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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他监管系统抽调相关人员接替他们的工作。第二监狱第二监区监区长王军、副监区长李刚、民警徐福蒙和刘文志，值班门卫钱国军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2]4、罪犯逃出监狱后为了躲避追捕四处逃窜、藏匿，为了生存，势必会再次犯罪。所以越狱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越狱犯罪的动机分析 （一）越狱罪犯的各种需要是其产生越狱动机的基础 1、摆脱羁绊、获取自由的需要。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是行刑的最基本内容，也是罪犯需要得不到满足和产生痛苦的直接原因。早日获得自由几乎成为每个罪犯共同的需要。罪犯的需要始终是围绕着早日重返社会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其他具体需要则随罪犯所处的改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罪犯获取自由的欲求强度跟其个性特征、生活习惯、刑期长短有关。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变成服刑后严格的监管改造生活，会使罪犯产生不适应、压抑、痛苦乃至愤恨等心理，特别是刑期较长的罪犯更易因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折磨而铤而走险以谋求越狱。有些罪犯虽然被判处了较短的刑期，但当渴望自由的心理超过了对短期监禁的忍耐时也会形成越狱心理。 2、产生越狱动机的消极需要。消极需要以低级需要为主，是产生越狱动机的主要原因，对于罪犯越狱的推动力最大。 （1）以吃喝玩乐为主的生理需要。以吃喝玩乐为主的生理需要在大多数犯罪分子的需要结构中居于比较突出的地位。如果这种需要长期固化在犯罪分子的心理结构中，一旦被激发便会促使其形成越狱动机。（2）性需要。对罪犯人身自由的剥夺必然伴随着对性需要的限制，因此绝大多数罪犯处在极度的性饥渴中。青少年罪犯在强烈的性本能冲动的支配下，往往更容易形成越狱动机。（3）逃避惩罚的需要。逃避惩罚是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到刑期结束被释放之前的所有阶段都必然存在的需要。自被拘押之日起，罪犯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人身自由的丧失、严格的管理等惩罚措施使其难以接受，劳动改造使其产生抵触心理，一旦有机可乘就铤而走险，企图越狱。（4）报复的需要。少数罪犯恶心较深，在原有犯罪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往往把犯罪原因推向客观或者归咎于某种偶然的情景因素[4]。报复越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越狱后向特定对象行凶报复；另一种是报复管教民警。 3、产生越狱动机的积极需要。如果罪犯的积极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当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满足时，也可能会产生越狱动机。 （1）思亲恋家的需要。服刑改造的罪犯基本上处于同社会、家庭隔离的状态，这种特定情景往往加剧了其对亲人的思念和依靠，尤其是在亲人病重或死亡、夫妻离婚、恋人移情等情况下其思亲恋家的情绪会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调节和转移，很可能产生越狱动机。（2）安全和自尊的需要。自尊是人最重要的需要之一，罪犯毫无例外同样拥有安全和自尊的需要。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危及罪犯安全、损害罪犯自尊的情况：一是监管人员野蛮执法，使用打骂、体罚甚至是虐待等手段对待罪犯；二是某些罪犯有“牢头狱霸”行为，肆意伤害其他人员。那些长期处于被欺凌地位的罪犯如果不能通过正当途径保护自己或者维护个人尊严，就会寻找机会脱离“苦海”。 （二）适宜的客观条件是产生越狱动机的诱因 适宜的客观条件是越狱动机的诱发剂、催化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工作存在漏洞。少数领导对当前严峻的狱情形势和复杂的在押犯结构认识不足，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的管教措施，以此来应付日益复杂的改造局面；某些监狱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民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不强，管理松懈，基础工作落实不到位；有些监管单位在监管设施方面投入太少，设备陈旧落后。管理上的这些薄弱环节使罪犯感觉有机可乘，遂产生越狱心理。[5] 2、改造环境不良。罪犯群体是个消极群体。他们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各种不健康的品行、犯罪伎俩和抗拒改造的情绪在互动过程中会“交叉感染”，与监管人员的正面教育效应相比较处于优势地位。越狱动机的形成与这种不良的改造环境有很大关系。一些监管场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让罪犯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却忽视了对其的思想改造。过高的劳动强度、过长的劳动时间等使一些罪犯产生严重的回避劳动和抵触改造心理。当面对刺激和诱惑时，他们很容易产生越狱动机。 3、家庭因素。罪犯的家庭发生变故，例如家庭与其断绝关系、配偶闹离婚、家人生重病或死亡、家人被欺负等，都会给罪犯的情绪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就会使其产生焦躁不安、心急如焚、痛苦伤心等心理，从而想方设法伺机逃跑。有的罪犯认为越狱后能够得到家庭的包庇因此也会千方百计的逃跑。 （三）一定的心理特征是产生越狱动机的先决条件 越狱需要为越狱动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客观条件则起到了诱发的作用，但是越狱动机的产生必须以犯罪人的一定心理特征为前提。 1、侥幸和过于自信。罪犯在羁押后一般都会产生越狱的念头，但对绝大多数罪犯来说仅仅是一种想法，因为他们在分析评价主观条件、监管场所安全警戒力量和越狱后被抓获的比例及后果后，对成功越狱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就放弃了。而少数罪犯则将这一想法进一步发展为越狱动机，难以抑制，继而千方百计地付诸行动，其中侥幸和过于自信心理的存在是产生越狱动机的一个重要心理条件。越狱成功的先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强化了一些罪犯的侥幸心理。他们认为越狱计划周详、准备工作充分，较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较低的估计监管场所的安全警戒和公安机关的追捕力量，因而决心以身试法。 2、消极的意志品质。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帮助下。服刑罪犯有时也会确定将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的目标。但是，由于过去形成的犯罪意识与沾染的恶习太深，阻碍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其改造意志薄弱，信心不足，缺少韧劲，反复性大。另外，有些服刑罪犯在被捕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反社会性的犯罪意志。被捕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作理性反思，反而将犯罪作为自己长久性的行为目标，不思悔改。具有这些消极意志品质的罪犯是极易产生越狱动机的。 预防罪犯越狱的对策及意义 （一）预防对策 1、针对罪犯的对策 （1）加强正面引导，教育罪犯安心改造。监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促使罪犯的思想转变。因此，要经常性、不间断地对罪犯开展认罪伏法教育，转变罪犯思想，消除侥幸心理。并辅以前途理想、人身观教育，有计划的组织有越狱史的罪犯现身说法，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帮教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地教育罪犯认识到逃跑是没有出路的，真正把越狱思想消除在萌芽状态。（2）在罪犯中建立健全正当的互帮互控体系。罪犯群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越狱心理和动机，特别是那些主观恶习不深的罪犯，他们大多数能认罪伏法，靠近政府。监狱应大胆启用他们到一些要害岗位上去工作。他们在接受干警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同其他犯人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娱乐的机会去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狱罪犯做到及时抓捕，及时起诉、公开审理，从重判决，以法律震慑想逃的，教育没逃的，鼓励举逃的，表扬抓逃的罪犯。例如，某监狱1996年8月14日破获了一起预谋越狱案，罪犯隋某于1996年11月1日被执行枪决。从此以后，监狱在每年的11月1日都要对罪犯公开进行反越狱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1996年以来连续三年未发生罪犯预谋越狱案件。 2、对于警察的要求 （1）加强自我防护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其核心是指警察临战时的心理准备，是指当一个人受到突然的侵害和袭击时他就会本能地发出自卫反击的动作，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就是要求警察具备防卫意识、技战术意识和临战时的警惕性，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冷静、果断的地处置。这种准备主要是心理准备和常规的技战术准备，提高自我防护意识的关键就在于解决临战时的心理准备是否充分等问题。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在自我防护意识方面首先要做到先期估计，从险料敌。监狱警察要更新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当前执法环境的复杂性、危险性和犯罪分子的凶残性，警察执法要提高警惕性。其次要经常进行防范意识教育，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不断增强民警的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敌情意识，时刻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教育所有干警，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执勤过程中要坚守岗位，注意观察履行职责，不能掉以轻心。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干警的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氛围，奠定确保安全的思想基础。最后树立必胜信心。作为一名警察要拥有捍卫法律尊严、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遭遇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变被动为主动，做到一招制敌，能够依法及时处置，克敌制胜，控制局面，消除危险。(2)提高警察的体能和克敌制胜的本领。法律赋予了监狱人民警察一定的执法权，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遇到特定情形，法律许可警察对罪犯施加适当的暴力。因此，警察要增强和提高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要具备反击非法侵害的能力，要有比进攻者更敏捷、更快速的防守反击动作。如果警察发现罪犯有攻击的迹象或遭遇了攻击时，警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和行动，应变自如，变被动为主动。 3、监狱的预防对策 （1）监狱防逃必须以完善硬件设施为前提。对监狱而言，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让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让罪犯无孔可钻。当前我们必须要全面推进监门设施建设，所有押犯点的监门必须实行AB门管理。高戒备度监狱必须在门禁中采取指纹认证和卡式管理体系，强化门卫的安全防范能力。所有监狱的大门、围墙、禁闭室、会见室、民警值班室等重点部位必须安装视频监控设置和触发式报警器。要切实加强监狱围墙、电网的建设、高戒备度监狱要在围墙内侧划定警戒区域，安装蛇腹形刀刺网进行物理隔离。要配足配齐一线民警的对讲机、警棍等基本警用装备，满足民警执勤需要。（2）监狱防逃应以健全的制度为保障。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不完善，是造成罪犯越狱的重要原因。因此预防罪犯越狱必须建立完善的防逃制度。建立健全的制度保障应结合监狱实际情况，根据各项制度，制定一整套完备的责任制，加大监管安全隐患的查处力度，将不安全隐患检查处理在萌芽状态。各监狱在传统的管理基础上，要将狱情分析清楚。将互监互助制度、收工点名制度、小区域防范制度、以老带新制度、查验身制度以及定期和不定期查监制度等，规范成册。将这些制度的落实，逐一承包到监区，分包监区干警身上。实行年度承包责任制，严格按着年初签定承包合同，年底对照合同进行逐项检查考评，并做到奖罚及时兑现，广泛调动干警认真落实防逃制度，提高防逃反逃工作的积极性。真正使防逃反逃工作抓在干警的手上，落实在行动上，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4、从社会大环境上预防 必须提高全民防范意识，形成强大的防逃网络体系。防逃和反逃不仅是监狱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建立健全监狱防逃体系，除要依靠内部完善机制外，还必须与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各居民社区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亲属广泛联系，共同组成一道群众联防，构筑群防群治的社会防范网络。[6]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监狱，积极配合监狱防逃。当前，我国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步入法制轨道，但外界对监狱知之甚少。因此，可通过邀请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参与监狱的执法活动，利用媒介宣传监狱及《监狱法》，或组织大型巡回图片展览，或搞大型干警演讲和罪犯改造汇报会等形式参与社会活动，让社会了解监狱，了解罪犯越狱的公众危害和包庇越狱犯的后果，使其主动配合监狱投入到积极防逃工作之中。 总之，做好越狱防逃工作，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其中，就一定会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强大防逃体系，使监狱的防逃工作做的更好，为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起到应起的作用。 （二）预防罪犯越狱的意义 1、预防罪犯越狱是社会稳定的需要。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政权，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罪犯在投入改造期间，原有犯罪行为被扼制，不正当需求被限制，部分权利被剥夺。如果教育不对症，管理不科学，他们当中的个别甚至部分罪犯就可能由不适应被监禁到抵触、对抗，最后发展到千方百计越狱。正是这种反监管、反改造意识逐渐增强，使之成为他们越狱的内驱力，而想方设法的实施越狱行为。越狱后，要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捕，四处逃窜、藏匿，为了生存，他们会不择手段再次进行疯狂的重新犯罪活动。事实证明，罪犯的越狱给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因此，监狱必须预防罪犯越狱，将罪犯越狱案件控制在最低限度。 2、预防罪犯越狱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和正常改造秩序的需要。稳定的监管改造秩序和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改造罪犯、教育罪犯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稳定的监管环境中，罪犯才能静心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重新树立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彻底改变过去的不良恶习和腐朽意识，重塑自我。罪犯越狱直接威胁着整个监狱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如果一旦发生罪犯越狱，监狱不得不组织大批警力进行追逃工作，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还严重影响监狱的改造、生产工作正常进行，而且还会产生连锁反应，一罪犯越狱，多罪犯想入非非，使罪犯群体的改造积极性下降。因此，预防罪犯越狱是有效地维护正常监管改造秩序的需要，更是维护法律威严的需要。 3、预防罪犯越狱是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键，一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监狱；二是用当代的先进思想教育改造罪犯，最终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对监狱提出“关得下，跑不了、改造好”这一最起码的要求，说到底，就是将罪犯依法关押起来，运用先进的防逃装备严防越狱，用先进的思想教育方式和内容，把他们改造好，这完全与创建工作相吻合，也充分说明了监狱防逃工作的重要性。监狱要想改造好罪犯，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用严格的监管做保障，否则，一旦发生越狱，不但教育改造不好罪犯，还会对监狱、对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一目标，就应当做好越狱预防工作，杜绝越狱行为的发生。这样，全监上下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工作中，使监狱整体工作向前稳步推进。 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少数罪犯不思悔改，抗拒改造，甚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至企图越狱，特别是当前狱内罪犯结构日益复杂，狱内改造与反改造斗争日趋激烈，教育改造罪犯难度不断加大，监管安全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使预防罪犯越狱的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和考验。因此，安全防范意识要及时跟上形势，从现有的情况出发，扎实工作，狠抓落实，确保监狱安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方小平.确保监所稳定优秀论文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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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个别教育，作为监狱民警与罪犯沟通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一
