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东南港市研究论文

可从“南海Ⅰ号”出土看到宋朝繁华的交通 梦回宋朝：繁华之都——“南海Ⅰ号”的那个年代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贪官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贪官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私营海外贸易。 私营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I号”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号”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宋船模型生活：有点奢华 “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 ——宋·丘濬《赠五羊太守》 鎏金腰带、精美化妆盒，这些从南海I号出水的生活用品，将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 一千年前的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居民，一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实很奢华。 今天的人买辆“本田”基本就是高级白领。那时的林冲，放在今天，说不定还不爱坐高级写字楼，他买一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万元。 《水浒传》中写林冲买刀一段如下： 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 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贯成交。一贯为一千文铜钱，一文铜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毛5到2毛，一贯钱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千贯可不就是15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宋朝商业高度发达，所以公务员工资也比较高。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计，则一年纳税商品交易额即达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也就是说1041年至1048年，全国每人年商品贸易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一文中叹道：“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做点小生意也穿名牌，农民也穿意大利皮鞋，这说明，宋人生活确实小资。 宋代的娱乐业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她们基本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造诣深的，又数“官妓”最为人仰慕，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出众超群，基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广州当时虽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么说，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大中城市，一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 唐宋广州聚居大量外国人，唐时据说有10多万。岳飞的儿子岳霖曾任广州地方官，岳霖儿子岳珂到广州来旅游时，四处交游，经常去外国人聚居区泡。他得出一条经验，外国商人中以蒲姓商人为身价最高，生活奢华。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了一次货，全是象牙、犀牛角这样的奢侈品，结果广州市舶司一下子还买不起，还得分期付款，然后拍卖一半货物，才能把蒲亚里的本钱付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响，广州的官员和有钱人，就像现在香港人请一个菲佣一样，蓄养一个“鬼奴”(黑人)干家务活。南宋时浙江温州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卸职后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里面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朱彧《萍洲可谈》里也说“广(州)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谓之昆仑奴”。由此可见，黑奴买卖唐宋以来就很盛行。至于后世不断有论说广东人有黑人血统，大概也是据此捕风捉影，开开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瓷器碎片鎏金腰带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宋史》卷180《食货志下》)的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条)。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三《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张方平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苏轼文集》卷三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在众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岁末附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梦溪笔谈》卷一二)。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2千万斤(《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8]541。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8]128～1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关于钱荒的成因，南宋时有人分析说：“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这个认识，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导致钱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产生新的疑惑。为什么政府铸造铜钱的数量会减少?为什么铜钱会大量外流?什么原因促使民间居然冒死犯禁去销毁铜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持续贮藏铜钱，使其沉淀下来而退出了流通?事实上，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判定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还需要对宋代铜的价值变化进行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它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宋代铜的生产来说，生产技术确实得到一定的提高，据记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许]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铜相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条)。