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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文摘英文文摘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我国对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三)研究内容(四)研究方法(五)研究意义二、缓刑制度的演变(一)国外缓刑制度的起源1.缓刑制度的萌芽2.缓刑制度的开创与成熟(二)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的演变1.我国缓刑制度的起源:2.现代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3.新中国缓刑制度的规定三、缓刑制度概述(一)缓刑制度的含义(二)缓刑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三)现代缓刑制度的类型(四)缓刑制度与其他相关刑罚制度的区别1.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2.缓刑与监外执行3.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4.缓刑与管制5.缓刑与保护观察四、缓刑制度的价值及理论基础(一)缓刑制度的价值蕴含1.公正性2.谦抑性3.人道性(二)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1.刑事社会学派的教育刑理论2.刑事政策学说五、缓刑制度立法规范的比较分析(一)缓刑的适用条件1.缓刑的适用对象2.适用缓刑的刑期3.适用缓刑的刑种4.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主观心态(二)缓刑的考验1.缓刑的考验期2.缓刑的考察机构3.缓刑监督考察的内容(三)缓刑的法律后果1.缓刑的撤销2.缓刑的法律后果六、我国缓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思考(二)我国缓刑考察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三)我国缓刑制度考察内容的不足与完善(四)缓刑撤销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五)缓刑的减刑(六)缓刑的赦免(七)关于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法律效果(八)我国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参考文献后记
三、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本途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监狱系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的原则，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层次建设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从宏观上指导全国监狱系统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原则，也从微观上为每一个监狱指出了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每个监狱来讲，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每个监狱，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畏难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滚动发展，每年办成几件事，这样就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着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迈进。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从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即以监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教育设施、生活卫生设施以及生产方面的技术、设备、工艺为内容的硬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劳动手段、改造效果为内容的软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做为监狱领导，必须认识到硬件与软件是辩正统一的，硬件建设搞好了，有利于软件建设；软件建设搞好了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如果只抓硬件的物质文明建设显然不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而只抓软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达不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二者是辩正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得软硬并举。当然硬件建设是要花钱的，在当前财政和投资保障不能很快到位，多数监狱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在具体实施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做出规划逐项分步进行。而且这些建设项目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水平应当相适应，争取一次建成达标避免时过不久又得更新改造，造成二次投资或浪费。软件建设，主要强调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改造效果等。从经济角度讲，这些可不花钱或少花钱，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单位，可以软件先行，但这决不是说软件好搞，容易达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难度更大。司法部提出：“要注重软件建设”、“软件要强”，这不仅说明中国监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软件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们一些同志一味强调物化建设的误解，从而推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进程。软件需要硬功夫，当前在软件上，要结合贯彻《监狱法》，一条一条地检查自己监狱的工作，凡与《监狱法》相抵触的，应当立即停止；凡不符合《监狱法》的规定的监规制度等，应当及时修改调整。同时要继续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监管改造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继续抓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计分考核、依法奖罚的制度。全面推行三分工作，把防逃、防重大恶性案件、防非正常死亡的各项安全防逃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造秩序的持续稳定。在教育改造工作方面，要加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办好特殊学校，建设丰富多彩，有益于改造的监区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辅助教育，进一步搞好社会帮教等。通过这些切实使监狱的软件强起来，上一个新水平。这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建设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能促进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参考文献 : 1.吴宗宪 《中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研究》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版2.张秀夫 《中国监狱现代化建设》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摘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分层次创建的原则；分类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1]我国的现代化文明监狱是社会主义的监狱。着意味着它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监狱工作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词]：现代化 文明 监狱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 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监狱干警队伍。不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通过干警的活动去实现。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有力保证。政治坚定是根本，全体监狱干警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坚持坚定的思想立场，善于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建工作实践；纪律严明是保证，作为准军事性的司法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没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和保证完成，纪律是执行实践的保证；作风过硬是基础，勤政廉洁，遵纪守法，顾全大局，遇险不惊，沉着镇定，具有独立处理和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对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业务精通是前提，业务素质是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法律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只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把创建工作真正地做好，“犯人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在没有完成这个艰苦过程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许多都是‘饿老虎’，我们的监狱、劳教警察都是‘训虎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咬死、咬伤。”[2]所以做为监狱、劳教警察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被那些“饿老虎”咬死、咬伤。但是近年来，在少数监狱人民警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还有不少干警法治观念不强，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必须从严管理、从严教育、从严培训、从严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 同时，还要看到，加强队伍建设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全党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我们司法行政系统来说，要进一步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推向前进。现代化文明监狱要靠有现代化知识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不可能设想用落后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那是不可想象的。再从犯罪率和犯罪性质来看，现在关押的犯人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这几年的“严打”收押的犯人和过去也不一样，暴力犯多，团伙犯罪多，重新犯罪多，改造的难度、保障监狱安全难度也比过去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确保监狱的稳定，努力提高罪犯的改好率，降低重新犯罪率，为国家社会稳定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抓队伍、促业务，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得到提高，才能够保障监狱的稳定，罪犯的改好率才能不断提高，重新犯罪率不断降低。