《罪犯教育刍议》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监狱普遍实行罪犯计分、以分减刑的改造手段，对一部分限制减刑的罪犯失去意义，对限制减刑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监狱管理一个急需解决新问题。为深刻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的方针，落实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
教育是我们人类一种神圣的社会现象，因而教育也是罪犯教育改造的一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是为了更好地去改造罪犯，使其在出狱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监狱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监狱通过“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好刑罚的执行的功能，完成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根本性的任务。
一、罪犯教育的概念
罪犯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持续推进监狱全面建设战略、维护监狱长治久安，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罪犯教育指的是在监狱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罪犯所实施的为转变罪犯其思想、行为恶习，通过教授其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当这种教育力充分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使罪犯受到感染和触动，进而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斗争和选择，并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和瓦解的态势，且这种态势将不断持续和蔓延，随着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的深入和强化，罪犯才能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积极的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监狱罪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教育思想观念落后，重监管轻教育
由于重视监管，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都轻视教育，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罪犯改造要依据罪犯内在变化。罪犯教育必须强调内因，监管重视的是规范行为，是外在，这种表面化仅仅是使得服刑人员在行为上看上去守法了，而现实真正改造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的情况中，监狱包括监狱警察对罪犯在监狱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心理变态、心理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强调监狱监管稳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去解决这些迫切存在的罪犯内在问题，面对这些实际性的问题，应该关注罪犯的教育，监管的稳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存在的实际的内在问题。
(二)罪犯教育缺乏系统性
罪犯教育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对于罪犯的教育我们需要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守法公民。对于整个罪犯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的认识，只是从某些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来谈罪犯教育，这就缺乏系统性使得罪犯教育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单独地强调各环节重要性，反而适得其反。例如，现在普遍采用的监狱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这些改造罪犯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方式应当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监狱往往是更加关注罪犯的劳动改造，为完成一定经济指标，把劳动指标看做是考核服刑人员最重要的指标，忽视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监狱应该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全面综合去安排监狱各项及各环节工作，使其不是脱节的，这是我们对于罪犯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去预防和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罪犯教育缺乏全方位、个性化
监狱教育内容、方式缺乏全方位以及个性化，不同的罪犯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罪犯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无论是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及自身学习能力等等各方面，所以采取不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发挥罪犯自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目前实际情况，一般都是简单地将所有服刑人员集合在一起，宣讲统一而单调的内容，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来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仅仅局限在监狱期间的教育改造，不注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从思想上认为服刑人员步入了社会，在我们看来罪犯就已经完全脱离了监狱，而实际上罪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需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出狱后的回访调查，在现实中缺乏这样的认识，认识罪犯出狱就与监狱不存在关系了，缺乏全面的跟踪调查的思想，所以整个罪犯教育的系统并不完善。
(四)罪犯教育缺乏信息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每天的生活离开网络信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却是我们忽略的群体，罪犯的教育本身就缺乏一定的网络信息化教育，罪犯出狱后就与现实社会脱节。尤其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监狱自身的信息化设备就缺乏，罪犯的信息化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实情况中看，监狱想要建立监狱信息化的网站，现实的工作中缺乏计算机专业方面人员的管理，监狱网站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地更新管理，所以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监狱的服刑人员在文化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有些罪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罪犯的信息化监狱难度较大。
三、关于改善罪犯教育的相关建议
(一)确立正确罪犯教育改造的观念
对于罪犯的教育理念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报应主义只是片面强调对罪犯惩罚作用，忽略对罪犯的教育矫正。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现代刑罚学认为国家对罪犯不应只是惩罚，还应通过刑罚来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改造罪犯，使罪犯弃恶从善，真正地回归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监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对于监狱和监狱警察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监狱而言，必须要确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为促进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充分保障罪犯基本人权，树立人道主义的思想;从监狱警察来讲，作为引导者监狱警察必须要正确发挥其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从罪犯教育改造出发，帮助罪犯真正回归社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改造的效果。 (二)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
监狱需要构建针对罪犯的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这需要整合狱内及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置于社会大发展的格局中，对于罪犯的改造挽救工作定位于真正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完善的罪犯教育包括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效果评价的体系，这才是监狱罪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监狱及监狱警察需要了解和研究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合理、科学的教育改造。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应用不用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时犯罪在监狱内的不同时间段及出狱后也需转换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不同罪犯及不同时间段罪犯教育个性及共性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罪犯教育存在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需要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在吸取西方有益经验基础之上，光光依靠监狱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依据服刑人员的主观及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定的帮教活动，建立一种监狱和社会有效结合的教育转化机制。
(三)实现罪犯教育社会化、个性化
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当中，监狱与社会中的力量结合，依据新的形式及任务需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的社会化教育采用社会化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得罪犯能够最大限度去适应社会。监狱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必然发展趋势，监狱的目标是通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关注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的罪犯教育社会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各国的关注，罪犯教育社会化需要整合各种有用资源，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及法律教育都纳入到社会教育的大体系，使监狱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打破监狱教育工作封闭性，克服监狱教育资源不足，将监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促进罪犯教育社会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狱的神秘感，让全社会关注和接纳监狱罪犯，使得罪犯教育社会化成为一项全社会、长期性的事业。“所说的罪犯教育个性化，就是在坚持党的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法规定的工作目标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罪犯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创设使罪犯有更多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空间的改造条件，再塑出既适应社会、监狱机关统一要求又具有独特个体素质的新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例较大，这部分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一定程度抗拒教育的主观倾向，所以监狱的责任在于使这部分罪犯在一定程度强制中接受教育。同时我们应该强调尊重个性，也要尊重罪犯个人权利，我国监狱罪犯教育不足在于自愿性规定较少，在实践中做法也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强制性的灌输教育。罪犯教育的个性化需要监狱及监狱警察在全面透彻分析罪犯个别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于每个罪犯都应该制定一个适合其的教育改造方案，包括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做到所谓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
(四)利用监狱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罪犯教育必须落实监狱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融入罪犯教育的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监狱罪犯的改造工作。利用监狱管理改造的信息化系统，实现罪犯在监狱执行过程中，从日常考核、生活卫生及狱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的全程管理和应用。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及视频会见等，不断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培养一批监狱警察，让其成为监狱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能够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将网络信息化运用到罪犯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将罪犯的犯罪情况还有监狱内的改造情况通过监狱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察，利用在狱内建立的每个罪犯的心理档案，使得监狱警察开展心理疏导及个别教育可以顺利进行。同时开展教育专题和贴近罪犯生活的活动，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切实因地、因时、因人施教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同时利用监狱信息平台可以促进罪犯心理咨询矫治，然而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监狱及监狱民警以及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伴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得到深化，监狱机关要始终围绕 “改造”的治本功能，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对于罪犯教育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有所突破，同时着眼于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逐渐实现罪犯教育改造方式、过程及力量的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继而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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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贾洛川.论罪犯教育个性化[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二
