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呐鸥论文题目

穆时英喜欢将都市生活作为书写对象，一方面大规模地展示了工商业城市的文明及消费物象：汽车、摩天大楼、舞厅、银行、街道、咖啡馆、酒、烟草等等；另一方面沉迷于对女性身体的铭写，对摩登女郎的脸和身体的叙事性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在进行的是琐碎叙事，他的写作同样具有宏大叙事的雄心魄力。因为在穆桂英看来，都市生活本身即已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和宇宙，“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这是何其具有包罗气势的叙述。事实上，穆时英写作《上海的狐步舞》，只是其庞大计划中的“一个断片”，他想“让都会景观承载更多的意义”，“用城市作为在关键岁月里的国家缩图”，“藉此成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15]穆时英的大计划是写作《中国一九三一》，而茅盾《子夜》的副标题恰恰是“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 ”（1930年，一个中国罗曼史），穆对茅盾所代表的历史阶级的宏伟叙事的挑战姿态是很露骨的，这也是日常叙事在获得自主发展可能后所必取的态势。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鸥》写的是刚由练习生提升为洋行小职员眷恋故乡的故事。他被提升为职员，这本来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刻板机械的生活，感到非常寂寞和无聊。他期望回到故乡，找回初恋的温情，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忍受都市生活的煎熬。作者从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中，剖析了受压抑的意识，披露了潜伏的欲念，从而揭示了都市的病态生活所造成的病态心理。《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施蛰存的这些小说内容较为健康，善于通过底层的人物、平凡的事件来揭示主题，较之刘呐鸥、穆时英更显得接近现实主义；但由于作者的生活视野狭窄，缺乏一种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的内蕴和气势。施蛰存的色，幻，魔，奇，究其实质是深入了都会日常生活的心理领域，从事的是对日常性的微观层面的考察。当然，他杂糅了弗洛伊德和中国志怪小说的玄秘色彩，试图表达出都市生存境遇中的日常感受：对于“幻象”的体验是其中主要的叙事主题。在施蛰存那里，“幻象”的心理体验是生活的变态和偶发事件。而到了张爱玲那里，幻象体验就成了日常生活之本身，其神魔气质早已经被极度的日常性剥离了。由施蛰存到张爱玲，是由对日常性的生活体验过渡到世界本体体验的演进。张爱玲总是试图摆脱日常性的平面化和无意义，为日常话语提供一些可资透视的深层向度。我指的是张爱玲的“苍凉美学”：“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终端，时间本身便不再重要。正是在那样的时刻，张爱玲的‘苍凉’美学才是可以想象的。”[16]张爱玲的这种“苍凉”，正是对现世的远景凝定，这不是一个瞬间的现世，而是有着深度、广度和历史的永恒的瞬间。张爱玲不仅提供了日常性怀旧情绪的感性资源，而且她还以其文本构拟了一个居于时空边缘的日常世界的本体性存在，尽管她是以体验的方式来表达的。穆时英醉心于书写表层物象，施蛰存精于摹画日常心理领域，张爱玲完成了对日常世界的本体性臆想。

影评怎么写（六）影评标题的写作 先述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它是居于最显赫位置、以最具抽象性或涵括性语文表意的一句或两句文辞。它的目的在于揭示内容、诱使读者阅读正文。 标题一定要与中心思想有关，越密切越好。标题应该是评论性的。标题中“试论”、“小议”、“浅论”等字眼最好不要用。 影评的标题方式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里略举大要。 由单一的一句话组成的标题叫单行题，一般情况下，都能点明信息；两行或两行以上句子组成的标题称为复合标题。常见的影评文章的复合式标题多是主题＋副题。主题以简洁话语交代文章主要观点，或向读者传达最主要的东西。副题居于主题之后，用来标明主题的指向、事实。 由表意程度划分，标题可有实题与虚题二种。实题指表意实在具体的标题，其特点是具体标明影评内容，虚题则是虚化、抽象的标题。 常见的标题大抵有下述种类： 1、赞誉题。