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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要男人有钱、有地位，男人有婚也上位此种现象，不举例，恐怕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听得很多很多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婚外有诸多女人，个个买房安家。那些女人间争风吃醋，没有宁日。男人乐此不疲，女人也苦心玩味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且，这种争抢，已经波及到第三代，第三代生怕自己继承得少。这样的生活，肯定不是男人来的，而是女人上来的。女人对成功男士趋之若鹜，不成想，吃了肥肉，就别怕长胖，甘蔗哪有两头儿甜？！有的女人因为没有名分，不敢见亲属、朋友，甚至不敢把实情告诉父母，怕老人伤心。二、只要男人有潜力，不爱也婚这种现象，相当普遍。男女到了适婚年龄，社会压力尤其是家庭压力比较大，因此，“被结婚”现象应运而生。尤其是有些人，惧怕社会竞争压力，自己扛不起，便希望对方去抗。“少奋斗”“不用奋斗”的思想愿望比比皆是。光看潜力了，光顾得赶快抓“潜力股儿”成婚了，忘记了爱情；或者把男女的性吸引、新鲜感误以为感情，草率结婚。然而事实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长久。因此，出轨、同床异梦的情况已经多到见怪不怪了。人们在这种大环境中，严重丧失了婚姻安全感。三、幻想“高富帅+没母亲”式婚姻很多人希望找到“高富帅”、“白富美”，其心理和上述两种现象很接近。而为了规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婆媳翁婿关系，很多人便希望对方家人越简单越好，甚至极端者希望对方缺爹少妈。四、为房子、票子结婚、离婚这件事情，可能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的婚姻才有。因为对方有房子，所以，我考虑和对方结婚，这种爱情婚姻思维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冠以“很正常”。房子比爱情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从心理学上解读，房子代表安全感，也就是说，中国人这么热衷房子，是普遍缺乏安全感的表示。“国五条”出台，很多人为房子假离婚，有些人居然弄假成真。为了能多买套房子、为了卖房子时候避税，中国人不惜走离婚之路。没有出台“国五条”之前，很多人为了单位分房、拆迁单立户、多分拆迁款、报销煤气费，都采取过“假离婚”对策。而其中，假戏真做者不在少数。还有的人，外面有人了，然后假借房子事情劝对方离婚，对方信以为真，便出现了种种和房子有关的婚姻闹剧和纠纷。有的人为了买两限房、经济适用房，草率结婚、离婚的也很多。五、官二代、富二代，女人趋之若鹜，甚至跨代出手生活总比我们想象得残酷。有的官二代、富二代，因为有钱有势，两代人霸占一个异性的现象不是耸人听闻。有个大富翁，和自己的儿媳有染，儿子并不知情，一家人就这样道貌岸然地过着。那个跨代上床的女人，为了豪宅锦衣，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当然，她的内心并不是很“痛苦”的：一是她有目的，只要目的达到，过程不重要；二是，一人睡俩，演戏生活，暗自偷着乐。六、为婚而婚这种现象于中国婚姻，几乎是家常便饭。因为该结婚了，所以结婚；因为意外怀孕了，不得已结婚；因为相处时间长习惯了，所以结婚；因为对方跟我的时候是“处”（处男处女），所以结婚；因为为我打过胎，所以不好意思不结婚；因为对方家境好，怕找不到更好的，所以结婚；因为漂亮、英俊、年轻、能生个孩子完成人生任务；因为户口；因为“没有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结婚。七、为老人孩子苦守不幸婚姻很多婚姻因为怕父母年岁大了、身体原因受不了，而勉强坚持；很多婚姻因为孩子问题，苦苦维系。有的一结婚就发现不对劲儿、合不来，但是已经有了孩子，就打算“等孩子大点儿”再离吧，这一等，便是等幼儿园毕业、等小学毕业、等中学毕业、等高考完毕、等大学毕业、等儿女结了婚；这一等，一辈子过去了。过去说，中国式婚姻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时代发展后，中国式婚姻，除去“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还增添了很多杂七麻八的东西，杂质很多。现在东西多了、贵了，但质量不好了、假冒多了、味儿不对了、添加剂多了、不环保了，中国式婚姻，也是类似状态——亚健康——病态。
我来回答星期三的晚上,我和刘子阳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打架.那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后,郭小歌和刘子阳在寝室里下围棋,我们在一旁观战.忽然我发现郭小歌可以吃掉刘子阳的后,我连忙激动地帮郭小歌拿起象吃掉刘子阳的后.结果惹得刘子阳大怒,跳起来就张牙舞爪地像我扑过来,狠狠地抓住我的脸不放,我闭着眼睛在他的脸上东抓西抓,接着刘子阳打我一拳,我又还他一拳,就这样,你抓我的脸,我也抓他的脸,你打我一拳,我也打他一拳,我们在寝室里打来打去.突然,刘子阳摔倒在地,我想“这一定是让刘子阳投降的机会到了.”我跑了过去,一只手撑住刘子阳的背,大声说：“刘子阳,我们不打了行不行.”刘子阳气喘吁吁地说：“好吗,那你放开我吧,”于是我把刘子阳放开了.