《浅析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摘要：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监狱 罪犯 教育 行刑 罪犯教育理念 罪犯教育目的
一、 理想：提高教育效能，使罪犯复归社会是监狱罪犯教育的应然选择
开放的中国 ，迎来了政治的文明，经济的繁荣，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开放也使我国传统的教育改造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教育效能呈下降趋势。纵观世界监狱行刑发展的历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人的惩罚、教育矫治，不能缺少人道、民主的内涵，必须体现人道、民主的价值，如此，才能建构现代的监狱教育 。
(一)人道、民主是监狱罪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在世界行刑目的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矫正在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行刑理念的发展受到刑罚制度的影响，人类行刑制度经历了生命刑、肉体刑到 自由刑的变化;相应的行刑理念经历了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在行刑史上，报应思想源于愚昧时代、智识未开的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复仇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因果报应、道义报应和 法律 报应。法律报应盛行期间，西方资产阶级人道、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对近代的监狱改良，给罪犯以人道待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报应主义片面强调对罪犯的惩罚作用，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犯罪行为、犯罪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l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完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 哲学 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李斯特等认为国家不应只惩罚犯罪，还应该用刑罚来教育罪犯，教育是刑罚的本质。从此，矫正教育模式开始盛行，以教育和矫正罪犯，进罪犯改恶从善，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不仅适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极大推动了刑行的人道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矫正制度的兴起，罪犯教育以人为本、人道、民主的理念也鲜明地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上 1955年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第 66条第 1款规定：“应该照顾到犯人社会背景和犯罪经过、身心能力和习性 、个人脾气、刑期长短 、出狱后的展望，而按照每一个囚犯的个人需要，使用一切恰当办法，其中包括教育、 职业指导和训练、社会个案调查、就业指导、体能训练和道德性格的加强，在可能进行宗教照顾的国家也可包括这种照顾。”
(二)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 ，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也不是要使人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人再使社会遭受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刑罚执行不再是惩治罪犯的一元目的，而是多元目的共存。在我国自西周的“明德慎罚”开始到西汉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法律思想，均体现了刑罚和教化的相结合。近代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倡监狱改良，主张监狱应以感化人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制约，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效果仍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监狱 工作在毛泽东“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的监狱是学校”等理论指导下，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 l条明确提出“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 自己，成为新人”的监狱改造目的 在 1982年公安部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96条中进一步规定：“把犯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再一次结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监狱教育的目的是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体表现为转化罪犯消极错误的观念和犯罪的恶习，提高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培养相应的职业技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监狱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监狱教育个别化、社会化和技术化发展的趋势，监狱培养目标注重以罪犯为中心，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将成为必然要求。
二、现实：制约监狱罪犯教育质量的原因
监狱罪犯教育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转化思想，矫正恶习，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促进罪犯身心健康的任务。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监狱生产和经营问题造成的无形压力，对罪犯犯罪思想、刑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罪犯教育立法、内容手段和教育者的专业化等方面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罪犯教育效果。深入研究制约罪犯教育质量的深层原因，对于探索出我国罪犯教育走出困境的新途径十分必要。
(一)监狱罪犯教育受制于传统的行刑制度和理念
监狱罪犯的教育受制于刑罚制度和刑法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工作往往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如受惩罚与报应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惩代教现象突出，罪犯教育过程中重视“强制性”，轻视罪犯个体的主动性;受监禁制度影响教育带有很强的孤立、封闭的色彩，监狱同社会的交流较少;受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劳动代替罪犯教育，以劳动评价罪犯改造效果，在白天 8小时的时间以劳动为主，罪犯教育大部分安排在夜间业余时间进行，劳动与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监狱职能的多元化、民警多重角色的冲突等都影响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
罪犯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罪犯思想教育内容过于强调思想认识、理想信念的统一性、标准性和唯一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系列内容脱离罪犯思想实际和当前社会实际，各监狱把上级的通知、指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针对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收效甚微;文化教育教材滞后，内容、层次与罪犯年龄、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过于关注监狱生产发展的需要，忽视罪犯回归社会谋生就业的需要。
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罪犯教育的三大基本手段。在 实践中，罪犯教育手段更多的是依靠 经验进行，集体教育课堂化，一锅煮、流于形式;个别教育浮于表面，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是针对罪犯个体的劳动定额、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方面十分看重，甚至不顾罪犯个体的身体条件和技能情况而妄加批评、训I责;社会教育不能经常化、规范化，教育活动单向进行，很少倾听罪犯的心声;罪犯教育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教育 规律 ，只求到课率、取证率，忽视罪犯教育的实效。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队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监狱教育队伍的建设是罪犯教育质量的保证，新中国几十年监狱改造历程中，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 环境条件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监狱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监狱教育追求人道、民主、效益的价值取向，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复归社会的目标。目前监狱教育者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人才，教育者缺乏现代的罪犯教育理念，对罪犯教育的认识不到位， 整天忙于保稳定 ，求效益，客观上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更难以进行知识的更新。
(四)罪犯教育缺乏立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行刑方面的基本立法是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监狱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监狱法》条文过少，只有 78条，涉及教育改造的条文仅 13条，导致许多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立法的支持。同时由于立法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监狱罪犯教育工作的需要，全国各省监狱 管理部门从各自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以实用为主的规章制度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不规范不统一，各省各自为政，甚至有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严重制约了罪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超越：确立 现代 罪犯 教育 理念，建构监狱罪犯教育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罪犯改造 工作正经历由传统、 经验模式到现代、 科学 模式的 历史 转型。刑罚执行、监狱理论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关注监狱罪犯改造的理念、教育目的，通过罪犯教育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复归 社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的应然选择。
(一)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
坚持以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为罪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树立人道、民主、效益的理念，明确以罪犯教育为中心，尊重罪犯，关心罪犯的身心健康。肯定罪犯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育者的 组织、引导和帮助作用。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达到罪犯教育过程双向良好互动。摒弃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广泛吸收 自然 、社会和 心理等科学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树立现代、科学罪犯教育理念，推进罪犯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法等的创新。
(二)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个别化和社会化
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地罪犯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罪犯教育的制度、工作模式和工作效果的评价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科学的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积极探索罪犯教育的基本 规律 ，发现罪犯教育本身的内部 联系和运行轨迹。查寻罪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存在的偏差。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 实践工作，整合罪犯教育手段，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监狱矫正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罪犯教育的方式方法，构建科学的罪犯教育评估体系，实现罪犯教育由传统、经验的格局 向现代 、科学的格局转变。
监狱教育工作社会化作为现代刑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也不例外，罪犯教育的社会化就是克服监狱工作的封闭性，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罪犯的 文化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明确罪犯狱外学习制度，改变单一的教育者队伍结构，改变监狱呆板、单调的教育模式，改变单边输送、扮演道德权威和社会教育者的形象，大力宣传罪犯教育，让全社会关注监狱的罪犯教育。
罪犯教育的个别化即要求教育者从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罪犯个体不同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采取个别教育。自罪犯人监开始与罪犯共同制定每一个罪犯的个别教育方案，规划刑期，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造目标。提高民警个别教育的能力，不断探讨个别教育的有效方法。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多元化
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依靠监狱教育者去执行和体现，现代监狱的罪犯教育任务对监狱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根据监狱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为标准实行科学的分类，并对其中的教育改造人员和罪犯心理矫治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引进，促使罪犯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罪犯来自于社会，犯罪原因存在于社会，对罪犯实施教育离不开社会帮助，为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监狱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等，参与改造方案的制定、对罪犯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对监狱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对罪犯进行文化教育等，实现罪犯教育工作人员的多元化。
(四)完善罪犯教育的立法
完善行刑立法，统一的行刑法制是我国推进监狱罪犯教育的必要保障。要根据现代行刑 发展 的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一部比现行《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完善刑事执行法的内容体系;加快监狱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步伐，拓展罪犯教育中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社会教育规定、罪犯狱外学习和工作的规定等内容，明确罪犯的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等，以适应现代监狱行刑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徐景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与文献纵览[M].北京：法律 出版社，1992.238.
