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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概念内涵外延罪名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的变化，我国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了有关受贿罪概念的诸多矛盾。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并分析这些矛盾，有助于勾勒出我国受贿罪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前景。与其他罪名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所经历的演变，不论从次数上还是从概念的内涵、外延上看，都是首屈一指的。有关司法解释根据立法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刑法理论界也往往根据这些变化和调整对受贿罪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使得我国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名称（罪名）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了有关受贿罪概念的诸多矛盾。近年来新的受贿形式的出现，也使得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最新需要。鉴于此，揭示受贿罪概念当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提出完善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建议，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新课题。一、受贿罪概念之内在矛盾（一）概念之名与概念之实的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概念也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内涵和外延构成的概念的基本逻辑，即概念之实；另一方面是表达概念的语词，即概念之名。如果概念之名能够准确地表达概念之实，就称其为名副其实；如果概念之名不能反映概念之实，就称其为名不副实。受贿罪作为一个概念，也存在着概念之名与概念之实的关系问题。受贿罪概念之名即受贿罪罪名。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所谓罪名是指犯罪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①这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罪名及其功能的界定。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讲，罪名不仅仅起一种表征或符号作用，而是具有重要的功能：它对于在立法上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司法中正确地定罪和量刑，以及促进刑法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受贿罪概念之实，就是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客观事物的质的属性的总和，对于受贿罪这一概念而言，其内涵就是受贿罪不同于其他罪名的特有属性，即受贿罪特有的犯罪构成。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一款是我国刑事法律中采取定义明示的方法揭示罪名及其内涵的少有的几个特例之一。出于立法语言简洁性的需要，该款在揭示
二、受贿罪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理判断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般都认为，受贿罪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但由于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有若干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存在下列观点。 （一）承诺说 收受财物型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索取财物型行为人完成索取财物的行为，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在收受贿赂的形式下，只要受贿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受贿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其主要理由是：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实施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均侵犯了受贿罪的客体，破坏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实际受贿说[1]695-696 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或索取了他人财物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以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受贿人收了行贿人的财物，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均构成受贿罪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行贿人财物的，属于未遂。 （三）谋取利益说 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只要受贿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索取到他人的财物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均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受贿罪的未遂。 上述观点主要是基于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看法，这几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承诺说以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作为理论根据，单纯地以承诺受贿行为的法律属性为出发点，去探求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这种做法显然无视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基本要求。受贿罪存在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形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如果行为人先承诺，承诺以后未来得及收受贿赂就案发，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犯罪未遂的特征。把承诺行为作为受贿罪的既遂处理，显然有些严格。其次，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的结论没有什么问题，但其论证过程中所阐述的理由值得商榷。中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主要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三种观点，其中犯罪构成说为通说。以行为人的目的是否实现为根据来论证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显然失当。再次，谋取利益说以受贿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之所以不妥，是因为“谋取利益”并不属于该罪完备的标志。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但尚未收到财物，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受贿人基于受贿的犯罪故意，已收到了贿赂，认定为犯罪既遂，但尚未开始实际实施为行贿人谋利益的行为，如果对这些案件以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为标准来区分既遂与未遂，就会违背犯罪既遂与未遂划分的原则和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2]。 三、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综合标准 根据刑法第383、385、386条的规定，受贿罪有基本犯和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犯之分。前述观点均忽视了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2]。所谓基本犯，是指仅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而适用该罪一般刑罚幅度的犯罪。关于无加重情节的受贿罪基本犯的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我国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的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主张以是否收到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基本犯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从刑法理论来看，这种观点坚持了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否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理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受贿罪是否得逞。而受贿罪是否得逞的认定，应以受贿行为是否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为准。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具体规定，受贿罪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客观方面，无论是索贿还是受贿，行为的目的就是使贿赂到达行为人手中。因此，只有行为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了贿赂，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行为人并未从中收受财物，那么这种情形就不能认为已经齐备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能以受贿罪的既遂论处。至于是否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从受贿罪的发展过程上看。受贿犯罪可分承诺谋利益、收受贿赂、行为人谋取了利益三个阶段。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行为是一种连体的复合行为，二者缺少其一就失去刑法关于受贿的行为上的意义。如缺少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即便是收受贿赂也不构成受贿罪。同样道理，即便是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缺少收受贿赂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因此，是否完成“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不是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到贿赂，才是受贿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四、受贿罪加重犯的既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情节加重犯的条款，受贿罪就是其中之一[4]。所谓特别情节或情节加重犯，是指具备某一犯罪的基本要件，由于同时具有某种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按照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使其罪责加重的情形。简言之，即因具备特别严重或严重情节而依照加重于基本犯的刑罚予以处罚的情形，受贿犯罪的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是受贿犯罪行为危害严重或特别严重，以及与受贿犯罪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基本理论，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加重犯，只有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是否构成之分，而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别。