穷人和富人的差别。
这世界，有很多爱情如游戏，身在其中不自知，结束时伤心感慨，原来一切如梦一场。这两天马蓉王宝强的离婚案判定马蓉败诉，看到马蓉接受采访时的面容，大为惊讶，整个人感觉苍老消瘦了不多，之前的照片节目中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如果出轨都能说的那么冠冕堂皇，那么这世界还有什么人生观价值观可言？只见娱乐新闻上说马蓉说从那么小就跟了你，到现在一点情分都没有，什么都要拿来分。只是冷笑，王宝强很多的财产都掌握在马蓉手中，只因为太爱，不认为对方会背弃婚姻。 两年前早晨迷迷糊糊地打开手机看到王宝强发的声明，很惊讶，在爸爸去哪儿的节目里也没看出他们有什么问题，马蓉不是演员，但这戏做的真足。 王宝强是河北邢台的，去过那里，朴素善良的民风，善良的人受过伤害以后，才会懂得保护自己。 上学的时候听朋友说，她的姐姐生病住院，姐夫对姐姐细心照顾，同一个病房的人说自由恋爱的感情深，跟因相亲而走到一起的感觉不一样，因相亲结婚的人和自由恋爱结婚的人感情总是差那么一点。 我当时不信，觉得这观点太片面，即使相亲，没有爱也不会结婚的。后来我付诸实践了，和老公相亲认识，结婚生子，闹矛盾对方总是站在自己的家庭一边，而我只是个局外人，这么多年了，无论做什么，对方总能给你挑出毛病来，我不是是非之人，不喜欢闲言碎语，甚至无数次想离开这个家庭，那时我的呼吸会更加顺畅，才能找回曾经的自己，无数次懊恼，当初怎么就那么傻？一个真正爱你入骨的人，是不会看你饱受煎熬而无动于衷的。 当对方一无所有，你陪他奋斗时，他说以后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 当有了物质基础让对方付诸实践时，对方真实的嘴脸展现出来，他爱的只是自己和他的家人。 对方想要的妻子要独立，能干，尽量有自己的事业，还要求妻子全面服从自己家庭的意志，还要尽心照顾孩子，你妻子找的是丈夫而不是弟弟，所有的事情妻子全能做到，而你是干吗的？ 看尽身边形形色色的婚姻生活，有时离婚的不是不爱而是曾经的爱恋被生活磨平，你看不到他曾经的色彩，当你失去时，才会发现，割舍不下对方对自己的付出，而对方早已筋疲力尽地不想回头。 有朋友说你看民政局里现在经常是离婚的比结婚的还多，是现代人的生活理念不一样了吧，老一辈的婚姻观不再适应我们，他们中难熬的婚姻大部分都是为了孩子，而孩子真的愿意在不幸福的家庭生活中成长吗？ 在婚姻的历程中，彼此成长为对方厌恶的模样，不得不说也是人生的失败之处，那曾经是怎样决定相偕一生的呢？ 婚姻会败给时间，败给岁月，亦会败给你我共度的历程，好的，坏的，若干年后，自会悟透！
1、先予调解，调解不成应该判决离婚，李某起诉，张某有外遇可认定为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2、房屋是二人婚前财产，应归张某所有。电器是婚后李某父母赠与，赠与时未声明只归李某所有，视为对夫妻二人的赠与，是婚后共同财产，应予分割。伤害赔偿金具有人身属性，是对受伤者的赔偿，不是收入，不应视为共同财产。3、李某外债是婚姻存续期间所借，是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连带责任）。4、能够得到支持。因为张某是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又不承担家庭责任，有过错，能够得到法院支持。
1、吴某与林某婚姻有效。 吴、林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并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其婚姻关系并未解除。 吴某与白某的婚姻自始无效，法庭在查明事实后，应宣布吴、白婚姻自始无效，双方属非法同居关系。吴某、白某也可能涉嫌重婚罪。2、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及继承的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吴某继承的财产5万归吴某与林某共同所有。吴某的个人劳动所得，也归属于吴某和林某共同所有。3、吴某与白某共同生活期间的其他财产，原则上依共有财产分割原则处理（司法实务中多采按份共有原则）；白某如证明某财产系其与吴某共同劳动、生产、经营所得，原则上白某应分得适当财产（依合伙共有原则）。
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提出离婚，法院如果不判，半年以后再告，就判了。
社会工作介入诉讼离婚案例分析
在个案开始，服务对象的情绪非常低落、不稳定经常会半夜惊醒没有安全感，工作员充分运用倾听、同理心、鼓励等技巧和服务对象建立了信任关系，运用自我披露等技巧引导正向思维，消除她非理念性的想法。那么，下文是由我整理的社会工作介入诉讼离婚案例分析，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一、案例背景
(一)基本资料：
服务对象姓名：阿玲
性别：女
年龄：41周岁
(二)个案背景资料：
1、案主自述：
①阿玲与丈夫在1996年结婚，婚后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丈夫开始经常不回家并狎妓、对其进行家庭暴力，这些行为让她痛苦不堪，甚至差点被染上性病。
②2000年阿玲曾起诉离婚，在法院的调解下丈夫有悔改之心加上孩子们比较小，阿玲自已没有工作无法独自抚养孩子，于是继续生活在一起，但现在夫妻已分居近两年。期间，丈夫经常对孩子大打出手尤其是对大儿子，大儿子被打后得了抽搐症，曾到市儿童医院医治两年。
③她感到其丈夫对她和孩子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历，父子及夫妻关系非常紧张并有时感到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时半夜做梦会哭醒。她认为这一切都是丈夫造成的所以她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在经济上和程序上都有困难，感觉很无助，希望得到工作员的帮助。
2、人际关系：阿玲的家人都在梅州，只有一个堂姐在深圳，平时联系比较少，只在过节时有聚会。因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阿玲很少会找人倾诉自己的心声。
3、情绪状况：情绪非常低落，时常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整天生活在恐慌之中，半夜做梦会哭醒。和工作员叙述时，也会不时流泪哭泣。
4、健康状况：因为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长期失眠导致身体十分虚弱、纤瘦。
5、经济状况：十多年来一直依靠丈夫生活，没有积蓄。3个月前，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厂三班倒的工作，仅有每月不到3000元的微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母子三人的基本生活。
6、支援网络：服务对象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支援网络都处在一种非常薄弱的状态，没有能力请律师帮她申请离婚。
7、曾做出的调试及成效：对于家庭的问题，阿玲主要采取个人主动的沟通，几乎没有请求其他帮助，但多数沟通均以吵架收场，现在丈夫已将她的电话拉入黑名单。在阿玲上班期间丈夫回来过，她也希望父子两人可以好好沟通，但结果是孩子打110报警才得以平息他们的争吵，丈夫认为孩子这样的行为是阿玲造成的，所以拒绝和她沟通。
其他：服务对象和丈夫之间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大儿子非常敏感，希望妈妈多些在乎他，他会经常生病，特别紧张缠着妈妈带他去看医生结果都无大碍，回家多休息调养即可。长期已往服务对象感到心力绞碎，痛苦不堪。
二、 问题分析
(一)艾利斯的理性治疗对服务对象问题分析
艾利斯的理性治疗模式提出ABC理论是合理情绪疗法的核心理论：A代表诱发性事件，是指服务对所遇到的当前发生的事件;B代表个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及评价即信念;C代表因此事件之后而引起的各种认知、情绪反应和行为结果。
本案件中服务对象存在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而抑郁和焦虑与其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有关，因此工作员要帮助她树立理性的信念，同时引导服务对象挖掘自身的优势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她减轻不良情绪的困扰和非理性行为。
(二)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服务对象问题分析
SFBT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如何解决问题,而非发现问题原因;以正向的、朝向未来的、朝向目标的积极态度促使改变的发生。
服务对象在自述时，不断重复说明自己问题出现的原因，且希望结束现在的状况。可以看出案主有一定的正向认知，希望结束目前的状态。工作员需要通过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技巧，强化其正向思维，并鼓励其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变现在的状况。
(三)马思路需求层次论对服务对象问题分析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
案例中服务对象儿子的照顾需要是一个影响其生活的一个重要需求，而这可以归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在此需求得到很好解决之前案主的生活和工作都很难全心投入。
综合运用以上三个都理论对个案进行分析，服务对象与丈夫的矛盾严重影响她的情绪，丈夫的家暴、外遇导致了夫妻感情的恶化，并直接影响父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家庭的气氛。阿玲和孩子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因此，要改变她目前的生活状态，除了帮她申请法律援助打离婚官司，还要提高她的自信心，扩大她的人际交往并争取亲人的支持。
三、协定报务目标和服务计划
(一)服务目的：
帮助服务对象申请法律援助，通过法律途径离婚。增强服务对象自信心，帮助服务对象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多些精力照顾孩子，过上正常稳定的生活。
(二)服务目标：
工作员评估了服务对象的问题并引导她作一个排序，按照优先次序来解决，同时工作员给予她情感的支持，并和她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通过问题量表，协助案主分析自身问题，了解自身需要，对她的需求进行评估，商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轻重缓急确定解决问题的计划。
2、寻找义工资源和社区服务中心资源，为服务对象解决孩子在自己上班三班倒期间的基本照顾问题。
3、通过理性情绪治疗，协助案主梳理正确的理性认识，改善服务对象焦虑不安和郁闷无助的情绪。
4、通过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引导案主正向思维，积极思考未来的美好生活，寻找方法改变目前的状况，并可以更加积极付出行动。
四、介入过程
(一)第一阶段：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舒缓情绪，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
服务对象主动到街道寻求帮助的，积极主动地讲述了整个案件。通过面谈了解到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在表述中服务对象多次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因为她的一再退让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对此她不知所措，虽然有心坚决要离婚，但对未来生活却没有信心。
过程中，工作员运用倾听、同理心、接纳等技巧取得服务对象的信任让她敞开心扉交流，并适时运用行为治疗法安抚她握住她的手让她渐渐平伏激动的情绪。感受到工作站的真心后，服务对象与工作员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更多的敞开心扉，说出了更多其本身不愿意提起的事情。
(二)第二阶段：改变观念，直面问题，正向强化，协助确定她所需解决的问题及选择的方法。
经过几次面谈工作员详细了解了服务对象的家庭情况及她与丈夫之间的沟通方式，也确定了服务对象目前急需达成的目标，并初步确定了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和解决的方法。
过程中，工作员主要运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让案主改变非理性的信念，改变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寻找解决方法;见到成效后，工作员结合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让服务对象对未来生活进行畅想，强化其正向积极因素，试着从自身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出行动。