我们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障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要建设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必须加强监狱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狱党委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建立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严格考核体系，合理的竞争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培养和选择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进入监狱各级领导班子，增强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总之，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组织保证，也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全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外减刑制度之比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行刑制度,虽然有的国家并没有“减刑”这个名词,但也存在与我国减刑制度在实质上相似的行刑制度国外有的国家的行刑制度分为刑事政策性减刑(即出于鼓励受刑人积极从善、主动改造之目的的减刑)和赦免性或恩赦性减刑(即并非出于鼓励受刑人积极改造之目的,而只是国家在重大庆典或者重要日期到来之机,为表举国欢庆或举国哀悼而实行的临时性恩惠行动)。[4]而我国减刑制度与国外减刑制度具有可比性的是刑事政策性减刑,故本文关于中外减刑制度的对比主要是在刑事政策性的减刑上。这种意义上的减刑制度在国外又被称为善时制度(Good Time System),或善行折减制度。所谓善时制度,是指鼓励改过自新的收容人,缩短其应该执行之刑期,促使其向善的制度。 1关于减刑的实质条件的比较 我国相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绝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将其细化成了若干项实践性较强的比照标准。适用减刑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确定罪犯的表现是否符合减刑的实质条件,虽然外国的减刑制度的实质条件主要也是要求罪犯的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积极改造,但是由于由于国体、社会现状、法律理念的不同,也是有所差异的。比如美国的善时制度要求“表现不坏即可折减刑期”;英国的减刑制度要求“特别勤勉和良好行为”;加拿大监狱法要求“规范性的行为及勤勉”。[6]可见,我国减刑制度适用的实质条件与国外减刑制度在实质上并无较大差异,但是背后体现出的刑罚理念却是各有不同的,并且在严格程度上,我国减刑的适用条件相对比较严格。 2关于减刑制度的撤销 关于适用减刑制度以后,罪犯表现不好,或者出现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现象,减刑能否撤销,各个国家的规定是不统一的。我国对于减刑制度能否撤销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一般我们是视为不可撤销的。对于国外有些国家则认为减刑制度可以因为事后的某些不良表现而被撤销。例如,美国《监狱与犯人法》第 4165 条规定:“如果一个犯人在监禁期间犯罪,或违反关押监狱的监规制度,即因此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它所取得的表现良好的那段时间”;加拿大法律规定,犯人一入狱就可获得 1/4 减刑,只有在狱中又犯新罪,才没收减刑,其他情况不没收,被没收减刑的罪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申请恢复被没收的减刑;意大利有关法律规定,罪犯在减刑后的服刑期间,如犯非过失性重罪,应撤销其减刑。以上几个国家都明确规定了减刑可以因为一定原因而被撤销,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约束罪犯在减刑之后保持良好的改造表现,防止罪犯在余刑不长、没有减刑可能的情况下松散懈怠,避免“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情形,也可以防止为了减刑而投机取巧的伪装悔改。 3减刑的决定机关 减刑决定权的归属由于各国刑罚目的价值观、减刑的实质、刑罚执行现状、刑罚效能发挥要求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我国的减刑决定权由法院根据执行机关上报的减刑建议书行使,减刑决定权由法院行使与我国刑罚理论界和实践中长期以来认为减刑裁定权属于审判权的观点密不可分。国外虽然有国家的减刑决定权也由法院行使,但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比如在美国,减刑的决定权,有些州是由执行主管当局假释委员会行使;英国是由内务大臣或者内务大臣授权的监狱长来行使减刑决定权;中国台湾地区的减刑是由监务委员会作出决议然后报法务部核准备案。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减刑决定权的好处在于:刑罚执行机关是最了解、熟悉罪犯悔改表现的机关,可以更加准确的做出减刑的决定,同时也可以避免不了解罪犯改造情况的法院仅仅对罪犯的减刑进行材料审理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论“严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则的探究 伪造货币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其处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武汉大学）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论合同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量刑平衡论 交通肇事罪研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抢劫罪加重情节的认定 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有关问题研究 《刑法》第29条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则未来走向初探——以对单位犯罪范围的思考为基础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论侵犯著作权罪 上海合作组织刑事法律机制的构建 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论伪证罪 罪刑关系论 论经济欺诈犯罪及相关立法的完善 间接正犯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郭东林等盗伐林木罪案研究 论刑罚宽和化 侵犯商业秘密罪研究 信用证罪研究 我国缓刑制度研究 违法性认识研究 信用卡罪客体及定义研究 关于现行刑法典的经济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中国死刑的正当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研究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一国两制”下跨法域的累犯问题研究 论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原罪的法思想解读 动用募集资金罪研究 论减刑制度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毒品犯罪基本问题探析 恢复性司法问题研究 论不作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论疏忽大意过失 共同犯罪中有关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中国刑事政策的现代化思考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 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 论资格刑 婚内强奸问题研究 关于斡旋受贿犯罪争议问题的思考 我国死刑限制问题研究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研究 经济犯罪违法性问题研究 存留养亲制度流变探析 中韩正当防卫制度比较研究 虚拟财产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则的确立与实现——基于罪刑互动关系的论述 恐怖主义与中外刑事立法 银行卡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出罪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受贿罪若干问题评析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评判与重构 论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释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论共同身份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选择 论作为第二次规范的刑法 论数罪并罚的司法适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缓刑制度研究 不纯正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 管制刑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裁体系研究 论贪污罪的犯罪形态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洗钱犯罪研究 我国刑罚政策合理化研究 论受贿犯罪及其侦查 论结果加重犯论 违法性认识与故意 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论 论刑法谦抑性 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从国际趋势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兼论中国洗钱罪立法的调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权承诺问题研究 危险犯若干问题研究（安徽大学）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黑龙江大学） 犯罪对象的重新审视 网络虚拟财产盗窃行为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保险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构建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罗）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责任刑事化的置疑——试用“二次性违法”理论讨论中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不适当 论集资罪 间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之完善 论合同罪的司法认定 论单位犯罪主体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崔）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组织犯研究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论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森林资源管理中盗伐滥伐林木的评价及定罪量型研究 论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缓刑制度及其完善 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完善我国立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重大急议问题与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与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税罪研究 信用卡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释之评析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外经贸）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补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犯罪问题研究——论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犯罪化 论罚金刑 “婚内强奸”若干问题的研究 试论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界定及完善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论受贿共同犯罪的构成与认定 论当前渎职犯罪刑法适用 论垄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议《反垄断法（送审稿）》刑事责任条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略谈 单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视野中的单位行为 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化 论保险罪 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刑法因果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 