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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律规定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2)刑讯方法 1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讯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2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 3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 1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 2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大意是说，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这是因担心屈打成招造成错案。又说，凡审问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他是在说谎，也不要马上反问。供词记录完毕而问题尚未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讯问的问题进行讯问。再把供词记录下来，再看有无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再继续讯问，直到犯人词穷。对多次说谎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的，依法律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拷打时必须记录：因某人多次改变口供，无从辩解，拷打了某人。“其律当笞掠者”，是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刑讯的才可以刑讯。可以想见，何种情形可以笞掠，以及笞掠的刑具、笞打的数量、程度，都应有具体的规定。可惜秦简中没有具体的条文可查了。尽管如此，“笞掠”作为审判的一种合法手段，是被法律加以确认的。 在秦代，刑讯不仅施用于一般案件当事人，还施用于高级官吏，这一点与儒家主张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大异其旨的。《史记》载：赵高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关进监狱，并“榜掠千余”，使他“不胜痛，自诬服”。汉承秦制，其中也包括刑讯。《史记》载，刘邦对贯高“榜掠数千”，打得他“身无完者”。西汉初像法家一样主张“刑无等级”，当时的刑讯曾使位尊的大臣感到惶恐。大将军周勃被诬谋反下狱，后被平反释放。他说：“吾曾将百万兵，而今始知狱吏之贵也”。东汉也是“掠拷多酷，惨苦无极”。至魏晋南北朝时，刑讯逐步规范化。如北魏规定，对年满五十以上者不得刑讯，体弱者可酌减，而且对拷打用的刑具尺寸和拷打的数量都作了限定。唐代对刑讯的限制较严，官吏非法刑讯要严加惩处。《唐律疏议·断狱律·讯囚察辞理》：“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拷囚不得过度》：“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得不到真正遵守。非法刑讯、法外施暴的现象层出不穷，合法的刑讯仅成例外。至于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那样的酷吏，更是想出各种酷刑手段制造冤狱。明代法外用刑更为惨烈，直至清朝，非法刑讯依然盛行不已。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刑讯是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共生共存的。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刑讯即使存在过，也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周春秋的审判实行的是贵族共审制，即由五名贵族共同审断案件。如《训铭》载：审问案件时，有伯杨父、格、啬、谦五位贵族组成“合议庭”共审。其次，西周春秋的审判是论辩式的，即当事人均到庭，就争讼当面诉辩。《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与伯舆之讼，《左传·昭公七年》载章华宫吏与芋尹无宇之讼，双方均到庭诉辩。这种审判方式即《尚书·吕刑》所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原告被告均应到庭，法官居中审判。这种审判方式是原被告之间冲突，法官观战，因此就杜绝了法官斥令打手去刑讯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西周春秋的审判是注重证据的。《尚书·吕刑》所谓“师听五辞”，“五辞”即具有文字形式的诉讼材料，包括誓辞、起诉辞、答辩辞、证辞、判辞。《左传·文公六年》载“董逋逃，由质要”，即处理走失的奴隶、牛、马所有权而引起的争讼，要以购买奴隶牛、马对立的契券为凭证。 综上三点，西周春秋的审判是共审制、辩论式、注重证据的。因此在总体上杜绝了纠举式审判，从而也就杜绝了刑讯的方式。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集权制王朝，其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清末。刑讯制度为什么与封建专制制度同生共存，自有其历史文化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虽标榜孔孟的“仁德”、“爱民”之类，但这种政治伦理理想，一方面在官僚们日常琐碎的政务当中显得黯然失色，另一方面又因为缺少宗教信仰的支持而显得毫无生气。南宋时，不少官僚受佛教“因果报应”、“六世轮回”之说的影响，对囚徒每存善念，对罪犯每施宽贷，以求来世善报，从而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我国古来有种观念，只爱其祖，亲其族类，不及其他。又有华夷之辨，视四边之族为异类。这种藐视人格的冰冷心态，正是酷刑和刑讯得以存在的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
我要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包括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
1、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科举制 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 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在官僚系统中，地方官员，无论是临民之官，还是封疆大吏，如何选用，事关统治根基的稳固与否，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之演进，地方官的选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秦汉至隋唐以前，地方官选任以察举和荐举为主，以“贤能”为标准，地方权力较大。从选拔上看：在先秦时，实行乡里举荐的制度，在血缘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情况下，基层举荐实际上跳不出“荐人唯亲”的框框。汉代实行察举制度，规定由地方主要长官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人为官，推选的标准以德行、经学、乡闾清议为主。察举实行荐举者与被荐举者连坐的制度，制度之初还是比较严慎的，但由于察举的标准笼统，主观评价的成分多，容易出现请托舞弊，弄虚作假的现象，被举荐者多为“门生故吏”，无真才实学，随着吏治的败坏，到东汉末年此制也败坏不堪了。