(三)第三阶段：整合社会资源，解决服务对象孩子的照顾问题，并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目前孩子的照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需求，更是影响服务对象投入到解决夫妻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牵绊。能够地解决好孩子的照顾问题，服务对象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到与丈夫的离婚案中来。
过程中，工作员充当陪同者、支持者、引导者和资源整合者的角色，一方面安抚阿玲的情绪给予其信心，告诉她虽然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工作员会陪同她一起努力;另一方面，整合社区服务中心资源为服务对象孩子提供了四点半课堂服务，解除服务对象的后顾之忧。
两个星期后，服务对象接到法律援助站的工作人员通知说申请通过并已安排好了跟进案件的律师等待法庭排期。
(四)第四阶段：陪同开庭，解除夫妻关系，理清财产分配，并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开庭阶段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除夫妻关系，争取抚养权;第二阶段理清之前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合理分割财产。
过程中，工作员全程陪同协助案主参与开庭和再次申请法律援助事项，工作员的真心也切实感动了服务对象。同时，工作员运用鼓励、赞许等技巧让服务对象对未来的生活有信心，相信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过得丰富且精彩。
最终，法院进行裁定，服务对象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顺利解除夫妻关系，并合理分配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同时，夫妻双方也达成了基本的和解，丈夫愿意承担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希望母子三人以后可以过的更好。
(五)第五阶段：整合社工资源解决服务对象的工作问题，为服务对象解除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
虽然帮助服务对象联系了社区服务中心暂时解决了孩子的照顾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家庭，如果服务对象的工作是三班倒的形式，还是会有空隙是两个孩子完全无人照顾的状态。为此，工作员主动联系了在服务对象工作区域工作的社工协助她调岗通过社工的协调，主管帮助服务对象将上班时间转到白天。
过程中，工作员多次帮她联系了工作，但都因工资不能满足她现在的生活和需求未能成功，直至联系了所在社区的社工，才顺利解决了问题。
服务对象感谢工作员对她的帮助并表示要好好工作和生活，才对得起帮助她的好心人。工作员对服务对象良好心态表示了肯定，同时介绍她参加园区心理咨询室组织的单亲妈妈活动及其他常规服务，让她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来，让自己逐渐放下不开心的往事，充实丰富现在的生活。
(六)第五阶段：工作员进行家访，了解服务对象和孩子们的生活环境，给予鼓励同时引导孩子正面成长。
在等待申批的期间工作员进行了家访，和服务对象的两个孩子进行了面谈，大孩子快中考了学习非常紧张，成绩不太稳定，因为家长的问题也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影响，他认为现在的结果都是爸爸造成的，而妈妈忙着处理自己的事会时常忽略他的感受。
过程中，工作员运用自我披露，事例等技巧引导孩子，消除他非理念性的想法。鼓励他多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加强体质准备中考。他很开心向工作员表示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当天晚上孩子给工作员发来了短信，感谢工作员对他的关心同时还谢谢工作员对他妈妈的帮助。
服务对象表示愿意尝试报名做义工来帮助他人，并在结案后给工作员送来了锦旗感谢工作员对她帮助，并表示如果没有工作员一路陪伴，她都不知道如何走到现在。
五、评估
(一)目标达成情况评估
1、服务对象顺利与丈夫离婚，并得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抚养权和经济均得到保证。
2、服务对象的孩子照顾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不用担心孩子的日常照顾问题，而安心工作。
3、服务对象内心的积极因素得到了强化，情绪不再焦虑，脸色红润了许多。
(二)服务过程评估
1、工作员在辅导之初，首先运用资源整合，解决了服务对象孩子日常的照顾问题，让服务对象可以全心投入到整个的问题处理过程，为后期个案目标顺利达成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在每次服务对象因情绪激动而哭泣时，工作员熟练运用行为治疗技巧，有效抚慰服务对象的心灵，起到了很好地情绪疏导作用。
3、贯穿个案整个跟进过程，工作员使用理性情绪治疗和寻解导向治疗，首先有效分析了案主问题产生的原因;其次成功强化案主正向思维，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顺利使服务对象重燃对生活的信心。整个过程，工作员对技巧的把握与使用均比较到位。
(三)服务对象的评估
多年来服务对象一直生活在担心害怕中，整天心神不宁，又不敢与他人倾诉。通过工作员的辅导后现在变得坚强、自信，相信以后的生活是美好的，同时感谢工作员对她的支持、鼓励、关心陪同她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可以让她们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她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信心。
六、结案
(一)结案原因：
个案目标已达成，服务对象心情舒畅，对生活充满信心。
(二)结案处理方式及建议
在面谈时提前告诉服务对象即将结案，并做好结案的准备工作，处理服务对象及孩子们的离别情绪。工作员建议服务对象利用放假的时候陪孩子去旅行，让他们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时还建议服务对象正确引导孩子主动联系爸爸缓解父子关系，她表示愿意。
七、专业反思
在个案开始，服务对象的情绪非常低落、不稳定经常会半夜惊醒没有安全感，工作员充分运用倾听、同理心、鼓励等技巧和服务对象建立了信任关系，运用自我披露等技巧引导正向思维，消除她非理念性的想法。引导服务对象一起积极寻找资源解决实际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服务对象都配合得比较好，工作员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在整合资源方面，因为对法律知识的不足，工作员会经常和法律援助站的律师联系一起探讨服务对象的案件，寻求解决方案。服务对象也主动和律师进行沟通，促进案件的顺利调解。
在家庭方面，工作利用家访时和服务对象的两个孩子进行沟通，尤其是大孩子，工作员运用举例、自我披露等技巧引导他积极向上，缓解因家庭带给他的负面情绪，同时鼓励他平时多和妈妈分享自己在学校的事情，大家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氛围。
工作员在整个个案的过程中运用了艾利斯的理性治疗和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整合资源时工作员努力让服务对象积极参与，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价值理念。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潜力，工作员在不影响服务成效的原则上充分尊重服务对象自己对案件的决定，使整个个案达到理想的效果。
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 �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离婚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社会生活多元化的趋势，使自由的法律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但婚姻制度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并且还不是那么富裕，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和夫妻的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广大的农村，而且城市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都还不足以支撑大量的单亲家庭的出现。就离婚的夫妻双方而言，也有问题。至少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案件，特别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的案件中，往往是要求离婚的一方（多为中年男子）有了钱，有了成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女方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年老色衰，即使再婚，也往往是同一个年长的男子结婚，更多是照顾了年长的男子。因此，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看，这样的被离异妻子往往可能永久性的失去了“老来伴”。实际上是她当年的保险投资被剥夺了。 此外，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而不仅是财产——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但是离婚时，这些一般都不作为财产分割，而且在技术上也确实难以分割。那么离婚就实际是对每一个妻子的一种无情的掠夺。有经验研究表明，美国无过错离异的妇女在离婚以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男子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主要经济后果是被离异妇女和子女的系统性贫寒化”。而另一方面，这种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来享用，坐收渔利。这些因素往往对离婚妇女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调控手段，恰到好处地在保障受害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保障了“离婚自由”的实现。[12]四、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亦限于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的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不具有侵权行为之要件，而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例如由于夫妻一方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或虐待他方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对他方配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13]学说上有认为台湾民法 1506条第2款之非财产上损害，包括受害人因离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及因他方虐待、遗弃、通奸、重婚等所受之痛苦。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都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对这种损害，最早规定的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以后，1920年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的台湾民法，1941年的法国民法典等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1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决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款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其次，法律适用不同。