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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简单一导言老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二寻找材料①老舍生平舒庆春生于北京的一个贫穷家庭。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庆春是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其中《茶馆》极为著名。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1966年老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6月3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②老舍爱好1.打拳 2.唱戏 3.养花 4.说相声 5.爱画 6.玩骨牌 7.和孩子们交朋友 8.下小馆 9.念外文 10.写字 11.养猫 12.旅游 13.行善 14.分享 15.起名字 16.自己动手 17.给人温暖 18.收藏小宝贝 19.剖析自己③老舍作品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月牙儿》《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三结尾总结你自己收一下尾就好了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摘要:老舍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并在这种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三、四十年代的全面抗战把老舍从文学推向了政治 ,导致他的文学思想开始向政治倾斜 ,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功利性。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的影响 ,他原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利性与作家的艺术个性等矛盾又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他在一片赞颂声中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文化批判精神 ,在不知不觉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越来越严重
呵呵 我大一 正在写 写好了
到了民国，匪患更加深重，一本英国人写的书说，民国时的中国，是土匪的王国。土匪的世界土匪，在我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别称，如响马、胡子、山大王、绿林好汉之类，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另类职业。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他们活跃在历朝历代的舞台上，在军阀混战、百业调零的日子里反而更加活跃，但新中国建立后，土匪祸乱虽然经过了一个高潮，但是很快就被消灭殆尽，从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退出了中国舞台。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到了新中国匪患才销声匿迹，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一、土改制度消灭了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彻底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层被消灭，自给自足的庄园式经济被打破了，“吃大户”、“绑肉票”这些土匪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失去了目标，长期被地方豪强地主利用豢养的土匪武装失去了接济。广大农民群众分得了土地房屋，不再担心生活问题，即使遇到灾年也不用在铤而走险，上山为匪了，不但大大减少了土匪兵源，而且翻身农民纷纷参加农会、民兵等组织，成为消灭敌方匪患的重要力量。二、新中国的统一压缩了土匪的活动空间。在封建割据和近代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土匪可以四处流窜，这个省剿匪的声势大了，就到别的省去，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实在剿的太急，这些土匪也可以直接投入一派军阀门下，直接摇身一变投身官军，待时机成熟，再拖枪为匪，比如民国悍匪“老洋人”张大庆，聚匪上万人纵横苏、鲁、皖、豫、陕数省，无恶不作，当时驻守河南的直系军阀靳云鹏亲自率领所部官兵，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进行铁桶合围，但并不急于发起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以壮大自身实力。经过几天往返磋商，官、匪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老洋人”匪部改编为正式官军两个游击支队12个营，仍在原地驻扎。但到了第二年10月，“老洋人”重操旧业，火烧鹿邑县城，再次为祸一方，之后又数降数叛，难以根除。三、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了土匪的力量。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就制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剿匪斗争中得到了有效贯彻，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和改造土匪的良好效果。使剿匪力量可以集中打击土匪中罪行累累的首恶和骨干分子，对那些由于生活所迫或被土匪武力胁迫上山为匪则给予出路，其中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的还要给予评功受奖，使众多土匪心甘情愿的走出匪巢，向当地政府缴械登记。比如我国湘西地区，由于境内山地起伏，洞穴连绵，又与鄂、渝、黔、桂四省交界，加之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落后，自宋以来，匪患未绝，到了民国甚至到了土匪多如牛毛的地步，这些土匪不但为祸百姓，甚至结伙打劫国民党军队的辰溪兵工厂，将库存的近3万条枪抢掠一空。后来，人民解放军开入湘西，对为祸数百年的湘西土匪开战，到1951年元月15日止，除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外，其余约60000人经集训教育后遣返农村，依靠觉悟好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劳动，解决好生活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为非作歹。经过一段时间的管制，由农会评议，摘掉其“土匪”的帽子，还其农民的本份。四、一只铁打的剿匪部队是消除匪患的最有力的保证新中国以前的剿匪活动有些也声势浩大，但往往到最后功亏一篑，除了残余土匪多是百战余生，战力强悍以外，与剿匪官兵故意养匪自肥甚至兵匪一窝有直接关系。新中国剿匪斗争开始以后，不但广泛动员群众，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还直接抽调主力野战部队参与剿匪。这些部队久经战火考验，装备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加上铁的纪律做保证，一路势如破竹。