻画了这种丑的异乎寻常的性格，塑造一种叛离的形象，这种形象正是推动社会进步所缺少的。而艺术作品的欣赏者真正认为丑的又是怎样的呢？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认为丑的东西在浪漫主义大师的笔下变的美了，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通过那些丑的人物悲剧史上更冷静地观察我们身边的世界，批判自己，否定了某些我们原本认为美的东西。这一点，雨果在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中就提到了，说古代人，面对着使人陶醉的大自然，他们最初的语言只是一种赞美歌。但到了近代，人接近现实的真实，“她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接近人情的美。她会发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雨果在丑的艺术发现与实践上，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正是雨果对浪漫主义实践的始终。 如果说《悲惨世界》（1862年发表）增添了很多批判现实的内容，那么《巴黎圣母院》则是一部纯浪漫主义的巨作。两部作品写就的时代背景是作者所经历的法国从拿破仑到复辟再到“七月革命”、“六月起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这是作家的一种社会历史责任，但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尚没有对资本主义弊病根源的理论指导（至少作者接触较少），他们把眼光转向历史，中世纪。社会中的丑恶是作家所见证的，社会的动荡使作家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构筑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黑暗专制是不允许作家批判现实的，这一点对东、西方文学史都是适应的。中国的诗歌从“建安风骨”到齐梁宫体，再到盛唐气象、晚唐绮艳，再到豪放宋词，所反映的都是随着社会的治乱兴衰而行进的；清代的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虽批判清朝，却描写明代的事。法国这一时期也是一样的，社会的压抑使创作转向内心，风格趋于浪漫。这无疑是浪漫主义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浪漫主义的社会历史定义。因此，法国社会的黑暗与专制时代（丑的方面）使浪漫主义艺术（艺术是美的精华）与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丑，承担了浪漫主义中的批判力量，《巴黎圣母院》是借助了悲剧的形式体现了这一点。 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巴黎圣母院》是1831年雨果发表的大型浪漫主义小说，以离奇的情节和对比的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蝎蛇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艾斯米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巴黎圣母院》始终贯穿着浪漫主义色彩，作品起始，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巴黎风光，如哥特式建筑等，让读者的心情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社会，再到社会上的人物。小说塑造了三个主要任务：克洛德、卡西莫多、艾斯米拉达。在刻画克洛德时，首先反映的是对艾斯米拉达的“爱”，这种爱带有一种专制色彩。和《简·爱》中的圣·约翰对简·爱的爱不同，克洛德的爱是一定程度上的真实却又异化了的；《简·爱》中的圣·约翰是顶着上帝的光环，让爱成为迎合上帝的功利牺牲品，他的爱并不丑恶，相反他善良崇高，至少他乐于助人。克洛德事实上放不下自己的身份，身份总比爱情重要，宗教的禁欲主义恰恰掩盖了欲望，这种宗教外衣下的欲望更加丑恶，他企图用专制的力量、绞刑的威胁来屈服艾斯米拉达，这是冠冕堂皇外衣下灵魂的丑，更是从丑的内心下出发的行为上的恶。卡西莫多与克洛德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身上，雨果倾注了近于完满的关于丑的美学定义及内涵。卡西莫多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在15世纪也是不可能的人物存在，是作者内心虚构人物的反映。体现内心的主体构思，浪漫主义无疑是最恰当的形式；大量的心理描述极俱浪漫主义色彩。卡西莫多形象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是人们“忽视了的一群”的崇高心灵美的反映，而且这一形象是非常饱满的，既浪漫又真实。卡西莫多也有被推为“丑王”的虚荣，也因知恩图报而短暂地服从克洛德；但他的爱情却因为他近乎脱离人类社会的生活经历而显得无比真诚，甚至近乎歇斯底里，他任何情感动力都是发自内心的。对艾斯米拉达，则是作者以悲剧的形式肯定的美的崇高，象一挽花圈，美而凄婉；她又属于作者同情的被损害的对象。“白衣美人”变成女巫；她坚强，但又不可能不屈服于严刑逼供；对爱情又充满幼稚而天真的幻想；连最后的母女团聚也不能长久。她的经历，几乎贯穿了整个小说的悲剧性。 正是将悲剧、丑和浪漫主义三者的高度地艺术结合，让作品在情节等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凸现出来，它体现为作者的深层构思，强调一种内在的生命节奏运动以及象征意蕴。《巴黎圣母院》也就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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