因离因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而为请求，属于财产法上之规定；而因离婚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虽未满足侵权行为之要件，亦得请求赔偿，乃属亲属法上之特殊规定。[14]笔者以上述区分为基础，提出以下五个问题来重点讨论离婚损害精神赔偿。（一）对于离婚之精神损害，会不会导致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滥用，我国法律应如何继受？配偶一方由于配偶另一方或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其婚姻关系破裂，而遭受的非财产上损害自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就应当提供救济的途径，因此确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必要的。当然，法律应设计严格的构成要件以控制滥用：1、须有违法行为。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即有违法性之存在。违法行为主要指，实施通奸、姘居、重婚、虐待、遗弃、意图杀害配偶，因犯罪被判处长期徒刑等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行为。2、须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发生。即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精神上的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部分。3、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通奸、重婚、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4、须有主观过错。即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方或第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我国法律除在亲属法中规定以上要件外，还可通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给付方式、数额限制等加以调控，以防止其滥用。（二）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范围是什么？在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破裂发生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受害配偶能否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子女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这些问题是不无讨论余地的。这涉及到对婚姻本质的认识。台湾学者林秀雄曾以颇具现代化的康德婚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通奸当事人的责任问题。我国学者传统上认为自由婚姻是以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而否认婚姻与利益密切相关。但婚姻即使在现代也不可能如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性和情爱，它一直关涉利益及其分配。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公正界定和侵害离婚双方在婚姻中的投入和累积起来的实在的和预期的利益，并且要能够实际有效地保障这种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禁止离婚或对第三者予以惩罚。基于此，笔者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对于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亦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特此阐述。康德认为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所谓之“对物权”是得以对抗天下万人之绝对的观念的权利，亦即近似于物权。其所谓之“对人权”是对于作为自由意思主体的法人格者的请求权，亦即近似于债权。而发生此二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原则。夫妻基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原则。林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明白说明了近代一夫一妻制的本质，同时将近代民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与所有权不可侵——导入婚姻关系，确实有其独到之见解。[15]笔者以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质说明了婚姻具有不可侵性，因而论证了第三者侵害配偶权、侵害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从理论上说，第三人亦能成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从实践上来看，确实也存在大量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事实存在，有条件地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起到补偿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慰抚作用，从而较好地发挥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平衡功能，也有利于受害方开始新的生活，对维护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反对将此立法者常提的第三者难以界定，举证困难等问题乃事实认定问题，不属理论上探讨范畴，故在此不展开论述。（三）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否让与和继承？一般认为，离婚所生之精神上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身之专属权，尤其是权利行使上之专属权，即权利之行使与否，专由权利 人予以决定，在未决定前，虽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一经决定行使，则与普通财产权无异，具有移转性。[16]精神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被害人为聊慰精神上之痛苦而为之个人的、主观的请求权，因此痛苦之有无及痛苦之程度，须基于被害人本身的主观判断。被害人所受之痛苦，随之死亡而消逝，因此，此请求权不可让与或继承。德国、法国及瑞士等也都规定被害人如无请求，则不能继承。但一旦离婚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认或已起诉者，即表示被害人已有行使请求权的意思，则此专属权已转化为普通债权，自是可以转让与继承的，此谓之专属性之解除。（四）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否以请求方无过错为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依此规定，损害赔偿可分为财产上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两种。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须对方有过失者为限；而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不仅对方有过失，而且须请求人亦无过失始可。但笔者以为，既然侵害人格权之精神损害赔偿不以相对方无过失为必要，则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应以其无过错为原则，法官可依“过错相抵”原则裁判之。（五）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是否适用于协议离婚？我国台湾民法仅承认判决离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日本不论是判决离婚或协议离婚都可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于协议离婚，而在日本则无此要求。笔者以为，无论是判决离婚还是协议离婚，均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协议离婚时，若未对损害赔偿作出约定，并不等于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受害之配偶仅有解除婚姻关系之意思表示，就断定其放弃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使其丧失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则未免不公。因此，日本之规定较台湾为优，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协议离婚。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国应在相关民事立法中予以规定，以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发挥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功能，实现社会之共同进步。[1]参见 李银河、马忆南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2] 参见 （美）康斯坦丝·阿荣斯著，陈星等译：《良性离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 参见 周楠等：《罗马法》第18-19页，转引自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4]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46-247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52-254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8]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161-16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9]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0]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1] 参见 陈苇著：《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6 期。[12] 参阅 苏力著：《“ 酷（cool）”一点》，载于《读书》，1999年第1期；张贤钰著：《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法律调控》，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13]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28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4] 参见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第463-465页，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15]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79-180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6]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第268-26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我就是离婚过的男人。因为我知道了她的毛病。她背后干了一些事。我又是一个光明正气的人。所以我采取了，不要她了。只是结果我缺失了一点金钱。至于精神上的。，哎，，生活就是这么多坷坎呀，，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想让我的爱情继续所以就离了为了再找个真心人。其它人如何想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有的会和我一样。有的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对象性生活不合适吧，因为现在我感觉对性的爱很有激情的要求的。有的是为了钱聚在一起了而后又变故了吧，有的是因为现在对离婚有开放的态度所以部分人也就朝三幕四了吧。。有的是。。有的是。。。有地是，，，家庭当然是社会的核心元素，有家才有国。家庭是形成社会的主体。文明的提高让人更对幸福的美好有对家的重视趋势。人是感情的生物所以在进步的社会中家做为感情之地是更加成为人生主要的地位。老龄化是因为现在普遍生育人口降低了，就是说小孩子少了，老人占的比例多了就是老龄化。只要社会生活安定，众多老人是会得到平安，社会顺势发展就会正常。