这是宋代开始使用胆水制铜法的开端。胆铜的质地不如以前冶炼方法生产出来的铜，因此宋仁宗朝实行胆水制铜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复用这种方法制造铸钱用的铜材[14]。由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宋代铜的价值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据此能够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判断吗?我认为，宋代铜的价值下降的趋势当然会对铜钱的价值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弥合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因为宋代基本的冶炼技术没有发生变化，而宋哲宗朝以后用胆水制铜法生产出来的铜材数量有限，特别是南宋时期各钱监多有废弛，每年产铜和铸钱的数量更少。据王菱菱考证，宋代可考的胆铜最高年产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问的187万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胆铜的产量锐减到21万斤，以后更是每况愈下[12]104～105。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断，宋代提炼铜的技术进步虽然对铜的价值有影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宋代产铜技术的进步不能成为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理由。事实上，宋人叶适已经觉察到了铜钱购买力的改变。他说：“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才]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瓠]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余?今何为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明矣。”(《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叶适通过从汉唐到宋代的物价比较，看出宋代较之汉唐“钱多”而又“钱贱”这一社会现实，仍然反映了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参考《中国经济史· 宋代经济卷》，和《宋代交通管理制度》

镇江素以“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著称，一些著名学者到镇江考察后认为镇江具有发展基础工业的五大优势条件，即港口、能源、水源、用地、城市依托等，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下面就镇江优越的地理环境极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1、自然地理区位（1）镇江地处中纬度的沿海地区。全市介于北纬－，，东经－，之间。使镇江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生物、土壤等方面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东离大海约200公里。地球上同纬度的非洲中北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美洲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沙漠，而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受海洋影响大，成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2）镇江是长江下游（扬子江）南岸的一座滨江城市，在全国也数量不多的。滨临长江的区位条件对镇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古以来，镇江成为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镇江城市沿江东西发展，呈长条状分布的形态。镇江凭借长江南岸滨江城市的区位优势，在江苏省新一轮沿江开发中，成为重点开发的城市之一。（3）镇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北临滔滔大江，境内多低山丘陵。临江依山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镇江 “大江风貌”、“城市山林”的自然景观，沿江的“三山风景区”已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时，镇江的江防形势十分险要，“镇江”就有镇守长江之意。宋代汪藻称京口“气概之雄，形势之险，实足以控制大江南北”。南宋爱国诗人陈亮也说：“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镇江在军事上处于可攻可守，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和江防要地。2、 交通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江河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中国最大的东西水运大动脉-----长江流经镇江市区北部，在此与贯穿中国南北、世界最长的京杭大运河交汇，使镇江形成了优越的“十字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镇江就是我国“以港兴城”的典范。镇江沿江西上，可达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顺流而下可达上海，并可直接出海，腹地广阔。镇江港货物综合吞吐能力已经超过3200万吨。镇江沿运河北上可达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南下可达钱塘江流域，目前已与国内17个省市60多个港口有运输联系。与海外71个国家和地区的288个港口建立了海上外贸业务关系。江南运河1997年全线修浚后，可通航500吨级的轮船，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成为江南运河最重要的入江口。所以，镇江有“南北之要津”和“九省通衢”之称。（2）镇江陆上交通便捷。秦始皇为了便于东幸巡游和加强对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公元前210年，在镇江开凿运河的同时，也建筑了从南京经镇江直达浙江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从此，镇江水陆交通的重要地位基本确立。明清时镇江驿道（国道）四通八达。镇江驿站有陆驿、水驿和水陆驿三种，供官方使用。四通八达的驿道，成为各地货物运输和旅客旅行的重要通道。明代驿道自京师（北京）经南京、镇江直达杭州。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如312国道、104国道、沿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等。润扬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镇江与苏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横贯镇江市区。省内第一条地方铁路----镇大铁路加大了大港港区与沪宁铁路及全国铁路网的联系，使镇江形成了铁、公、水，江、海、河综合运输的格局。沪宁城市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镇江的交通区位将进一步增强。 （3）航空运输方便。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常州机场不远，并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相通；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3、 经济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我国沿海地带、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字型重点开发轴线的交汇处。“黄金海岸”、“黄金水道”这两条轴线是我国21世纪经济的增长极，是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吸引外资和技术，开拓和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领先地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这一经济区位优势更为显现。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镇江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2）镇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密集的集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开发开放程度高，科技文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镇江离上海仅22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有利于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和技术支持。（3）镇江又是宁镇扬都市圈中的重要城市。镇江与南京、扬州三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它们地域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相距仅几十公里，共同构成了宁镇扬都市圈。宁镇扬都市圈东接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北与相对后进的徐州都市圈相连。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有利促进宁镇扬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二）独特的山水城市1、两大山系镇江全市丘陵山地占，镇江北部有东西走向的宁镇山脉横陈，长100公里；南部有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绵延140公里。宁镇山脉在镇江地区呈稍向北突出的反射弧状，弧顶拐点在市区南山一带。在拐点以西山体宽大，高度较大，如紫金山448米，大华山437米、宝华山396米。拐点以东山体窄小，并逐渐倾伏，止于丹阳嘉山、常州孟河一带。是燕山运动褶皱，薪构造运动隆起形成的山脉。茅山山脉突起于句容、丹徒与金坛、溧水、溧阳、高淳之间。整个山体成马鞍形。北段最高，主峰大茅峰372米；中段低落为100米左右的缓丘；南段再度隆起，如丫髻山高达410米，是茅山山脉最高峰。茅山山脉的山体全由石英砂岩组成，质地坚硬，抗风化能力较强。它是泥盆纪发生断裂构造，西盘逆掩上升形成的山脉。2、 五大地学发现宁镇山脉是我国地质研究最早、研究最深、内容最广泛、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科学家在镇江就有五大地学科研成果。使镇江成为地质学的实行基地。 一是发现了山字型构造。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在镇江南山发现宁镇山脉在镇江之西为北东——南西走向，到镇江之东转为南东——北西走向。形成向北凸起的弯弧，镇江就是弯弧的转折点；而句容和金坛县之间近南北走向的茅山又直指这里，两者似乎组成了一个倒写的“山”字。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还发现了这是受扬子准地台控制的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的反射弧部分。李四光由此创立了“山字型构造”学说，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二是发现了沿江大断裂。焦山、象山之间的断裂作用发生在大约亿年前的侏罗世末期的燕山运动，称为“长江大断裂”或“沿江大断裂”。焦山、松山、寥山和象山原本是一个隆起的背斜，长江大断裂发生后，这个东西背斜的北翼沉降陷落下去，平均陷落40米以上，现在长江南岸的镇江象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基本上是这个背斜的南翼。距今200万年到70万年的前早更新世，在长江大断裂破碎带的基础上，经过江水长期侵蚀，发育成了长江河道。三是发现了古冰川遗迹。在7亿年前的早震旦世晚期，镇江、南京及周围地区处于滨海环境，气候异常寒冷。海面上有冰山漂浮，陆地上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丹阳埤城一带是冰海中的一座古岛，岛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川。这是地球史上最早的冰川期，地质上称为“南沱冰期”。地质学家在丹阳建山乡嘉山高桥中学附近和埤城尧巷的钻孔中找到这个时期的冰川沉积物------冰川砾岩，又有大陆冰川作用的痕迹。四是发现了巨型石灰石矿藏。1919年丁文江教授在丹徒赣船山发现了大面积厚层优质石灰岩----黄龙灰岩。厚度大多在80—90米之间，质地很纯，是上好的水泥原料和炼钢的熔剂。1931年李四光教授命名的船山灰岩厚度也很大，质地也很纯，为特大型的石灰石矿藏。五是发现了标准地层。如1877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就以句容仑山的名字命名了“仑山灰岩”。1919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丹徒赣船山，以当地地名将这种岩石命名为“黄龙灰岩”。后来李四光命名了另一类石灰岩为“船山灰岩”。高家边页岩和茅山砂岩的创名地点就分别在句容的高家边村和句容的大茅山，那是1935年由李毓尧命名的。1931年朱森把句容高骊山南坡的地层创名为高骊山砂岩。此外，1935年还有李毓尧以句容下蜀命名的下蜀黄土。2、 两大水系镇江辖区内的主要河流为长江干流，其次为大运河。长江镇江河段长公里,有三湾四汊，河床南北摆动,受潮汐影响，感潮较强等特点。大运河在镇江境内公里，是一条引、排、航等功能相结合的骨干河流。3、 城市特色 镇江位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顶端，镇江北临滔滔大江，金山、北固山、焦山沿江耸立，气势雄伟。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波状起伏，山岭高低错落，多风景名山，“一水横陈，连岗三面”，是一座具有真山真水特色的天然山水城市。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形成了“城市山林”、“大江风貌”的城市特色。（三）丰富的自然资源1、土地资源镇江全市面积3843平方公里，境内地貌类型复杂，以低山丘陵和岗地为主，占全市总面积的％，沿江和湖滨多平原。全市土地中，农业用地占％。镇江土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镇江还有可观的江滩资源，它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在丘陵岗地发育了地带性的土壤---黄棕壤，它是暖温带棕壤和南亚热带红壤、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平原地区多为水稻土。2、气候资源在气候上，镇江属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气候特点明显：春季风和日丽，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微寒少雨。