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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说的不准确......太多的破坏者现在谁知道哪个是真的......楼主我看过预告片是专门的研究论文日志拖车的内容你旁边，
给我一种归属感，气氛很好，不像外国的动漫一样，看了就看了而已
《秦时明月》故事简介 天下虽定，乱世未绝。 天下第一剑客—盖聂，携故人之子—荆天明，为躲避秦王的追杀，踏上了荆棘密布的旅程。此刻，年少的天明对自己的身世以及未来将要经历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命运之手却已将一幅绚烂至极的画卷在其脚下展开。 秦国边境，残月谷，盖聂一人一剑，尽屠300大秦铁骑精兵。这位天下第一剑客以满身伤痕告诉年少的天明何谓真正的强者。 消息传来，皇帝震怒，勒令宰相—李斯务必铲除一切抗秦势力。 李斯提出以江湖对江湖的所谓以毒攻毒的策略。 鬼谷传人，原韩国贵族—卫庄，20年前为同门师兄盖聂所败，一生所愿便是击败师兄，夺的天下第一剑的名号。为此，其不惜肉身，修炼鬼谷派的禁忌秘术，实力已是深不可测。李斯便以盖聂作饵，诱卫庄出山。 逃亡路上，天明结识了楚国大将之后—少羽，墨家众高手，还有身世成谜的少女高月等人。 卫庄手下的四大天魔王奇招迭出，对众人步步追杀。 天明历经磨难，凭借过人的机智与勇气，终于一一挫败对手。怎奈卫庄处心积虑，处处设局，天明和盖聂最终还是被逼入绝境。卫庄谋划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逼迫盖聂和自己进行一场真正的决斗。 一场等待了20年的宿命之战，在鬼谷派纵与横两大弟子之间无可避免地爆发了...你可以上上去看嘛，如果想下的话先下载土豆的IE土豆，然后下载视频就好了.
《秦时明月》，是中国首部武侠动漫系列剧，于2007年春节期间在全国各地同步播映。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武侠CG/3D（电脑三维动画）贺岁动漫系列剧，《秦时明月》融武侠、奇幻、历史于一体，引领观众亲历两千年前风起云涌、瑰丽多姿的古中国世界，在浓郁的“中国风”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共有六部，及特别篇(Special OVA)、电影版等。本书继已故台湾作家温世仁先生的遗著第一部《荆轲外传》再推出了第二部《百步飞剑》、《秦时明月》动画海报(15张)第三部《夜尽天明》、第四部《诸子百家》，第五部《万里长城》、第六部《焚书坑儒》由明日工作室编制（续温世仁先生作品）。 原作中荆轲与丽姬，原是青梅竹马，但丽姬的美貌，惊动天下，让秦王得知而下令齐王建交出丽姬。丽姬被掳至秦宫后，方才得知怀有荆轲之子，为保荆轲血脉，丽姬委身秦宫。荆轲因失去丽姬而变得意志消沉，却在山上遇见异兽而开窍顿悟，自创“惊天十八剑”。春去秋来，丽姬于秦宫产下荆轲之子——荆天明，秦王因爱屋及乌，也视如己出。荆轲接受燕太子丹的刺秦重任，提了樊於期将军的项上人头与督亢地图献给秦王，并欲藉此机会刺杀秦王。不料刺秦一事早被随行的秦王首席护卫——卫庄通报秦王，任务失败，荆轲与丽姬双双死于秦王宫殿，韩申受两人所托携其子荆天明逃出秦宫，秦王下令追杀昔日爱子荆天明，派出秦王四大护卫风林火山，日夜追赶。易水之寒，乌江之畔，芦苇丛中一战，韩申被四大高手之双锤山刺杀身亡，幸赖天下第一剑——盖聂及时赶到，施展百步飞剑后诛杀四大高手，荆天明始暂逃此劫。然经此一战，盖聂亦深受重伤，秦王的追杀却不因此而中断，故人遗愿，烈士重托，长夜无语，故情不灭，盖聂挽着故人之子——荆天明，踏出了燕国边境，向着不可知的归处前进。（原著八部：《荆轲外传》《百步飞剑》《夜尽天明》《诸子百家》《万里长城》《焚书坑儒》《始皇之死》《亡秦必楚》，后三部正在创作中）。作者介绍 温世仁，1948年生，台北市人，台大电机研究所毕业，民国二十六年于金宝电子公司总经理任内获颁青年奖章。由于信奉「工作是使命感，也是享受」的道理，温世仁尽管工作繁忙却仍勤于著作，已出版《企业的未来》、《网络创财富》、《英语直通车》等十二本作品。温世仁是一位卓越的的科技人，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更是一位怀抱梦想的文化人。2003年12月7日，他因操劳过度，突罹中风在台北去世。动画简介一、秦时明月2004年推出开篇之作，40分钟三维动画片《荆轲外传》（但从未公开过，可能要重新制作）。 第一部《秦时明月之百步飞剑》，已完结，共10集，每集23分钟左右，2007年春节档播出。玄机科技已完成《百步飞剑》的重制，重制版DVD也将上市。百步飞剑、夜尽天明已在《知音漫客》开始连载漫画版，每月一集(锐周刊）重制后的《秦时明月之百步飞剑》仍为10集。 第二部《秦时明月之夜尽天明》，已完结，共18集，每集22分钟左右，2008年7月17日首播，DVD同步发售。 第三部《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已完结，共34集，每集22分钟左右，2010年6月10日首播，DVD同步发售中，共八张。32元/张。 第四部《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现正在制作之中。 (预定38集，每集约22分钟） 已出预告片。预计2011年放映。 第五部《秦时明月之焚书坑儒》。 第六部《秦时明月之始皇之死》。 第七部《秦时明月之亡秦必楚》。 另外，制作方已经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电影版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另有消息称，制作方准备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推出剧场版。 总投资预计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秦时明月》的故事背景取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西楚霸王项羽攻陷咸阳这段英雄辈出的历史时期，是一部以武侠为主题的全民型动漫，伴随着古灵精怪却又年少轻狂的主角荆天明去冒险，观众会切身体会到其成长的心灵历程；此外，豪侠剑客如盖聂、高渐离；神秘隐士如墨家、阴阳家、及各门各派的众多高手；纵横捭阖的秦始皇、少年项羽（即项少羽），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在出场时有了更具时代感的表现。丰富的人性化场景能够吸引观众自然而然融入其中，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在剧中找到萌点。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动漫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诠释了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精髓，对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墨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医家、名家等全都纷纷登场。在那段伟大辉煌的时代里，建长城、度量衡、征匈奴，哭孟姜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也将穿插其中。主人公同名士侠隐仗剑游走江湖，于时代变革的乱世之中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的沧桑变幻、悲喜轮回，最终成为了终结这个时代、开创新纪元的决定性力量，也堪称是一段浪漫辉煌的中国式武侠传奇。故事简介天下虽定，乱世未绝。天下第一剑客，始皇帝的近卫——盖聂，携故人之子——荆天明，为躲避秦始皇的追杀，踏上了荆棘密布的逃亡之途。秦国边界，残月谷，盖聂虽一人一剑，却使得300大秦铁骑精兵全军覆没，这位天下第一剑客以满身伤痕告诉年少的天明何谓真正的强者，并结识了楚国项氏一族的少羽，后一同向墨家医仙求医。同时，曾与葛聂为同门师兄弟——卫庄，12年前为师兄盖聂所败，因此立志不惜任何代价打败盖聂，为了和葛聂决一生死而出山围剿墨家。卫庄手下的四大天王奇招迭出，对众人步步追杀，终打入墨家核心。不料燕国公主——高月因天赋异禀被阴阳家月神带走，而前来支援的诸子百家也被阴阳家高手重挫，墨家巨子不幸身亡。落难的墨家众弟子逃向桑海，向儒家小圣贤庄求助，难料世事，墨家新任巨子天明和少羽竟进入小圣贤庄学习，偶遇的神秘少女石兰……月夜下，天明终于得见相互爱慕的月儿，而此时已物是人非……时代背景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秦王朝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并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 秦王朝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金人。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节旗皆尚黑。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始皇三十七年， 秦始皇病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子婴（史称秦三世）即位46天后，秦朝灭亡。二、改编手机游戏 秦时明月-夜尽天明游戏介绍最热动画《秦时明月》系列第二部火热登场，全面继承原动画庞大的开放式场景。双主角流程，独特的副本系统，全手绘场景配以多首原创音乐和大量华丽过场，让你在绝美环境中体验独特的快感.编辑本段故事梗概全剧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帝国开始，到西楚霸王项羽攻陷咸阳结束，时间跨度30年，讲述一个体内流淌英雄之血的少年天明最终成长为盖世英雄，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进程的热血励志故事。剧中，各种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纷呈迭起，仗剑游走江湖的名士侠隐和对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子百家更是在这个合纵连横的大时代中悉数登场，百家争鸣的中华古文化在此激烈冲突碰撞，大时代恢宏磅礴的战争场面在连天烽火中震撼重现，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于动荡乱世间绽放光华……少年天明如杂草般顽强生存于时代变革的乱世之中，面对强暴的政权、险恶的敌人，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的沧桑变幻、悲喜轮回，最终成为了终结这个时代，开创新纪元的决定性力量，成就一段浪漫辉煌的传奇。《秦时明月第一部百步飞剑》故事梗概仗剑英雄，侠义少年，邀君共赴江湖游。 天下第一剑客盖聂携故人之子天明为躲避秦王追杀，踏上了风起云涌的荆棘之途。 始皇帝嬴政勒令宰相李斯不惜一切铲除抗秦势力。李斯以盖聂为诱饵引天下第一刺客团首领卫庄出山，借其对盖聂的仇恨实现“以江湖对江湖”的策略。 逃亡路上，盖聂、天明结识了墨家众高手、楚国大将之后项少羽和谜样少女高月，一行人在命运的引领下进入被誉为世间最后一片净土的墨家机关城。 备注，由于字数过多，详情内容（图片、剧情、人物简介等）请单击词条链接：《秦时明月第一部百步飞剑》《秦时明月第二部夜尽天明》故事梗概千重机关，万迭迷岭，快意恩仇续前缘。 机关城隐匿于绝岭雄峰之间，集结了墨家深厚的智慧，是天下所有反秦势力最后的堡垒。 面对固若金汤的墨家机关城，卫庄却向秦王许诺，只需一天时间便能将其攻破。 