专家解析中国内地离婚率上升现象 日期：2004-6-28 12:47:07 新闻来源：本站 作者： 新闻阅读次数： 如何看待离婚率上升现象，怎样认定离婚标准，是社会较为关注的话题。在最近由中国婚姻法学研究会举办的「婚姻法修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离婚率直线上升。一九八零年中国内地结婚七百十六万六千对，离婚为三十四万一千对，离婚率百分之零点七。至一九九五年，结婚为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对，离婚则达到一百零五万五千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十五年间，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一九九七年，中国内地离、结婚比率为十三比一百左右，而一九八零年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四点七五。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量来看，一九九零年是八十一万多件，一九九一年是八十六万多件，一九九四年上升到一百零三万多件，一九九七年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件，一九九八年略有下降。另外，还有多数人是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离婚呈上升趋势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的：一是广大妇女反对封建婚姻的束缚，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要求离婚，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这点来看，离婚率升高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二是少数的暴发户喜新厌旧，或喜新不厌旧，利用金钱玩弄异性，这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所以，离婚率上升不能单纯地说是好事或坏事，应该具体分析。总体来说，社会进步了，人们的自由度更大了，更愿意追求幸福的婚姻。中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是自由的，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判决其离婚。我们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反对轻率离婚。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离婚率仅为百分之三，而现在是百分之十三左右，从纵向看，中国离婚率上升比较快，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尚属低离婚率的国家之一，所以说中国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 杨大文教授认为，近十多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除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外，最主要的是现代人对婚姻品质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离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只要婚姻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尽力挽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婚问题会有逐步完善的解决途径。 对于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婚姻法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将现行婚姻法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修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并辅之以列举性事由，从而解决现行婚姻法离婚标准难以掌握，司法实践中判案结果宽严不一的问题。 巫昌祯教授认为，现行婚姻法认定离婚的标准是「感情确已破裂」太笼统，不好掌握。因为感情问题所反映的是人的主观世界，而婚姻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法律应当调整后把「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再在法律条款中列举若干具体情形作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尺度，使离婚的法定理由更加具体化，使它具有可操作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于学军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
美学者为中国老龄化问题敲警钟 指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人口网 2004-06-09 15:49:53--------------------------------------------------------------------------------“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正把中国引入一场深刻的人口转变。”据本周的《华盛顿观察》报道，美国2004年4月19日公布的一份相关报告提到，“三十五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从现在起的三十五年后，折椅关系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这份名为《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人口报告，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出版。它阐述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并警示中国，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 报告的两位作者之一，CSIS全球老龄化问题主任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中国政府已经朝向正确地改革方向前进，但要成功实现改革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到2040年，中国将有3亿9700万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其增长速度令人惊讶！”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银发中国》报告建议，中国应将将老龄化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考虑。为了说明问题的紧迫性，报告将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工作人口会因老龄化问题下降。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作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一个顶峰，随后下降。到21世纪中叶时，中国将失去18%～35%劳动力大军。 其次，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加快。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的35年中，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中国的人口转型正在急剧变化。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会比美国人大。 最后，老龄保障体系不完善。总体来说，四分之三的中国工人根本没有正式退休金。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进行改革，那么未来将有成百上千万的老人因贫困而缺乏退休金、医疗保险和家人的照料。 在杰克逊看来，老龄化对中国改革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中国能成功克服挑战，未来将更加繁荣，而整个世界都与中国的成功攸关。就像报告中预测的那样，如果中国成功完成转型，“整个世界都能从这一前景获益”。(李燕)中国人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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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特点、成因及实务处理一、基本情况近年来，随着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04年至2007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47件。其中2004年36件；2005年37件；2005年54件；2007年1-5月20件。类型有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确权纠纷、承包经营权出租、转让、互换纠纷、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等。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特点第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增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人均承包土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在中央鼓励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下，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促使土地的收益明显提高，经济利益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农民对土地更加重视。随着土地价值的提升，土地承包、流转形式的多样性，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人、承包人与承包人、承包人与第三人、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因利益冲突，引发了大量的纠纷和矛盾。2004年以来，我院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受理数比原来有所增多。