全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8月份，平均气温为℃；最冷月在1月，平均气温为℃。全年平均降水量1060毫米，夏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6、7月份有梅雨。镇江光照和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光、热、水资源丰富，且配合较好，雨热同季，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3、淡水资源镇江江河交织，市境内河流有63条，总长702公里。本区地表径流丰富，人均拥有水量460立方米，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镇江区内水质优良，大部分水体为Ⅱ—Ⅲ类水，适宜发展造纸、电力、化工等大运量、大耗水的大型基础工业，是镇江投资环境的优势所在。较大的湖泊有丹阳的练湖和句容的赤山湖。全市中型水库有101座，水库、塘坝容量5亿多立方米，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镇江地区共有65座镇以上水厂，市区有五座地表水公共水厂，全市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每日为万立方米，其中市区日供水能力万立方米，目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水质优于国家标准。镇江地下水蕴藏量也很丰富，年可开采量1058万立方米。全市共有深井170余口，目前年开采量近230万立方米。 4、长江岸线资源 长江镇江段自然岸线长达259公里，其中深水岸线85公里，占全省深水岸线总长的，是江苏省深水岸线资源最丰富的市，是建设深水良港的最隹地区。长江镇江河段是一处具有良好水上通航、避风、停泊条件的优良天然港湾。从南京的龙潭到镇江的河段基本为顺直、微弯的分汊河段，河岸的抗冲击能力较强，受其控制下的河岸深槽长期保持稳定。镇江是“以港兴城”的典范。自隋唐起，京口成为“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游”的交通咽喉。成为江南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著称的“商贾并凑”的商贸城市。宋代镇江府的商税额占全国第11位。明代镇江是全国33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一。清代，镇江商业空前繁荣，漕运发达，有“银码头”之称。现在已建成港口、码头209个，4个港区、139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19个。良好的深水岸线为镇江依江建港，依港兴市，发展沿江产业带提供了优越条件。 5、矿产资源 镇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发现44种矿产。主要有铁、铜、铅、锌、钼、金、银、硫铁矿、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珍珠岩、沸石、岩盐、粘土、石膏、硅灰石、煤、泥炭、硅石、磷、石墨、花岗岩、玄武岩、透辉石、红柱石等，分布在200余处矿产地，占江苏省矿产总数的，其中30余种已探明储量，25种矿产已开发利用，占江苏省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总数的。矿产资源综合储量列全省第三位。 镇江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储量大、矿种多，其中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闻名遐迩，素有“石三宝”之称，是省内主要建材工业基地。膨润土矿为特大型矿床，储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句容郭庄甲山的膨润土矿储量达亿吨，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型膨润土矿。珍珠岩、沸石为省内唯一产地。丹徒荣炳有丰富的岩盐资源，储量近亿吨，这里将成为盐化工基地。硅灰石产于句容宝华镇石砀山一带，品位很高，是我省唯一的硅灰石产地。镇江还有许多造园石材，如太湖石、斧劈石、黄石和雪石等。太湖石形状各一，千奇百怪。斧劈石造成的盆景有鬼斧神工之奇，在丹阳建山、常州孟河有较大规模的开采。黄石在十里长山、茅山都有采掘。黄龙灰岩经轻微变质而大理石化，质地纯白，称为雪石，也有人称洞穴中的碳酸钙沉积物称为雪石。镇江有色金属品种多。铁矿石品位较高，韦岗铁矿为一中型矿床，储量达2185万吨。铜、钼、铅、锌矿多集中分布在宁镇山脉中部的句容北部及镇江郊区一带，都是中小型规模，但矿床（点）多，也是镇江的优势矿产资源之一。亭子乡的老人峰铅、锌、铜多金属矿总储量30万吨，是镇江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镇江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冶金、建材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6、生物资源镇江过渡性的气候反映在植被上出现了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混交林。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温带、暖温带的植物种属，也有亚热带的植物种属。镇江已建有南山和宝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珍贵树种有宝华山自然保护区的宝华玉兰，药用植物有700多种。意杨等速生树种和沿江滩涂低地的芦苇，是很好的造纸原料。竹子、杞柳是扬中竹编和柳编工艺品的原料。镇江水产品丰富多样，长江鱼类就有90多种，刀鱼、鲥鱼、 鮰鱼、河豚为名贵鱼类。白鳍豚、中华鲟、白鲟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江豚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7、旅游资源 镇江具有数量众多、级别较高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镇江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江苏省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镇江有三个（南山、茅山、瓦屋山），金山、焦山、茅山、宝华山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全省两个自然保护区中，镇江有一个----宝华山自然保护区；有南山和宝华山两处国家级森林公园。镇江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4处（焦山碑林、六朝陵墓石刻、英国领事馆旧址、昭关石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镇江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发展镇江旅游业，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物质条件。二、 地理环境对镇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东西走向的大江和南北走向的运河不仅仅是物资和商品交流的途径，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镇江特有的临江近海、江河交汇的地理区位，有利于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对镇江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很大作用。1、南北兼融镇江地出2江南，其地域文化原属吴文化，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王朝建都建康（建邺）后，许多北方人纷纷南迁，很多人在京口定居。从永嘉元年至南宋泰始二年的140年间，约有九十万北方人南下。