因此，只要受贿犯罪行为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就不应再区分既遂与未遂等犯罪形态，也不能因其受贿基本犯罪未遂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是依照较重的法定刑进行惩处。 参考文献： [1]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伍柳村.贿赂罪个案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69. [3]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419. [4]张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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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的危害和案例现状1、成因2、防范对策3、总结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其实不难写，给你一些参考的题目，找一些你感兴趣的，再找一些相关的文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照猫画虎就出来了。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们需要答辩，那么一定要找一个你就是不看书不准备可基本可以说出123来的，这样更容易通过答辩，如果不答辩的话就很容易了，只要字数、格式都正确了就没有太大问题。祝你好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浅谈我国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浅析全面预算管理会计谨慎性原则在资产计量中的应用现金流量表的分析与运用的研究浅谈公司股利政策问题浅谈投资活动的纳税筹划现金流量表的分析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浅析企业筹资方式完善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机制对策分析存货管理方法研究财务预测问题的浅谈对新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公允价值的思考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探析变动成本法的应用研究可持续增长率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关于预算管理企业业绩评价研究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我国证券市场效率分析企业融资结构的合理性分析管理者激励制度研究上市公司资金运用的合理性分析企业价值驱动的因素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财务业绩的相关性分析上市公司筹资方式创新研究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选择企业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目标企业财务战略分析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企业现金流量管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质疑与完善财务预警的应用问题研究评判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财务指标体系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评析透析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初探公司治理结构下的财务导向问题研究论审计方法的发展进程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的比较由银广夏、蓝田股份、黎明股份财务舞弊案探讨分析性审计方法的运用由***案看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原因分析论风险导向审计国外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手段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探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发展进程探讨商业贿赂的识别与审计从现金流量表看企业价值如何加强企业成本控制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目标注册会计师审计目标的发展进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分析与审计对策如何避免审计失败论制度基础审计论经济效益审计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从世界通信公司事件看内部审计的作用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论关联交易及审计论风险导向审计浅谈目标成本管理现金管理的重要性及方法浅谈每股盈余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企业融资[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与税收筹划的关系研究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目标的选择 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效应分析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财务治理结构与利益相关者制衡机制 基于财务治理的新型银企关系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的股利政策的选择 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监控模式的选择研究 融资模式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 完善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机制对策分析 财务学科课程体系探讨 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初探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 从新会计准则的应用看中国会计国际化 新会计准则与旧会计准则的比较--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应用 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的运用 对新会计基本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谈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构建新旧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核算的异同分析及其思考 新企业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利润的调节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与审计报告质量的探讨论审计失败及其对策 审计风险及其防范 重要性、职业判断与审计风险 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因素分析 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交易中的运用及引发的问题 变动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的分析 企业对财务报表信息的可能操纵及报表使用者对有关操纵的防范 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关注问题研究 我国企业会计监管问题的研究 浅议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试论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 网络会计若干问题探讨 试论会计政策的选择 浅谈商誉的确认和计量 浅谈全面收益现代企业制度与会计管理模式会计信息失真探讨管理会计的危机与出路论战略成本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特点分析稳健性原则与其他会计原则的冲突与对策企业基于分权管理下的绩效评估管理会计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关于我国管理会计应用若干问题思浅议盈亏管理论利润操纵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股票股利会计政策研究浅议会计目标会计准则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冲突与协调现代成本管理的新理念论预算管理业绩管理小议作业成本管理与标准成本管理的比较分析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现状新经济环境的成本管理论成本管理创新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转化作业成本管理方法研究小议资本成本管理小议质量成本小议环境成本基于现金流量的公司价值分析 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价值分析企业价值评估的现金流量比率分析及其应用研究基于动态现金流量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研究从现金流量表看企业价值从投资价值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人力资源价值管理会计探索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试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审计风险与控制审计委员会制度探析审计独立性与信息质量。舞弊审计探析。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探究。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审视内部控制制度、会计与审计的关系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比较研究。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建设与发展。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关于变动成本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分析关于作业成本计算方法的研究关于作业成本法的在我国企业的应用研究关于作业成本管理的研究关于责任会计传统责任会计与现代责任会计关于全生命周期成本法关于目标成本法与改进成本法关于标准成本与作业成本有关存货管理--适时生产法 just in time关于传统成本管理与现代成本管理关于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小议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关于全面预算管理体系预算管理方法的研究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现状研究管理会计的发展研究关于管理会计师及其职业道德研究关于成本核算方法的演进关于客户盈利性分析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关于成本动因分析存货管理方法研究作业成本计算或作业成本管理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研究关于管理会计的思考管理会计中作业成本应用房地产企业的成本控制论文题目（参考选题）27中国会计电算化发展进程与趋势研究 