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论文悲剧研究意义

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摘要：知人论世。作品是作家内心情感外在的流露，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不是作家仅凭借一时灵感创造的，而是作者自己某种经历结合的产物。同样张爱玲这位作家也不例外。张爱玲的一生可以用她作品中的两个词概括：“华丽”和“苍凉”，这种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其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关键词：经历、苍凉、悲剧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于上海市出生，原籍河北丰润，本名张瑛。1930年进黄氏小学插班就读，母亲为她改名：张爱铃。张爱玲虽然出身于豪门贵族，然而她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总伴随着强烈的悲剧情节：童年时代亲情丧失，青年时代理想遇挫，与胡兰成的爱情破裂，与美国作家赖雅再婚，一次流产使她失去了永远做母亲的机会，中年丧偶……这一连串的人生经历，加上她本人的敏感与孤独，使张爱玲品尝着无尽的凄苦。因而她的作品总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沉香屑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中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作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写尽了葛薇龙沉沦堕落的自觉和无奈。《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红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 ，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 ①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性中的罪恶。《金锁记》中的七巧戴着黄金枷，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自己，劈杀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成了黄金的殉葬品，又拉上了不少的陪葬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不露声色的运用其中。 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无真情，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她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少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②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③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结果只能毁了自己。情爱婚姻套上了种种枷锁：黄金枷、传统枷。在将婚姻作为职业时，金钱成了衡量婚姻的准则。白流苏追慕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心经》中的绫卿甘做可当自己的父亲的峰仪的情妇，也无非如峰仪所言：“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他们或许有一点真心，但在“金镂衣”下，他们的这点真心显得多么卑微，多么可怜。明显可见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和女人无不存在与她的生活之中。她作品的背景多发生在没落封建家庭，张笔下男子可从父亲张廷重和前夫胡兰成身上找到原型。《花凋》中的刻薄的郑先生、《红玫瑰和白玫瑰》中道岸貌然佟振保。张笔下的女性有着她母亲的小资情调、时代的颓废堕落和她自己身上的无奈气质。她们都活在无爱的环境之中，追求过但都无法企及，无论亲情或爱情她们都不能拥有。她们注定是苍凉的。参考文献：[1]《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3]《永远的张爱玲》季季 关鸿 编 学林出版社[4]《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 徐岱著 学林出版社注释：①《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9页〈一级一级走进无光的所在〉②《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33〈一对平凡的夫妻〉③《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141〈一语成谶〉

张爱玲是文坛异端，其作品大都悲凉、伤感。她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多个方面，这既与她所处的时代风潮有密切联系，也与她个人的际遇休戚相关。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是文化联系虚弱的时代，张爱玲正巧在这个时候触碰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境遇，用悲伤且略带消极的文笔将两个时代的端点精妙绝伦的连接起来，正如她所说：“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足以看出时代影响着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不得不说的是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张爱玲对家庭充满了失望，本该过着豪门千金生活的她，到最后甚至被父亲威胁到生命，她心里必定会留下许多阴影，这些从她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都能找到线索，比如：“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或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再或者：“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还有：“女人还没得到自己的一份家业，自己的一份忧愁负担与喜乐，是常常有那种注意守侯的神情的。”等等。另一点就是张爱玲的爱情路。她与胡兰成的爱情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段爱情的终止给张爱玲以巨大的打击，她的作品的悲剧意识便这样不断加强。如：“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还有：“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还有：“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还有：“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的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等等。所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缺一不可。（这是我的看法，希望你能有所受益！！！）

历史意义~有些难啊张爱玲小说人物分析或某部作品的赏析较简单

主要是自己婚姻的不幸！就照这个写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她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时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及战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她深深的悲剧意识和复杂的心灵，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悲情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