在“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在今江苏省范围内的有二十六万余人，而南徐州(京口)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人，几占全省侨寓人数的十分之九。”超过了镇江本地居民（20万）。南朝宋时，设立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使南北文化的强烈碰撞，镇江逐步形成了南北兼容的移民型文化的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镇江，位于北方话板块与吴语板块的交界地带。镇江居民原来为吴方言，大量北方居民南下，使镇江居民的方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镇江吴方言的属性发生剧烈变化。由于长江与运河在这里交汇，运河发达的漕运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人员的频繁交流，加深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南宋时宋室南渡，这里又受到北方方言的再次影响，基本完成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清代初期，有一批旗人(满人)迁入镇江，他们的旗腔（类似京腔），对镇江方言的北化有也有一定影响。可见，经过长期的融合，镇江方言由吴方言逐步演变为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镇江地区也成为北方语系与吴语系的结合部，居民语言复杂。但镇江的北方方言中夹杂了一些吴语成分。因此，镇江居民的语言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北固山诗》中说“风俗太伯余，衣冠永嘉后”，就是对镇江民俗文化深受商末泰伯、仲雍率领周人南下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大量居民南迁深刻影响的最好总结。自古以来，镇江居民有“饭稻羹鱼”的生活习俗。六朝从北方引种了小麦，镇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以水稻为主变为稻麦兼作，使镇江农作文化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在菜肴的口味上，镇江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如江南的沪菜、无锡菜和苏邦菜偏甜，北方的鲁菜偏咸，而镇江一带的淮扬菜既清淡又加一点糖。此外，镇江人的性格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征，既有北方人豪爽刚直、勤劳崇实的特点，又有南方人精明能干、脑子灵活的特点。2、东西并蓄 唐代，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丝绸贸易的海上货运集散地，吸引着大批波斯及阿拉伯（大食）国家的商人前来经商，有的还把家眷带来留居。元代军队除蒙古军外，还有由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其中有的在镇江留居。他们和原来留居在镇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信奉伊斯兰教。1861年5月，根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镇江成为长江下游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他们经营江海航运，开设工厂，设立商栈。镇江人也吸取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镇江对外通商，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商品进出口业务大增，促进了镇江金融业的发展。最盛时镇江有钱庄60多家，故有“无镇不成庄”之说。 1861年2月，英国在银山一带设立租界，建立领事馆、海关、工部局、巡捕房等，他们用近代管理方法管理租界。镇江也是我国利用近代西方通讯技术最早的城市之一，光绪年间镇江先后成立了电报分局和邮电总局，其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1912年镇江开设电话局，1919年1月在全省第一家开通了长途电话。 镇江优越的水陆交通、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加速了镇江地域文化东西并蓄进程。如元初日本僧人古源邵元、元代高丽诗人李齐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都到过镇江。 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1894年到镇江，在此生活、学习、教书达18年之久。她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她对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理想追求，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权威人士评价说：“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3、 宗教多样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镇江的茅山道院是由矛盈三兄弟于西汉创建的，它是中国道教正一道上清派的祖庭，被道教列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教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和养身理论。道教的养生之道深入人心，如太极拳、气功等。镇江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编创了“孙氏三十六手太极拳”，成为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尊为“儒教”。古代镇江的府学、县学内都有“先圣庙”，祭祀圣师孔子。 随着中外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先后传入镇江。东汉时佛教传入镇江，在焦山建普济寺。东晋在金山建泽心寺，南山建鹤林寺（原名竹林寺）。唐宋时，佛教十分盛行，镇江寺庙不仅对内受戒，还有大量外国僧人前来受戒、参禅。如被称为“律宗第一山”的宝华山隆昌寺，是明代以来我国影响最大的律宗传戒场所。据说明清时全国70%的僧尼都来此受戒，东南亚、日本等地到此受戒的僧人也很多。早在唐代时，就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留居镇江，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为满足他们宗教信仰的需要，625年镇江阜民街就建有清真寺。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镇江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他们在镇江建立福音堂、妇幼医院、基督医院、崇实女子中学、润州中学等，客观上也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镇江都存在。因此，镇江的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化、儒道佛三教相互渗透等特点。（二）旅游业发前景广阔1、优势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镇江不仅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是发展镇江旅游业的物质条件。 （ 2）发达的交通 镇江的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我国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镇江是我国重要的“十字黄金水道”。