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安全分析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工作方法的影响研究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职能的影响研究会计电算化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会计电算化制度设计研究浅析会计电算化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及影响会计电算化人才知识结构商品化会计电算化软件市场分析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的管理网络会计研究（网络会计若干问题探讨）浅议我国加入WTO与会计改革论我国加入WTO与企业发展电算化审计问题研究（计算机审计问题研究）（计算机会计信息工作的审计）ERP在企业中的运用论市场经济下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研究）新[旧]会计准则下的固定资产管理论会计目标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试论会计信息的公开制度浅论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会计舞弊行为及其预防论现代会计人员的素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思考关于私营企业资金管理论成本观念转变与现代成本管理新理念会计政策在税收筹划中的运用经营活动的纳税筹划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浅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治理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与比较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动机及手段分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风险分析与控制个人所得税筹划的几点思考资产减值的新旧准则差异及分析无形资产新旧准则差异及分析债务重组新旧准则差异及评析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新旧准则差异及评析关于对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思考新旧会计准则差异综述浅析国有企业债务重组问题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关于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思考所得税会计相关问题的探讨会计目标国际比较研究试论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浅析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浅析私营企业期间费用的控制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会计若干问题探讨谈债务重组的有关理论问题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运用 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和比较 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分析 合并会计报表的理论基础 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上市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商誉会计的处理难点 资产减值会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于**公司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 浅析债务重组问题 上市公司业绩评价体系研究 我国新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分析 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分析 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研究 上市公司的融资风险管理研究 权益法和成本法的应用分析 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防范 我国上市公司税收筹划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现状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研究 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应用分析 从博弈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财务管理目标的思考 对业绩评价的思考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构建我国企业最优理财目标企业理财目标的评价与优化财务预测在当代理财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财务决策与当代企业财务管理现代财务分析指标存在问题与对策浅谈如何完善现代财务管理教学中小企业资金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浅析现代理财人员应具备的观念、素质与能力大众化理财的意义与作用研究培养公民的理财素质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浅谈财务管理中的杠杆及其作用关于资本结构的理论研究浅谈负债经营零存货管理的现实意义与作用以….幼儿园为实例浅析幼儿理财素质的培养浅析幼儿理财素质的培养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分析浅谈如何构建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浅谈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浅谈现代企业的资金管理运用理财知识，构建节约型社会谈如何利用现代手段，打造精品理财人才作业管理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筹资] 浅谈人力资源会计的有关问题浅谈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效对策如何加强企业会计监督制度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分析论会计监督职能内部控制环境的研究会计谨慎性原则在资产计量中的应用浅谈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与应用我国当前环境下的会计国际化问题论财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浅谈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的应用人力资源会计及会计核算的探讨浅谈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关于在会计学教学中加强职业道德的思考出口退税的税务筹划浅析浅析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新观点浅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途径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独立懂事制度的思考中入WTO对我国会计计量的影响与对策浅析加入WTO对我国财务状况以及会计计量的影响浅谈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家庭企业）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会计防范新旧会计准则比较与分析一试论长期股权投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研究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教育的有关问题浅谈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的应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发展 企业理财目标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经营者激励机制与薪酬结构设计 关于所得税和有关问题的税收筹划 试论企业会计的职责与道德 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研究 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研究 创业价值研究 关于企业业绩考核的探究 如何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 中小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现金流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浅谈变动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计算方法的区别 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分析 中小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股利政策的涵义功能及背后隐藏的信息 论分析性复核在注册会计师审计中的应用 现金流与利润流分析比较 财务作假与公司治理 浅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会计准则中的理论基础及应用 论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 关于现代企业中的业绩评估 关于企业内部控制 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质疑与完善 试论公允价值会计如何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 利益相关者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网络经济价值评估EVA理论与公司治理 战略管理会计若干问题研究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财务战略问题研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集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企业价值创造型财务管理模式研究财务报表分析的作用及局限性 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分析 浅谈如何完善财务管理教学 浅析民间金融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 浅析企业业绩评价 论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问题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博弈上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现金流与利润流分析比较 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与激励问题的研究 企业资金管理 谈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论管理者激励制度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体系 如何做好企业现金权利 关于企业成本控制方面的思考 关于企业成本管理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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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的范文篇2 浅析“村官”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论文摘要“村官”是掌管一方权力的基层组织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针对“村官”职务犯罪现状，笔者总结了当前农村干部可能触及的罪名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职务犯罪特点有：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额小危害大、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以及利益关系之间上下连动，相互榨取，钻空子各取所需。而发案原因有： 文化 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 法律知识 严重匮乏;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此外，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措施。 论文关键词检察理论“村官”犯罪工作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虽然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村官”)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那么，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有可能触犯什么罪名?它的特点怎样?有什么预防的对策吗?在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探讨。 一、“村官”有可能触犯的几个刑法罪名 1.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贪污数额达到5000元时，应立案侦查，或个人贪污数额虽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立案侦查。花都区雅瑶镇有一位村委书记邓_，伙同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会人员，经密谋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该村土地之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丈量，谎报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数目等手段，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然后分赃，这位村书记分得90000元人民币，这就是贪污，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受贿罪。