如果这些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加剧农村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第二，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04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相对单一，主要是土地承包者和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及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人，2004年以来逐步扩大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承包户内部。法律关系从简单的侵权纠纷到确权纠纷到流转纠纷，部份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承包使用方式从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土地使用方式发展为承包、转包、转让、出租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方式，主体的多元化和承包流转方式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复杂性，增加了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第三，土地承包不规范，责、权、利不明确。我国农村的现状是农民文化知识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法律宣传不到位，行政执法工作机制不健全，致使土地承包过程不够规范。据笔者调查，有些承包合同不要说四至界线，连承包地的地块名称都没有，有些虽然有四至界限，但四至界限不明确具体；有些同一地块有两个承包合同或者同一地块争议双方均无承包合同；有些争议双方的林权经营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的界限范围重复，致使持证双方纠纷不断；不少承包证上面积和实际面积不符；合同普遍存在责、权、利不明确等情况。第四，政策性强，立法滞后。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土地承包纠纷就随着出现，但我国在土地承包方面的立法很滞后，直到1999年7月，因审判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法释[1999]15号），解决审判实践中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才颁布实施，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5]6号）。但直到现在，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也是调整发包人与承包人、承包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矛盾，而对承包人（户）内部，则缺乏相应规范。在历经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土地承包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由于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政策性强，立法滞后，给审判人员审理该类案件增加难度。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成因第一，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土地现状比较乱。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历经多次变化，一直处于一种多变的不稳定状态之中。短短的50余年，所有权方面，历经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两个大的阶段，而对经营权，也是从严格限制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建国伊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从而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接下来是互助组运动，1953年开始初级合作社运动，农民的土地入股进行集体经营，1956年上升到高级合作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随后在全国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改革开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现了“集体公有，农户经营”。但是因为经营权范围的限制和“政农不分”的中国特色，实施过程中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受到严重限制。第二，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效益大幅提升。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随着人口增多，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开垦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在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着农民利益倾斜，且农产品价格又不断上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土地的增值成为必然，故纠纷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这几年土地承包价格上涨十分明显，几年前一亩地承包价格是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几元，现在涨到了每亩几百元，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享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新形势的变迁，农民对土地渴求的加强成了争执发生的现实诱因，土地效益的增加则成了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根本原因。第三，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一，地方执行政策、乡规民约与中央政策的不协调，在实践中播下了矛盾的种子。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法释[2005]6号，扩大了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延长了承包期限，但是因为历史、政策的原因，使得法律和现实脱节，使良好的法律政策未能实际良性运行。由于没有根据国家法律、中央政策的改变对土地政策及时调整，违法收回农民土地等土地纠纷大量产生。例如，“农转非”、外嫁女、撂荒等情形下，发包方违反法律、政策收回土地。其二，有些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对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干预过多，时有越权处理农村的具体承包合同，对山林、池塘水库等承包合同的干涉尤为突出，甚至为搞政绩工程，强迫农民退出其生存的土地，违法占用耕地和农田，侵害农民的土地利益；其三，有些乡镇政府工作不到位，缺乏必要的村、镇干部行政规范指导，造成农村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及土地使用证书的发放和管理中存在不必要的失误，导致纠纷的产生。 第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社会转型期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为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土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征用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纠纷，均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第五，农民法制意识增强，村领导班子法制观念相对滞后。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加强，我国正日益建设成为民主、文明、法冶的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农民面对日益开放文明的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例，面对新闻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潜移默化中他们法制意识得到了不断增强，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他们的首选。当遇到纠纷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再姑息、躲避、忍让，而是大胆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对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成员，则未能顺应时代潮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们不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仍用老经验、老办法来办事。同样的情况及问题，随着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再用老一套办法来行事是不能取得好效果的。透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看，正是由于村领导未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并且不时还存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导致土地纠纷的发生。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主要问题及实务处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从当前存在的法律规范来看，涉及的内容较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中央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另外，村民组织法、土管法、农业法、继承法、担保法、婚姻法等规范也有涉及。如何在司法审判中适用好相关的规范，解决好溯及力问题，以厘清在合同签订、履行、效力认定、行为合法或合理判定等方面的司法确认问题，确保纠纷的合理解决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要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科学态度，协调好法律适用中可能产生的冲突问题，依据法律、参照政策，以息争止讼为目的，以稳定促进发展为导向，综合运用好各种规范，妥善处好各种土地承包纠纷。下面，笔者就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如何处理浅谈一下一管之见。 （一）关于受理范围1、承包经营权确权问题。《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为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法释[2005]6号第一条列举了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具体情形，同时排除了两类不应受理的情形。可见，因合同违约引起的违约纠纷或因他人侵权引起的侵权纠纷以及承包经营权的继承纠纷等具有可诉性，法律已有明确规定。2、离婚诉讼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问题。法释[1999]15号第三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这是截今为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所作的唯一法律规范。同时，刚颁布的《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认定为用益物权，物权应当是可分的，将其纳入受案范围，具有法律依据。