秦王派出庞大的精锐之师随卫庄攻城，与墨家世代为仇的公输家族首领公输仇也加入了卫庄的阵营，机关城严密的防守工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卫庄刺客团中的数名高手亦纷纷出动，一时间，机关城内杀机迭起、暗流涌动。 众高手能否齐心协力撑过墨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天明是否能在重重迷雾中参透自己的身世之谜？盖聂与卫庄推延了十二年的宿命之战将如何上演？所有谜底，《秦时明月之夜尽天明》为你一一揭晓！ 备注，由于字数过多，详情内容（图片、剧情、人物简介等）请单击词条链接：《秦时明月之夜尽天明》《秦时明月第三部诸子百家》故事梗概公元前222年，秦发兵六十万攻楚，楚军节节败退。乱军之中，日后的名将之星蒙恬（蒙武之子）与未来的西楚霸王少羽第一次在沙场相遇。 楚军寡不敌众，情况危急万分，少年霸王与帝国将星的初次交锋，胜负难测…… 两年之后，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帝王。然而，乱世并未结束，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为颠覆大秦而崛起。他们分别是墨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医家、农家等，历史上称之为诸子百家。 如今，天下反秦势力最后的堡垒--墨家机关城，正遭遇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盗跖虽然成功脱出，赶往求援，却被一神秘少女拦住去路。与此同时，墨家巨子率领各家英雄在赶往机关城途中，也遭到了阴阳家高手出其不意的暗袭。 机关城中，身中剑伤的盖聂挥剑斩向身后…… 十二年后，纵与横再次交锋，鬼谷的宿命之战，终将在此有一个了结！ 墨家机关城会否就此陷落？墨家众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天明的面前究竟还有多少荆棘之路在等待着他？ 被阴阳家虏去的高月又会有何遭遇？ 要以孤家寡人对抗诸子百家，嬴政能有几分胜算？ 在这动荡的乱世中，谁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 …… 我们的故事，这仅只是开始！ 备注，由于字数过多，详情内容（图片、剧情、人物简介等）请单击词条链接：《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 开篇题词 历史为骨，艺术为翼；中华文明，宏扬百世
关于秦始皇是否是全面的暴政，在这里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暴政之源说秦始皇暴政的源头莫过于秦始皇时期施政两大特色：其一是秦国独尊法家制度，致使秦律太过于严苛不讲人情，六国之民受不了这么严酷的各种法，所以才使得后来的农民起义。其二则是劳民伤财，出动大规模的劳力去修长城、运河、陵墓、宫殿等等。使得六国的民众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终于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因一个“时机”就使很多底层人民都在沉默中开始爆发了。现代的翻盘之论其实现在翻盘的就是秦律真的有那么不讲人情吗？以前只能根据史书了推测，而随着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湖南里耶秦简的出土，这给对秦律惯来的认识就受到了不小冲击。出土的这些秦简表明，秦律并不是传说的那么不尽人情，相反有些地方还蛮人性化的，所以也就有了秦始皇真的那么暴政的质疑。是非定论其实个人认为秦始皇的政，最主要的是急功求进，没有考虑人民的感受。太过于的消耗民众的劳力等等，本来打了这么久的仗了，民众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的希望，喜欢安安心心过过小日子，结果不是去征去当兵了则是去当劳役修各种设施去了。这种在秦国人民看来已经是习惯了的生活，但六国人民却不习惯这种生活，所以也就被六国人民称为了“暴政”。不过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是属于暴政的范围了。所以秦国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就亡了，而汉朝继承发展了秦律却兴盛了。故而错在于何处一目了然。
秦始皇对统一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统一了度量衡文字等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打压了先进的文化思想。秦始皇的暴政势弊大于利的，为秦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对于秦亡汉兴都能说上几句。如秦始皇严刑峻法，实施暴政，造成秦国赭衣塞途、囹圄成市的局面，结果导致秦的灭亡。而汉初则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扫除烦苛，务在宽厚，刑罚罕用，尤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流行，使汉初社会呈现出祥和的中兴气氛。 应该说，以法律的烦苛与简约来评价秦亡汉兴的原因，是秦亡以来两千多年间学者们的普遍观点，但这与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方式有很大关系。一个短暂王朝的历史往往要由下一个王朝来编写，其中掺入的主观因素可想而知。话虽如此，但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这些“凿凿”之言是很难被怀疑的。如今，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使我们对秦亡汉兴的历史终于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知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传统的宗法血缘贵族制度予以较彻底的否定，厉行以法治国，力求各项事务做到有法可依。法制化使秦国从一个被它国视为“夷狄”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曾为推动历史巨大进步做出贡献的秦律怎么在统一后突然变得残暴起来了呢？难道秦统一前后对法律做了重大修改？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使我们对统一前后的秦律有了一定的理解。从睡虎地秦律看，说其细密是不错的，但却不能得出像后来的政论家、史家及世人所说的秦律残暴的结论。当然，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秦律的剥削阶级本质是存在的，但这是另一回事，与残暴与否无关。 根据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我们则惊奇地发现，仅以“约法三章”也远远不能概括汉初的法律。汉初的法律不仅与秦律惊人地相似，而且量刑标准也几乎完全相同。如偷盗罪，秦律规定过六百六十钱就要“黥为城旦”，汉律也如此。相谋杀人者与杀人者同罪，秦律与汉律也相同。对于隐匿户口不报的逃亡者，秦律与汉律的处罚也极相似。凡此等等，还有很多。因此，汉初法律更多的是对秦律的直接继承，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另起炉灶。现在的问题是：几乎完全相同的法律，在两个阶级结构、社会状况基本相同的社会实施后，所产生的结果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差别？在秦被视为暴政的秦律为什么在汉初却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秦亡汉兴的真正原因是否可以完全归结为秦律与汉律的差异？这些问题从单纯的制度史层面是很难得到圆满解释的。 我以为，这其中是人的因素也就是最高统治阶层素质的不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始皇帝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因此，史书上记载的始皇“事皆决于法”，“急法”，二世的所谓“申法令”等等，与秦律应是有区别的，与法家思想也应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是指他们将法制变成了人治。赵高指鹿为马，又将“诸言鹿者以法”等，也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这种人治的特点不仅在秦的上层存在，实际也波及到中下层官僚。 汉初法律在大体上虽继承了秦律，但其执行者的思想水平已有了很大变化。如有了奏谳制，使疑狱逐步上报裁定，避免了主观臆断性。刘邦本人文化虽不高，甚至还有点无赖气息，但他却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如娄敬提出的迁都建议，陆贾提出的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等等，他都采纳了。对于叔孙通等儒生阶层也没有极端的仇视，而是适当地吸收他们参政。吕后虽有夺天下之心，但她与二世的为人、为政也不可同日而语。不因己喜而赏人，不因己怒而刑人，对法律持基本尊重的态度，是汉初几位统治者的特色。 由于秦代文法吏的遗存，军功官僚的大量存在，使汉代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提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文景时期，还有不少人在谈官吏的残暴、不奉法的问题，还在强调秦末的历史极可能再现。但毕竟汉初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法律的执行上更为慎重，将秦代少数确实苛刻的法律逐步废除，在官吏的思想上灌注一些“无为”观念，在选拔官吏的类型与结构上也有重大调整。因此，虽然汉初大体因循着秦律，但结果与秦政迥异。这是时代在变化，统治阶级的素质也有了变化。 历史上的昏君并不一定是“昏律”造成的。历史上的明君也未必是“明律”培养出来的。儒家思想或法家思想何者占上风，与政治的善恶与否也不可一概而论。归根到底，封建时代的法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治的问题，因此善政或暴政与人的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不能全归咎于法律。秦亡汉兴就是一个证明。
恕我直言，如果你的水平都到了研究历史论文的地步了，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暴政，那只能证明你们村根本没通网！你敢不敢先跟我说说秦始皇怎么就暴政了呢？所有的功臣全都高官厚禄没有被清算，灭六国的过程中把杀戮降到了最低，也根本没有为难六国的王族和大臣。跟刘邦项羽的行为比比看！到底谁暴政？