在现实执法中，普通受贿罪必须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有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黄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 春节 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广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与岐山村2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贿送现金8万元。 3.挪用公款罪。按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4.职务侵占罪。所谓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5.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区新华街新街村出纳员梁某，女，利用负责新街村属下的四个经济社的财务工作之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以及支票取现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资金共计人民币984299.04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活动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干部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 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调查，农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总数16.35%上升到现在占同期立案总数的26.7%。二是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三是在犯罪性质上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占比重较大，占近几年的有罪判决案件的70%。 (二)犯罪数额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农村干部犯罪涉案尽管金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危害大。它破坏了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一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 从整体来看，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领域那样狡猾，反侦查意识相对来讲比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参与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记账，重复支出，打白条支出，伪造单据，虚报冒领等直接对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许多村干部借招待来客，“跑项目”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礼，购买抢险物资等事项为由，虚列、虚增开支，冒领公款占为己有。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识严重匮乏 在违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数仅为中小学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为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们在查办赤坭镇剑岭村第12经济社原社长蓝某贪污“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补助款”28000元一案中发现，蓝某就是以“我为你办事，你们必须每人支付200元给我，否则我不为你办”，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没有想到这是犯罪行为。 (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自以为不贪公家一分钱、不拿村社一分钱、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就不会犯罪。如：原狮岭镇振兴村十四经济社社长毕某，以为经济社牟利为目的，多次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批准，决定将该经济社部分土地以公开拍卖方式，永久转让土地使用权，为该经济社非法获利600多万元。后毕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三缓刑，并处罚金二万元。 (三)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是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级基本上实行了“社账村管、村账镇管”的严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滥施权力、缺乏监督等现象大大减小，有效地杜绝了这类案件的发生。 (四)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许多农村，村干部之间为争夺村主任大权，不同姓氏派别之间相互告状明争暗斗，选举时拉帮结派破坏选举，掌权后厚此薄彼。有的村会计、出纳员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存在特殊裙带关系，他们相互串通，对违法违纪现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凭借家庭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致使群众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为部分村干部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群众懂法守法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学历层次低、学习主动性差、小农意识重的现象。尽管有村民会议、学习会等，但这些会议只用于议事，不用于学习。因此，法律、法规、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学习和宣传。由于对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确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访。如新华街某村村民，拿着国家新出台的有关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检察院上访，质询十多年前该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由，怀疑当时的村干部贪污受贿，继而举报。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他们的误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对有关政策的实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过试点、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实。比如现行的财务代理制度(即村帐镇管、社帐村管)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社一级的会计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着社长会计一人担、无会计基础知识、账目管理水平低的现象，再加上没有一个班子，无人监管，以致账目混乱、无法清算。因此“社帐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据专管，社的票据要有村的会计填写;社的开支实行“用款申报”制，涉及一定数额的开支，须经村的审批;社的“清算小组”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好监督作用。在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用款申报”制加以细化，并做好监督，务必解决账目混乱问题。 (三)认真抓好村社一级干部的纪律、法规教育 新时期关于加强农村干部、尤其是新当选的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应多点组织农村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加强法律法规、政令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村(社)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使之成为人民信赖、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四)严惩腐败分子，维护法律尊严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腾飞，某些村干部抵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腐败，引起农村群众严重不满。然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新华街原团结村村委主任邓某挪用公款案、原岐山村书记黄某受贿案、花东镇鸿鹤村原村委主任张某贪污案、原村治保主任曾某挪用公款案等案的纷纷告破，震慑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交口称赞。猜你喜欢： 1.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2. 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3.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4. 有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5. 电大毕业论文法学范文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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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立法分析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中常见且危害性较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予以规制。国外有关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将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内容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中，如德国、美国;也有个别国家针对某一类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特别规定，如日本。1.德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该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惩罚规定的相关法律。该法第十二条即是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规定，涉及商业企业职员的行贿和受贿两方面的内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为人以竞争为目的而给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提供、许诺或授予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方式给自己或第三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于此情形，应对行为人科以最高为一年的徒刑或罚款;(2)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要求、让人许诺或接受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竞争方式给他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应对该职员或受任人同等处罚。而其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被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此外，公务员法律还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所收礼品涉及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的，必须交由所在部门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必须交上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反腐败法》，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人员的贿赂罪从重处理。