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推荐的权力不再交由地方官，而是由朝廷统一任命“中正”官，专门负责举士选才。这些中正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把地方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上报给中央，由中央任用。中正官评价人才的标准包括了察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还增加了“家世”和“才实”等条目，注重品德与能力相结合，比汉代较为完善，一时间“儒雅并进”，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但此制度也存在缺陷：一是选官的人，即“中正”官，多为本地的豪族大家所把持；二是选拔标准多以家世出身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才结果，阻塞了寒素人才入仕。 从任用上看：从秦代起地方上长史一级的官员就要由中央任命，以后历代一直延续，秦汉地方层级分郡、县两级制，地方主官，都由中央下派，郡守如此，县令也如此。但同时也规定，地方长官有自辟僚属的权力，郡守、县令都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选择任用官员。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
正好最近研究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保证理想的社会道德秩序和完善的建筑体系，往往制定出一套典章制度或法律条款，要求按照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来确定其可以使用的建筑形式和规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建筑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等级制度也留下了其特有的印记。无论是中国城市、聚落和住居空间的组织原则，还是古建筑形式的发展演变，或是在建筑材料和装饰及建筑某些特征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找到建筑等级制度参与作用的痕迹。1建筑等级制度的发展——从宗教到世俗根据考古发掘，在中国奴隶社会早期，服务对象不同的建筑就有了不同，不仅在规模上有差别，还有诸如使用夯土起台，石灰抹面装饰等区别。这种差别昭示了日后建筑等级制度的发生。到了周代，等级制度已经成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并且以“礼”的形态表现出来。建筑则大致在类型、尺寸、数量和色彩等方面做出规定。这些规定，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要求确定的，不遵守这些规定，就是挑战天子的权威。周代建筑等级制度的规定基本是以宗教活动的要求为本位的。比如明堂，是帝王特有的借助天的力量的场所，它的一些标志性构件，如“四阿”，就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其特别的“能力”。又如用色方面，红色因其与火、血的关系，自古就是具有特别巫术力量的颜色，因此有了“楹，天子丹”的规定。战国是一个“礼法堕地”、“天下无道”的时代，但却并没有废弃周的建筑等级制度。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这时，建筑等级制度由礼制形态向亦礼亦法形态转变，并得到了相应的执行。但是它的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定条款没有变，而具体建筑变化了。比如宗庙，在周需要多幢独立建筑组成，到战国时代只需一幢主体建筑就可以了。二是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而做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在周代，“阙”只用于天子和诸侯，到汉代一般官员也可以用了，不过形式上不同，一般官员用一出阙，而天子用三出的。唐代的建筑等级制度的文献典章保存的比较完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周代不同的是，唐代要求宫室之制自天子至庶人各有等差，与周的“礼不下庶人”有很大不同。唐代的建筑等级制度中，宗教意味减弱，开始了向世俗的转变，更加关注建筑体量及其相关方面，更多地注意了对建筑群组的控制，显示出对建筑之间的形态和邻里关系的重视。宋元基本沿袭唐制，而明代朱姓皇帝，以汉族正统自居，强调儒家礼制，因此甫立国便指定出一套更详细严密的建筑等级制度，并不断修订、补充。明代的建筑等级制度有意加大了皇族与一般人之间的区别，明代建筑更倾向于世俗化，尽管明初也曾规定不准在一般建筑上使用龙凤、日月等图案，但若是仔细研究这些图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图案，也逐渐由神妙惊奇转为平易近人，由粗放转为秀气，由伟岸转为婉约，失去了叱咤风云的气概。可以认为，这时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这些图案的美术价值而非其原本具有的神秘的宗教含义。清代的建筑等级制度可以认为是对明代制度的补充。它对建筑群体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关心和确定，建筑群体形象更为定形。北京故宫就在这方面达到了艺术的顶峰，体量、空间关系推敲十分深入。总体说来，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较粗疏到缜密，从重宗教到偏世俗，从多象征到更注重美术效果的诸多转变，其间极大地影响了古建筑的形态、空间的发展变化。而另一方面，这种严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匠的创造力，扼杀了他们灵活创作的积极性，从而使建筑总体发展停滞，走入因循守旧之途。这也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僵化，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2建筑等级制度的文化内核——追求善与美的统一无论是文献的记载，还是对实物的考证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各种建筑的内容、形制和标准，都是由“礼”这个基本规范衍生出来的。清代《朝庙宫室考》中说：“学礼而不知古人宫室之制，则其位次与夫升降出入，皆不可得而明，故宫室不可不考。”可见二者之间的联系。那么，何谓“礼”呢？《礼记·坊记》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仿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宗法礼制左右着人们在住居中的行为和住居空间的营造，是等级居住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伦理思想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总体取向的依据，其仁义礼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和利用，成为指导国家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这一点在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显的表现在建筑的礼制化上。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以建立的礼制为规矩准绳，当然建筑也不例外。等级森严，一丝不苟，这样以礼制等级为依据，就不难明白紫禁城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如何产生的了。