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是指秦统一中国至东汉王朝的结束这一阶段，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嬴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开始实行全面的统一。然而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秦朝二世而亡。在经过短暂的分裂之后，汉朝继之而起，并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向前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秦汉时期，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均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一、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商品经济极为发达，但到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被扼杀了，重农抑商政策逐步确立了起来。由于重农政策的实行，农业得到大大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主要体现在：
1。生产工具：铁制农具和牛耕进一步普遍化，如秦朝已出现全铁的犁铧，西汉时出现了三角形犁，发明了犁壁，便于翻土碎土，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西汉还发明了新型的播种工具耧车，大大加快了播种速度。东汉时，牛耕遍及全国，中原地区还出现了马耕，牛耕方式也由汉武帝时的“二牛三人”挽犁法发展为东汉时的“一牛一人”犁地法，大大提高了效率；此外，在灌溉方面发明了翻车、渴乌，使灌溉能力得以大大提高。
石田塘
2。水利建设：秦汉时期非常重视水利事业，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如秦修建了灵渠和郑国渠拦河坝等；汉代大规模治理黄河：汉武帝亲临治河工地；东汉明帝令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修河。此外汉朝还修建灌溉、航运工程26处。
3。农业耕作技术：“代田法”的发明与推广，是汉代耕作技术的一次突破。它在用地养地、合理施肥、抗旱、保墒、防倒伏、光能利用、改善田间小气候诸方面多建树，是后世进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先驱和祖师。在代田法耕作下，产量“超出常田一解以上，善者倍之”。此外，耕作趋向精耕细作化，而且实行双季轮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4。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西汉平帝时的耕地面积较之战国时期约增加了一倍、单位面积产量也由西汉初期的1石逐步增加到东汉时期的3斛。
二、手工业
这一时期，手工业主要有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生产部门。
1。冶铁业
汉代发明了椭圆形炼炉，可日产铁一吨；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力鼓风冶铁，节约人力，提高质量，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中后期，发明了“炒钢法”；在铁器铸造上，东汉时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的先进技术。汉代冶炼设备齐全，采用韧性铸铁、脱碳钢、炒钢和叠铸等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2。丝麻织业
汉代脚踏纺织机的发明是纺织业的重大进步，汉代已经使用提花机，能织出精美的花纹，还能染出万紫千红的色彩。秦汉时期的纺织业、丝织业和麻织业技术非常高超，如蜀锦、葡萄锦、散花绫、越布、蓝白蜡染印花布等产品非常精美，享誉全国。
3。漆器业
无论生漆的产量，还是漆器的制作技术，漆器的种类，颜色的搭配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与发展。
4。造纸业
据考古材料，西汉时期已发明了麻纸，东汉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使书写用纸得到推广。造纸术的发明，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商业
尽管秦汉时期实行抑商政策，但工商业还是获得了空前发展。
1。商业繁荣的表现
（1）国内贸易——国内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商品流通十分活跃；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空前发达，咸阳、长安、洛阳等商业都市规模宏大，空前繁荣。
（2）国际贸易
其一，“丝绸之路”开通，建立了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的铁器、丝绸、漆器、玉器等物产西流，而西方的马匹、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如葡萄、蚕豆、胡萝卜等也传入我国，中西贸易与往来自此日趋频繁；
其二，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其三，与朝鲜、日本也开始了商业交往，如中国的铁器、丝织品、养蚕技术等逐步传入了日本。
2。商业繁荣的原因
（1）秦统一中国后进行了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措施，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2）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3）关卡的减少，山泽禁令的放驰，交通的发达，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作者简介：赵娟，河南郑州郑开学校，中学教师，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初中历史教育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绩突出。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给你几个网站,有很多历史文章,很有条理.秦朝:汉朝: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著作： 1．《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与何龄修等（本人承担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2．《中国古代史料学》，与陈高华等，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3．《清代全史》10卷，任第3卷分卷主编（本人写17万字）；担任第二、三、四卷写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再版4．《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撰写5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5．《海上丝绸之路》，与陈高华等，海洋出版社，1991年6．《中国屯垦史》下册，与王毓铨等（本人承担10万字），农业出版社，1991年7．《清朝典制》，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6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8．《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与李中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中国史稿》第七册，合著（与何龄修共同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7万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康熙帝本传》，与杨珍（29万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1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代卷》，主编并参与写作，本人承担8万字，齐鲁书社，1996年11月1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编》，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3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重印13．《中国航运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4．《中国屯垦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5．《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4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16．《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史》，参加农业编第二、三章写作（14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17．《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40万字），与李中清等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8．《水利史话》（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再版19．《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35万字），与定宜庄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20．《清代民间婚书研究》（28万字），与定宜庄，人民出版社，2005年21.《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45万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7月22.《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71万字），杭州出版社，2010年11月论文：1．《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2．《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与张泽咸、王曾瑜，《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3．《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4．《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5．《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6．《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7．《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康乾盛世》，《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9．