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政府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值得说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行为以及企业在国外的贿赂行为并不受德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随着1999年《OECD防腐败公约》的生效，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所得以及企业在海外的贿赂所得要被一并没收，且当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以罚款。加上1997年通过的《反腐败法》和2004年颁布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止腐败行为的条例》以及联邦内政部颁布的其他几项针对治理贿赂等腐败行为的法令，德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大网正全面张开，且越来越密。2.美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视反商业贿赂的国家之一，建立了严密的法律规制的体系，保障美国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良性运转，极大的促进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超过英国，并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领域的领先地位。19世纪70年代中叶，美证监会调查发现，400多家美国公司在海外有贿赂行为，涉及3亿多美元的资金，117家问题公司是《财富》杂志500强企业。这次调查成为《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起因。1977年，美国制定《海外腐败行为法》，适用于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适用于任何公司以及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员、董事、雇员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规定的受贿人，并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实际行使政府公共权力。这样，所有使用公共权力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受贿主体，比如受委托为政府进行设计的私人设计师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会员国)。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海外腐败行为法》。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据《海外腐败行为法》加强公司的财务制度；其二即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其中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别人的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海外腐败行为法》主要针对美国公司海外贿赂行为，就其国内来看，美国通过《罗宾逊一帕特曼反价格歧视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反垄断机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从而使商业贿赂在美国难以兴风作浪。首先就公平竞争机制而言，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人问津和公司无法生存，无论公司领导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是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没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垄断机制而言，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产品和服务或者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的幕后交易由此产生，从而也很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由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和服务是被少数一两家公司把持的，交易双方面对的是公平的市场。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贿赂与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相互纠缠在一起，治理商业贿赂不能只单纯狭隘的进行，整个市场大环境的改善应该是同步的。3.日本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仅对经济问题本身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涉及到政治领域，比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出现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 。当前，日本已经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问题的发生。 首先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并且，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田中角荣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在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还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另外，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果企业发现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给企业造成损失的，除了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4.其他国家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英国在治理医药市场的商业贿赂现象很有成效，分别于1968年颁布《药物法》和1994年颁布的《药品广告法》，其中就规定:如果医药公司为了推销其产品给购买药品的单位或医生提供免费旅游、免费饮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负责人将被处以最高额为5000英镑的罚款以及最高2年的监禁;受贿人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奥地利《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竞争对手和雇员行贿与受贿给予刑事制裁。该法第十条规定:禁止为获取商品或者服务供应上的优势，通过不正当的行为向企业的雇员或者代理人提供、许诺或者给予礼品或其他利益。该禁止性规定同样适用于雇员或者代理人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而接受礼品或其他利益。这些禁止性规定只适用于经营过程的行为，既包括购买，又包括销售。尽管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定了刑法制裁，但还会依照民法产生民事后果，如停止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按照该国最高法院判例，允诺在特定商品销售成功时给予对方雇员礼品或者奖金的行为，属于禁止之列。国际上，1997年在美国极力推动下，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表了《反行贿受贿公约》，在该公约的序言中指出:行贿行为已是国际商业活动中，包括贸易与投资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严重忧患，破坏了良好的管理与经济的发展，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到2002年已经有32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根据该公约通过了新的反贿赂法案，将反商业贿赂范围从国内公司扩大到国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第58届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是该公约的创始缔约国，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完成了对加入该公约的批准程序。5.境外立法总体评价从上述列举说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在规制商业贿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历史比较悠久，并且与刑法、公务员法等结合紧密，有利的打击了德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竞争法体系，其中《海外反腐败法》是最具影响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推动了国际反腐败的进程。并且其立法能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和各公约的签订与生效，不断得到修订，使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了积极地成效。而日本对商业贿赂范围界定相当广泛，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对行贿受贿罪的惩处也十分严格，对国家公务员、国有公司、私营部门的贿赂行为都分别有单独的法律予以规制。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的立法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体上来讲，国外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商业贿赂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对商业贿赂的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不局限于财物，而是把作为交换的利益好处都算作贿赂。如加拿大相关法律中规定商业贿赂涵盖“金钱、兑价物品、职务、住所或雇佣、货款、奖赏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芬兰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准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请和游山玩水，否则，均被视为受贿行为。日本也将受贿行为的形式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斡旋受贿和第三者受贿。 (2)以损害竞争的公平性作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国外立法大多未在具体法律条文中罗列商业贿赂行为类型，而是以是否实质损害竞争、影响公平性原则为标准对回扣、折扣、佣金进行规定的。如美国《罗宾逊一帕特曼法反价格歧视法案》规定，不管是回扣、还是折扣，如果对竞争有损害，都是非法的。英国对贿赂的定义体现出影响公平这一标准，规定贿赂是指为影响公职人员工作行为，向公职人员提供或公职人员接受任何不适当的报酬，使其做出有悖于诚实和正直原则的举动。 一些发达国家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相对较“宽”，不是以“好处”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而是把有约定或许诺给予“好处”的行为即认定为商业贿赂。这种认定标准对于预谋犯罪很有威慑力。如日本法律规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新加坡《预防腐败法》规定，代理人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图索取他人作为诱金或酬金的报酬，从而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相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任何人非法给予、同意给予或提供给代理人报酬作为诱金或酬金，从而使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有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不管目的是否实现，均构成腐败性交易罪。（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在境外立法层面，各国除了制定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专门法律外，还将治理商业贿赂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治理商业贿赂纳入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中。