建筑本身的结构和形象被人们与政治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本于天道的，因此，建筑等级制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建筑的“内在”要求，不可违背。中国古代建筑布局，是以儒家上下之礼和男女之礼为基本构思，所谓“前朝后寝”，“前堂后室”等。历代对礼制的规定不断引经据典，充实祥化，从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对“礼”、对善与美的统一追求。具体分析，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2.1城市、聚落的等级和城市内各居住区的等级。《春秋典》中对城市的等级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城）天子九里，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其它典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城市之中，不同的居住区也有不同的等级规定。皇城位于最重要的位置，旁边是贵族区，色彩鲜明，建筑精美。然后围着的是灰暗、低矮的平民区，充分烘托出帝王的尊贵地位。这也体现了《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建设思想。2.2住居空间的等级和秩序化。中国古建筑中单体建筑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功能上、视觉上的要求，而且是依礼仪来设计。《礼记》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如堂阶制度，“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诸如此类。在住宅建筑中，建筑因其服务对象的不同，按三纲五常的人际关系展开，相应大小、位置、装饰均不同，使建筑群体得以理想地体现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从而在整个组合中，主从区别明确，单一方向的秩序感得到强调。由于这样使各等级的住居有了共同准则和依据，它们要表达相同礼制的等级居住的内容，因此，它们之间是“同构”的，如四合院的空间结构与北京城同构。这种同构现象在不同地区的相同等级的住居之间也有体现。2.3各等级住居空间结构和装饰标准的区别。在这方面等级制度的划分最为细致，对屋架、藻井、斗拱、门、装饰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如《唐六典》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仍通作乌头大门……”这种标准化的实行，使各等级的住居总体上看来，只要规模和空间体量的差别，其内部空间的关系是一样或相似的，从而使建筑空间的通用性加强。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空间和形体的针对性不强，同一个空间，放上床和卧具是卧室，放上供案、屏风又是厅堂，以至于“中国各类建筑并不是完全依靠房屋本身的布局或者外形来达到性格的表现，而主要靠各种装修、装饰和摆设而构成本身应有的格调。”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的社会，建筑的伦理化、秩序化成了建筑设计追求的目标，反过来，其效应又因建筑的礼制化而加强，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等级化和礼制化了的建筑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之一。3等级制度对建筑形式演变的影响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又为儒家所推崇，建筑等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建筑形式的发展进步。一方面严厉的规定限制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人们出于对自身目的的满足和显示，在认同它的基础上又不断突破限制，其中的某些改变被新的等级制度的规定所承认，使建筑等级制度本身也发生变化。这样，统治阶级为了保存建筑系统内的差别，不得不不断改变自己的建筑样式来达到独尊的目的，从而使建筑变得更复杂、更华丽、更细致，特别是与人的感知密切相关的部分，如斗拱、藻井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对建筑的认识逐步加深。综观古代建筑史，建筑总体形象和结构方式的变化幅度有限，但阙、斗拱、藻井等具有等级意义的部分的变化则相对明显，甚至过量。这些特殊部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鲜明特色，反过来成为建筑形象乃至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之一。从建筑等级制度的具体规定来看，它对各种人等占有的建筑体量作了规定，而其中大部分人无力或不能改变建筑体量（人们一般是在特殊构件或装饰手法上表现自我，而较难在规模上变化），因此不受等级限制的帝王宫室不必在体量上做出突破来显示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减弱了对扩大单体体量的追求。这也是这方面技术革新少的原因之一。而且自唐以后，帝王宫殿的单体建筑规模越来越小，而局部的雕镂刻划日益繁密、华美，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唐代舒展明朗的建筑风格向清代繁复华丽的建筑风格的转变。今日，曾经主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消失，建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于人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条条框框的规定。中国建筑要发展，要进步，不能离开与中国文化思想的交互作用。我们相信，随着认识的深入，对于建筑的传统理解将会日益表现出它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http://参考资料：庄雪芳,男，浙江宁波人，广东工业大学建设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建筑学、城市规划、建筑历史。
权钱甚很要皇宫统贵族分封得自律雕饰显等级
构造技术与艺术形象统一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适应性很强。这个体系以四柱二梁二枋构成一个称为间的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屋顶构架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可以不改变构架体系而将屋面作出曲线，并在屋角作出翘角飞檐，还可以作出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单体建筑的艺术造型，主要依靠间的灵活搭配和式样众多的曲线屋顶表现出来。此外，木结构的构件便于雕刻彩绘，以增强建筑的艺术表现力。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美，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结构美。 规格化与多样化统一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至迟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到宋元明三年(1100) 编成的《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清雍正十二年(1734)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简化。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中国古代建筑单体似乎稍欠变化，但群体组合却又变化多端，原因就是规格化与多样化的高度统一。 