假释制度与社区矫正体系的研究 论洗钱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行政刑罚研究 论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合同罪与合同民事欺诈区分方法的重构及运用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主体研究 保险罪研究 浅议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 论我国财产刑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探讨 论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罚的功能论——以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为视角 组织卖淫罪研究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研究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对名誉的保护——以名誉主体为视角 论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论网络服务的法律规制——以防控网络犯罪为视角 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入罪问题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机制与防控对策的社会学探析 试论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间接正犯 论滥用职权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武汉大学） 环境犯罪论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国追诉时效制度的若干检讨 环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较研究 洗钱罪比较研究 回扣问题的刑法分析——兼论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抢劫罪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四川大学） 论抢夺罪 论贷款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四川大学） 论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论滥用职权罪 准抢劫罪研究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职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论合同罪 罚金刑研究 自首问题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危害国际航空犯罪立法研究与惩治预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法律规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四川大学） 论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研究 论挪用公款罪 论合同罪的认定及处罚 论军婚的刑事法保护 洗钱犯罪构成要件研究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理论与实务若干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问题研究 论犯罪的间接故意 不作为犯罪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很遗憾，对你提出的观点不能苟同。其理由：1、我国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包括改造成罪犯，使他们不致再危害社会，做对社有用的人，对被判处无期限徒刑的罪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假释符合刑罚的目的；2、对罪犯给予假释经过了法定程序，是由监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作出准许或不准假释的裁定。
2006年8月26日，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主题是“刑事法律制度研究——以刑罚为视角”，来自全省部分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交流论文43篇。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泽沅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刑罚基本理论、刑事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以及刑事执行制度，审视我国现阶段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并就完善上述制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构思路。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刑罚基本理论有学者对刑罚目的的通说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说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回避了把处罚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和脱节，导致刑罚在实践中出现盲目性。而刑罚的惩罚功能就是使犯罪人得到惩罚，惩罚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刑罚的目的。因此惩罚犯罪的目的应该是刑罚目的。有学者对我国刑罚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设想。认为我国刑罚结构系属重刑结构；各刑种之间轻重不协调；监禁刑过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以及“轻轻重重”的原则，我国刑罚体系应减少、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废除死缓执行制度代之以终身监禁刑；废除无期徒刑、延长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废除管制刑，设立社区服务刑；为适应社区矫正的需要，增加非监禁刑。有学者认为在刑罚制度创新上应当尊重本土法律文化，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为社会服务刑和社区矫正创造条件。关于刑种的设置，针对我国单位类型繁多而刑罚种类单一的情况，指出应科学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单位刑种，并提出应增设新的刑种，如避免单位转移财产，使判决难以执行的没收财产刑；使单位暂时丧失犯罪能力的停业整顿和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刑；降低犯罪单位的商誉的公告判决刑以及具有补偿功能的和强制向社会履行一定义务的社会服务刑。有学者认为随着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发展，资格刑的作用愈加凸显，但我国的资格刑却因单一性、零散性等弊端使其遭到旁落。因此应首先完善我国刑法典中的资格刑，将其变称为“剥夺或限制一定的权利”，取消剥夺政治权利中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以使刑法不与宪法相冲突。在附属刑法中增设资格刑，除律师法、教师法、银行法、公司法已作规定的之外，其他行业如商业、娱乐业、行医、驾驶等都可纳入资格刑范围。关于刑罚裁量。有学者在比较了中外量刑基准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后，针对我国刑法第5条和第61条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量刑基准是建立在犯罪的严重性上，而没有规定量刑应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而中外学者皆认为量刑应同时考虑报应与预防两个因素。我国的量刑基准应以责任为主，兼顾特殊预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量刑时必须坚持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量刑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是行为人的责任，既要考虑犯罪的手段、方法、时间、地点和造成的后果，又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能力、目的动机、犯罪后的态度及行为人的年龄、性格、生活经历和环境等，在选择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上应以预防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造为目的。有学者分析了我国量刑中同罪异罚的原因系刑法和有效司法解释的自身缺陷、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管理行政化和司法权的地方化、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未恰当对待新闻媒体、“民意”所致。有学者阐述了确立单位自首制度的根据，指出确立单位自首能贯彻我国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单位自首在成立条件上与自然人自首基本相同，不同处主要在于单位自首应体现单位集体意志而自动投案，而是否以单位名义投案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自首人能否代表单位自首，其投案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缓刑制度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针对学术界关于缓刑制度性质系量刑制度说、执行制度说、双重属性说、刑罚运用制度说的聚讼，提出了缓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条件的刑罚制度，具有刑罚裁量与执行两方面内容，同时也是一种以刑罚裁量为主的刑罚运用制度的折衷观点。有学者从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完善缓刑的措施；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学者们较为一致地指出了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有：立法对缓刑考察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监督措施过于原则，如“报告活动情况”不具可操作性；仅规定了监督，而无保护、教育、指导等实质性规定；没有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倾斜适用缓刑的特殊保护；在司法上存在因人而异，标准不统一导致不能人人平等适用缓刑；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缺乏必要的监督考察，使某些被宣告者因没有得到有效监管而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缓刑官”制度，设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关，充实考察内容。建立宣判前的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设立罚金刑缓刑制度，以消除罚金刑难以执行的弊端。增设缓刑种类，对未成年犯罪人，增设可以导致犯罪记录消灭的缓刑判决缓刑制度；对符合一般缓刑适用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增设使原罪宣告失效的缓刑执行缓刑。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对外地执行的缓刑犯实行学习考察制度，由法院和外执犯所在单位或村委会签订双向管教责任书，对其监督、帮教，为完善缓刑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二、审判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保护优先，兼顾人权保障”的方针指导下，继续坚持依法严打和“轻轻重重”的政策，在死刑政策上应坚持少杀、慎杀的方针。严打实践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应当实行轻刑化政策，处理好当前效果和长治久安的关系。慎用死刑体现在，应将死刑限制在谋杀、强奸杀人、抢劫杀人这类恶性犯罪行为之中而非所有有人命的案件中；应适当地多适用死缓，并注重办案效果，力求使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真正收到杀一儆百，办一案教育、震慑一片的作用。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相关法律问题的调研报告，针对大量财产刑无法执行导致“空判”的现象，详细分析了财产刑在罚金刑的量刑准则、“预交罚金”、法定罚金数额、罚金刑处罚幅度、财产刑设置的科学性、没收部分财产与没收处分的区分、罚金刑在数罪并罚时的绝对相加、共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以及财产刑执行中的若干问题，共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以发挥其作用；罚金数额应明确限定在犯罪数额的3倍以内以能够有效执行；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不适用或减免适用罚金刑以避免将责任转嫁其亲属；完善财产刑的执行程序。