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论文范文主义论文

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俄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俄国文学论文 范文 一：俄罗斯文学论文——论《大师与玛格丽特》

摘 要：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被苏联政府“默藏”多年，直到60年代才重获出版。之后，苏联乃至世界文坛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对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更成为瞩目的焦点。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无以计数的封号：神话小说、情感小说、宗教教诲录、传奇小说，甚至是超小说，因其复杂性和多释性至今仍被认为是个难解的谜。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主要分析文本，旨在探讨它的多重风格与文体杂糅现象，从叙述学的角度对这部20世纪俄国经典小说的特色及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创作主题、艺术风格、人物特点

目 录

一、 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2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3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3

四、 《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3

五、 《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4

正 文

一、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 毕业 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

小说从表面上看就是讲了一个魔王撒旦访问莫斯科的魔幻 故事 ：沃兰德(Warland，撒旦的化身)想了解莫斯科的世道人心，就带着几个随从去到那里，用的魔法设置了很多，以检验世道人心的败坏，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丑态百出，展现了自己缺陷的人格。主人公大师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幸运地彩票中奖得到一笔巨款，便辞职开始写一本关于圣经中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小说，无奈小说不为人接受，心情郁闷，住进了精神病院。但很幸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大师遇到了美丽的玛格丽特，她理解他，欣赏他，支持他，与他一起完成心中的愿望。最终在沃兰德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最后都死了)。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线索纷繁，人物众多，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

小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索。作品采取怪诞的手法、非现实的人物,诠释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赞美了真诚的爱情,对善与恶,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进行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哲理探索,并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辩证思考,以及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深刻透视。

四、《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

1、幽默风趣

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

2、庄重肃穆

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在人物刻画方面,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

五、《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

魔鬼沃兰德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沃兰德不同于《失乐园》与《浮士德》中的魔鬼，他是属于布尔加科夫的。当布尔加科夫招来魔鬼打乱了整个莫斯科的生活秩序时，我们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躲在魔鬼背后对莫斯科小市民善意的嘲笑。

大师与玛格丽特

小说进行到一半，小说的主人公大师和玛格丽特才姗姗来迟。从一开始，布尔加科夫就不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处于现实之中。大师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爱情就在他们面前蹦了出来，就好像小巷里的地底下蹦出来个凶手，一下子让他们惊呆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具有某种纯粹性。它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宗教式的爱情，又或者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莫名的冲动，它只是爱情。布尔加科夫需要爱情，于是爱情出现了。在这里，布尔加科夫抛弃了之前他对细节谨慎的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自由让人着迷。

在布尔加科夫让魔鬼与现实开了一个玩笑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共同组成了布尔加科夫所需要的真实。作为主人公，大师只占去了全篇很少的几章篇幅。与大师相反，玛格丽特则统领了整个第2部。余华认为，大师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影子。事实上，在大师身上，布尔加科夫始终有着隐痛。大师传达了布尔加科夫与现实关系的暧昧。大师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在其作品被否定后，他一度陷入彷徨。大师始终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若即若离。而最后，他在魔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宁。与大师身上的暧昧不同，在玛格丽特身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不再受到任何束缚。强劲的 想象力 冲进每一条缝隙与现实拥抱。现实不再成其为现实，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玛格丽特是真正属于布尔加科夫内心的。当布尔加科夫寻找世界的真实时，她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眼睛。可以说，是玛格丽特为布尔加科夫打开了那扇通向世界的门。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的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真诚地、从不背叛自我地度过了自己并不轻松的一生。

俄国文学论文范文二：《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 传说 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 素描 ，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 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 《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 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 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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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而进了哪些主要斗争？ —— 布尔什维克领导开展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巩固革命政权。 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发生于：1918年～1920年。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而同国内及反革命武装和外国干涉军进行的战争。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企图通过武装斗争恢复其失去的政权，是苏俄内战的主要起因。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使这场内战得以持久的主要因素。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并且利用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企图扼杀和肢解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尽管内部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目的，即消灭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为了捍卫革命成果，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四面封锁的艰难条件下，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全国军民、经过近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主要进行了：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等。高尔察克原是沙皇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他盘踞在西伯利亚一带。协约国帝国主义改变反苏斗争策略，把白卫军推到第一线，以高尔察克的军队为主力，派去许多军事顾问和运送大量枪支弹药，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邓尼金、尤登尼奇、米格尔的白卫军以及波兰和芬兰的军队也同时发动进攻。在这苏维埃政权危急关头，列宁在《真理报》上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必须用全力粉碎高尔察克”的号召，大批工农加入红军支援东方战线。莫斯科--喀山铁路段的工人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来支援前线。党中央还把东线分成南北两路，以南路为重点展开斗争。并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政府颁布了余粮收集制法令。对保卫国内战争胜利起了积极作用。7个月的战斗后，红军开进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高尔察克本人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此前，红军还击退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协约国组织的以高尔察克为主力的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遭到彻底失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了粉碎反革命叛乱的斗争。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邵武勉、卡冈诺维奇等布尔什维克分赴各个叛乱地区，宣传革命，瓦解叛军，动员工农群众，组织敌后武装起义，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从中部地区派出了由革命士兵、赤卫队组成的革命部队，分赴各地配合当地群众武装扑灭革命叛乱，战胜英法日波尔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巩固了新生政权。希望采纳

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