[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 法制出版社，2002.114.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监狱文化建设对罪犯教育改造的价值体现论文
在目前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还存在明显的重视劳动教育，忽视思想教育的问题，这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改造效果，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监狱文化的建设，通过思想上的教育来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发挥良好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文章就主要针对此予以简单探讨。
一、监狱文化的含义
对于监狱文化定义的理解，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是广义上的理解，另一方面是狭义上的理解，其中广义上主要是指监狱中所有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站在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就主要为具体的文化方式与文化手段，例如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等，与其他的社会文化一样，监狱文化也由两部分组成，即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指符合一般的国家法律精神与道德规范为社会所公共认可的部分；亚文化是指罪犯群体在监狱中自主形成的自觉遵守的行为方式与价值标准，本文中所提到的监狱文化主要是指被社会所认可的主文化。
监狱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1）精神文化建设，这主要是开展监狱精神与监狱理念的建设，其主要是以罪犯兴趣培养小组、问题活动等形式来开展，这也是整个监护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与重点内容；（2）制度文化建设，这主要是对监狱内部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执法活动规范的修订与完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创造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监狱内部秩序；（3）物质文化建设，这主要是对监狱外在的功能设施、监区分布、绿化环境、外在建筑等开展建设，所建设的内容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这也是其他相关建设的基础与最基本的保障。
相比与其他形式的场所，监狱具有封闭型与不流动性的特点，罪犯在服刑的股从衡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外界社会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也就是监狱社会，在监狱建立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与外界社会所不同的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等，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监狱所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总罪犯进入到监狱中开始，就会对罪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罪犯想要适应监狱社会中的环境，就必须向监狱文化的标准靠拢，并要改变自己原有的待人待物的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在此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监狱的亚文化，开展监狱主文化建设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的消减与缓冲监狱中所存在的各种不良文化，防止罪犯在监狱中服刑的过程中染上各种不良文化，由此可见，监狱文化建设在整个监狱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监狱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监狱文化在监狱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监狱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一些监狱在罪犯教育的过程中，没有对监狱文化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很大一部分监狱的监狱文化建设还处于初期，一些地区在开展监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注重其中的一些片面效果，没有一个全局与系统性观念，导致相关的监狱文化建设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传统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比较大，使得其在开展监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停留在表面文化的建设上，没有对相关的制度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
（2）监狱教育改造的效果不明显，监狱的两大职能是对罪犯进行改造与惩罚，其中最终的目的就是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这就要求强化对罪犯的技术教育、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监狱往往将关注点放在了罪犯的惩罚上，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会导致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监狱文化建设对罪犯教育改造的启示
（一）借助于我国传统文化来完善监狱文化
我的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都是值得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借鉴的内容，因此，在开展监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理念、儒家思想、耻辱文化等都是值得监狱文化建设借鉴的。在为罪犯实施教育改造的过程中，通过为罪犯讲解相关的道理，让其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这种被动式的教育方式，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若在为罪犯开展相关教育的过程中，已经我国传统文化，罪犯通过领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髓内容，不仅能够提升其自身的文化修养，还有利于其改过自新，起到良好的教育改造效果。
（二）对已有的监狱文化进行加工整合，以便于其能够发挥良好的罪犯教育改造作用
监狱文化在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但是同时其中也包含有消极的内容，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不利，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监狱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善于对监狱文化进行有效的加工整合，以便于能够在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中，应用积极向上的监狱文化，起到良好的教育罪罚的作用，在实际的监狱文化加工整合过程中，应该注意下列问题：（1）能够将监狱文化建设与罪犯的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改造有效的结合，既不能将监狱文化与罪犯的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分离，也不能在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不顾相关的监狱文化，单纯的开展相关教育；（2）要能够将监狱文化建设与获得减刑假释缓刑等条件予以严格的区分，刑法的执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罪犯进行惩罚，并要预防相关犯罪案件的发生，不管是在何种刑罚的执行过程中，都必须要能够良好的贯彻这一基本思想，所以在为罪犯进行减刑的过程中，应该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来开展，并要保证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开展监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更是不能忘记这一点，其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的对罪犯的感化来强化刑罚的执行力度；（3）监狱文化的建设要适度，这是一项长时间、系统性的工作，因此，在开展监狱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能够把握好尺寸，注意把握尺度，不能将监狱文化建设凌驾在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等手段上，要能够将监狱文化建设，促进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对监狱文化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
教育工作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就是罪犯的教育与改造，在罪犯的改造过程中，要想充分的发挥监狱文化的引导与感化功能，通过监狱文化来影响每一位罪犯的内心、思想与灵魂，首先就需要在思想上对监狱文化建设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从本质上认识到监狱文化建设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样才有利于监狱文化在实际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 发挥良好作用。
四、结语
通过文章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施罪犯教育改造的过程中，积极引进监狱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在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就主要对监狱文化建设对罪犯教育改造的启示予以了简单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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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上暴力犯罪的增多, 监狱内在押犯中暴力型罪犯所占的比例也日趋加大。暴力型罪犯在改造中所具有的攻击性, 正日益成为影响监管安全的主要隐患。对暴力型罪犯教育改造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监管改造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暴力犯的改造中, 心理矫治处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所以, 更有效的对暴力犯进行改造, 应首先对其心理加以矫治。罪犯心理是指那些通过一系列刑事诉讼程序, 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并判刑,己被交付监狱、劳教场所、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犯罪人的心理。加强对暴力型罪犯的心理改造, 对确保监狱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 增强教育改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提高改造质量,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攀力型罪犯在改造中的心理特点 （一）固执、偏激、抵触心理强 由于暴力犯长期受不健康心理的支配, 对现实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不满, 在思想上表现为顽固不化、固执己见, 在行为上表现为反抗、怀疑、消极等, 因此在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意识差。由于认知水平低下, 对事物的全部和实质不能正确把握和认识, 辨别是非的能力差。对待和看待事物, 往往只看一点, 不计其余。大多数暴力犯在其错误偏激思想的支配下, 对消极的社会现象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触犯刑律受到惩罚后, 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家庭和他人造成的危害反而错误的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在改造中, 排斥和抵触监狱改造政策不服监狱千等的管教, 甚至对抗监狱的一切监管活动以致发生严重的反改造行为。与他人交往容易产生疏远关系、敌对情绪, 出现心理上的距离。 （二）悲观厌世心理表现突出 暴力型犯罪由于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 因此刑期一般都比较长,投入改造后, 多数罪犯因罪恶深重、刑期漫长, 表现出绝望的心态, 导致不信任、拒绝或自卑等反应。