《明末的三饷加派》，《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清代田土计量种种》，《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11．《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12．《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13．《郑成功和施琅》，与何龄修，《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4．《怎样学习清史》，《书林》丛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5．《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16．《清朝的会典和则例》，《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17．《清前期天津的海上交通》，《天津史志》，1985年第3期18．《清代的粮食贸易》，《平准学刊》第1辑，1985年19．《川剧“拉郎配”史实考》，《学林漫录》第11辑，中华书局，1985年20．《简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1期21．《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22．《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23．《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24．《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25．《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26．《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平准学刊》第3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27．《珍贵的资料、丰富的收藏——介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台湾家谱资料》，《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28．《清代牛租剥削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29．《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30．《犹他家谱学会和它收藏的中国资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31．《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32．《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33．《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34．《述康熙整饬吏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35．《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平准学刊》第4辑（下），1989年36．《花生别称小考等二篇》，《平准学刊》第5辑（上），1989年37．《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国外来船等三篇》，《平准学刊》第5辑（下），1989年38．《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39．《孔姓家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谱牒学研究》第1辑，1990年40．《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1．《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42．《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43．《制度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44．《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5．《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与李新达，《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6．《康熙帝玄烨》，《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7．《清代湘西苗区屯田》，《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48．《清代江南大侠甘凤池》，《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49．《清初四川“招民垦荒”和经济发展》，《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50．《明代的内河航运》，《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51．《清代山东粮食亩产的估算》，《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52．《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53.《刷新政治、改革经济的清世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海南出版社，1993年54．《小农经济运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5．《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6．《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2期57．《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58．《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59．《近世商业观念的转变》，（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0．《漫谈清代的人口政策》，（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1．《清前期内河航运考略》，《清史论丛》，1994年62．《读〈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63．《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4．《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65．《清代的皇族》，《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66．《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6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日）《中国史学》第6卷，1996年68．《清代的纳妾制度》，《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69．《清宗室的等级和特权》，（台湾）《历史月刊》第109期，1997年2月70．《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数的大体估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1．《清代的童养媳——55例刑事案例抽样分析》，（韩）《东洋学研究》，1998年4月72．《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湾）文教基金会，1998年2月73．《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74．《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75．《清代婚姻关系的变化与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2期76．《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77．《补阙拾遗 以小见大——读〈清代科举制度考辩〉》，《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78．《嘉庆间图钦图敏信奉天主教论处案——兼及宗室苏努获罪被纠史实拾遗》，《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79．《介绍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明清档案和曲阜孔府档案》，（台湾）《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80．《清代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81．《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1999年号，2001年82．《寻找真正的活历史：人口统计、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结合的新尝试》，与定宜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3．《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84．《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85．《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86．《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87．《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88．《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9．《读〈清代科举家族〉》，《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90．《情理法的矛盾：清乾隆朝妇女奔逃案件中的情欲因素》，《情欲明清·达情篇》，（台）麦田出版社，2004年91．《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明清史论丛——孙文良教授诞辰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92．