诗情画意的自然式园林 中国园林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项突出成就，也是世界各系园林中的重要典型。富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审美情趣，采取建筑空间构图的手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其中所包含的情趣，就是诗情画意；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流畅的序列设计。中国园林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重视成景和得景的精微推求，以组织丰富的观赏画面。同时，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 重视表现建筑的性格和象征涵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伦理内容，要求它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和特定的象征涵义，为此而使用的手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利用环境渲染出不同情调和气氛，使人从中获得多种审美感受；其次是规定不同的建筑等级，包括体量、色彩、式样、装饰等，用以表现社会制度和建筑内容；同时还尽量利用许多具象的附属艺术，直至匾联、碑刻的文字，来揭示、说明建筑的性格和内容。重要的建筑，如宫殿、坛庙、寺观等，还有特定的象征主题。例如秦始皇营造咸阳，以宫殿象征紫微，渭水象征天汉，上林苑掘池象征东海蓬莱。清康熙、乾隆营造圆明园、避暑山庄和承德外八庙，模拟全国重要建筑和名胜，象征宇内一统。明堂上圆下方，五室十二堂，象征天地万物。某些剌嘛寺的构图象征须弥山佛国世界等。
哥大姐帮个忙啊
提纲联系1、科举制度、十年寒窗2、闻鸡起舞、投笔从戎3、皇帝的早朝制度4、私塾的先于先生到教室的制度 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炎黄大帝大战蚩尤的时候，那时候，我神舟大地城池屹立、华夏儿女以种植水稻！白种人还以野人形态为生，可想这是何种差距！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长期强大，除战国时期，各国苦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国2000年！此后我中华，就没有发生过像战国时期那样弱者必亡的战争！虽然自秦国以后，仍有战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其说是国以国战争，还不如是皇族之间的争斗，中国还是中国，强者还是强者！正应长期如此才慢慢衰退啊！西方就不同了，基本相同的面积有几十个国家如果你不聪明你不强大地图上就没有你！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刚、还有弓箭、弩…领先世界2000年！这就是竞争，可是中国人没有！而西方人为了获得一块土地，不惜付出生命远赴重洋开阔国土。这样就会变的更富有、更强大！在相符的争斗中发明了大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为了胜利什么事，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中国是王不需要！西方不要就亡国！这才是事情前因后果啊！但是中国一旦觉醒！！！
最初是上古的石器文明但貌似没有系统教育，而后到了青铜文明，在先秦文明时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才有具体而系统的教育，当时是以学说的形式表述的（字太多少打点了），而后独尊儒术，在古中国后期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继而就是现在的科学教育。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作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当代教学思潮，它在教学观、学习观、知识观、教学评价四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教育存在显著的差异。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观,知识观,教学评价,学习观 1什么是建构主义 1.1建构主义的由来 建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理论流派，而是一个理论思潮，兴起于欧美国家，康德（Kant）的不可知论已经有了建构的元素，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无疑是建构教学的成功范例。建构主义思想来源于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维果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等。 1.2建构主义的主要类别及其基本特点 关于建构主义的分类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马修斯(Matthews)把建构主义大致分为三类：即教育学建构主义、哲学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本文只对与科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建构主义给予探讨，教育学建构主义可分为个人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 2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看中国古代教育 2.1教学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背景经验，另起炉灶，从外部装进知识，而是要把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转换，在中国教育的课堂中，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现有的老师认为正确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老师是权威，知识是绝对真理，不可反驳的，完全采用的是行为主义的刺激和反应的教学方式，学生自由思索的时间和空间都缩小了，没有正确的教学方式，学习的兴趣也下降了，学习变成了无意义的机械僵化的固定模式，训练的次数增多了，两者之间的固定联接也就增强了，教师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也就变成自动化了。虽然在最后的学绩测试中学生得到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他却丧失了最宝贵的财富―创新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建构主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则与中国课堂教育的方式存在差别，例如抛锚式教学主要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间的相互交流，即合作学习，建构主义将学习视为用知识理解经验的过程，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重视四个方面的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理解经验和现有知识教师考虑到如何通过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以及学生的生活经验加深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这个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还教给了学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真理不是固定不变的知识。 