有学者就缓刑撤销中的审判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刑法第77条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条件，认为对违反民商法规定的，不能导致撤销缓刑。由于刑法的第77条的规定未对撤销缓刑罪犯犯新罪的发现时间予以限制，故无论何时发现其犯新罪都应当撤销缓刑。对在缓刑期限内犯新罪或被发现有漏罪的，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则不应当撤销缓刑。如果新罪或漏罪为自诉案件，即使自诉人不提起诉讼的，也应撤销缓刑；新罪、漏罪为过失犯罪的以及对于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均应撤销缓刑。有学者从审判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法律规定的合议制、陪审制与实际办案制度存在的冲突，提出了化解冲突完善刑事法官制度的建议。在法官制度的改革上，可直接任命法院院长为同级政法委的副书记或常委，提高法院院长在同级常委的地位；实行法官分类制度，突出庭审法官的地位，避免非审判部门对审判业务庭法官的各种形式的管理；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法官之上无法官”制度，废除法官的行政职级；确保庭审法官的职业保障，建立庭审法官的逐级选拔制度。在刑事合议制改革上，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在中级以上的一审法院的普通程序中，增加合议庭组成人数，提高合议庭的规格，使之成为法院的中层机构。三、检察、侦查制度中的刑罚问题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本质上属于公诉权范畴，是其组成部分，而非超越法律的标新立异的认识。量刑建议的实践应把握：量刑建议的主体现阶段应采个人建议、集体研究、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做法；量刑建议可适用于任何犯罪性质的公诉案件和任何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应在公诉人发表出庭意见时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学者不赞成“量刑建议权”的提法，认为“刑罚请求权”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权能，并能限定审判范围，对审判有制约力。有学者针对我国有限的公诉裁量权而致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不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缺陷，提出应增设暂缓起诉制度，发挥其特殊预防的作用；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可放宽适用条件；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学者提出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的概念。这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检察体制模式下，建立的以上级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统一协调，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符合优化检察机关整体侦查的需要，特别是符合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和规律。机制建设的重点是侦查指挥中心，应明确职责，规范运转。有学者从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主体、方式、范围，对国外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比较出各国的共同和相似之处，可为我国建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借鉴。如司法审查的主体皆为中立的、不参与此案审理的司法官；皆设立了司法救济的司法令状制度；皆羁押分离和针对羁押的正式的程序性听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对诱惑侦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了多视角审视，在分析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诱惑侦查在实体上存在的侦查人员是否成为共犯；在程序上通过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以及从宪政的角度看，诱惑侦查是否悖逆人权保障趋势，其道德意义如何等问题。提出在主体、行为和前提条件上限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并确立最后选择原则。四、行刑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对刑事执行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刑事执行既包括主刑的执行，也包括附加刑的执行；既包括监禁刑的执行，也包括非监禁刑的执行，还包括刑法规定的其他刑罚方法的执行。刑事执行权本质上是兼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性的独立的强制权力，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下位权力。有学者阐述了现代监狱的特征。现代监狱应具有监狱职能的纯化、行刑理念现代化、行刑主体专业化、行刑对象主体化、行刑手段科学化、行刑模式多元化和行刑机制规范化的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教育刑思想内涵和科学性的考察，提出应贯穿教育刑理念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将社区矫正法律化、制度化；行刑社会化应既包括社区矫正，也包括狱内行刑模拟社会化；建立累进处遇制度，将自由刑分为若干阶段，按受刑人的行刑成绩，渐次改进其待遇，以达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有学者从我国减刑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了完善减刑制度的建议。认为进一步细化刑法和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适用条件，将符合减刑条件获得减刑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设立减刑考验期和撤销制度；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有机结合，将减刑作为假释的前置程序，适用于原判刑期5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罪犯；将减刑决定权和考验权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赋予罪犯行政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有学者探讨了假释制度的刑罚本质，认为教育刑理论是其最直接、最基本的基础。从假释与教育刑关系看，教育刑理论认为罪犯是可以被改造的，这为假释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罪犯再社会化是教育刑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假释与刑罚个别化的关联看，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既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存精神，又是刑罚个别化的结果。关于社区矫正。有学者论证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认为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所有罪犯皆可复归，监狱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的复归理论，认为判刑带给罪犯降低自我评价的标签理论，刑法谦抑性和给予刑事受害人补偿的补偿理论，是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总结了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诸如执行效率低，设施落后，无专门化矫正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认为在立法上应制定《社区矫正法》，正确为社区矫正定性，社区矫正是一种特殊的行刑方式，最终将演变成一种刑罚。应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财政给予经费支持，完善适于社区矫正的刑种和行刑约束项目。关于恢复性司法。有学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具有司法社会化的特征，可以成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不同阶段设计为不同的做法：对未然犯罪，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民间纠纷、预防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各类社区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将各种可能的犯罪隐患消除于未然。在侦查阶段，通过警察转处，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依法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暂缓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在审理阶段，由特别组成的“审判”组织以调解、协商等方式办理特定案件，弥补损失，恢复关系。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刑事被害人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补偿，但这种途径并不能确保及时有效的补偿，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国家的救济仍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因此，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措施则更有利于满足刑事被害人的需求，也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你说的话太深了~我今年才19而且16岁就没读书了~看不懂
还要论文的格式!!要不要替你入洞房?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已成为保护国家科技、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武器，成为高等学校科技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知识产权工作是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是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层次，增强我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科研力量的增强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增多，作为我国科研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高等学校重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正逐步提高，专利申请呈逐年增长的发展态势。然而，在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作用认识的同时，不应忽略对知识产权的经济性和法定性的认识，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探索新时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显得更为�必要。� 一、知识产权管理的法律基础 我国早在1980年就已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目前已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专利合法条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马德里协定》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多个国际条约。�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 2002年科技部将专利战略列入国家发展的三大战略，即人才战略、专利战略、技术标准战略之一，从国家层面上确定了知识产权的战略地位。科技部和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政策。如《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等。