如为了规范和监督经济活动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美国于1921年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78年又颁布了《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国的《资产透明法》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后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个人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清单。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将政府官员收受商业贿赂的行为列为重点反腐败对象之一。二、国外研究现状由于商业贿赂是经济社会中的伴生物，它存在于各国经济生活和法律规范之中。鉴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以及公约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故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又各有差异。1．对商业贿赂概念的研究有关商业贿赂的概念，国外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定义模式。第一种为单向性定义模式，即仅指“商业行贿”，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 商业贿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业活动中，买卖一方以给付对方雇员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商业贿赂的解释是：行贿潜在买方的代理人或雇员以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定义尽管概括性强，但却无法摆脱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种双向性定义模式，即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对企业的职员、受任人提供、允诺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业的职员或者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接受他人给予的利益，以不正当方法使他人在购买商品或营业商的竞争中受到优惠。较之第一种定义，此种定义更为全面、周延。2．对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商业行贿主体并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业行贿主体。例如，韩国在《公司法》中将对商业行贿主体界定为向受贿者承诺、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没有限定主体的性质及经营资格。另一方面，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对受贿主体未有“交易相对人”之限制。例如，美国对商业受贿主体范围的规定比较宽泛，包括交易当事人、代理人、中间人、公职人员和政党等能对交易产生影响的主体。这种观点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学习和借鉴的。3．商业贿赂行为的相关研究界定国外对商业贿赂手段的界定十分宽泛，把用来交换的利益好处都认定为贿赂。例如，日本将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新加坡对商业贿赂手段的规定更为详尽。《新加坡预防腐败法》第2条对作为引诱或酬金的“报酬”界定为：(a)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b)任何职位、就业或者合同；(c)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褫夺资格的处分或逮捕，……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职责等。而在商业贿赂表现形式方面的研究，欧美国家则无疑走在了我国的前面。美、德等国家很早便将佣金、折扣等行为纳入商业贿赂的研究范围内，并予以进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额度限制。对于附赠问题，日本的研究则又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相关规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显现。4．对跨国商业贿赂的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商业贿赂行为也呈全球化蔓延。国外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工作，已经扩展至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是一部将反商业贿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这部法律实施以来，由于美国政府执法有力，成效显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同时，注意到商业贿赂跨国发展的趋势，关注以他国人员为对象的商业贿赂行为。这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予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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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书目就可以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写了吧要是需要帮忙写，就咨询下 QQ 924347849第二章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发展…………………………(30)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产生与扩展……………………………(30)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30) (二)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演进过程………………………………(35)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与实施……………………………(46) (一)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46)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51) (三)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与成效……………………………(56) 第三章公务员制度的指导原则…………………………(62) 一、中西公务员制度共有的指导原则…………………………(62) (一)公开原则……………………………………………………(63) (二)公平原则……………………………………………………(66) (三)公正原则……………………………………………………(70) (四)法治原则……………………………………………………(72) 二、西方公务员制度特有的指导原则…………………………(74) (一)政治中立原则…………… ……………………………… (74) (二)两官分途原则………………………………………………(78) (三)分权制衡原则………………………………………………(81) 三、中国公务员制度特有的指导原则……………………… (84) (一)四项基本原则………………………………………………(84) (二)党管干部原则………………………………………………(85) (三)民主参与原则………………………………………………(87) (四)德才兼备原则………………………………………………(88) 第四章公务员制度的制约因素…………………………(91) 一、政治行政生态环境的制约…………………………………(91) (一)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制约……………………………………(92) (二)组织结构与行政运作的制约………………………………(96)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100) (一)公务员规模受经济发展的制约…………………………(101) (二)公务员行为受经济条件的影响…………………………(103) (三)公务员待遇受经济条件的制约…………………………(105) 三、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109) (一)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110) (二)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116) 第五章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121) 一、人事分类的类型划分………………………………………(121) (一)政事分类…………………………………………………(122) (二)品位分类…………………………………………………(126) (三)职位分类…………………………………………………(128) 二、西方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134) (一)英国………………………………………………………(134) (二)美国………………………………………………………(137) (三)法国………………………………………………………(139) (四)加拿大……………………………………………………(141) (五)日本………………………………………………………(143) 三、中国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 (145) (一)分类的原则………………………………………………(145) (二)分类的特色………………………………………………(147) (三)分类的方法和内容………………………………………(151) 第六章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 (156) 一、公务员权利与义务概述……………………………………(156) (一)权利与义务的内涵………………………………………(156) (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161) (三)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意义…………………………………(165) 二、西方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 (167) (一)西方公务员的权利………………………………………(169) (二)西方公务员的义务……… …………………………… (173) 三、中国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175) (一)主要特色…………………………………………………(176) (二)中国公务员的权利………………………………………(177) (三)中国公务员的义务………………………………………(180) 第七章公务员的职务管理…………………………… (184) 一、公务员录用制度……………………………………………(184) (一)西方公务员的录用制度…………………………………(184) (二)中国公务员的录用制度…………………………………(194) 二、公务员考核制度………………………………………… (196) (一)西方公务员的考核制度…………………………………(196) (二)中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202) 三、公务员任免制度……………………………………………(204) (一)西方公务员的任免制度…………………………………(204) (二)中国公务员的任免制度…………………………………(210) 四、公务员培训制度………………………………………… (212) (一)西方公务员的培训制度…………………………………(212) (二)中国公务员的培训制度…………………………………(219) 五、公务员纪律与奖惩制度……………………………………(221) (一)西方公务员的纪律与奖惩制度…………………………(221) (二)中国公务员的纪律与奖惩制度…………………………(228) 第八章公务员的权益保障…………………………… (231) 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231) (一)西方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233)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243) 二、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 (246) (一)西方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制度……………………………(247) (二)中国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制度……………………………(254) 三、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 (256) (一)申诉与控告的意义………………………………………(256) (二)西方公务员的申诉控告制度……………………………(260) (三)中国公务员的申诉控告制度……………………………(264) 第九章公务员的管理体制…………………………… (267) 一、公务员的管理体制概述…………………………………(267) (一)公务员管理体制的类型划分……………………………(267) (二)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原则……………………………(271) 