其次是教师的角色不同。在中国的教育中教师是主体、是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代时期，便有视老师如父母的习惯，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尊重教师并没有错，如果把教师当作课堂中的主体与权威，学生就失去了与之交流沟通的机会，老师也失去了了解学生的机会，何谈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正确掌握教学进程？建构主义中认为教师是学生的协助者、支持者而非权威的代言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互动，相互了解彼此的想法，相互质疑，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在相互的交流中达成对问题的一致看法和具有相对确定性的认识。学生不仅明白了知识的真谛，还培养了勇于挑战、批判的精神。在具体的教学中，建构主义保证了学生有机会接触有效的学习经验，使他们在正确的指导下进行知识建构，让学生相互帮助，没有理解好的学生可以通过同学简单易懂的说明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而学习好的同学可以通过自己的讲解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2.2学习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被动的信息的吸收者，而是有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2.2.1从学习观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 首先，学习方式不同。建构主义强调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通过自己原有经验和新知识经验的反复相互作用，最后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建构主义者对学习者有了新的认识，学生不在是一快等待着老师描绘的“白板”，在学习之前，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世界，学习是在他们已有的知识和基础上进行的，老师根据学生理解的风格，指导他们找到可行的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比正确的答案重要的多，为了激活学生的思维，建构主义认为应该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思考，让他们在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去学习，必须创设有利于思考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科学的快乐。在生活中充分的感知周围的事物，对每一件东西都倾入自己的感情，这样知识就变成能动的、有灵性的，才能真正成为孩子自己的东西，杜威还强调要使学校生活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和点，从而使教育合乎社会的需要，有益于儿童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造。从生产实践中学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更好更快的融入社会，还让他们获得了探求客观世界的精神，培养科学思维的方式，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学习目的不同。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中，一般的仁人志士要当封建君主的顺民，而具有非凡才能的、品德高尚的人则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统领顺民，为封建专制服务。古代的学子热衷于考取功名，枯燥的八股文让总多青年学子为了功名枉费心机，但不是由此都能得志，有的人终生努力难求，也难以实现愿望，“结首入学，空首而归”则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森严的等级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让学生受害匪浅，由此看来儿童变成了考试的工具，学习变成了通往仕途的捷径，古语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印证了现实。中国教育中的伦理关系演变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伦理政治化，而西方教育培养主体良好的美德，以求真为目的，探求世界的真理，自然的本原，即伦理本质化，促进了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培养，使儿童超越了功名的羁绊，勇于向自然开战，攀登科学的高峰，而中国教育缺乏创新精神与学习的功利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3知识观 建构主义者一般强调，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次知识不可能以实体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自己的建构来完成，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新的知识及其合理性。学生学习不仅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而且是对新知识的分析、检验和批判，学习知识不能教条式的进行。 2.3.1从知识观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 首先，知识内容不同。古代中国教育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以培养人的高尚人格为目标，知识内容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以个体自己的悟为主要手段，达到对事物的精确理解，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作为个体为人处事的原则。知识内容重人文、轻实证，在古代，作为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与儒家是相对立的学派，墨家主张消除社会等级，强调社会实利在教育上的作用，信奉经验与实践，讲究思维训练，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但随后因墨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便销声匿迹。