在2004年1月举行的全国专利工作会议上，吴仪副总理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通过加快建设和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加快造就庞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总体谋划。为了进一步鼓励发明人的积极性，新修改的《专利法》还引入了契约制度，允许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通过合同形式，对申请权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采取契约方式明确单位和发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成果权属的法律保障，极大地激励和调动了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使科技成果在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有效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提高了学校科技工作的竞争力和对外合作的优势地位。� 这些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以及国内法规条例，都是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对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明确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将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知识产权管理的基本内容 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是高校科技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战略，关系到高校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获取。[1]� 知识产权管理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和规范知识产权管理过程，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够主动、积极地从事知识创新活动，产生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二是加强知识产权所包含的资产特性的管理，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抢占学术制高点，为优势学科的发展及特色研究方向，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下的拓展空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整体科技实力。� 目前，高校对科研活动中获得的智力成果一般采用科技成果奖励管理、学术论文论著管理、知识产权（主要是指专利、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管理及技术秘密管理等方式。面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高等学校也必须适应这一大环境，明确界定和保护所取得的智力成果，采用法制手段来管理知识产权；制定相应的专利管理战略，并对申请的专利进行规范化管理，如申请程序、专利费用交纳、专利权维持、放弃等，以保护好学校的无形资产。专利申请及其授权的数量是衡量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指标，具有“跑马圈地”的功能[2]，制定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或政策尤其必要。� 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承认知识是一种财产并对其进行保护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现行的鼓励政策过多关注了知识产权的创新性，而忽视其经济性和法定性。[3]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专利申请上，还要强调专利申请的质量，要有实施的价值。要加强科研人员的产权保护意识，明确区分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提升科技成果的法律内涵和市场外延，只有在观念上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机制上有规范的科技管理制度，在组织上有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构，才能为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其得到持续发展。 三、将知识产权管理融于科研管理 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的过程包括课题申请立项、研究开发、成果形成、评价及其转化等。传统的科研管理依照项目研发的自然流程大致分为科研计划管理、成果评审(鉴定)和奖励、转化推广三阶段为主线的管理模式，研发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作为科技成果的表现形式，通常被纳入成果管理。在科研计划管理、科技成果转移等具体工作环节通常缺少知识产权的战略研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缺乏前瞻性、系统性和规范性。�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速，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大，国家对知识产权重视的程度也日益增加。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并结合知识产权特征，将知识产权激励与保障作用、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规范市场行为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作用，运用在科技管理全过程中，用新的管理理念来带动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4]，知识产权管理与科技管理具体环节相结合。在科技管理过程中坚持科技计划与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移与知识产权经营相结合的知识产权管理原则。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计划项目的引导、保障和激励作用，促进科技计划项目在高起点上创新，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特别是“863”、科技攻关等项目的申请、立项、执行、验收以及监督管理中全面落实专利战略。� 1.在科研项目计划管理中明确知识产权目标�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以发明人公开创新技术信息为条件，获得法定机构授予独占权的法律制度。据统计，专利文献公开了世界上95%以上的最新发明成果，通过查阅专利文献，有助于确定研究路线、研究方案及科技创新目标，规避他人专利技术，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为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把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护和运用，作为科技计划管理的重要内容。 2.在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跟踪该知识产权动态� 在技术开发过程中，重视对专利文献的检索，了解和把握国内外最新技术创新水平的动向，充分估计自己的研究项目，了解其创造性、新颖性和实施的可能性及日后申请专利的可行性，并选择正确的创新方法和途径，不但可以大量节约科技经费，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技术开发成本，而且也可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研制过程中，注意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研究内容。如果原定技术目标已被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及时调整研究策略和措施，重新调整研究开发方案。� 对研发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依照知识产权法定程序，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类型，具备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申请条件的，应当及时申请专利保护，此后才能公开发表相关的技术论文，否则专利申请将会失去“新颖性”。� 3.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过程中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及权利保障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对智力劳动成果进行有效保护，承认和界定其具有所有权属性，明确产权归属，是激励的核心；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垄断和排他性的权利，为创新技术的市场回报提供了法律保障，激发发明者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使技术成果成为资产，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技术成果，通过技术评估作价，参与经营和分配。[5]� 根据国务院及科技部等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文件，高校及科技人员可以采用技术贸易、技术转让、实施许可等方式转移科技成果，还可通过知识产权评估、技术作价入股的方式，创办或与企业或个人合办公司，转移科技成果所有权。对职务科技成果的发明人，除专利法规定的“一奖两酬”之外，科技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还提高了高新技术作价金额以及奖励的比例，并允许用股权形式给予奖酬。�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明确界定技术转让双方的权利，规范双方的行为，从而确定双方的利益分配，为双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法律制度保障下的平等互利的产权交易平台，有利于知识产权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变，有助于科技成果在市场交换机制下的规范运作，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创新技术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应当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作用，尽快将技术推向市场，进行商业化，否则，创新的科技成果将可能会失去商业价值，无法获得创新技术的回报。知识产权不仅仅是科技成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学校无形资产的组成部分，在制定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时不能仅看到创新性，而要充分认识其经济性和法定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励科研人员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学校科技创新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项目研发过程的三个环节中的知识产权工作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在高校知识产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四、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措施 高校知识产权的产出主要来源于科研项目，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是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根本保障。对知识产权管理要有明确可操作的措施，把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以专利保护和合同管理为重点，对知识产权进行规范、全面的管理。建议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管理、保护和实施。[6]�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紧密联系市场需求。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技术，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只有市场前景广阔和效益明显的专利，才可能得到实施。� 采取多种形式有重点、有层次、有针对性地普及专利法和专利知识，进一步强化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知产权保护的自觉性、针对性、积极性。