仅在中南地区，我军就投入46个师的野战部队，在豫、鄂、赣、湘、桂、粤六省对残余匪特武装进行清剿作战。西北军区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又1个旅3个团......从1950年至1953年，我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匪特武装240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平息了匪患。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W.Hinton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22] W.Hinton.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1.1.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1.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1.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乡土中国》序言主要内容：对有关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的成果，由14篇论文构成。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观察。《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取决于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如果经过相应的创新开发，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与当代思想和社会风尚相结合，走出乡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可以回归乡土，以本土味道面向市场。
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中主要讲了乡土中国这本书解决什么问题，以及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以及重点概念给人的启发。
北京的符号 ——老舍与北京 我看见祥子手里拨弄着现洋，心中盘算着买车，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小九九，身旁老北京洋车黑漆漆的车身、亮晶晶的瓦圈，闪着光；我看见王顺发忙着擦桌子码茶碗招呼客人，手里拎着老北京的大茶壶，壶嘴徐徐吐着水雾；我看见祁家正房的清水脊子旁石榴正红，天井的八仙桌上老北京的兔儿爷昂首挺胸，老太爷微笑点头；我看见沙子龙直视徒众一言不发，心中暗道:“不传！不传！”，堂前老北京那只镖局长枪，静静倚立墙角，与主人遥相呼应…… 读老舍先生的书，仿佛被书中人物引领着，游览北京的街巷，呼吸北京的气息，欣赏北京的色彩，聆听北京的节奏，感受北京的心情……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老北京的符号啊！ 那是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似一段京胡弦语，激越铿锵，余韵悠长；如一壶茉莉花茶，馥郁芬芳，回味无穷。 忘不了老舍先生品北京饮食——“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过了砂糖在锅里‘唰唰’地炒着，连锅下的茶烟都是香的”，“高粱红的河蟹，用竹篓装着，沿街高声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在酒楼里，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只有老北京才会有如此诱人的风味；也只有老舍先生，才能领略得如此动情传神！ 老舍先生虽然祖籍山东，可他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更无比地爱着北京。他爱老北京的一切，正如旧历年张贴的年画:喜庆、稚拙，又不失王者的大气；细致、精巧，更传达着文化的气息。老舍先生正是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于是，老舍先生的文字，老舍先生的名字，也因此成了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符号。 老舍先生出过国，留过洋，他自然懂得时代终究会推动“老北京”变成“新北京”，这是一种欣喜与哀婉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也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四世同堂》的主人公瑞宣，喜欢逛八面槽、大栅栏、琉璃厂，可他也惋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店铺都会消失”。正因为此，老舍先生在新时代北京的舞台上，努力创造着新北京的语言和形象，创造着新北京的符号。 于是，作为北京符号发现者、热爱者和创造者的老舍先生，也成为了北京历史与现实的，北京人眼里与心中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摘要： 人们的物质生活往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生活。茶馆由于其自身独有的功能和文化性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馆的空间设计作为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体现文化性，但现有的茶馆装修却逐渐大众化。本文中，笔者以此为着力点，探究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茶馆；空间设计；传承
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同时也更加追求文化生活。茶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而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闲暇时亦或是社交时与三五好友，同事客户一同去茶馆坐上一段时间，共品一杯香茗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茶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是一个文化场所，理应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有一些茶馆片面追求开发，对其文化并不重视。而将地域文化融于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性体现。
1茶馆的概念和历史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同时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历史十分悠久，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这个称呼在长江流域流传较广。两广地区人们多称其为茶楼，京津地区则多称为茶亭，除此之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等称谓。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经营成本较高，除了提高茶品外，一般还会有各种小吃等。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品茶、休闲，社交，交谈等活动。茶摊则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在文化性上体现不强。中国的茶馆主要分为四种流派，即川派、粤派、京派、杭派。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中国古典典籍记载，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称为茗铺。茶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场所，有许多文学作品以茶馆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