《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93．《清代小农家庭规模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4．《清代的妇德教育》，《清史论丛》2007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95．《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96.《清代社会变动和妇女的思想行为》，《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85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7.《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8.《清代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 Press,Volume4-Number2-June2009)99. 《清代的任官回避制度》、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清代的“农转非”》《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00.《清代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营的新概念》，《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01. 《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清史论丛》2009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02. 《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政策投入》，《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103.《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104.《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溯和思考》，《浙江学刊》，2011年3期史料整理：1．《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2．《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清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1985年3．《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清代部分），与陈智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与邓自燊，《清史资料》第7辑，中华书局，1990年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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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作者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1981年页数：680内容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继《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之后,又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部新编的论文集,收集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内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共十八篇.论文集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问题,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货币的积累和去向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问题等.(2)关于行会制度的研究,如中国行会组织的特点,清代的手工业行会,鸦片战争以前上海行会性质的变化,会馆的性质和作用等.(3)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性,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
绪 论 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佑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佑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令人潸然泪下。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伤，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愁绪。歇拍三句，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为寺僧抄录佛经，并写有诗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岂料恰因这两句诗，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秦观行经衡阳时，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飘零”、“离别”之意，流露出浓重的迁谪之悲。下片进行今昔对照，追忆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而今却俱已风流云散，无一幸免。“携手处，今谁在？”在反诘设问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元佑党祸痛心疾首的控诉。词人横遭贬黜，远离朝廷，政治理想破灭，青春容颜衰老，这种种的怨愤不平，促使他发出了沉痛的喟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不仅是说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春天也将一去不复返。这一结句较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调越发悲切，将词人内心无限深广的愁绪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当时孔平仲读罢此词，不禁惊诧道：“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人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这些故事皆足以说明，秦观此词流露出令人惊诧的悲愤之意。 秦观深秋时节行进在郴州道中，看见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顿生萧索自伤之意，隧创作了小词《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词人置身陌生之地，独宿驿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风瑟瑟，到处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这萧瑟的景象，恰折射着词人暗淡、深闭的愁绪。“梦破鼠窥灯”，“破”字显出衰残，凄寂，“窥”字点出环境的清寒。“霜送晓寒侵被”，“送”字、“侵”字则非常深细地表现出砭人肌骨的凉意。无寐的词人随着门外的马嘶，心绪越发地烦乱忧苦。 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元符二年（1099）岁暮，他身处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内心深深绝望，竟自做《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 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秦观独自忍受着艰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打击，但始终保持着坚忍高洁的品节和情操。对于家乡、亲人绵绵不尽的思念，成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观家居高邮，隶属扬州。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并且创作了著名词作《望海潮》（星分牛斗），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往日的繁雄气势，如今的富丽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他时常追忆扬州的美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例如《梦扬州》（晚云收）以艳语写乡情，歇拍三句“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点明思乡的题旨。不过此时的“梦境”，还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风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自从身遭贬谪、流放之后，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他在《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下片写道：“乡梦断，旅孤魂。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词人于除夕之夜，独宿于郴州旅舍，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深切难奈；然而身世飘零，故乡难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伤无雁传书愁情难释。在与家乡亲人音信全无的苦难岁月里，秦观越发悲切地表达出对于妻子儿女的牵挂。他在《如梦令》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妆粉乱红沾袖”的凄苦形象，遥想她于别后“玉销花瘦”的憔悴之态，作者不由得感叹道：“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直接抒发出相隔天涯的深浓愁绪。秦观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5]，其《八六子》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在痛苦的贬谪、流放生涯中，秦观不断追寻精神解脱的道路，具体表现在词作中，即是对“桃源”境界的向往。