沪宁铁路横贯市区，沪宁高速铁路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104国道及沿江公路、镇澄公路等通过市境，县乡村级公路四通八达，形成了稠密的公路交通网络。目前镇溧（阳）高速公路、宁（南）常（州）高速公路、沿江高等级公路与沿江高速公路等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和镇溧高速公路将构成镇江“新黄金十字”构架。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常州机场不远，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市区交通方面，镇江中心城市“一环、三横、四纵”和主城区“十字双环甲字型”路网将构建形成，形成完善的城市道路网络体系，构筑镇江中心城区到各市（县）城镇1小时车距的目标。（3）配套的接待设施镇江现在已有40多家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旅游业务。已建成星级饭店9家，其中镇江国际饭店、镇江宾馆和镇江大酒店为四星级宾馆，还有4家三星级宾馆和3家二星级宾馆，拥有床位1600张。有13家国际旅游定点单位，12家旅游涉外饭店，1家文物商店，1256辆出租汽车，425台公交客运车辆。各种类型的商业网点、旅游工艺品商店、连锁超市以及娱乐休闲等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百年老字号。形成了配套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 （4）齐全的通讯设施镇江电讯已建成较完善的DDN网，为加快DDN节点机处理能力，将DDN业务移植到了ATM网络平台。镇江电讯于2000年建成了覆盖全市各区、市的FR∕ATM本地网。宽带多媒体通讯网络建设和接入网已有较大发展。全市拥有邮政局（所）135处，邮政报刊图书销售亭（点）406处，邮政总长度达3628公里。通信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靠的通讯保障。（5）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镇江市卫生战线坚持“全面发展，重点突破，创建特色”的原则，使全市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建成了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地方病、非传染病和寄生虫防治，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卫生法规监督、监测等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市医院病床7596张，卫生技术人员10460人，全市平均千人拥有病床张，卫生技术人员人，添置了不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水平较高的医疗服务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保证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医疗保健。 （6）充足的物资供应 镇江的外向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呈现基地化、规模化、特色化趋势，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旅游者。镇江旅游商品供应也较充足，具有地方特色，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食品中镇江恒顺香醋、肴肉和锅盖面被称为“镇江三怪”。丹阳封缸酒、百花贡酒、镇江小磨麻油也是镇江特产。淮扬风味的镇江菜肴，很具地方特色。名特产品还有制作精细的竹编、柳编工艺品，汉白玉插屏、玉雕、长毛绒玩具、可折叠的宫灯、机制绣品、裘皮制品、金山灯彩、镇江“金山”牌膏药、陶瓷娃娃、丹阳的眼镜、打火机、戏剧服装等。此外，镇江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积极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旅游环境，增加投入，大规模进行景区开发与建设，积极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宣传与促销活动，强化旅游市场管理，使镇江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市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较深刻，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2、主要问题（1）缺乏全市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镇江市至今尚无一个科学的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旅游开发的随意性较大，一些旅游项目仓促上马，没有收到良好的效益，造成了资源浪费。旅游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未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对各市（区）的旅游开发也缺乏通盘考虑，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未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使镇江旅游业落后于周边地区，缺少拳头产品，直接影响了镇江经济的快速发展。（2）管理体制不顺 镇江市有些景区形成了旅游局、园林局、宗教局、文化局、交通局等单位的多头管理，影响了景区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也势必影响该景区的长远发展。（3）资金投入分散，缺乏名牌产品 由于镇江市缺乏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资源特色、市场定位和开发序位缺少认真研究，使各地区、各景区分散进行建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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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钱荒及其缓解对策裘士京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一钱荒频频的原因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 的37年中,曾允许百姓私采铜、金、银等矿。《宋史•食货志》载,开宝三年(970) 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凋疲,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能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 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中华书局1964 年版) 表明朝廷不与矿冶业主争利,使他们在一定的减税、免税政策下,从事采矿和冶炼。其后曾一度将采冶收归官营,凡出铜地区,一律禁止民采。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部分地放开开矿权,主要控制冶炼和铸造权。宋代金属矿场的分布及岁课量。据《宋史•食货志下七•坑冶》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劭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治平年间(1064～1067) ,铜矿分布共11 州1 军46 冶,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 州(军) ,与治平年间基本相似,又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 场。