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杂志抗战胜利

因为中华民族很坚强，很团结，有不屈的精神很意志！当然还有美国对日开战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式侵略战争，不得人心；中国是正义战争，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帮助，加上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抵抗，策略得当，所以最终获得了胜利。

朱德（1886-1976）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鞠躬尽瘁；胸怀天下，气度恢宏；谦虚谨慎，纯朴忠厚。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历任军长、总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朱德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1．弃教从军 以武救国 朱德，1886年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他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卓有建树，对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年表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 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府试均中榜。 次年清廷即宣布废除科举，他未能参加省试，乃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中学堂。 三十三年到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次年回仪陇高小任教。 宣统元年(1909年)赴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 宣统三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往由蔡锷统领的云南新编陆军当队(连)司务长。 同年参加辛亥革命，随后参加蔡锷组织的援川军，支援四川革命。 1912年回师后晋升少校，任讲武堂区队长兼教官。1913年朱德调入部队，在云南南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指挥部队在深山密林中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土匪武装作战，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流动游击作战的经验。 1915年升至团长。同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次年，在川南纳溪一带山地同敌人激战一个半月，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格斗而著称，常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1917年升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曾会见陈独秀并提出入党要求，陈予以拒绝。 1922年9月，他前往德国留学，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在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中国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护照。 1925年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被派往川军从事争取杨森的工作。 9月，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的惨案。他鼓励杨森对英采取强硬态度，截击英舰并通电全国。11月，他和杨暗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策划沪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 1927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1927年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927年 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1928年 1月，同陈毅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将革命武装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 1928年4月，同陈毅率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29年初，他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移。 1929年 2月10日，他和毛泽东率部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灭追军近千人，才摆脱国民党军的跟踪追击。随后，他和毛泽东率部转战于赣闽边界，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他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1930年 6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1930年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底至1931年 9月，他和毛泽东指挥第一方面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道，，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4年 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 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继续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 6月同第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 6月，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 1937年10月，率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1938年 4月，与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年秋，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挥八路军各师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1940年2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 1941年 11月，负责领导新成立的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 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秋季，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 1947年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战开创了解放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 1948年 5月，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 1948年9月后，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和解放华南、西南、西北等重大战役，解放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50年参与制订抗美援朝的决策、并亲自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 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茅以升(1896－1989)江苏镇江人。早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科学校。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该校授予的“斐蒂士”研究奖章。1922年应聘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1924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1942年任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先后出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1955年6月，被聘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常委、副主任。还荣获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79年获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授予的“卓越校友”奖章。从小得到的启示南京秦淮河上，有座文德桥，这里是夫子庙古代最繁华的地方。自清末以来，秦淮河上每年端午节都要划龙船，看龙舟竞渡。有一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几个小朋友来茅家邀约以升次日同到秦淮河去看龙舟竞渡。不巧的是，第二天以升的胃疼得厉害，不能去了。只好相约着，请他们看完以后，再把如何赛龙舟的情况告诉他。这一天，秦淮河上彩旗招展，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一百多条龙舟一字儿排开，船头上坐着划船手，按照规矩，在龙舟竞赛的进行中间，划船手必须齐心协力地划，看哪条船最先达到目的地，就算是优胜者。当天，观看龙舟竞渡的人山人海，河岸边挤得水泄不通，不论大人小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鲜美亮丽，大家都想占据一个能看得清楚的地方，能站到文德桥上，便是最理想的选择。当龙舟从文德桥下划过时，一时间，数百人拥向文德桥。忽听哗啦啦一声响，桥塌了，许多人都摔到桥下去了。文德桥原本是一座比较古老的桥，年久失修，突然遇到挤压，便倒塌了。有些识水性的人连忙下水救人，赛龙舟的人也放弃了竞赛，参加救援，这是出于人们预料之外的重大事故，经小朋友们的逼真描述，让以升心情非常激动。小朋友离开后，他平躺在床上，浮想联翩，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我要学习造桥，要造出千万人踩不坏，挤不塌，踏不断的桥，甚至让汽车，火车从上面通过也无妨。后来，茅以升决定学土木工程，特别是学造桥，这从小立下的志愿，终身为之奋斗，并立下丰功伟绩的，不能不说是文德桥倒塌的启发。几度重相见1922年底，由于杨杏佛的力荐，茅以升应聘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得到师生特别是杨杏佛的大力支持，在原来机械工程系的基础上，扩充土木工程、电机工程，这样工科拥有三系，成为全国仅有的系科设置全面的工科。既确立了工科以土木工程为主干，也顾及了当时世界上电机工程领先发展的态势。这对工科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为了工科的发展，茅以升成了杨家的常客，他们过从甚密，茅以升和杨杏佛的友谊进一步升华。说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得从唐山路矿学堂说起。1911年8月，茅以升和杨杏佛同时考取唐山路矿学堂，而且是同班，情谊甚笃。辛亥革命爆发，杨杏佛立即赶到武昌，在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组任收发组长。后来在孙中山的帮助下，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系。茅以升在唐山路矿学堂毕业，考取清华官费留学，被派往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做研究生。有一天，他们在校园里相逢，他乡遇故知，真是喜出望外。他们重温旧谊，来往亲密。当时，杨杏佛和胡明复、赵元任等组织了科学社，茅以升当然成为其会员，并为该社《科学》杂志写了《中国园周率略史》等论文。1918年底，杨杏佛回国，科学社也迁到南京，杨杏佛应南高师之聘任工科教授。不久，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才有了力荐茅以升任工科主任之事。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枪杀，茅以升不胜悲愤，他说：“多么可惜呀!我的青年时代的学友杨杏佛不仅是个科学家，也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有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既精通科学，又善文能诗词，可惜他只有40岁”，就牺牲了!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自炸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既高又长的铁路、公路和行人三用两层大桥。1933年8月，茅以升授命来到杭州，为祖国建造新桥，出谋献策，绘图制件是他多年的心愿。钱塘江古称“无底”，就是说钱塘江水深，流沙厚，变迁莫测，江面水流汹涌，波涛险恶，冲刷力大；加之建桥经费有限，施工期限急迫，因此，必须把能同时动工的工程，上下有关的工程，配套联成“系统工程”同时动手，一气呵成。茅以升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集体智慧，势如破竹地解决一道道难题。如每一个桥墩下要打160根桩，9个桥墩就要打1440根桩，若用老办法汽锤打，一天只能打1－2根，后来他们采用“射水法”，一昼夜可以打30根，从而提高了工效。又如运用“汽压沉箱法”建造桥墩，将钢筋水泥制成重达600吨的箱子，准确地放在已打进泥沙里头的木桩上，沉箱下落时筑墩身，墩身完毕后架钢梁，上下并进，日夜施工，终于如期完成我国造桥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在建桥的两年半时间里，茅以升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为了监督工程的进程，以身作则，经常同工人在一起，甚至通过沉箱下水去实地调查，以便及时修正施工规划方案。一次，他下到水深30多公尺的沉箱里，正好日机空袭，关闭电源，只好和工人一起呆在箱子里。虽然大家很沉着，但当时还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待升到水面以后，才知道原来是空袭的缘故。后来，茅以升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在水下的处境，真是永久难忘!那位管电气闸门，坚守岗位的工人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1937年9月26日，火车象巨龙般驰过钱塘江大桥。公路桥是11月17日通车的。“人们可以双脚跨过钱塘江了!”真是万人空巷，额手称庆!然而日寇入侵，战火已经蔓延至浙江，黑暗象笼纱似的把钱塘江桥两岸蒙住，难道