在远谪郴州期间，他时常用“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等语句来悲叹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脱终难实现。尽管如此，他总是在词中极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梦中作》上片所写：“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词人梦境里所展现的，绝似陶渊明《桃花源记》开头描写的景象。例如《点绛唇·桃源》：“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同样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记》中的内容。不过，秦观虽然追慕陶渊明静穆平远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却始终充溢着柳宗元式的迁客骚人的满腹不平和愁绪。他对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是在要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觅得悠远宁静的精神家园，最终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见，秦观词中的伤心愁绪，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压迫、政治的打击，作者遭受党争的倾轧，迁谪、流放的命运，远离亲人的痛苦，独居孤馆的幽闭，这种种的磨难严酷地摧残着词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浓复杂的感伤之情，词风也由早先的温婉含蓄而变成悲楚凄厉。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准确地揭示了迁谪南荒对于秦观生平思想及其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并且异常精到地指出秦观词的精神实质：“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他人的词作，大多是用来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艳科小词当中；然而秦观则是用整个心灵来填词，将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体验，通过词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特别真切、特别感人的抒情效果。 2 秦观感伤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 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秦观的词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迁客骚人的深悲巨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6]代表性作品是他流放郴州期间所写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抒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单寂寞、怀乡思念地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因景设问，尤其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谪放天涯地无奈和悲愤。秦观病逝之后，苏轼特别将这两句诗书于扇上，并题识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7] 这首词作几乎所有的感情，都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景物描摹显现出来，而且在写景之中，运用一系列拙重的字眼，更加深切地表达出词人难以抑止地愁怨。开头三句中的“失”字、“迷”字表面写景，实质蕴含着作者人生前途的迷茫何怅惘；“望断”二字更显示出急切盼望而终至失落的处境。“可堪”两句深为王国维所推赏，他认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 [8]秦观尤其善于因情而设景，借景而抒情。他将“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暮”这些具有浓郁凄清情味的典型意象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并且用“可堪”、“闭”这类滞塞、拙重地词汇，进一步强化了愁绪的抒发。下片开头的“砌”字下得极其悲楚，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仿佛成了一块块饱含离别之恨的岩石，层层垒起，压抑在词人心头。结末两句中的“幸自”、“为谁”虚词连接，倾诉出历经政治打击、饱受人世沧桑后的无限悲凉和绝望。所以说，秦观总是通过外在清冷凄迷的景物，折射内心哀伤愁苦之情致，从而创造出凄美感人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词人的内心积郁着浓烈的悲情别绪，他的词中时常写出“无理而妙”的痴语，更加真切地传达出难以排遣的苦闷。他有许多写愁抒恨的名句，如“倚危楼，恨如芳草，凄凄 尽还生”（《八六子》）、“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等，便与其早期词作中“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的轻约柔曼迥然相异，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创作力度，生发出令人震撼的表达效果。其次，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此词上片开头二句点明时令景物。初言梅落，继言冰解，“东风”句包含年华易逝的惊叹。“金谷”二句记述出游，“新晴细履平沙”，可见天气融和，游人闲适。“长记”一句触景感怀，陡然追忆起往日情事，自此至下片“飞盖妨花”皆回忆当日欢游的盛况。“兰苑”以下转笔伤今，化密为疏，又觉空灵荡漾，余韵不尽。所见酒旗、栖鸦、流水等物象，皆能引发词人物是人非、风流云散的嗟叹。最后以思归之意作结，颇有四顾苍茫之感。这样的长调作品不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重在意脉的连贯，情意的流动，通过物象画面的推移、变幻，将词人复杂深挚的情感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张炎《词源》卷下评价秦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再次，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自然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器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近人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一评析秦观词用字之妙，说：“淮海即好丽字，触目琳琅，如‘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经驱使质实为疏秀，人见其风度矣。” 3 秦观感伤词的词史价值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他出身于社会下层，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屡遭流贬之苦，这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 在词体演进的发展过程中，秦观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指出：“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秦观学习柳永填制慢词，受到老师苏轼的讥嘲，不过他在柳永以赋法入词的基础上，更多精研和锤炼，使得慢词的创作走向成熟。孙兢《竹坡老人词序》云：“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四库全书目提要》亦称秦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所谓“辞情兼称”、“情韵兼胜”，即是指秦观善于运用流畅清晰的章法、婉丽蕴藉的字法以及悦耳动听的音韵，情景交融，意境相谐，将内心积郁的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秦观词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这种努力发展到周邦彦那里，则更加注重章法上的雕琢、勾勒，意象组接的密丽以及大量化用前人诗句，慢词创作体制更加完备，手法更加繁复，也越发带上了浓重的文人化、技艺化的色彩。这也引导着宋词由天然之美向人工之美转化，如此技艺的进步也消解了词体内在的生机活力。周济评价秦、周词法之异，指出：“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9]楼敬思亦云：“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10]秦观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艺术佳境，得到了广大欣赏者的普遍喜爱，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甚至推誉其“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参考文献】： [1]《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卷四四四 页10205 [2]苏轼·《上王荆公荐少游书》·中华书局 [3]《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卷四四四 页10205 [4]曾季 ·《艇斋诗话》·上海书店1999年版·页413 [5]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52 [6]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4245 [7]释惠洪·《冷斋夜话》·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版·页98 [8]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9]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43 [10]张宗 ·《词林纪事》· 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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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述词学史研究构想》，陈水云、潘碧华主编《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唐宋卷），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华人研究中心2012年8月出版，国际书号：-02-4。