金属矿的产量也呈上升之势,仁宗皇祐时(1049～1053) ,岁课铜510 万斤,铅约10 万斤,锡33 万斤;英宗治平时,铜为697 万斤,铅增至200 万斤,锡增至百余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 ,岁课铜1 460余万斤,铅919 万斤,锡232万斤。铸币数也由太宗至道年间的80 万贯,至真宗景德年间增至183 万贯,到神宗元丰年间,仅所铸铜钱达到500 万贯,铜监增至17 所,所铸铁钱也达至500 万贯,有铁监7 所。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钱名种类最为丰富的时期。唐天宝年间,每年铸钱数只有32 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铸钱量就达100 万贯以上,最多的元丰年间达500万贯以上,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就数十倍于唐。根据各年铸造铜钱数来计算,从北宋立国到元丰末年截止,总铸造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缗,若加上私铸的钱,合计当接近二亿贯。官府的铜钱,在铜监监督下铸造,铜料一般来源于周边的矿山,也有从较远产区调配来的。宋代铜冶增长的情况已如前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钱最盛的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积聚已久的钱荒问题却突显出来。正如当时人张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宋代钱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铜是国家的禁榷物,由国家严加控制,民间缺铜,一般民用铜器在市场上价格上扬,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销熔铜钱以铸造器皿,据记载因此可以获利5～10 倍;其次,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再次,铁钱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因此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这种状况在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进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宋代货币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复杂、币材种类最多的王朝,加上一直没有统一,铜、铁钱兼用,钱币分大小以及铜、铁钱交换比率的不确定等也是钱币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二缓解对策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尽管宋代大量开采铜矿、锡矿,到处设铜监铸币,但钱币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项措施增加钱币的铸造和投入,以期缓解或解决钱荒问题。方法之一,大铸铁钱,以铁钱补铜钱之不足。早在宋初,铁钱就与铜钱并行,且形成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成为宋代金属铸币流通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铁钱流通的区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地。南渡以后,为防止铜钱流入北方,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朝廷在重要产铁区设置铁监。史载,真宗景德年间,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12 斤10 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25 斤8 两, 铜钱1 个当小铁钱10 个兼用。仁宗庆历五年(1045) ,泉州青阳铁冶大发,置铁务于泉。神宗熙宁年间,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 、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镇) 、衡(治今湖南衡阳) 、舒(治今安徽安庆市) 、鄂(治今湖北武昌市) 、惠州(治今广东惠州市) 置6 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南宋绍兴九年(1139) ,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 ,增置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皆铸造折二钱,岁各30 万贯,所铸之钱在两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 ,诏令舒州岁增铸10 万贯,蕲州增5 万贯。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十年又将舒州之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后复以发运司通领四监———江州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军名,治今江西清江临江镇) 之丰余监、抚(治今江西抚州) 之裕国监。司农许子中所领三监,岁各认30 万贯, 所铸大小铁钱, 令两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 ,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30 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同上)两宋所置铜监和铁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兴废之间主要由资源的多寡决定,有的监兴亦突然,废亦匆匆。但有些监如饶州、池州等得以延续较长时间,主要得益于资源的丰富。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为减少铜的使用量,在铜钱铸造中适当增加铁、铅、锡的含量,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费省而利厚。试用此法铸于京师,铸钱时搀杂铅、锡,结果液流速而易成,搀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万钱。虽最终没有成功,可以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崇宁元年(1102) ,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认为江、池、饶、建等监所铸钱不够用,建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30 余万斤,计增铸钱15 万9 千余缗。所铸之钱光明坚韧,与现行流通的钱相同。起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8 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质量较差。随后江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两年后蔡京被罢免,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次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这种方法在此之后也曾多次运用,对铜料短缺可起缓解作用,但效果不佳。