有的感到刑期漫长、前途无望, 整天闷闷不乐, 惊悸不安也有的罪犯自甘落后, 缺乏自觉改造的积极态度,破罐子破摔, 混刑度日。还有的罪犯把自己封闭起来, 拒绝与他人接触, 表现出痴、呆、傻的“ 精神病”症状。 （三）改造意识淡薄, 功利思想突出 暴力型罪犯, 改造意识淡薄, 在改造中往往是只求过得去,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倾向明显。在改造过程中, 功利意识突出, 只享受权利, 不履行义务。有的罪犯甚至和监狱民苦讨价还价如果没有好处和实惠, 则消极改造。这些罪犯,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罪犯身份和作为罪犯应履行的义务。 （四）情绪不穗定, 易激动, 易冲动, 危险性大 在暴力型罪犯中, 青壮年居多, 这些罪犯中相当一部分人, 神经系统的兴奋过强, 缺乏对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的责任感, 法制观念淡薄, 遇事易冲动, 自我控制力差, 且不计后果, 突发性强, 危险性大, 在很多时候因很小的事就可能引起情绪的急剧变化, 短时间内出现激动状态, 丧失理智。 二、暴力型罪犯心理矫治对策 （一）选择适宜的心理矫治模式 我国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模式发展模式、医疗模式、改造模式和全员训导模式。发展模式以健康为向导, 专业矫治人员用发展健康的观点看待罪犯, 注重挖掘罪犯的心理潜力, 以提高罪犯的自我认识和生活质量。医疗模式中, 专业矫治人员以医生和专家的角色将罪犯视为病人, 注重对罪犯心理疾病的诊断和分析, 并制定治疗方案。改造模式是监狱罪犯心理矫治模式中最常见的一种,它集心理咨询、法制教育、思想教育为一体, 以心理辅导和思想教育为主导, 以咨询、谈话、教导的方式摸清罪犯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脉搏, 以促进改造的针对性这一改造模式的主体相对广泛, 不以专业心理矫治人员为限最后一种是全员训导模式是指全体监狱人民等察投身罪犯心理矫正工作, 着眼于对罪犯心理训练和发展指导, 要求干替全员提高改造工作的心理策略水平, 在罪犯服刑期间和所有改造场合,全面负起对罪犯全员的心理训导责任, 科学的将心理训练和发展指导活动容入日常的改造工作中来。 综观这四种心理矫治模式的内容和特点, 结合攀力犯的心理特点, 笔者认为, 对暴力型罪犯的心理改造以发展模式和改造模式结合为宜。暴力犯比较固执偏激生活态度消极, 悲观厌世的心理居主导地位, 抵触心理强, 情绪极不稳定, 这些主要心理特征决定了对暴力犯的改造不应以暴治暴。应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 采取平等的发展观对待他们要具有比其他罪犯更强的耐性、宽容和亲和力。 暴力型罪犯一般性格恶劣, 服刑期也较长所以对他们的心理矫治工作不可能一气呵成。应结合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分阶段的进行在将暴力犯投入监狱的初期, 应以改造模式为主因为在这一阶段, 罪犯刚入狱, 监狱工作人员尚对其心理特征没有具体把握,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才能发现这些罪犯所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以及每个罪犯的个体特征, 以增强以后矫治工作的针对性。改造模式将心理咨询、法制教育、思想教育融为一体, 并且, 在这一矫治模式中, 矫治工作者的专业性相对较低。这种矫治模式的目的是摸清罪犯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脉络, 这就为以后有针对性的改造和矫治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 通过对暴力犯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 使其得到初步改造。但是由于这一矫治模式主体的专业水平不高, 在现实的矫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矫治人员与暴力犯进行交谈过程中有时忽略了他们的感受, 尤其是与消极悲观、易激动的罪犯谈话时。还会发生冲突, 不能耐心细致的倾听罪犯的倾诉等, 这些情况是改造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常犯的错误。所以, 在对暴力犯进行矫治中仅采此模式是完全不够的, 会使矫治工作失去针对性。 在改造模式进行一段时间后矫治人员已经对暴力犯的整体及个体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时如果再采取改造模式已经不能实现改造的效果, 所以, 应转变改造模式, 采用发展模式。这种发展的改造模式的专业性很强, 实施主体为专业心理咨询员, 在矫治过程中, 以健康的心理为向导, 挖掘罪犯的心理潜力, 提高罪犯的自我认识。在这种改造模式中, 矫治人员能抓住攀力犯的心理特点和个性特征, 能以平等的身份与罪犯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非常注重尊重罪犯的人格, 倾听他们的倾诉, 也不会随意给罪犯贴上有“ 某某疾病”的标签, 从而减轻了罪犯的心理负担, 降低了他们的抵触情绪, 能让他们在交谈过程中敞开心扉, 表薄其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平等的朋友身份给其提出建议, 给他们一种内心深处的归属感, 反抗、抵触情绪减弱, 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造。这一矫治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尊重暴力犯的人格,以平等身份与之交流, 矫治人员也不会将自己扮成专家、医师或教师、父母的身份, 强行向罪犯灌输自己的理论、看法和价值观念。这种心理矫治模式是对暴力犯心理矫治的优化选择, 是一种适宜的矫治方式。 （二）主动娇治与被动矫治相结合, 以主动矫治为主 通过基力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 可以看出, 在这四种主要心理的驱使下, 暴力犯很少主动去监狱的心理咨询处寻求帮助进行心理咨询, 悲观厌世的心理使他们消极的对待外界的一切,演薄的改造意识使他们在狱中得过且过, 强烈的抵触心理阻止他们与监狱工作人员交流。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心理咨询室于他们而言形同虚设。有些暴力犯在服刑期间可能会主动寻求帮助, 进行咨询, 或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这毕竟是少数, 日趋增株的暴力犯罪和日渐增多的暴力犯加大了监狱的改造难度, 而暴力犯的难以改造性又成为监狱安全的一大障碍因此, 对暴力犯的改造应根据其不同于其他罪犯的心理特征, 采取适合的心理矫治方式。与社会公共准则相悖离的反社会的生活态度是暴力犯共有的本质特征, 表现为他们低劣的思想素质, 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缺乏社会责任感在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 遵循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想, 行为放荡不羁, 无视社会规范和法律, 守法意识淡薄, 一些正在服刑的犯罪人在进入监狱这一特殊环境时, 其反社会的意识并未立即消失, 而会暂时潜伏起来, 这时如不及时给予矫治, 就可能使其反社会的心理态度朝恶性方面转化, 并逐渐膨胀。。所以, 在对暴力犯改造的初期, 监狱矫治人员要充分发挥改造的主动性, 改变以“ 暴力犯走进咨询室”为主的心理矫治方式, 而是“ 咨询员走出咨询室” , 让监狱内的专业矫治人员在罪犯矫治的前期阶段起主动主导作用。矫治人员根据前期改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基力犯的集体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对有相似或相同心理特征的罪犯进行分组, 有针对性的根据每组罪犯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矫治计划矫治人员可以分组进行, 到罪犯中间去主动与他们谈话交流, 挖扭他们内心向善的本质, 以利于下一步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交流过程中, 矫治人员要注意与他们谈话的语气、语调, 认真观察罪犯的情绪波动, 要控制他们的暴力情绪, 避免与他咐」发生冲突, 要保持充分的耐性和亲和力。这时候矫治人员不适宜采用医疗模式进行矫治, 因为给他们帖上有“ 某某疾病”的标签会激化暴力犯与监狱改造工作者的矛盾, 加深他们的反抗心理, 增强改造的难度。矫治人员主动与暴力犯进行交流一段时间后某些罪犯的心理可能会有所改善, 这时应抓住他们在这一时期易动摇的心理特征, 鼓励他们与人交流, 让他们自己走进心理咨询室。在这一阶段, 应以暴力犯的主动改造为主导, 专业矫治人员起配合和帮助作用, 让罪犯发挥主观能动性, 主动的去改造自己。在罪犯进行主动改造的过程中, 心理矫治员予以监督,以防他们在矫治过程中发生思想和行为的偏差。这一阶段应是改造的主要阶段, 注重以罪犯为中心, 重点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性放在重要位置。在此阶段的教育过程中, 监狱干苦以及心理矫治员不能再扮演道德权成和说教的角色, 而是起管理者、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罪犯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构建者, 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三）犯罪心理矫治与犯罪习性娇治相结合, 突出心理矫治 对监狱中服刑暴力犯的矫治是通过犯罪心理矫治和犯罪习性矫治得以实现的暴力型罪犯的犯罪习性矫治也是罪犯改造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犯罪习性是长期或多次实施犯罪而形成的动力定型, 往往表现为惯犯、累犯的行为特征具有犯罪习性的暴力犯在实施犯罪的场合, 不需要外界刺激等犯罪诱因的作用, 没有明显的意志选择过程, 这也是暴力型犯罪数不断增加和重新犯罪率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这种习性一旦形成, 暴力犯就容易保持犯罪的冲动, 他们的犯罪动型总会处于主导地位, 而罪责感、怜悯心总是难以调动。所以, 对暴力犯应将心理矫治与犯罪习性矫治进行有机结合, 以心理矫治为主, 因为如果罪犯心理得不到矫治犯罪习性也会很难改变。通过心理矫治促使暴力犯心理发生良性转化, 形成不再犯罪的心理机制, 自我觉醒, 改变不正确的社会态度, 重塑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形成他们对社会的罪责感和怜悯心。在罪犯心理得以矫治的荃础上, 改变犯罪动型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使其罪责感和怜悯心处于主导地位从监禁刑的封闭特点看, 罪犯被剥夺自由是一个法律事实,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将回归社会则是客观结果, 。所以, 这就要求对暴力犯进行犯罪习性矫治, 在监狱中进行新的行为训练, 如严格的纪律训练、健康的集体生活训练和精神文明训练, 促使暴力犯培养适合需要的动力定型, 以适应社会生活。 三、我国监狱挤力犯心理矫治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展望 （一）我国目前对基力犯的心理矫治忽视个体间的差异, 在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处于引进和模仿西方模式的水平上 我们在教育改造罪犯的实践中, 重视群体共性教育, 忽视个体间的差异,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也重视个别教育工作, 但是, 这种个别教育没有认真系统地研究罪犯个性特征、个体需求及价值取向, 缺少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个别教育多半流于形式所以, 在以后对罪犯进行心理改造的过程中, 不断增强矫治措施的针对性。我国目前在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 基本上处于引进和模仿西方的理论和模式的水平上。这种引进和模仿固然重要, 但要注重在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所谓“ 本土化” , 是指我们在引进国外有关心理矫治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应考虑我国的社会背景、传统文化、社会价值取向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考虑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的成功经验和现实状况,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严所以, 我国应在继承传统心理矫治方式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暴力犯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矛盾, 对西方心理矫治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适当的改造和调整, 总结和应用我国监狱几十年来改造罪犯的成功经验, 建立我国独特的罪犯心理矫治体系和模式。 （二）我国幕力犯心理矫治工作还缺乏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目前我国监狱暴力犯心理矫治缺乏心理学专业人员, 并且是少数干替矫治少数罪犯, 心理辅导局限于专业的训练室和咨询室。前文提及的全员训导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全员训导模式主张将传统经验与心理训导相结合, 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小事上对攀力犯进行文化渗进、潜移欺化的影响, 逐渐转化罪犯的立场和观点。这种罪犯心理矫治模式是我国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实现的前提是每一位监狱干苦在作为管理者、教育者的同时, 还是一名心理学专业人员。但目前我国监狱干苦的整体素质和监狱心理专业人员的数量尚不适合建立这种改造模式。