4、《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2期转载6000字。5、《近代词学师承论》，《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年鉴》（2008）摘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6、《论词学史上的“元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词学范畴研究的回顾及宏观体系建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木斋词体起源及发生研究之反思》，《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9、《叶申芗词学述论》，《词学》第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10、《叶申芗〈小庚词〉论略》，《词学》第二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11、《词人邓廷桢及其〈双砚斋词话〉》，《词学》第二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12、《地域性词派研究的新写法》，《词学》第二十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13、《论吴世昌对王国维词学的“扬弃”》，《词学》第二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4、《秦观陆游名字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7期全文转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15、《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接受史解析》，《文史知识》2007年第10期。16、《从花间词看晚唐五代女性闺中生活》，第一作者，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7、《陆游〈卜算子·咏梅〉——一首宋词“经典”的形成史解析》，《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18、《诗词中的“递进”抒情法》，《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19、《“词中杜甫”说总检讨》，《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20、《吴世昌词体观述评》，《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21、《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22、《论词体观念的嬗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摘录。23、《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24、《“唐诗宋词”说评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25、《花间词与晚唐五代社会风气及文人心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26、《论明代的“花间热”》，《福建论坛》1997年增刊。27、《李清照〈词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一作者，《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台湾）2008年8月版。28、《词学体系建构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9、《花间词风格新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0期全文转载。30、《宋词雅化规范化之宏观透视》，《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2期全文转载。31、《放翁隐逸词初探》，《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1期摘要。32、《论放翁词的风格类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33、《论王世贞的词学观》，第一作者，《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6期。34、《“应歌”——花间词的原生态及其价值重估》，《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0月版。35、《鹿虔扆〈临江仙〉并非伤蜀亡之作》，《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第3期。36、《婉中有变，婉融奇雅－－也谈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中文自学指导》1991年第12期。37、《词学研究的又一硕果──评杨海明《唐宋词美学》，《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台湾）2000年12月。38、《词学研究的新突破──评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书品 》2001年第4期。39、《评〈饮水词笺校〉》，《 书品 》2006年第1期。40、《后出转精 嘉惠学林——评周明初、叶晔合著〈全明词补编〉》，《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41、《唐宋词艺术的“总账式”研究——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读后》，《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42、《略论文学史的写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43、《清词中的离乱书写》，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大会报告。44、《第六届全国秦少游学术研讨会综述》，第二作者，《词学》第二十七辑，2012年6月。45、《也论稼轩其人其词之“气”》，第一作者，《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7年。46、《论欧阳修的词学观》，第一作者，《欧阳修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7、《文天祥词综论》，第一作者，载徐明主编《天地正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48、《论苏轼词风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作者，《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49、《读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文自修》1994年第5期。50、《历代词曲异同论总检讨》，第一作者，载《国际黄峨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散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版。51、《历代词曲异同论再检讨》，第一作者，第十届中国散曲暨陕北民歌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08年8月陕西榆林。52、《晚明散曲漫议》，《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53、《秦观词研究之反思》，《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2期。54、《刘永济〈词论〉对现代词学体系建构的贡献》，刘亮主编《第五届中国韵文学暨海南诗词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6月版。55、《辛弃疾研究之反思》，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编《词学新视野——李清照辛弃疾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版。56、《孙维城著〈张先与北宋中前期词坛关系探论〉》，第一作者，刘扬忠、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57、《我自写我的词史——王辉斌新著〈唐宋词史论稿〉读后》，《贵阳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文史哲》2011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5期转载6000字。2、《论晚明人的“小品”观》，《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3、《“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4、《“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1期《学术卡片》摘录。5、《古代散文的“前理解”或遮蔽文学史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1日第6版《文学》。6、《从新发现的96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9期全文转载。7、《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8、《论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与传统》，韩国《中国散文研究集刊》第1辑，2011年12月。9、《古代散文史撰写新构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10、《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励耘学刊》（文学卷）2012年第1辑（总第15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11、《易学与晚明小品》，《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12、《明清小品概说》，《文史知识》1997年4期。13、《明清清言小品概说》，《文史知识》1997年11期。14、《明清的尺牍小品》，《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15、《明清的笔记小品》（上），《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16、《明清的笔记小品》（下），《文史知识》2001年第4期。