二、西方公务员的管理体制………………………………… (274) (一)西方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构成……………………………(274) (二)西方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276) 三、中国公务员的管理体制……………………………………(288) (一)中国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构成……………………………(289) (二)中国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291) 第十章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297)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向………………………………(297) (一)指导原则趋向灵活………………………………………(298) (二)分类制度趋向融合………………………………………(304) (三)运作机制趋向适用………………………………………(308) (四)管理体制趋向混合………………………………………(317) (五)法律体系趋向完备………………………………………(320) 二、完善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构想………………………………(321) (一)完善分类制度的构想……………………………………(321) (二)完善竞争激励制度的构想………………………………(326) (三)完善新陈代谢制度的构想………………………………(336) (四)完善考核评价制度的构想………………………………(344) (五)完善工资保障制度的构想………………………………(356) (六)完善监督制度的构想……………………………………(367) (七)改善行政生态的构想……………………………………(375)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法学生会到别人查重机会，干脆别学法了共同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深入分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可助力腐败综合治理，还可切实提升廉政水平，同时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贿赂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并加大宣传及执行差异化处理政策的力度。本文以刑法的立法宗旨为依据，对贿赂罪中的特殊形式共同犯罪展开深刻剖析。一是梳理并总结了贿赂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概念及与其关联密切的相关法律问题；二是对共同收受贿赂犯罪的认定必要条件展开系统论述，并从客观层面详细分析和推敲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要件；三是从法律层面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共同收受贿赂犯罪有关认定的细节问题。无论是理论界，亦或是实践界对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都没有达成共识，此现实问题从目前来看，已成为打击和禁止受贿罪的消极因素。所以，本文以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为研究课题，在对其进行综合阐述后，丰富和拓宽了处理共同收受贿赂犯罪的解决思路。并从法律层面对共同收受贿赂犯罪的优化提出了具体见解。关键词：共同受贿；司法认定；定罪原则；立法完善共同犯罪作为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类型的受贿罪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全面分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可助力腐败综合治理，还可切实提升廉政水平，同时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贿赂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并加大宣传及执行差异化处理政策的力度。本文以刑法的立法宗旨为依据，对贿赂罪中的特殊形式共同犯罪展开了深刻剖析。一、 共同受贿犯罪概述(一) 共同受贿罪的定义共同受贿犯罪就是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其主体至少是两个独立个体，其中一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另一个主体既可同为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他人，他们利用公职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或便利条件，运用非法途径或手段为请托人谋取非法利益，并实施的或索要或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共同受贿犯罪作为受贿罪的一种，其特征同时兼具共同犯罪的共性及特殊性。(二) 共同受贿犯罪现存的司法问题经过深入调研后可知，全国目前已查处的受贿罪案件，共同受贿的案件占比很高，但经过检察机关严格审查并认定的共同受贿案件占比却很低，而法院以共同受贿这一罪名进行最终判决的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发现:一是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时，在长期的实践操作中习惯于把人作为立案主体开展具体侦查工作，无论是侦查思路亦或是实际习惯都已形成固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同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有效开展。二是我国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时，在管辖权的确定上，一般以嫌疑人的行政级别为侦查依据。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因级别不同导致管辖权也有所区别，侦查机关也因此各不相同，在侦查阶段，如果共同犯罪嫌疑人的级别不在本院的管辖范围内，应参照级别管辖原则把其移送至与之级别相对应的管辖机关，在这种侦查管辖模式之下，实践操作中很大一部分共同受贿犯罪嫌疑人被划分到不同的机关分别处理，影响了案件侦查结构上的完整性，无形中也是对受贿犯罪分子的一种变相纵容。三是在处理共同受贿案件时，把国家工作人员按级别进行拆分，并以完整受贿罪个体移交至不同机关分别进行审查起诉，如此操作可增加立案及破案数量。最高人民检察院通常用硬性规定明确地方人民检察院起诉案件数量，并与激励机制相挂钩。部分检察机关为完成最高检下达的立案率和破案数，在实践操作中通常把共同受贿案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按级别分别侦查，并以完整受贿罪嫌疑人进行侦查和起诉。所以很多受贿案件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受贿金额时，金额数量直线下降，出现了罪和责与刑均不符现象。 四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家属基于逃避法律追责的目的，彼此间提前串通、找好托词。国家工作人员把手中权力作为砝码，为了使请托人获得非法利益，运用手中权力的影响力进行非法操作，其家属心安理得地收取或索要请托人财物，我们按正常思维可以判断国家工作人员了解这一收受贿赂情况，但其家属为了减轻国家工作人员罪责，却声明索要或接受请托人财物这一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国家工作人员对家属的这一解释通常表示认可。在实际案件中虽这种情况有少数存在的可能，但事实却是大部分同类案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收受贿赂行为之前，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早就与其家属达成一致意见，明确其推脱说词。二、共同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一)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 受贿罪是身份犯的一种，所以若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接受贿赂则可以直接定为受贿罪共犯，而除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人，在与国家工作人员一齐收取行贿后是否会被定为受贿罪同犯，这点还有待商榷。1.关于“否定说” 新刑法认定无特定身份的人收受财物不能被定义为接受贿赂，删除了对于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受贿犯罪的规定，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因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表达不明确，即对除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人，在与国家工作人员一齐收取贿行贿后是否会被定为受贿罪同犯没有进行说明，对此类犯罪采取的措施是，既有认定为共犯，也存在不认定为共犯的情况。根据《刑法》中的条例可以推导出，若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参与受贿，也可将其定为同犯。但受贿罪的定义说明所犯受贿罪的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共同收取贿赂后不可被定为受贿罪同犯，《刑法》中也并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受贿如何定罪进行描述。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人员共同受贿不可被认定为共犯。其二是刑法废除了受贿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因为受贿共同犯罪与贪污共同犯罪对于受害人的方向有所差异。而针对这两点罪名有以下的异同，两者都违反了国家工作人员在职业道德上的清廉与公正，而贪污罪关键在于所有的公共财物，受贿罪关键在于国家机关与其他国有单位稳定平衡的工作秩序。在受贿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便收取了他人的一定财物也不能如同国家工作人员以其职破坏国家机关和其他国有单位的日常管理纪律。所以“否定说”同意废除受贿共同犯罪的依据即为在所处的职位上来为自己谋求利益。2.关于“肯定说” 相较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人员共同受贿也被认定为共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补充规定》表明与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受贿的，将其定为共犯。虽然新刑法并未对其做出明确说明，但在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并未产生影响，具体原因是根据共同发展的原则，对该问题还是要沿用旧刑法中的观点。 经过总结，得出我国法律支持“肯定说”的结论，即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人员共同受贿也被认定为共犯，这个结论对我国打击受贿罪，防止罪犯规避法律责任有深远的意义。(二)共同受贿犯罪的主观方面1.行为人主观上有收受贿赂犯罪的意思联络受贿犯罪的联络方式主要是通过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通过暗示或者明示的方式将自己愿意一起实行受贿犯罪。但是并不是所有共犯之间都存受贿犯罪的行为和联络。如果受贿罪的实行罪犯和教唆罪犯、实行罪犯和帮助犯罪之间、一起实行犯罪之间都以此存在这种受贿犯罪的意思联络，也无法说明教唆罪犯和帮助罪犯之间存在这种受贿罪的联络方式。2.行为人认识到不是独自一人实施受贿犯罪首先，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知道和别人听过相互啊帮助进行贿赂，而不是一个人完成了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实行犯罪、教唆犯罪、帮助犯罪、组织犯罪，都不是实行自己独立犯罪的受贿行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机的个体。其次，每个行为人都对索要、收取现金和物品是贿赂行为具有了解，都能够知道索要、收取的事物都是国家公务人员通过职务具有的权力为送财物的人员谋取相应的福利而获得的报酬。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以下说明了解什么是贿赂：和送礼人员由口头上的约定，病和其他公职人员一起谋划，其他人员的告知行为、亲自听到看到、偶然之间获得的信息；其他共同进行贿赂的非国家公职人员能够以下内容了解何是贿赂：提前和国家公职人员共同出谋划策、送礼人员和第三方人员的被动告知、日常生活习惯的细节进行推断。最后，每一个进行受贿犯罪的人员都知道他们受贿的行为在社会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损国家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我国的刑法中有相应的规定提出共同受贿是故意为之，其中包括每一个参与者他们之间进行的合作和实行行为，都会对公职人员的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3.行为人意志因素上明知却仍然决意为之就算知道利用自身职位具有的权力帮助送礼人员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在职责作风上就已经受到污染，但是行为人并不以此为戒。