中国生理学会是在1926年初由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任主任林可胜教授发起创建的，作为发起会员的有吴宪等17名中国的和外籍的学者。学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为推动中国生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26年9月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并决定出版学会的学术刊物。1927年1月，中国生理学杂志创刊号问世。到1937年，学会共举行了10次年会，会员发展到113人，会员的专业包括生理学和相关专业如生物化学、药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学会的全国性学术活动被迫停顿。许多大学迁至四川、云南和贵州几省。迁至成都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蔡翘教授组织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组织生理学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并出版《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在北京，张锡钧教授代理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并继续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杂志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中国生理学杂志于1948年复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会于1950年在北京举行了会议，选举了新的理事会。会后，学会积极进行了恢复各种活动和杂志的出版等工作，会员人数也很快增加。1953年学会理事会决定将学会扩大成为中国生理科学会，会员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和实验生物学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经过筹备，1956年举行第13届会员代表大会时，会员有1269人，学会正式更名中国生理科学会，有22个分会和11个地区组织。学会还成立了生理、生物化学、药理、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营养共6个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复刊，更名为《生理学报》；并在北京创办《生理科学进展》杂志，出版综述性学术论文。1957年以后，由于受到接连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学会的活动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会活动则完全停顿。1977年，学会理事会积极筹备恢复学会的工作。1978年，学会在青岛召开了第15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生理学报》和《生理科学进展》也都复刊。随着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生理科学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学术活动日益活跃，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趋频繁。由于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等专业相继成立全国性的学会，中国生理科学会于1985年底又恢复中国生理学会的名称。此外，学会又出版了《应用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中国生理科学杂志》和学会的内部刊物《生理通讯》。1980年6月，由冯德培和王志均代表学会与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代表Kovach和Thurau在上海签署了备忘录，明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所属中国名下有两个团体会员，即位于北京的中国生理学会和位于台北的生理学会。此后，中国生理学会正式成为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的团体会员。1990年，中国生理学会正式加入亚洲和大洋洲生理科学联合会，成为团体会员。中国生理学会杨雄里副理事长在第一届亚洲和大洋洲生理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上被选为理事会副主席。1994年，由中国生理学会委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筹备和组织的第三届亚洲和大洋洲生科理学大会在上海举行。截止到2010年，中国生理学会下设神经科学、血液-循环-呼吸-排泄生理、消化-内分泌-生殖生理、比较生理、应用生理、中医院校生理和运动生理六个专业委员会。为了加快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学会还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国生理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第二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02年10月在福建南平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由67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又选举产生了由常务理事会成员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对外交流加入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IUPS）。70年代末，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带来信息，希望中国生理学会加入IUPS。经过联系磋商，并经国务院领导批准，1980年6月21日IUPS代表，秘书长Kovach和接纳会员委员会主席Thurau来到上海与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冯德培和王志均两位副理事长签署了上海备忘录，明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IUPS所属中国名下有两个团体会员即位于北京的中国生理科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和位于台北的生理学会（The Physiolog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bei）。自此，中国生理学会正式成为IUPS团体会员。加入亚大地区生理科学会联合会（FAOPS）。1986-1989年间，泰、日等国生理学会提出并筹备成立亚大地区生理科学会联合会（FAOPS），邀请中国生理学会为发起国学会。1990年中国生理学会正式参加FAOPS作为团体会员，由杨雄里副理事长代表学会参加理事会并被选为副主席。1994年FAOPS在上海举行了第三届亚大地区生理科学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