17、《王晫和他的小品》，《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18、《欧阳修〈秋声赋〉的文化解读》，《文史知识》2006年第10期。19、《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第二作者，《闽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0、《吕祖谦〈入越录〉赏读》，第二作者，《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21、《明清游记概说》，《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4期22、《亟待开掘的文学宝藏――近代域外游记述论》，《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4期。23、《自然的“生命化”和“人格化”──易学与明清小品研究之一》，载《中国易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24、《明代日记体散文评述》，第二作者，《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2期。25、《“欧苏”散文合论评议》，第一作者，《滁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26、《欧阳修与蔡襄》：《福建论坛》1998年第4期。27、《论陆游〈老学庵笔记〉的文学价值》，第一作者，载刘庆云主编《放翁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28、《现代小品笔法章法论》，《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9、《俞平伯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载黄科安主编《中国散文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30、《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载体——〈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评介》，《文艺报》2013年5月29日第2版《理论与争鸣》。31、《欧阳修〈秋声赋〉的传播与接受》，《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32、《论苏轼〈前赤壁赋〉的“跨体”传播与“跨国”传播》，《苏东坡研究》2014年第4期。33、《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王水照、侯体健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34、《还原：学术的气度与品格》，第二作者，《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35、《朱熹论欧阳修》，第二作者，《朱子文化》2009年第2期。36、《朱熹论苏轼散文》，第二作者，《朱子文化》2009年第3期。 1、《古代文体价值论之再估价》，（香港）《文学论衡》总第24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14年6月版。2、《古代文论中的“自娱说”》，《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8期全文转载。3、《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4、《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5、《〈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6、《古诗十九首作者、作年问题再检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30日第6版《文学》。7、《谢灵运山水诗历代评价之再评价》，《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8、《古代文学研究要摒弃“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2日B01版《文学》。9、《从斋名变更看陆游的心态历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10、《武夷山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韵文学刊》 2008年第2期。11、《王维“诗中有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一作者，《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2、《长安——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第一作者，《长安学丛书·文学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版。13、《“诗从对面飞来”》，《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14、《古代诗词中的“愁”情表达法》，《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4期，4000字。15、《诗词鉴赏是一种再创作》，《学语文》，1993年第2期。16、《“一篇全在尾句”——唐宋诗词的结句艺术》，第二作者，《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2期。17、《苏轼研究综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18、《宋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二作者，载《200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19、《严复〈王荆公诗〉批语辑录》，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0、《蔡襄写景纪游诗综论》，第二作者，林贻瑞主编《蔡襄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纪念蔡襄诞辰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21、《我与中国韵文学会的“缘分”》，《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2期。22、《读蔡厚示先生〈玉雪轩文论集〉》，《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之沟通》，（韩国）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语中文学》第56辑， 2013年12月版。2、《重新认识和评价“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第6版《文学》。3、《“新子学”概念的界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8日B01版《文学》。4、《“新子学”界说之我见》，《诸子学刊》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又载叶蓓卿编《“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5、《论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关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6、《藏书家陆游》，《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7、《陆游的读书与治学》，《陆游与越中山水》，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8、《学者陆游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师承》，第一作者，《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9、《陆游与易学》，第一作者，张善文等主编《中国易学》（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10、《陆游三山故居修复中的斋居亭阁命名问题》，载《陆游与鉴湖》，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1、《再论陆游的“家风”》，第一作者，载刘庆云主编《放翁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12、《陆游家世藏书、刻书与著书》，第二作者，《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3、《文天祥与汪元量》，第一作者，载徐明主编《天地正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14、《神仙吕洞宾形象的演变过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15、《多面神仙吕洞宾》，《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16、《历代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解读》，第二作者，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8年第6期。17、《吴芝瑛与秋瑾》，《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18、《竹与民俗文化》，笔名竺颂梅（与陆伟民合作），《绍兴学刊》1991年第4期。19、《松文化散论》，笔名宋竹梅（与陆伟民合作），《绍兴学刊》1992年第1期。20、《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10期。21、《谈谈古代汉语词汇部分的学习》，《现代中文学刊》（原《中文自学指导》）1994年第3期。22、《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知识》，笔名欧阳，《语文新圃》1992年第3期。23、《辨认异体字的现实意义》，《语文新圃》1992年第3期。24、《古今词义差异例谈》，《语文世界》2001年第5期。25、《胡适论鲁迅》，《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2期，1991年9月。26、《鲁迅对家教问题的论述》，《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5期，1994年12月。27、《陶行知论家庭教育》，第二作者，《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28、《智慧老人蔡厚示先生》，《闽台文化交流》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