所以我们应在监狱干苦中培养大量的心理矫治工作的专业人才, 壮大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者的队伍, 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者的素质, 以实现全员训导这一理想的心理矫治模式-----------------------------------------------------------------------------------------------------------行凶犯罪心理的构成，无非有以下几种：（我的分析，仅供参考）一、行凶因果要素1、年轻人正处于血气方刚之年，加上涵养欠些，遇事不冷静所导致恶果的发生。2、虽到中年，但长期心理压制、扭曲，性格孤僻，有报复倾向的人，如果不及时心理疏导很容易产生悲剧性结果。3、无意对他人造成致命伤害，由于对自己的行为事件的后果估计不足，但造成他人致命的、影响较大的后果发生，其行为属“过失杀人”。4、对方滋事挑衅，当你制服对手后还不依不饶，但造成对方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构成“防卫过当”。二、案例分析以上行为均要承担《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构成犯罪因果要素。当我们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后，以下我们分析一般案例：（虚拟案情）王某承揽工程因经营不利，欠打工李某年薪1万余元迟迟未还，李某多次索要无果。为此李某怀恨在心，纠结了一同打工的同伴数人，扬言不还款将断其手脚。当晚一伙手持利刃、尼龙绳、胶带纸、镐把等工具破门而入，准备实施绑架要挟。当闯入王某家暴力强行带人时，一同来的同乡小张由于害怕闹出人命，站出来劝解双方，达成了还款期限，从而避免了一场刑事案件的发生。通过简单的事件叙述，我们做以下分析：1、王某的拖欠主导思想并非故意，但拖欠是导致事件的诱因。2、而李某的行为构成了（第二条举例的）犯罪要素，如果犯罪行为继续实施，性质、后果将不可预测；3、李某有实施犯罪的动机，同时有计划、有实施，构成了聚众闹事要素，同时有暴力倾向、损害他人物品的事实。4、李某有终止犯罪的情节，没有造成后果的延续。5、绑架罪不成立。三、李某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李某的行为适合法律中的《治安处罚条例》相应的条款处罚。2、李某应承担（损坏公私财物）民事赔偿责任。3、其他参与者适合《治安处罚条例》相应的条款处罚。不构成犯罪的也因接受法律教育后，根据情节轻重做出相应的处理。四、心理的环境变化通过以上虚拟的案情不难看出，法律的健全、法律教育的普及至关重要，法律意识的强化与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法制主权国必须面对的责任。然而，制度的建立、公民素养的提高与公民生活的改善、社会整体经济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等息息相关。人只有温饱解决了才会考虑普及教育，教育普及了才会改善人们素养，当整体素养都提高了心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那时会出现新的课题和新的心理起伏需要新的心理思维辅导。先写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探讨，我的见解短浅，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监狱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新课题，直接关系到监狱的改革、发展与稳定。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实现人力资源平衡互动，是支撑其体制改革的根本以及促进其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本文就监狱体制改革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谈一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各级领导及同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监狱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额保障、监企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核心内容的监狱体制改革正按计划进行。强化行刑职能、转移社会职能、分离经济职能，纯化监狱功能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监狱工作改革，也是体现监狱本质属性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人力资源”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主动性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推进监狱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有利于依法治监，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和提高监狱工作整体管理水平。 （二）、人力资源是监狱发展的最基本的组织保障 监狱职能、行刑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主要是依靠监狱的人力资源去执行，依赖于监狱人力资源的技能与潜能去完成。因此十分重视监狱人力资源的研究，认真分析队伍现状，明确工作目标，探索科学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目前监狱人力资源存在的诸多弊端 体制改革，实现监企分离引起的人员分流和身份置换，使传统监狱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暴露出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 ⑴、目前监狱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专业性要求不明确；二是工作职责太笼统，缺少分工；三是工作标准和要求难以界定，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太宽泛等。 ⑵、监狱内部分配奖惩制度不合理、用人机制不健全、人员使用不科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传统观念束缚以及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影响了监狱功能的正常发挥。 ⑶、现有民警综合素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变化：一是部分民警只停留在简单纯粹看守性的工作，而对如何矫治罪犯，解决教育改造中的深层次矛盾缺思路、少方法、没措施，致使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一直上不去；二是部分民警责任意识不够强、缺乏敬业精神。面对社会上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待遇差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了消极情绪，缺乏工作热情，以致到岗不到位、到位不尽责，严重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法治观念淡薄，缺少政治免疫力。在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风口浪尖上，少数思想觉悟低、意志薄弱的监狱民警面对各种诱惑，逐渐丧失了各种警惕性，站错了位，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严重损害监狱警察的形象。 ⑷、监狱工作与社会断层，使得监狱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依托和保障。 二、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 人力资源整合是监狱体制改革中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至形成公正高效的执法机制 （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与利用，构建资源整合体系 监狱体制改革必然非常突出监狱的专政职能和教育改造的核心功能，而核心功能的成功到位，关键因素是人才到位。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多维的人才观，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既要重视有所成就的监狱民警，又要关注潜在的人才；既要重视优秀年轻民警，也要重视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民警，发挥人才整体优势，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建立与民警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到监狱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肯定其贡献的市场价值来显化和肯定监狱民警的价值。 1、转变传统观念，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刑罚和法治文明必然要求监狱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按照现代监狱功能对监狱民警进行科学分类、合理分工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监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广泛融合，创造条件让社会团体和公众广泛参与监狱活动，逐步形成由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监狱机关雇员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教育改造专业队伍。具体地说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负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罪犯刑罚的执行的相关工作和罪犯的待遇保障，纳入现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二是监狱机关雇员，借鉴政府雇员制，按照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吸收教育学、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学、医学等专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为监狱机关服务，从事罪犯教育、心理矫治、思想转化、医疗服务等技术性服务。监狱机关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但可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休假、工伤、抚恤等福利待遇。监狱机关雇员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求真务实，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技术知识和学术成果带进监狱工作中，既打破了监狱警察为主导的“大公务员机关”模式，又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提高了教育改造水平，解决了监狱工作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的弊病。三是社会工作者，以制度化、系统化的形式规范非政府民间力量参与监狱工作，突破现有社会帮教的可为、可不为、不可为三者界限模糊的状况，并注重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安慰型”向给罪犯送知识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转变，由单方孤立的社会帮教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型转变。 2 、健全用人机制，科学管理，激发人力资源内动力 在体制改革中要彻底改变一些束缚监狱人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有效革除用人机制中的弊病，注重调查研究，适应形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践中把握几点：⑴、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宜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设法建立本单位内部科学分工和公正评价机制，为民警提供一个适合成长并充满希望的平台，鼓励监狱民警参与与监狱形象和任务有关的个人目标的设定。⑵、改进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理顺奖励升迁机制，实现动态管理机制，用人力资源的一般规律来规范人才选拔工作，实现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化；扩大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规范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同时从根本上打破干部工作神秘化、封闭式运作的做法，改变由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逐步扩大民主，依靠群众选贤任能。⑶、建立健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严格淘汰机制，把人才的“出口”打开，“公务员铁饭碗”，其弊端显而易见，平庸者能够在公务员队伍谋得一个职位，就等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逐月领取“饭票”，不利于竞争。⑷、根据“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实践中要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把部分民警晋升到不称职的岗位上的管理理念。