3、承包户内部因分家要求对原以户为单位承包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样存在上述两种意见。在审判实践中人们对这类纠纷，很多都以应由村组、乡镇处理为由不予受理。但这类事纠纷，村组、政府也不好处理，因为这是承包户内部的事，不是承包外部关系，这种家庭内部的纠纷，他们通常不好处理，处理依据也不足，最后导致当事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其实，对于户内承包经营权，人民法院予以分割并没有以司法权干预行政权，原来的承包合同仍然有效，不会对发包方的权利造成的损害。同时，这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属纠纷，它本来就属于家庭成员共有，只是对它进行分割，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既属物权，自然可分。而且，离婚诉讼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分割，这两种纠纷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家庭内部承包经营权的分割，故我们应予以受理，用民法对之进行调整，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关于合同效力在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时，不时会遇到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效力或其它类型纠纷需要确认合同效力，故合同效力的认定对审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浅谈一下审判实践中常见且容易搞错的几个合同效力问题。1、关于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六)项，《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发包方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法释[2005]6号虽未涉及村民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但法释[1999]15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认为：原则上，只要合同形式合法，应确定合同的效力，特别是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主张合同无效的一般不予支持。其次，因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村民群体主张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的，如承包方已作大量投入，种植1年以上的，原则上不予支持；承包方种植不足1年的，原则上认定无效；投入不大的可予以适当补偿；有大量投入的，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必要时可对承包期限作出调整。如发包方（包括村民群体）主张增加承包费的，可引入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酌情增加。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没有登记或备案的合同效力。《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审判实践中，人们对没有登记的合同效力认识不一。笔者认为，合同的效力与物权的变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登记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不动产登记是物权转移的标志，是否登记主要是表明物权是否转移，是合同履行问题。合同是否有效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来认定，如果当事人之间对物权的设立和转移达成合意，只要这种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即便没有完成登记，也应当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这一规定，区分登记与交易本身，改变了过去将登记的效力与合同本身的效力相混同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综上，在承包或流转过程中，没有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用途的合同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用途合同效力的认定也是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如果在签订合同时即对流转土地的目的和用途明确为非农业用途，因为《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由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如果合同约定的是农业用途而实际上是用于非农建设，且流转方是明知的，则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合同应认定无效；如果签订合同时目的确实是用于农业用途，是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后改为非农建设，应当按照《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 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而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三）家庭内部承包经营权的分割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主要是对承包人与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对家庭内部之间的关系鲜有涉及，这给家庭内部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的处理带来了难题。由于人们观点的不统一，加上法律适用的难度，实际操作的难度，致使法院对这类案件“敬而远之”，不予受理，使相当多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笔者认为，审理好家庭内部承包经营权的分割纠纷，首先应明确在一个家庭中，哪些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人认为，只有承包土地时分得承包地的人和当承包人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才享有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人除上述人外，还包括这个家庭新出生的人。理由如下：首先，土地作为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保障，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基于其朴素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方面反映的是对集体土地的经营，另一方面反映农户对土地利益的分配。故土地与其它财产不一样，剥夺了新生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异于剥夺了新生人口的生存权。其次，《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故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成员权，随着成员资格的取得即取得，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第三，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户）为单位的，承包方是家庭（户），不是几个具体人的合伙承包，故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是户内的家庭成员，并不仅是当时的承包人。 当新增人口得到土地，原承包人人均份额减少，则调和了上述矛盾，故新增人口应对家庭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这也符合政策规定，是政策本身应有之意。第四，家庭内部成员份额的调整并没有影响、侵犯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管理土地的公权。在承包合同中，承包方是户，不是具体的哪个人，主户只是代表，他代表的也不是具体的哪几个人，而是代表这个户，故家庭内部成员份额的调整是合同一方的内部的调整，对外没有改变承包合同，没有影响、侵犯发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反而更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减少了新增人口请求发包方要求承包土地的纠纷。综上所述，新生人口对家庭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在家庭内部享有承包地份额。家庭承包的土地，其承包经营权性质上属家庭共有。对承包经营权的分割，可按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予以分割。但同时也要注意，因承包经营权的来源、性质、作用和其它财产不一样，这也决定了分割原则与其它共有财产有特殊之处。承包经营权来自于其成员权，它不像其它财产一样是通过劳动、投资等取得的，只要享有成员资格即享有承包经营权，它对农民来说是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在分割时，要从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出发，对负担重、生活能力差的人予以适当照顾，并考虑土地生产能力、方便耕种等情形，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分割。而对妇女及上门婿，他与新生人口不同，因他们在原出生地就享有承包地，故除在结婚地重新分得承包地外，原则上不享有。（四）关于保护妇女及上门婿合法权益的问题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时有发生，但是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以及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模糊认识，甚至妇女自身对这种侵害也感到“理所当然”。另外，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强。关于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问题，土地承包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七）、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妇女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承包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对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作出了特别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法释[2005]6号第三十四条对离婚纠纷中的承包经营权分割进行了规定。但这些维护妇女土地承包权的国家法在很多地方还受到“民间法”的严重挑战，甚至有些地方基于“搞活土地经营使用权”出台了与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政策。因此，司法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何在司法领域保护妇女合法权益，需要我们作出努力。关于出嫁女承包地问题。 （五）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等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制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六）关于以弃耕、抛荒为由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对弃耕、抛荒承包地能否收回的问题，走过了从可以收回到不可收回的历程。