� 提高知识产权地位，完善激励政策。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真正建立一整套旨在提高科研人员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把成果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教师、科技人员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自觉行为，促进科技工作的稳步、加速发展。 五、结语 知识产权作为产权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给予确认，成为最为直接的创新激励和保障。知识产权激励具有法定性、持久性和稳定性。高校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必须深入到科研各个环节中，跟踪科研进程，利用专利文献，不断发掘可申请专利的成果，及时确定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以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这里强调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策略，是从知识管理角度来谈的，并不是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最近舆论十分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如果企业能够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当然最好，因为它是“企业核心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大可能拥有足够“量”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本企业市场竞争的筹码，而更多遇到的问题是，是否有能力以比较低廉的成本获取社会已经存在的知识产权产品为本企业服务，这一工作与强调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相比较而言，的确是更大量、更直接和更经常的任务。因此，有必要在企业知识管理方面给予充分的注意。 企业知识管理关注的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运用策略。在企业看来，知识产权涉及最多的就是工业产权，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技术秘密。在专利权中，广东的三种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在全国排名第一，其中以外观专利为最，而市场潜在价值最大的发明专利广东排位就比较靠后。不言而喻，发明专利难度最大，要求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专利都是企业经过市场细分、区隔和自身定位的产物，那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市场中最耀眼的明珠，因为它可能产生较高的附加值。以我们目前的统计指标的设计和统计口径，很难找到企业对专利利用情况的反映。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专利有市场意义并被真正开发和转让，对企业自身来说，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比重视专利的申报和审批更具实质意义。企业的知识管理要关注专利的市场价值的评估，关注专利的开发和运用，其最终目的是，在市场评估的基础上企业必须找出以何种方式、何种策略、何种成本获取和应用这些专利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技术秘密是比专利更具市场商业价值的东西。因为技术秘密的独特要求比专利要高得多，申请专利要“适度公开”，技术秘密适度公开就有很大的泄密可能性，因此这类技术均不申请专利，也不转让出售，最多以许可证贸易的形式，附着于某些关键的产品身上。你要买这些产品，就必须连同技术秘密一起购买。除非你自己能够做出同样的产品。从企业知识管理的角度看技术秘密问题，我们同样认为其核心是它的低成本获取以及如何运用其市场价值。 商标权的运用也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容。国内、国外商标制度不尽相同，“ 注册在先”、“使用在先”都有明确的法律认定。企业应当学习主要贸易对手国度的商标法规。 对著作权的运用与保护，较多的涉及IT业（信息产业）。对诸如软件的版权问题，有些可以在工业产权里找到法律依据，有些可以在著作权里找到法律依据。对IT行业来说，不但要关注产品开发后的知识产权运作与保护问题，还要充分注意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运作与保护问题。 总而言之，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待知识产权问题，是把对知识产权的获取和运用过程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企业知识的获取目标，它与企业吸收外显的知识、挖掘内隐的知识一起，有机地构成了现代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品的使用许可协议因其独占的特征而可能成为损害竞争的威胁。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针对技术所有者的反垄断诉讼。本文从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两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协调发展的平衡原则。 关键字：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利益冲突，平衡原则一、微软公司案件1 、关于Windows 系统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在全球市场占90％以上的份额。1998年5 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与20个州的总检察官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控告微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妨碍其他软件商与其进行正当竞争。2000年4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微软通过捆绑销售，将IE浏览器强加给用户，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源代码，排斥了竞争对手。[1]2 、第一屏条款的争论“第一屏条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软公司同电脑设备生产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许可合同中规定：要求已经安装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最初启动计算机时，屏幕上必须显示关于Windows 统一特征的（如图标、图标的设计风格和尺寸等）画面。原告称微软通过“第一屏条款”滥用了其对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的独占权利而损害了设备生产商、消费者、其它软件生产者的利益。[2]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Windows 系统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损害了其他竞争对手和整个市场的长远利益。而微软公司则坚持自己的权利受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这反映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独占性这两种法律价值的冲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说，在反垄断的视野中，如何能够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保护？二、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1 、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 给权利人以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实践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以本文关注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竞争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专有性。“专有性揭示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支配权所具有的垄断性或排他性。”[3]就微软案件来说，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版权的所有者微软公司就拥有了对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独占性的权利，这是从权利的来源说。在权利的行使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成果为保护对象，因此，大部分的权利人会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来使其成果社会化。[4] 在这种技术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法律赋予权利所有者以特权，即通过合法交易成为独占者。这种“独占性权利”的行使所获得的价格和合同与在充满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获得是不同的。知识产品一旦被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就意味着排除他人同样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最终与“非通过竞争而获取的独占”地位联系起来。[5]所以，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进而破坏技术的传播和创新。例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经济联合，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获取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或者在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对被许可人漫天要价，对到期合同之后的技术使用进行限制或者通过索取高价来变相延长合同的期限……这些行为无疑已经偏离了知识产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意，也正因为这样，处于相对方的其他竞争者只得借助反垄断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 、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保护市场竞争结构的稳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一旦竞争机制被扭曲，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就会遭到破坏。源于自由竞争的垄断就是扭曲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护竞争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交易公平，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对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来说，反垄断法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反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6] 在法律层面上，垄断是行为和状态的规定性。垄断首先是一种行为的规定性，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该行为的目的是限制竞争，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垄断也是一种状态的规定性，它关注市场的集中度，垄断状态实质上是市场已达到或超过法律所界定的企业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没有明显的垄断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变垄断行为为竞争状态，垄断状态本身成为国家强制力的介入点。[7]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使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虽然大多数情况反垄断法和其相关政策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但反垄断法自身却是以自由竞争的最佳状态为实现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3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竞争政策关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长期效率的程度。