2中国茶馆的现状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华民族对于茶有着独特的情感，由此形成的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茶馆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休闲，文化，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茶馆的功能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拥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茶馆除了提供茶品已及其他衍生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其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一是极具特色的环境和氛围，二是高质量的茶品。其中前者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茶馆虽然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在其装修设计上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本应反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有许多茶馆对于这种地域特征却设计得比较模糊。茶馆的装饰与饭馆，快餐点不同，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切忌所有的茶馆都采用同样的装修风格和装修材料，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设计，适当地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性，茶馆也能充分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对把地域文化运用到茶馆空间设计上这个课题进行探究分析才有重要的价值。这首先可以使得设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地域元素对茶馆空间进行设计，其次可以让茶馆的文化性大大增强，此外还能够让人们通过了解茶馆中的地域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3地域文化运用于茶馆空间设计
地域文化要想充分并且适当地运用到中国茶馆的空间设计中，相关的设计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各地的案例，使用真正适应自身的合理的方法。首先，设计人员在对茶馆进行设计之前，要确定茶馆空间的设计主题，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和有关的历史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化性，历史性，独特性和科学性。比如，从众多的地域元素中，设计人员可以选择几种最合适的茶馆空间设计元素，然后把现代的科学设计技术和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各种设计进行组合，营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的茶馆内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茶馆环境，使得茶馆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吸引消费者，达到提高经济利益、传承文化的作用。
3.1充分了解文化，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设计思路
茶馆可以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茶馆，我们可以一窥茶文化的精髓，得到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享受，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茶馆的空间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一家茶馆的内部装修得如同一家快餐店（笔者当然不是对快餐店有成见，快餐店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简易自然的设计风格），我们自然无法体会到文化的韵味。优秀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制定方案之前，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仔细探究各类特征，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设计主题切入点和设计思路。要想在茶馆空间设计中传承和体现地域文化，首先自然需要全面地了解地域文化，元素和历史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例如，一个地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因素、名人、民俗等等都应被当做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以长沙市的一家茶馆为例。白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家茶馆选择白沙文化作为茶馆空间设计的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文化典故，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运用于实际设计中的元素和材料，这家茶馆也被命名为“白沙源”。在空间布局上，这家茶馆主要是南北走向，一眼白沙井开于茶馆的正南面。茶馆共有二层，在茶馆的二楼最高处或是围栏边人们可以欣赏到源源不断的白沙源，这正好呼应了茶馆的主题。古井和茶馆形成了一条中轴线，在这条线上，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圆池，又在圆池之中放置了一台圆桌，加上桌子的颜色，如果我们从高远处看去，这个圆池就像是一个池塘，在上面漂浮着点点荷叶。这种设计使得茶馆能够和景色相结合，体现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弘扬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例如在建筑材料上，“白沙源”茶馆大量使用透明玻璃而不是传统的砖瓦墙体，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立体感，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茶馆空间不再封闭，内部的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茶馆外的景色。除此之外，玻璃与茶元素的结合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综上所述，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如果细致地分析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可以使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加深刻，文化界限更加清晰，消费者所得到的感官和心灵享受也更加丰富。