目前在监狱基层，优秀民警通过晋升提拔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剩下的一批多是年老体弱或者升迁无望导致监狱基层一线执法水平的低循环徘徊。因此，应十分注重对基层民警的培养和提拔，将这些民警安排到可以胜任的岗位，并通过制度创新将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引入，注重培养具有较强潜力的接班人，保证及时补充基层的新鲜血液，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⑸妥善处理新老更替问题。①现实中，在基层一线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旦没有得到职务的晋升，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在50岁左右(有的单位甚至是45岁左右)退居二线养老，而这种年龄，对于绝大多数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但由于许多单位有了这种政策，就使许多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一过40岁，就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丧失了继续奋进的信心，因此要适当延伸老民警的工作舞台。②为了优化年龄、知识、性格等结构，加快新老更替，因此建议把这些退下来的民警尽量向监狱管理中的入监、出监两头倾斜，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两个岗位的工作成了刑罚执行关键性环节，但工作量较之其它平时行刑过程相对轻松。这既可以使老同志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突出行刑的“两头”工作，又能够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实现其身价值。⑹、在民警的使用上尝试监区党支部对基层民警优势特长的二次分配，设立若干较少、职能较强的岗位，面向基层民警开展竞聘，把交流轮岗、竞聘上岗意识渗透到基层每个民警。 （二）、创新理念，强化教育培训，推动资源长效发展 在改革中要求结合行刑模式和发展趋势，深化人力资源的思路创新，突出教育培训，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从法律上和财政预算上强化并分期、分批切实组织好基本素质培训、业务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知识更新培训、交叉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干警轮训，并把培训的立足点从封闭的环境转向到社会上接受培训，把培训重点从准军事化、监管安全、法律法规为导向转向人文技能为导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性的监狱民警将会是最成功的教育改造能手）。⑴通过培训必须达到监狱民警对时代要求的变化要敏感并有积极回应的目的，使其更好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来自于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监狱工作的挑战；⑵委派条件合格的监狱民警到地方大学学习，开展与其他部门间的参观、交流，组织人员出国考察，甚至是到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熟悉世界其他监狱管理的最新发展成果，吸取先进经验，适应押犯形势和体制改革要求。（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继结合，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当前行刑社会化、开放处遇制等一些新理论运用越来越频繁。在实践中“重具体事务，轻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趋明显，在监狱系统并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与监狱实践紧密联系的监狱理论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安排多半带有安置的性质，监狱班子成员也鲜见有监狱理论研究出身的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平时要多举办讲习班、多开展经验交流会或者论文（或理论）研讨会，倡导监狱民警尤其是监狱管理人员重视理论研究、创新，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研究和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三）、依法治监，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 体制改革后的监狱内部设立的纪检、监察等机构并未从监狱分离出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行刑执法权、行刑监督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难以从监狱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规范人力资源的执法环境：（1）、要求公正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监狱建章立制、规范制度，监狱逐步实现程序化、标准化管理；（2）、要求依法治监理念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成为自觉行动；（3）、监狱多渠道、全方位地执法监督，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所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监狱视察委员会进行行刑监督以及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参与监督，尤其要邀请人民群众参加监督。 （四）、面向社会，实现平衡互动，打造资源共享社会格局 利用体制改革的契机让监狱从神秘、封闭、孤立的境地中走出来，监狱应当积极向社区、团体、学校做演讲，介绍情况，组织民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狱政管理、狱内活动等展览，鼓励文学创作力量深入监狱体验、挖掘题材，以期改变公众对监狱的看法，并在其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印象；积极宣传监狱工作和改造成果，提高监狱透明度，建立一支关心、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的基本力量，利用当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设立如“忏悔录”、“监狱生活”、“狱警手记”等专栏，在广播电台开办如“大墙内的声音”等直播节目，既扩大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影响力和树立执法形象，又配合社会的法制教育，使监狱工作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在体制改革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并通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权利问题，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提高监狱的政治待遇；①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英国内务大臣直接管理监狱，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狱工作的管理模式。在我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却没有监狱的声音，因此，司法部也应该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监狱工作，有利于监狱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②对监狱机构和级别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一些市属监狱享受副厅级别与省属监狱反差太大，因此建议把部分押犯在万人以上的大型监狱下设的监区调整为分监狱，按副处级配置，既适应押犯规模，又适应提高监狱政治待遇，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③突破民警交流范围，实现监狱领导与地方领导的双向交流，特别是要定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张扬和实践现代精神，注重监狱民警的情商培养,是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长期从事基层一线工作的监狱民警，生活圈子狭窄产生孤单寂寞和厌烦的心理，复杂多变的狱情导致紧张的心理，罪犯抗改和违规又使产生焦虑畏惧心理。因此，要十分关心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关心其精神存在，关心其生活、家庭，体现警察队伍的“人性化”建设；其次，与时俱进，张扬和实践“权利、法治、公正、平等、效率、文明”的现代精神，以此来提高监狱民警的满意度、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注重情商培养，关注民警情绪宣泄，提高自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和挫折承受力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重视非理性因素的长期积淀，促进人力资源全面、和谐发展。
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他监管系统抽调相关人员接替他们的工作。第二监狱第二监区监区长王军、副监区长李刚、民警徐福蒙和刘文志，值班门卫钱国军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2]4、罪犯逃出监狱后为了躲避追捕四处逃窜、藏匿，为了生存，势必会再次犯罪。所以越狱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越狱犯罪的动机分析 （一）越狱罪犯的各种需要是其产生越狱动机的基础 1、摆脱羁绊、获取自由的需要。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是行刑的最基本内容，也是罪犯需要得不到满足和产生痛苦的直接原因。早日获得自由几乎成为每个罪犯共同的需要。罪犯的需要始终是围绕着早日重返社会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其他具体需要则随罪犯所处的改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罪犯获取自由的欲求强度跟其个性特征、生活习惯、刑期长短有关。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变成服刑后严格的监管改造生活，会使罪犯产生不适应、压抑、痛苦乃至愤恨等心理，特别是刑期较长的罪犯更易因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折磨而铤而走险以谋求越狱。有些罪犯虽然被判处了较短的刑期，但当渴望自由的心理超过了对短期监禁的忍耐时也会形成越狱心理。 2、产生越狱动机的消极需要。消极需要以低级需要为主，是产生越狱动机的主要原因，对于罪犯越狱的推动力最大。 （1）以吃喝玩乐为主的生理需要。以吃喝玩乐为主的生理需要在大多数犯罪分子的需要结构中居于比较突出的地位。如果这种需要长期固化在犯罪分子的心理结构中，一旦被激发便会促使其形成越狱动机。（2）性需要。对罪犯人身自由的剥夺必然伴随着对性需要的限制，因此绝大多数罪犯处在极度的性饥渴中。青少年罪犯在强烈的性本能冲动的支配下，往往更容易形成越狱动机。（3）逃避惩罚的需要。逃避惩罚是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到刑期结束被释放之前的所有阶段都必然存在的需要。自被拘押之日起，罪犯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人身自由的丧失、严格的管理等惩罚措施使其难以接受，劳动改造使其产生抵触心理，一旦有机可乘就铤而走险，企图越狱。（4）报复的需要。少数罪犯恶心较深，在原有犯罪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往往把犯罪原因推向客观或者归咎于某种偶然的情景因素[4]。报复越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越狱后向特定对象行凶报复；另一种是报复管教民警。 3、产生越狱动机的积极需要。如果罪犯的积极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当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满足时，也可能会产生越狱动机。 （1）思亲恋家的需要。服刑改造的罪犯基本上处于同社会、家庭隔离的状态，这种特定情景往往加剧了其对亲人的思念和依靠，尤其是在亲人病重或死亡、夫妻离婚、恋人移情等情况下其思亲恋家的情绪会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调节和转移，很可能产生越狱动机。（2）安全和自尊的需要。自尊是人最重要的需要之一，罪犯毫无例外同样拥有安全和自尊的需要。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危及罪犯安全、损害罪犯自尊的情况：一是监管人员野蛮执法，使用打骂、体罚甚至是虐待等手段对待罪犯；二是某些罪犯有“牢头狱霸”行为，肆意伤害其他人员。那些长期处于被欺凌地位的罪犯如果不能通过正当途径保护自己或者维护个人尊严，就会寻找机会脱离“苦海”。 （二）适宜的客观条件是产生越狱动机的诱因 适宜的客观条件是越狱动机的诱发剂、催化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工作存在漏洞。