如《大兵电影——大师手法》《喜剧民族形式的成功探索――影片〈两对半〉观后》《雅俗共赏的新尝试――浅议影片〈神鞭〉》。 2、论断题。如《从女性崇拜的轰毁到理想人格的破灭》《〈黑面人〉的奇、情、味》《“无力回天”的悲剧》。 3、论战题。如《驳斥江兼霞的〈关于影评人〉》《情节？人物？意识――与王一川同志商榷〈红高粱〉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问题》《清算刘呐鸥的观点》。 4、批评题。如《何时梦醒？写在〈粉红色的梦〉后》《〈脂粉市场〉的三点缺憾》《白障了的“生意眼”》。 5、比较题。如《从东西文化观〈罗生门〉与〈公民凯恩〉》、《论张艺谋的“点金式”――〈菊豆〉与〈末代皇帝〉之比较》、《电影艺术中的几泡尿》。 6、设问题。如《扩张？传播？交流？－－从文化角度感受〈泰坦尼克号〉》《恶耶？善耶？喜耶？悲耶？――话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端盘子”的出路在哪儿？》。 7、并列题。如《〈机组乘务员〉与“灾难片”》《情境？人物？戏》《嘎劲与雅气》。 8、转折题。如《一个太阳，两种感受》《〈皆大欢喜〉看后皆不欢喜》《“西瓜地”不如“裤料”》。 9、浅议题。如《浅论〈红高粱〉中的颠轿》《对〈幽谷恋歌〉的一点看法》《小议〈陌生的朋友〉》《“艺术情趣”小议》。 10、杂感题。如《“老演少”可以休矣！――看〈第二次握手〉有感》《从一场戏谈起》《银幕拾零（六则）》《是否过分了点――影片〈锅碗瓢盆交响曲〉观后随感》。 11、推介题。如《推荐两部教科书》《该看一看〈活着〉》。 12、新闻题。如《〈南郭先生〉有新意》《〈红色恋人〉的路子非常新鲜》。 13、综合题。如《当代影坛四大时弊》《说当代纪录电影》《怎样拍电影？！――“电影拍摄公式”小辑》。 14、拟人题。如《生活在叹息》《道具的 *** 》。 15、比喻题。如《硬吞香蕉皮》《家：苦海方舟――〈红西服〉印象》。 16、哲理题。如《美，是性格和表现》《立异方能出新――谈〈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反色彩效果》。 17、反问题。如《请教》《两个想不通》。 18、熟语题。如《半场荒唐梦，一把辛酸泪――评包氏父子“理想”之毁灭》《儿女情长，英雄志壮――谈〈秋瑾〉中一双小独生女的穿插》。 19、格言题。如《“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怎样看待影片〈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略谈〈大桥下面〉的含蓄美》。 20、评书题。如《话说〈红高粱〉》《话说“做”电影》。 21、“关于”题。如《关于〈拯救大兵瑞恩〉的话》《关于影片〈泰坦尼克号〉的音乐》《关于〈红色恋人〉的定位》。 22、介绍题。如《卡赞的〈欲望号街车〉》《有什么话好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 23、自介题。如《〈菊豆〉――跨文化电影的阐释学读解》《〈风雨故......>> “观后感标题题目怎么写” 写观后感需要正确把握文章内容。 常见的观后感一般包括三大块内容： 1、内容简介。用简单几句话概括影片内容，就像我们平时读了一篇课文归纳主要内容一样，做到既完整又简练。2、发表评论。写这部分时，同学们可向自己提这样几个问题：你对影片中哪件事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哪个人物你最喜欢，为什么？哪个场面最使你感动，为什么？只要选择其中一个问题深入思考并写下来，就构成了自己对影片中某人或某事、某个镜头的个性评价。 3、抒写感受。这是观后感的主体部分，学生往往言不由衷，空喊口号。最有效的方法是作比较：或将片中人物与自己比较，寻差距，找不足；或与身边熟悉的人相联系，阐发自己的观点；或将电影中的先进事迹与生活中、社会上的现象比比较，从正反两方面谈感受。在写作时，同学们可简单列举一些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或人）使自己的感受有血有肉，叙议结合。一句话，只有联系自己，联系生活和实际，才能写出真情实感。 影评的标题怎么写？ 其实要写好的影评是件很容易的事件，不过这也要建立在你是否认真的看过这部电影上的，好多人都是认真看过电影，要写影评的时候却无法下手！把你所看到的和你看的时候的想法结合当今社会，包括你对它的看法，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更期待什么，都认真的记录下，这就是一篇很好的影评！祝早日完成这篇影评！ 