方法之三,减铸小钱,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淳化二年(991) ,宗正少卿赵安易建言,因所见蜀地铁钱至轻,二万钱才可购买罗一匹,请求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铸地改称御书钱监;所有旧贮小铁钱以小换大。但是,大铁钱信用度极差,后遂罢铸。实际上赵安易所请之法应该有效,只是措施不得力,收效不显著。不久,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小铜钱3 个可铸当十大铜钱1 个,可省料三分之二,应是很诱人的。此后,各地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的做法便层出不穷。熙宁后,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呆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又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这一措施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史载:“自当十钱流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乏。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既减铜增铁,又以当二代替小平钱,同时严厉打击私铸,可谓数法并用,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徽宗时,再次抬出皇帝御书,大铸当十大钱,立钱纲验样法,设铸钱院。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当十大钱从此流布甚广。这一措施的推行,使钱的质量下降。大钱虽通行,但钱荒仍无法缓解,北宋已亡。方法之四,发行交子,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这是交子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子起初是川、陕一带商人因铁钱重且价值贱而发明的。小钱每10 贯,重65 斤,折大钱一贯,重12 斤,街市买卖,难以携带,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便于携带且又很轻便的货币。宋真宗时(998～1022) ,成都16 家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金,造成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禁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正式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这是中国发行纸币的开始。起初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的,每期发行额为1 256 340缗,以三年为界,界满时制造新交子以调换旧交子。交子最初只在川、陕流通,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 推行到秦州。交子的推行极大地方便了商贾,也弥补了铜料的紧缺和金属货币的不足,并从此开创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历史,成为世界货币发行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流通的范围与铁钱流通的区域相同,钱引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京师等地。南宋的纸币流通范围广、种类多,初称关子,后称会子。市场上,既有朝廷发行的会子,也有地方性的川引、湖会、淮交等。两宋各种纸币的兑现以铜、铁钱为主。由此可见,交子最初在铁钱流通地出现,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后方便行商的需要,其后则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尤其是铜币的短缺。纸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铜钱严重不足的矛盾。方法之五,申严下海之禁。铜钱的输出是两宋的一个严重问题。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铜钱的外流已相当突出,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减少,但输出仍在继续。输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其去向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和国家,最大的去处是北方的金人,其次是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日本为例,日本自唐宋以降,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其中宋钱的数量最大,北宋钱又占绝对多数。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 在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188 116 枚,占总数的83 % ,其中北宋钱占96. 6 % ,南宋钱仅占3. 4 %。(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7 页注释[ 15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又如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 在冈部村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24 818枚,占总数的89. 6 % ,其中北宋钱占97. 6 % ,南宋钱占2. 4 %。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293 026枚,宋钱占84 % ,其中北宋钱占99. 3 % ,南宋钱仅占0. 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0 页注释[ 1 ])宋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输出,如宋初就强调“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 ,其后又多次重申。南宋也一再重申这一基本政策,其中仅南宋后期就有宝庆元年(1225) 、端平元年(1234) 、淳祐四年(1244) 三次明令禁止铜铁外流,尤其是申严下海之禁。方法之六,搜刮民间铜器,禁止毁钱铸造其他器皿。早在开国之初的宋太祖开宝三年(970) ,就下诏禁止民间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同上) 此后,类似的诏书也很常见。宋仁宗天圣以后,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加其罪,毁钱千,为首者抵死。但其收效有限。宋代经济的发展,从钱币的大量铸造、钱币投入量大增可以窥见其一斑。宋王朝采用多种办法,扩大铜矿的开采和钱监的设置,上述六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铜钱的投放量,缓解了钱荒,但终宋之世,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钱荒客观上反映了货币经济在封建社会之重要性的提高,也折射出宋代对外交往联系的加强。(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考古新发现与皖南古代社会研究》内容之一, 项目编号A HSK03204D29)作者裘士京,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