《土地管理法》、法释[1999]15号规定可能收回，《土地承包法》、法释[1999]15号强调了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明确不能收回。法释[2005]6号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在适用该规定时，要注意时间效力问题。因法释[2005]6号第六条的规定主要是根据《土地承包法》制定的，故笔者认为，虽法释[2005]6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在2005年9月1日该解释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该解释的规定，但因为法律对施行前的行为没有溯及力，故该解释只能适用于《土地承包法》施行之后的行为。对之前收回弃耕、抛荒的承包地的行为，因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但为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可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的规定，如收回的承包地没有另行发包的，对原承包人继续承包耕种的请求可予支持，如已经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告知其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七）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八）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法释[2005]6号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选择留在村里继续耕种的农户特别是承包他人抛荒地的农户，不仅为粮食生产和保护耕地做出了贡献，而且还承担着额外义务和风险，如果毫不考虑他们的利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风险收益相当”、“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因此，对历史的原因或政策性原因引起的流转合同纠纷，不能简单地以签订合同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权利义务失衡为由宣布无效，造成高成本的善后处理工作的发生，应该以促进生产、便于执行为原则，维护土地投入现状，不中断、不损害土地生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为救济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象，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以情势变更为理由，调整承包期限，变动承包金数额，以化解矛盾，消除纠纷，将国家惠民政策落实到村民头上，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九）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的问题此类案件中常见的证据有以下几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土地清册、缴费票据、流转协议、村委会的证明和证人证言。但这些证据大多存在形式瑕疵、证据相互矛盾等问题。在认定证据时，应将每一个单个证据置于全部证据背景下，考察其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证据相互之间的支持作用，切不可单凭某一证据无视其他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由于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论文答辩自述尊敬的各位老师：下午好！（鞠躬）我叫xxx，是山东微山湖地区的一个农村自考生，我参加了贵校法律本科段的自学考试。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第一次来到梦寐以求的南京大学进行论文答辩，接受各位老师对我的指导和考核，感谢南京大学给了我这个求学进取的机会。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浅谈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论文是在xxx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鞠躬）向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各位辛勤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鞠躬）下面我把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向各位老师汇报如下：近几年，农村的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农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农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极大威胁，其生存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萌发了我写作的意图。本文试从农民环境权的提出、概念及现实中对农民环境权益的侵害等方面作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预防和治理，切实保护农民生存权、环境权。论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即：第一部分，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概述。第二部分，农民环境权益受侵害的现状，（一）环境污染转移到农村。1.环境污染；2.一些排污企业在农村进行“二次污染”。 3.农村乡镇企业、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日益严重。（二）农村自身的环境污染。1.农业生产的污染。主要指过量滥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环境污染。2.农村生活的污染。主要指村镇等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因缺乏规划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的生活污染。3.农村养殖污染。（三）农村环境不断恶化，农民的生存权、环境权受到极大挑战。（四）农民环境权维权的现状，长期以来，农民的环境权益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保护。1.一方面，政府在农村环境侵权救济中严重缺位。2.另一方面，农民维权意识薄弱，不懂得应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再者，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十分困难，使农民环境权不易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第三部分，农民环境权保护的法律意义，1.保障农民环境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农民人权、公民权的基本要求。2．保障农民环境权是保障农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需要。3．保障农民环境权是保障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4．保障农民环境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5.保障农民环境权是实现环境公平的需要。第四部分，农民环境权保护的政府责任角色定位，政府在对农村环境治理和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中，应该积极作为、依法作为，政府应扮演重要的角色。1.立法、司法部门：（1）应当把农民环境权纳入宪法中保护。（2）赋予农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让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的事项中去。（3）增加环境公益诉讼。另外，要建立专门的农村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实现环境维权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2.执法部门：环保行政部门对破坏环境，侵害农民环境权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3.各级政府：要增加农村环保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第五部分，关于农民环境权学理的争议和探讨，（一）环境权在法律部门中是否应该提出或存在。两种观点：1.反对说。2.支持说。（二）有没有必要建立一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持赞成的观点认为，环境侵权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公共利益，发生的容易是公害的群体事件，危害性大。因此赋予公民的诉讼权利，便于维护公共权益。反对者认为，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完全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诉权，如果在法律中增加环境公益诉讼，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滥用诉权的现象。第六部分结论，研究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不仅有助于完善环境权理论，而且对改善农民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环境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本次论文的写作，使我受益匪浅。 xxx老师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同时，我感悟到论文的写作过程是真正的学习提高的过程。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在论文的内容表述、论证上还存在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钻研和学习，借此答辩机会，诚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指正！谢谢！（鞠躬）
论文答辩最重要的是听清、记清老师的问题，以免答非所问。如果一次没听清，一定要请老师重复，不要装懂，但尽量避免多次劳烦老师，否则印象分会下降。针对老师的问题作答时，要按重点精要回答，回答有层次、有条理，切勿东拉西扯、过分啰嗦、讲太多不必要的东西，否则老师会打断你的回答，你想说的内容可能就说不完了。还有，回答的时候小心一些，不要轻易涉及你不清楚的领域，避免老师拉住一点进行苏格拉底式追问，否则就惨了……可能提到的问题，我可以提出几个建议：1、总结出几个论文的创新点；2、看看你文章的语言表述、逻辑层次是否合理，特别是标题的表述，是否有命名不当，或者逻辑层次不对的地方，有的老师会抓住这种瑕疵要求解释的……3、看看概念、理论有没有基础性错误，有的话老师可能会抓住提问；4、如果上述瑕疵都没有，那么老师会就你论文的专业性问题提问，可能涉及的方向有：（1）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可能的比较法和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做法和缺陷；（2）你论文中自己的观点、创新观点的合理性；（3）有些老师会就注释和引用文献进行提问，不过可能性不太大，保证学术规范就可以了。上述提问的重点在于4（1）（2）。就这些方向自己好好斟酌准备一下。一般答辩的时候会留有准备时间的，不要慌张，自信回答，良好的风貌可能给你加分。最后，不知你是本科答辩还是研究生答辩。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觉得上述这些你看一下有个概念就行了，本科答辩都很水的，不会问那么多专业的东西，好多时候跟老师随便聊几句就结束了，这时，第2、3、4（3）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总之，不要紧张，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