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是共同受贿的故意行为，都是受贿罪的组成部分。比如在帮助送礼人员谋划福利之前，但是特殊身份人员和请托人之间没有进行约定贿赂之事，但是事情完成之后通过暗示表明自己需要礼品属于间接故意受贿。(三)共同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1.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受贿罪的组成需要具有两个条件，接受了请求人的礼品，同时满足他的请求。“两人之间进行承诺，行为的实行、目的的实现这三个阶段都属于为请托人实现他的要求，如果只存在以上一个行为，那么就是正在为请求人获得福利。清晰了解请请托人的目的还是接受了送来的财物，就相当于对请托人下了承诺”行为人不可以存在同意帮助请求人但是无动于衷。但是在相应的案件中，部分更加看重客观条件，比如事实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操作但是没有向请求人进行承诺；还有以主观条件为主，比如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开始获得福利但是对请求人进行了承诺。2.关于共同受贿犯罪的行为（1）共同受贿的实行行为因为自身职位具有的权力帮助请托人的请求从而收取物品，两者之间的行为被称为共同受贿。通常情况下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执行者需要两个特别身份的人一起进行受贿的行为，但是在特殊犯罪中，没有特殊身份的人和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属于共同实行者的话，在共同犯罪中会被动提升犯罪的作用和地位，导致加刑。在受贿罪中，有特定身份的人和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一起利用身份进行犯罪的时候不存在这种身份的共同犯罪，只能划分成教唆犯罪和帮助犯罪，所以身份才是判断犯罪的行为和性质的标准。（2）共同受贿的教唆行为通过周围人的教唆导致出现受贿罪出现，导致有特殊身份的人进行受贿行为的行为叫教唆行为，其中包括不停的劝说、苦苦的请求、激将的方式、不断的怂恿等都属于教唆行为，但是和教唆行为的本质内容是本来没有犯罪意识的人员因为教唆而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这就说明受贿罪的教唆行为出现了。（3）共同受贿的帮助行为因为收取贿赂的犯罪行为有背后的支撑，帮助受贿行为能够顺利进行的是共同受贿犯罪的帮助行为，属于依附在受贿行为中村子啊。在司法的过程中，共同受贿情况中含有参加索取接受贿赂、提出相应的条件、移交受贿物品等，提出的相应策略、精神上的鼓励支持等帮助。受贿罪的帮助行为是需要通过帮助行为之后让受贿行为完成的完成，不论是事情发生之前、正在发生、事情的结束。 三、共同受贿犯罪的定罪原则理论界和实践中共形成了以下三种在处理共同犯罪行为的过程中,怎样判定不同特定身份者罪名的观点:第一，主犯决定说。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在判定共同犯罪罪名的过程中要参考主犯的身份。如果主犯具有特定的身份,其他与主犯一同参与受贿犯罪的行为人也应当被判定为受贿罪并接受相应的处罚；如果企业人员是受贿罪中的主要犯罪人员，那么即使其他共同犯受贿罪的成员具备特定身份，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企业人员的身份对他们的社会罪行为进行判定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第二，分别定罪说。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犯罪主体各自不同的身份以及职务信息判定其所处的罪名并给予相应的处罚。即对于有特定身份的按照其身份性质采取处罚措施，对于不具备特定身份的成员按照其本身的身份性质进行处罚。对于社会而言,不同身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有较大差异,因此法律层面应当在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方面针对特定人员确定特殊规定；在罪刑相适应以及犯罪人要承担自己犯罪行为责任的基本原则下,我们需要对在共同犯罪行为中根据主体的身份特征严格遵照法律相关规定判定罪名并采取处罚措施。第三，从一重处断说。这一观点是指不论是何种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只要他们在共同犯受贿罪的过程中借助职务之便相互勾结，不论是企业人员还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应当被判定为共同受贿罪的同时，还会被判定为企业人员共同受贿罪，同时被判定两个罪名会在司法实践中按照受贿罪从重处罚。四、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一)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 在审查收受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对于判定具备以及不具备特定身份人员是否属共同犯罪，主要考虑各行为人在收受贿赂的过程中是否有一起犯罪的行为或者意图。在具备和不具备特定身份人员共同犯受贿罪的案件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与相应的家属共同触犯这一罪名。家属在生活过程中清晰的了解请托人向其赠送的财物带有明显的贿赂性质，但是他们却还是收下或者主动向对方索取了财物，但是却不能以共同受贿罪来判定特定身份人员和家属的犯罪行为，而且虽然家属有收受财物的事实，但是由于其没有特定身份因此也很难判断他的收受财物行为是实行行为。只有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借助其工作便利收取或索取请托人财物的案件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以下几项行为均应当按共同受贿罪进行处理：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负责借助自身的职务便利满足请托人的一些请求，而家属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收受请托人财物并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谋划同时在二者之间传递消息的角色，以及他们在事成之后企图为了演示或销毁罪行而转移财物的行为。家属在生活中使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来引导或者强迫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的贿赂，特定身份者在这种背景下受家属的影响开始有接受贿赂的心思，并且在家属的活动下实施受贿罪的犯罪行为，其家属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帮助犯和教唆犯的双重角色。(二)各种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在共同受贿罪犯罪行为的处理中，明确每个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接受的罪名与处罚较为困难，因为他们大多在工作过程中有不同的特定身份。共同犯罪虽然能够有效解决具备和不具备特定身份在受贿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但是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多种不同的特定身份，他在工作过程中借助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贿赂的行为应当怎样定罪定罚，是按照一个社会罪名处罚还是不同身份的罪名分别处罚目前还没有具体且统一的法律规定。不过现阶段的司法实践大多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在犯罪过程中的具体身份构成以及职务便利的具体内容判定其罪名并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 单位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对于单位和具有特定身份的其他人员共同收受贿赂的案件，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情况一，单位利用职务之便向其他特定身份者进行贿赂以为请托人谋利，其他特定身份者在这一过程中仅收下了贿赂的财物，但是并没有在工作过程中介入住职权便利而为请托人谋利，这种情况根据单位受贿罪进行处罚。情况二，其他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向单位进行贿赂以便为了借助自己的职务便利而为他人谋利，这一过程中单位收下了贿赂的财物，受贿罪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特定身份人员为了请托人谋利，因此这种情况下受贿罪罪名判定的过程中，对于特定身份人员按照个人受贿罪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对于单位的直接责任和主管人员的处罚按照其自然人的身份进行。情况三，其他有特定身份者和单位共同为了收取贿赂财物而借助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这种情况应当根据二者的职权大小判定具体的罪名采取具体的处罚措施，若是在犯罪行为中难以分清二者借助职务之便发挥作用的大小，那么具体的定罪量刑应当按照单位受贿罪来进行。五、共同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一）通过立法明确不具有特定身份者能够构成受贿共犯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具备特定身份的人是否是受贿罪共犯的判定还存在争议，之所以存在这一争论主要是因为我国刑事立法方面没有明确相关的规定。一方面，刑法总则只是对共同犯罪的一般内容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涉及共同犯罪身份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受贿共犯和贪污共犯在刑法有区别对待，前者被取消后者却有所保留，司法实践中容易因为这种区别对待而出现疑问。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这一争论问题的认识，两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解释性文件。例如2007年他们就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用来明确共同受贿犯罪中“特定关系人”的含义。但是不论是从力度还是效果来看这一文件在司法解释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这一文件的性质确定了它只能解释立法层面的内容。所以从立法层面明确共犯问题是解决上述争论的根本方法。笔者认为，国内应当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立法经验，在刑法总则中对于共同犯罪相关的内容添加明确的条文规定，例如受贿罪行为实施由具备和不具备特定身份人共同实施的条件下，应当以共同犯罪来处理不具备特定身份的犯罪成员。（二）实行有限的举证责任倒置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于受贿案件的共同犯罪行为处理，通常会面临以下窘境：虽然有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家属接受了请托人的贿赂财物，并且联系特定身份家属为其谋求便利，但是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却对于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串通一气，国家工作人员坚定地称自己不了解家属收受请托人贿赂的情况，家属也坚持在案件中说特定身份人员不了解自己收他人财物的情况，这在司法实践中就很难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在规定范围内进行且没有造成损失，这样就不能判定其犯了渎职罪，在刑事层面很难对其追究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严厉打击受贿罪，防止犯受贿罪的特定身份工作人员借此来逃避责任，实施了有限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三）取消将“为他人谋利”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我国现行刑法中明确规定了“为他人谋求利益”是构成受贿的一个客观要件。但是世界各国与受贿行为相关的立法工作中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的规定，不再包括“为他人牟利”的内容，只是将这一内容作为后续量刑中的重要参考依据。六、结论综上所述，共同受贿罪的完善对于打击和禁止受贿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共同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可以逐步开展以下措施，首先明确不具有特定身份者能够构成受贿共犯；其次，推进有限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最后，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剔除“为他人谋利”的内容。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研究而言共同犯罪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腐败行为的惩治会受到直接影响，同时也有利于落实打击贿赂犯罪过程中的区别对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