3.2优化地方性元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地域文化也是一样。而文化的演变和时代的发展则是分不开的，就如人们的审美标准一样，或以瘦为美，或以胖为美，追求标准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产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节奏逐渐加快，技术更新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茶馆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应该对地方性元素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优中选优，此外，还要用新技术来展示地域文化。在设计时，要注重整体性，即在建筑材料，墙壁，空间布局，器物陈设等所有茶馆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
3.3空间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广袤的疆域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各地独特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例如，北方的高屋建瓴，飞檐斗拱，这是与北方的气候因素分不开的，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能够起到放风固沙的作用。这些建筑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内人民的性格特点。南方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体现了南方人精致细腻的性格。这种原理也可以应用到茶馆的空间设计中，运用空间布局体现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优质的融合效果。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北京的“老舍茶馆”举例，这座茶馆非常有名，其设计体现了地域空间布局特色。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正是运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将整座茶馆变成了一座富有茶文化的四合院。这座茶馆使用的是传统四合院的二进房布局，将传统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和现代因素和技术相融合，使茶馆本身既充分地展示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之前所提到的“白沙源”茶馆则是运用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空间布局特色。园林讲究“移步换景”，在这座茶馆的设计中，设计师完全践行了这一原则，将园林的景致引进茶馆，进行精心的布置，再运用玻璃透明的特点，在茶馆中营造出了多层次的效果。
3.4选择材质
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空间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除了需要使用有地域特色的材料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材料，除了好中选优外，也要做到避免铺张浪费。例如，北方的茶馆多使用硬木等材料，南方则多用竹子，藤条等，这都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地区人民特点。3.5家具、茶具等陈设品的设计茶馆内的家具等陈设品起着重要的实用和装饰作用，家具等陈设品能够充分的体现地域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例如北京的茶馆多使用明清特色的家具摆设，京剧，花灯等都成为了装饰材料。南方的茶馆则使用一些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
4结束语
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一方面能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视觉观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茶文化内涵。时代在进步，为了凸显文化内涵，地域文化必然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到在茶馆空间设计中。同时我们还要将传统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地域文化也能同时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的方式，并分析了具体事例，希望能对茶馆的空间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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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茶馆》故事梗概是：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 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 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地演出着一幕幕的人间活剧。 《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剧作者老舍 (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 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如果你对猫的了解比较深的话，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好写的吧，日文提纲写起来麻烦，给你个中文提纲吧，仅供参考。一引言，包括有关猫科动物的背景知识和你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意义。二研究现状分析（即文献综述），既然是论文，肯定是要研究某个东西，所以肯定也已经有别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可以写国内外对于猫科动物的研究热点问题，或者是总结一下他人的研究结论。三你的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方法（比如：案例分析、统计分析、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当然这些都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啦）、研究过程、材料和数据的整理等，如果是实证研究四研究结论或启发，可以是你对猫科动物的理解或心得体会。PS。建议不要写“猫科”这么大的题目，把题目拆细了会更好写，比如“宠物猫的养殖”、“不同猫科动物的XX对比”、“家猫的生活习性”、“猫类的疾病预防”等，总之找你喜欢的写吧