电影观后感的论文题目怎么写 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或连续剧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所谓“感”，可以是从作品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作品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观看而激发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观看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观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观看后的基础上发感想。简单来说就是观赏过后的感触。 要写好“感”就该联系实际，深入发挥，把自己的“感”写深、写透。 这里的实际，不是单指自我实际，还包括他人实际，社会实际。 如观了《四个小伙伴》，我让学生说说丁小东等四个小伙伴他们开始错在哪里?你们也有过他们的想法吗?学生讨论很热烈，认为四个小伙伴错在认为只做一件好事就会成功。有个同学说，他自己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每年三月五日，他都做一件好事，他认为自己就是雷锋似的好少年了。还有个同学说，他为班级主动打扫过两次清洁，有的一次也没主动打扫，却还被评为“红花少年”。认为老师、同学们偏心。看了《四个小伙伴》后，他和四个小伙伴一样，都认识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观后感题目怎么写 1、直接拟题 比如 读《生命生命》有感 《生命生命》读后感 我读《生命生命》 读《生命生命》后想到的 2、以感点为正题，以“——读后感”等为副题，比如：珍惜生命 ——读《生命生命》有感

2000 简单啦 自己写你会更自信

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一）前后表述不一致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二）表述与史实不符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930年代前后，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透过自身对上海都会的观察与体会，藉小说创作开启了中国文坛的新感觉派。过往在社会与文学等因素压迫下，中国新感觉派的文学价值受到压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严家炎教授以现代主义的观点切入，肯定中国新感觉派在小说形式的大胆突破，才使其获得重视，成为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即是透过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小说作品的分析，探讨1930年代前后三位作家面对上海特殊环境带来的冲击与全新体验，如何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作各种形式的创新，并援引电影这跨领域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全新经验的表达。论文第一章首先爬梳中国新感觉派在称谓与定位上纷乱的现象，就五四时期因自身富国强兵导向，在援引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出现的扭曲与误读进行观念的厘清。并就20世纪以来文学观念的改变，探讨小说创作中固定时序的突破与电影发明后，在小说创作中产生的影响、渗透。第一章重於观念的界定，第二章则就史地方面，说明新感觉派之所以长期不受重视，甚至文学价值遭到全面抹杀的理由。首先就上海的地理情况，说明上海华洋杂处、商业异常繁荣的盛况。并藉此说明广大中国与上海都会的环境落差，迫使中国新感觉派文人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使他们的上海新感受无法得到理解与共鸣。第三章到第五章则以作家为主，由作品探讨他们笔下的都会外观如何被建构，如何表达他们的都会体验。在讨论的进程上，刘呐鸥因译介日本新感觉派与《无轨列车》杂志的创办占有先行者的位置。穆时英则在刘呐鸥的基础上，凭其才华将中国新感觉派的都会书写推向高峰。而与两人的创作方向不同，施蛰存避开都会景观的描写，直探人性欲望幽微处，因此安排在刘呐鸥与穆时英的章节之后进行讨论。本文以中国新感觉派的三位代表作家为主，就都市情怀与写作技巧两方面进行作品诠释。除了论证电影技术化视觉性强力主导了三人对「新感觉」的表达模式，也希望藉此将过往失之偏颇的探讨焦点转向作品本身，使三位代表作家在形式与技巧的开创上，获得应有的关注与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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