如果关注短期利益，则会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较为宽容，而如果是注重长远发展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是因为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产权权利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三、知识产权自身的经济特性（边际成本很低并容易被盗用）。这一点说明在用反垄断法来分析许可协议条款时，也要注意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四、许可协议是否应该被认定为横向或纵向限制竞争的协议。[8]在本文列举的两类有关微软公司的案件中，原告无一例外的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对Windows 操作系统许可使用权的独占，破坏了他们的“竞争权”，因此，应该由反垄断法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问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特别是版权法中最为核心的商业性为- 许可他人使用被保护的作品究竟应该适用怎样的法律原则。诚然，在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识产品所有人独占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如果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就会更多的“微软”案件发生。而如果用反垄断的利刃劈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对于技术所有人来说，就无疑陷入了一种“无法可依”的危机感，甚至丧失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加重社会发展成本。简而言之，一个是反对独占而另一个是授予独占。[9] 对于这样的问题，司法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论中也没有定论。三、如何实现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协调发展1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反垄断法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可以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现出灵活性，不同时期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态度不同，这是一国之内；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这时反垄断法又会支持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总之，反垄断法背后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从国内市场来说，是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本都确立了“合理原则”。[10]根据合理原则，反垄断法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经济联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因此，将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使反垄断法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经济情况，避免机械的执法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11]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范中，“合理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不容忽视：首先，不能认为是知识产权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源于竞争制度而非知识产权制度。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本意，所以，并非知识产权的每一种制度都要适用反垄断法。其次，竞争政策应承认知识产权法体系下认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技术创新者的热情。最后，尽管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协议，但如果这种协议比没有协议更能促进竞争，则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没有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而导致效率的混乱，而且没有许可协议这种推广方式，技术成果的社会化也就成为空谈了。[12]这三个原则表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承认知识产权的基本调整是基础，进而再与反垄断法衔接。2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观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 之后，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不断增多，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和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相关联是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许可中，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和保护范围扩大，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本来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落入他人的专利保护范围，成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的障碍。甚至鼓励创新的专利制度成为某些人恶意设置“诉讼陷阱”的工具，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一台DVD ，从部件到零件，其有效专利达1500件之多。我国的生产商要想顺利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获得外国专利权人的许可，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识产权自身的体系中，有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来协调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最重要的是，知识财产的保护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3 、平衡原则- 协调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从我国目前看来，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纳入反垄断的案件并不多，相关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标准，但其实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引起竞争的失衡进而被反垄断法所不容，其次，反垄断法事无巨细的前后审查又会破坏竞争主体意思自治和创新积极性。所以，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标准，就是以竞争利益最大化来进行个案分析，在合同双方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来确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评价和法官的个案认定。第一，首先明确知识产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以保证个人意志和社会创新。“许可使用应该使版权所有者获益：这是设计版权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剥夺一个公司通过版权法和合同法的获益。”[14]因此，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创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奖金。这种具有“技术意义上的垄断”的企业由于一方面要同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因此实际上仍处于竞争之中。[15]这段话说明，垄断地位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消除竞争，垄断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消费者将会最终受益。这一点从IT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矫正。这种矫正应该是发生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另一方不合理的义务或价格，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竞争可以接受的界限，这才是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微软与电脑设备生产商的“第一屏”条款中，微软公司并没有对“第一屏”的画面设置和显示做出过分不合理的约束，也没有限制制造商、消费者对“第一屏”之后画面重新设计。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观点，在合同自治的原则下，许可协议不可能仅仅保护许可人的利益。整体看来，许可使用合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双方的利益平衡必然会反映到合同的价格上。取得的权利越多，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德国的瓦尔特？欧根说：契约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来自家庭和企业经济计划的个人的自由契约，就不可能有通过完全竞争来对日常经济过程的调节”。[16]而且，这种“第一屏”条款可以通过降低培训成本、进行质量控制、明确商标标识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费者得到稳定、低廉的服务，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第一屏”条款并不是完全权利滥用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将反垄断的审查引入此条款，就会破坏合同的合意，破坏在竞争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进而会付出损害社会技术进步的代价，这是反垄断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合同条款，权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垄断法的作用空间。第二，反垄断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只要这种“保护”成为破坏竞争的保护伞，反垄断法就应责无旁贷的对此加以规范，以确保竞争结构的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契约自由有时不能保护市场供求双方的竞争，甚至可以用来消除竞争，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建立就是例证。企业利用契约自由来建立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又用契约自由导致强制性的契约。“契约自由”常常成为垄断集团证明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和享有相应权利的籍口。[17]正因为传统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过分推崇，才使权利滥用有可能成为合法现象。在知识产权法中，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的特权，给知识产品的收益划定了一个闭合空间，只能由权利人独享，自然引发和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正如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案例，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针对反垄断诉讼，分别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做出了不利于微软公司的判决。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反垄断法面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现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并进行规范的。这是因为反垄断的性质决定。