近二十年里，在现代作家研究领域中，变化最大的，进步最快的， 大概要数老舍研究了；对老舍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老舍研 究中，老舍资料研究的收获又是走在前列的。 这其中，有一位后起之秀，他便是山东的张桂兴先生。在最近五 年里，拿出三本大书来，一本比一本大，一本比一本高明，着实让大 家大吃一惊。 这三本全是老舍资料研究，它们是：《老舍旧体诗辑注》、《老舍年谱》和《老舍资料考释》。 起步晚有后起的好处：除了继续挖掘和发现之外，他可以广泛地收集、包容、综合、汇总，加以条理化，编成一张漂亮的大网，拿出一个完完整整的成果来，构筑一个新的领域，叫作“集大成”。这种集大成的东西，由于其“全”，便有了工具性，成为必备的工具书，权威性很强。 张桂兴先生的三本大书，都有这种性质，是非常可喜的老舍研究成果。它们，对所有的老舍研究者和老舍教学者，都会成为查阅率很高的书籍，都会成为不可缺少的案头书，这是毋庸置疑的。 独仙嶙柿峡际汀犯�衅涠赖街�Γ?p> 一是它的深度。如果你挖一百尺，那么它挖二百尺，三百尺…… 直至见了石头，铁板钉钉，答案就是“它”了——没有别的可说，确凿无误。例如老舍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第一年所聘任的职称是讲师，不是教授；直到第二年才改聘为教授——考证得有根有据，绝不含糊。老舍当时讲授的是五门课，既不是三门，也不是四门；是哪五门？——一、二、三、四、五，摆得清清爽爽，斩钉截铁，全有证据。 二是它的新颖。有几个领域是别人不曾开挖过的，是新井，譬如“老舍一生结社及任职考”，排出158个，洋洋大观，全有第一出处，是真下了功夫；也都是新鲜的材料，颇有价值。 三是它的序列化。“老舍的同名之作考”、“老舍主编及参与编辑的刊物考”等，皆属此类。别人竖着排，他横着排，别有一番情趣。角度一变，另有一番归纳，为查阅老舍资料提供了方便，也是有用的，就像不同的索引一样。 然而，不论是上面的哪一条，全是结结实实的考证，全是大量占有资料的结果，全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其工作量之大，耗时之长，跑路之多，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张桂兴先生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抗得起种种别样的诱惑，真真地不简单，在文学资料研究相对受到冷淡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我们禁不住要对他由衷地大声地致谢和赞美了。 资料研究几乎不可能有终结和极限，也很难由谁来画一个完整的句号，说不定，此时此刻，又会蹦出几篇老舍佚文和资料的新发现或补充来，但是，有张桂兴式的钻研精神，老舍研究将是前途一片光明。掂量着这部《老舍资料考释》大书，谁能说不是呢！ 本来，老舍生平资料是个最缺胳膊短腿的领域，如今，当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像一百年前一样，一个完整的实在形象，再生了，真该好好地纪念庆贺一番啊！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赶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出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及至它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啊，它又多么尽职，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拉倒！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倔强得很！是，猫的确是倔强。看吧，大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狗熊、甚至于笨驴，都能表演一些玩艺儿，可是谁见过耍猫呢？（昨天才听说：苏联的某马戏团里确有耍猫的，我当然还没亲眼见过。）这种小动物确是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逛。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猛，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它的嘴往往被蜂儿或蝎子螫的肿起来。赶到猫儿们一讲起恋爱来，那就闹得一条街的人们都不能安睡。它们的叫声是那么尖锐刺耳，使人觉得世界上若是没有猫啊，一定会更平静一些。可是，及至女猫生下两三个棉花团似的小猫啊，你又不恨它了。它是那么尽责地看护儿女，连上房兜兜风也不肯去了。郎猫可不那么负责，它丝毫不关心儿女。它或睡大觉，或上屋去乱叫，有机会就和邻居们打一架，身上的毛儿滚成了毡，满脸横七竖八都是伤痕，看起来实在不大体面。好在它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依然昂首阔步，大喊大叫，它匆忙地吃两口东西，就又去挑战开打。有时候，它两天两夜不回家，可是当你以为它可能已经远走高飞了，它却瘸着腿大败而归，直入厨房要东西吃。过了满月的小猫们真是可爱，腿脚还不甚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它们的好玩具，耍上没结没完。一玩起来，它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即马上起来，再跑再跌。它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现在，还有新的问题呢：老鼠已差不多都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猫既吃不着老鼠，就会想办法去偷捉鸡雏或小鸭什么的开开斋。这难道不是问题么？在我的朋友里颇有些位爱猫的。不知他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记得二十年前在重庆住着的时候，那里的猫很珍贵，须花钱去买。在当时，那里的老鼠是那么猖狂，小猫反倒须放在笼子里养着，以免被老鼠吃掉。据说，目前在重庆已很不容易见到老鼠。那么，那里的猫呢？是不是已经不放在笼子里，还是根本不养猫了呢？这须打听一下，以备参考。也记得三十年前，在一艘法国轮船上，我吃过一次猫肉。事前，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肉，因为不识法文，看不懂菜单。猫肉并不难吃，虽不甚香美，可也没什么怪味道。是不是该把猫都送往法国轮船上去呢？我很难作出决定。猫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而且发生了些小问题。可是，我并不为猫的命运多耽什么心思。想想看吧，要不是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猫的威风怎会减少了呢？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的多，不是吗？我想，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机械化了，不是连驴马也会有点问题吗？可是，谁能因耽忧驴马没有事作而放弃了机械化呢?最后几段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赶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出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及至它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啊，它又多么尽职，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拉倒！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倔强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