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发展的，是内在建构的，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学习者在认识、解释、理解世界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也需要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协商建构知识，不能将知识与学习者和学习发生的情景分开，不能将知识视为将要被学习的独立部分，课程源于文化，所以在课程设置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科学教育的宗旨是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的核心内涵在于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的主要概念、科学探究的过程、科学与文化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形成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其次，对知识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知识以外界固有的事物作为真理，不会怀疑被大家视为经典的儒家思想，认为孔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忽视了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把知识看作静止不动的实体，用静止片面地眼光看问题，犯了形而上学地错误，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基于个体经验活动的产物，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中形成的，知识存在于认知主体的心中，在书本上的知识只不过代表一些可以被施以不同解释的符号，没有认知主体，就没有知识。考虑科学课程不能脱离学习者，理解科学是辩证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与西方对待知识的态度可用信息处理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加以比较，首先，信息处理理论的观点：使得我们对世界确切的表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地，而建构主义地知识观则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不断的接近客观的本原。静态的知识观不利于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养成。 2.4教学评价 在中国教育的历史上，对学习结果向来是十分重视的，而评定学习结果的方式古代有科举考试，现代有高考、中考各种形式的笔试测验，学习成绩是结果，不管过程如何，只重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教师虽然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但更关注学生能否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而这必须依靠优异地成绩作保证，所以教师虽然意识到理解过程很重要，但又不得不向“升学率”妥协，根据课程内容和考试要求设计自己的教学，以便学生可以高效地掌握考试的内容，在学绩测验中夺得优异的成绩，这种重分数轻能力的目标，必然导致教学方式的机械和僵化，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形成不恰当的评比之风，学生学习不是因为学习本身，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名次和分数，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教学环境是不利于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学习不能受限于分数名次的评比，尽管评比是建立良好学习环境的重要环节，但是合适的评价方式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建构主义的教学方式采用的是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过程寄予结果之中，不仅重视最后的成绩，而且关注问题解决过程中学生的表现、思维方式、态度等方面。加德纳（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论说明了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一般智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地提高，应该认识到评价的功能不仅仅是甄别与选拔，更重要的是激励和反馈。评价的内容应注重发展多方面的潜能，评价技术更重视质的分析，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更多采取多样式和开放化的方式进行评价，而不是只依靠纸笔测验，评价的角度应倾向过程性和发展性，关注学生的现状、潜力和发展趋势。 3结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精神又是科学发展的关键，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当代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多是知识应用型人才，缺乏创新意识，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建构、自主发现、要求将这种自主学习与基于情景的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有利于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尽管建构主义的观点有益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但是建构主义提供的教学方法也并非完美，它适合于高级知识的学习，但是不利于初级知识的传授，我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初级知识的学习，而不利于高级知识的学习，如果学校的教学改革能以先进的教学理论为指导，改革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同时与传统的教学相结合，使两者同时发挥优势，互相补充，我相信国家的教育改革会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丁邦平.《建构主义与面向21世纪的科学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1：5-7. [2]林崇德，冯忠良，伍新春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9-169. [3]赵蒙成.《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2、29（9）：15-19. [4]吴式颖，李明德，单中惠等.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钟启泉.《建构主义“学习观”与“档案袋评价”》[J].课程.教材.教法,2004、10：20-21. [7]熊艳，丁邦平.《建构主义给科学的课堂带来了什么》[J].比较教育研究，2005、10：73-76. [8]薛国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实践影响及效果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3、30（11）：5-7. [9]辛自强，林崇德.《创新素质培养的建构主义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06、5：5-8. 致谢 时间如梭，四年的大学生活伴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写作的过程中有许多让我感激和感动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宋福钢。在论文开题前，对论文题目和写作方案给予认真指导;在写作过程中，对修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谆谆教导让我由衷的钦佩，在此特地感谢宋福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