因此，尽管有“排他性”的“私权”壁垒，又有合同自由的说辞，但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该承认反垄断法介入的合理性。第三，本文的结论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再单纯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垄断豁免之列，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对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应列入反垄断规制的范围中。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时考虑的已不只是规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规模来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8]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达的看法：“客观的格式标准，通过公正的过程被认可，有一种‘实质上促进竞争的优点’。通过设定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还可以通过投入及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使新的进入者可以根据当前标准生产产品，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总体看来，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都关注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企业希望进行技术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车行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主体只有在面对竞争时才有充分的动力进行改造，因此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平衡不断加剧的竞争和进一步技术改造之间的利益。面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问题越来越普遍，这时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立法深意，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注释：[1]2000 年6 月微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基本确认了微软采用反竞争手段维持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但否定了初审法院试图将垄断地位扩展到浏览器软件领域的判决。11月6 日，微软与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个州和解。由于和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徐杰、时建中主编《经济法概论案例教程》第204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资料来源：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站 www.ssrn.com[2] 刘平周详《知识产权与物权比较研究》载于《知识产权》2003年第4 期[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du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copy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4] 笔者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有期限并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因此，此处讨论的独占也是相对的而并没有过于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之上，并不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疑，而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同时，我也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5] “有效竞争”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目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竞争被视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这种模式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作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标模式，关键是如何确立一个标准，以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竞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主要是从规范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按照德国康森巴赫的理论，优化的市场结构，市场上要有多个竞争者，他们的商品有适度的差异性，且市场的透明度高。王晓晔：《竞争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页[6] 刘宁元司平平林燕萍：《国际反垄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页[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http://www.oecd.org/daf/ccp[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9] “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本身违法”适用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行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为的存在，无需对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调查。一般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等。“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竞争的限制，但又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否构成违法须在慎重考察企业行为的意图、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之后，才能做出判断。[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12]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载于《知识产权》[14]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5]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6]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7]马洪雨《从“微软”案看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兼论给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启示》载于《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4 期
很遗憾，对你提出的观点不能苟同。其理由：1、我国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包括改造成罪犯，使他们不致再危害社会，做对社有用的人，对被判处无期限徒刑的罪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假释符合刑罚的目的；2、对罪犯给予假释经过了法定程序，是由监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作出准许或不准假释的裁定。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如果遵守一定条件，一定期限以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违反一定条件原判刑罚仍须执行。缓刑制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现已被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广泛采用。在西方，缓刑最早产生于1842年的英国。那时，英国对有悔改可能的初犯、少年犯采用训斥，并责令具结悔过，保证不再重犯，交付监督，然后予[]以释放的方法。但它还不是一种刑罚制度。缓刑作为一种制度起源于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此后，世界各国相继采用。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 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
目 录文摘英文文摘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我国对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三)研究内容(四)研究方法(五)研究意义二、缓刑制度的演变(一)国外缓刑制度的起源1.缓刑制度的萌芽2.缓刑制度的开创与成熟(二)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的演变1.我国缓刑制度的起源:2.现代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3.新中国缓刑制度的规定三、缓刑制度概述(一)缓刑制度的含义(二)缓刑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三)现代缓刑制度的类型(四)缓刑制度与其他相关刑罚制度的区别1.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2.缓刑与监外执行3.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4.缓刑与管制5.缓刑与保护观察四、缓刑制度的价值及理论基础(一)缓刑制度的价值蕴含1.公正性2.谦抑性3.人道性(二)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1.刑事社会学派的教育刑理论2.刑事政策学说五、缓刑制度立法规范的比较分析(一)缓刑的适用条件1.缓刑的适用对象2.适用缓刑的刑期3.适用缓刑的刑种4.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主观心态(二)缓刑的考验1.缓刑的考验期2.缓刑的考察机构3.缓刑监督考察的内容(三)缓刑的法律后果1.缓刑的撤销2.缓刑的法律后果六、我国缓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思考(二)我国缓刑考察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三)我国缓刑制度考察内容的不足与完善(四)缓刑撤销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五)缓刑的减刑(六)缓刑的赦免(七)关于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法律效果(八)我国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参考文献后记
概念、渊源、适用条件、国内外相关的对比、国内外执行的研究（就是挑毛病，这是重点）、缓刑适用与执行的建议（提你觉得要改进的地方）最后两部分是重点，前面少写，后面多写。没条件可以只写国内的研究~
中国是先申请制，美国先发明制。
国内专利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实用新型在专利、发明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我国专利技术含金量一般较高的是发明专利、其余是次之。但是也不能说发明专利就是王道，发明在专利它也需要适应市场，否则就等于没有用的专利，形同虚有。国外专利与中国专利不尽相同，需要根据某国的政策而定。 例如美国专利，在机构的设置上也与我国也不尽相同，美国直接统一专利与商标局，就只有商标局一个，商标局即代表着专利与商标的申请工作。众所周知，我国的专利商标都是通过不同机构划分出来的，通过分工合作形式将业务做好，我国分为商标局，专利局（即为知识产权局），此外还有版权局。 最后一点不相同的就是专利申请类型不同，例如美国的专利申请分为有发明专利和植物发明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植物发明刚好与我国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命名上不同。关于国内外专利申请不同的一般需要考虑到各国政策规定的专利申请差别，这里以美国为例，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不同的专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