少数领导对当前严峻的狱情形势和复杂的在押犯结构认识不足，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的管教措施，以此来应付日益复杂的改造局面；某些监狱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民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不强，管理松懈，基础工作落实不到位；有些监管单位在监管设施方面投入太少，设备陈旧落后。管理上的这些薄弱环节使罪犯感觉有机可乘，遂产生越狱心理。[5] 2、改造环境不良。罪犯群体是个消极群体。他们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各种不健康的品行、犯罪伎俩和抗拒改造的情绪在互动过程中会“交叉感染”，与监管人员的正面教育效应相比较处于优势地位。越狱动机的形成与这种不良的改造环境有很大关系。一些监管场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让罪犯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却忽视了对其的思想改造。过高的劳动强度、过长的劳动时间等使一些罪犯产生严重的回避劳动和抵触改造心理。当面对刺激和诱惑时，他们很容易产生越狱动机。 3、家庭因素。罪犯的家庭发生变故，例如家庭与其断绝关系、配偶闹离婚、家人生重病或死亡、家人被欺负等，都会给罪犯的情绪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就会使其产生焦躁不安、心急如焚、痛苦伤心等心理，从而想方设法伺机逃跑。有的罪犯认为越狱后能够得到家庭的包庇因此也会千方百计的逃跑。 （三）一定的心理特征是产生越狱动机的先决条件 越狱需要为越狱动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客观条件则起到了诱发的作用，但是越狱动机的产生必须以犯罪人的一定心理特征为前提。 1、侥幸和过于自信。罪犯在羁押后一般都会产生越狱的念头，但对绝大多数罪犯来说仅仅是一种想法，因为他们在分析评价主观条件、监管场所安全警戒力量和越狱后被抓获的比例及后果后，对成功越狱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就放弃了。而少数罪犯则将这一想法进一步发展为越狱动机，难以抑制，继而千方百计地付诸行动，其中侥幸和过于自信心理的存在是产生越狱动机的一个重要心理条件。越狱成功的先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强化了一些罪犯的侥幸心理。他们认为越狱计划周详、准备工作充分，较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较低的估计监管场所的安全警戒和公安机关的追捕力量，因而决心以身试法。 2、消极的意志品质。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帮助下。服刑罪犯有时也会确定将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的目标。但是，由于过去形成的犯罪意识与沾染的恶习太深，阻碍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其改造意志薄弱，信心不足，缺少韧劲，反复性大。另外，有些服刑罪犯在被捕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反社会性的犯罪意志。被捕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作理性反思，反而将犯罪作为自己长久性的行为目标，不思悔改。具有这些消极意志品质的罪犯是极易产生越狱动机的。 预防罪犯越狱的对策及意义 （一）预防对策 1、针对罪犯的对策 （1）加强正面引导，教育罪犯安心改造。监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促使罪犯的思想转变。因此，要经常性、不间断地对罪犯开展认罪伏法教育，转变罪犯思想，消除侥幸心理。并辅以前途理想、人身观教育，有计划的组织有越狱史的罪犯现身说法，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帮教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地教育罪犯认识到逃跑是没有出路的，真正把越狱思想消除在萌芽状态。（2）在罪犯中建立健全正当的互帮互控体系。罪犯群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越狱心理和动机，特别是那些主观恶习不深的罪犯，他们大多数能认罪伏法，靠近政府。监狱应大胆启用他们到一些要害岗位上去工作。他们在接受干警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同其他犯人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娱乐的机会去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狱罪犯做到及时抓捕，及时起诉、公开审理，从重判决，以法律震慑想逃的，教育没逃的，鼓励举逃的，表扬抓逃的罪犯。例如，某监狱1996年8月14日破获了一起预谋越狱案，罪犯隋某于1996年11月1日被执行枪决。从此以后，监狱在每年的11月1日都要对罪犯公开进行反越狱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1996年以来连续三年未发生罪犯预谋越狱案件。 2、对于警察的要求 （1）加强自我防护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其核心是指警察临战时的心理准备，是指当一个人受到突然的侵害和袭击时他就会本能地发出自卫反击的动作，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就是要求警察具备防卫意识、技战术意识和临战时的警惕性，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冷静、果断的地处置。这种准备主要是心理准备和常规的技战术准备，提高自我防护意识的关键就在于解决临战时的心理准备是否充分等问题。作为一名监狱警察在自我防护意识方面首先要做到先期估计，从险料敌。监狱警察要更新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当前执法环境的复杂性、危险性和犯罪分子的凶残性，警察执法要提高警惕性。其次要经常进行防范意识教育，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不断增强民警的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敌情意识，时刻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教育所有干警，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执勤过程中要坚守岗位，注意观察履行职责，不能掉以轻心。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干警的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氛围，奠定确保安全的思想基础。最后树立必胜信心。作为一名警察要拥有捍卫法律尊严、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遭遇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变被动为主动，做到一招制敌，能够依法及时处置，克敌制胜，控制局面，消除危险。(2)提高警察的体能和克敌制胜的本领。法律赋予了监狱人民警察一定的执法权，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遇到特定情形，法律许可警察对罪犯施加适当的暴力。因此，警察要增强和提高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要具备反击非法侵害的能力，要有比进攻者更敏捷、更快速的防守反击动作。如果警察发现罪犯有攻击的迹象或遭遇了攻击时，警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和行动，应变自如，变被动为主动。 3、监狱的预防对策 （1）监狱防逃必须以完善硬件设施为前提。对监狱而言，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让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让罪犯无孔可钻。当前我们必须要全面推进监门设施建设，所有押犯点的监门必须实行AB门管理。高戒备度监狱必须在门禁中采取指纹认证和卡式管理体系，强化门卫的安全防范能力。所有监狱的大门、围墙、禁闭室、会见室、民警值班室等重点部位必须安装视频监控设置和触发式报警器。要切实加强监狱围墙、电网的建设、高戒备度监狱要在围墙内侧划定警戒区域，安装蛇腹形刀刺网进行物理隔离。要配足配齐一线民警的对讲机、警棍等基本警用装备，满足民警执勤需要。（2）监狱防逃应以健全的制度为保障。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不完善，是造成罪犯越狱的重要原因。因此预防罪犯越狱必须建立完善的防逃制度。建立健全的制度保障应结合监狱实际情况，根据各项制度，制定一整套完备的责任制，加大监管安全隐患的查处力度，将不安全隐患检查处理在萌芽状态。各监狱在传统的管理基础上，要将狱情分析清楚。将互监互助制度、收工点名制度、小区域防范制度、以老带新制度、查验身制度以及定期和不定期查监制度等，规范成册。将这些制度的落实，逐一承包到监区，分包监区干警身上。实行年度承包责任制，严格按着年初签定承包合同，年底对照合同进行逐项检查考评，并做到奖罚及时兑现，广泛调动干警认真落实防逃制度，提高防逃反逃工作的积极性。真正使防逃反逃工作抓在干警的手上，落实在行动上，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 4、从社会大环境上预防 必须提高全民防范意识，形成强大的防逃网络体系。防逃和反逃不仅是监狱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建立健全监狱防逃体系，除要依靠内部完善机制外，还必须与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各居民社区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亲属广泛联系，共同组成一道群众联防，构筑群防群治的社会防范网络。[6]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监狱，积极配合监狱防逃。当前，我国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步入法制轨道，但外界对监狱知之甚少。因此，可通过邀请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参与监狱的执法活动，利用媒介宣传监狱及《监狱法》，或组织大型巡回图片展览，或搞大型干警演讲和罪犯改造汇报会等形式参与社会活动，让社会了解监狱，了解罪犯越狱的公众危害和包庇越狱犯的后果，使其主动配合监狱投入到积极防逃工作之中。 总之，做好越狱防逃工作，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其中，就一定会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强大防逃体系，使监狱的防逃工作做的更好，为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起到应起的作用。 （二）预防罪犯越狱的意义 1、预防罪犯越狱是社会稳定的需要。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政权，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罪犯在投入改造期间，原有犯罪行为被扼制，不正当需求被限制，部分权利被剥夺。如果教育不对症，管理不科学，他们当中的个别甚至部分罪犯就可能由不适应被监禁到抵触、对抗，最后发展到千方百计越狱。正是这种反监管、反改造意识逐渐增强，使之成为他们越狱的内驱力，而想方设法的实施越狱行为。越狱后，要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捕，四处逃窜、藏匿，为了生存，他们会不择手段再次进行疯狂的重新犯罪活动。事实证明，罪犯的越狱给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因此，监狱必须预防罪犯越狱，将罪犯越狱案件控制在最低限度。 2、预防罪犯越狱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和正常改造秩序的需要。稳定的监管改造秩序和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改造罪犯、教育罪犯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稳定的监管环境中，罪犯才能静心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重新树立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彻底改变过去的不良恶习和腐朽意识，重塑自我。罪犯越狱直接威胁着整个监狱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如果一旦发生罪犯越狱，监狱不得不组织大批警力进行追逃工作，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还严重影响监狱的改造、生产工作正常进行，而且还会产生连锁反应，一罪犯越狱，多罪犯想入非非，使罪犯群体的改造积极性下降。因此，预防罪犯越狱是有效地维护正常监管改造秩序的需要，更是维护法律威严的需要。 3、预防罪犯越狱是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键，一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监狱；二是用当代的先进思想教育改造罪犯，最终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对监狱提出“关得下，跑不了、改造好”这一最起码的要求，说到底，就是将罪犯依法关押起来，运用先进的防逃装备严防越狱，用先进的思想教育方式和内容，把他们改造好，这完全与创建工作相吻合，也充分说明了监狱防逃工作的重要性。监狱要想改造好罪犯，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用严格的监管做保障，否则，一旦发生越狱，不但教育改造不好罪犯，还会对监狱、对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实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一目标，就应当做好越狱预防工作，杜绝越狱行为的发生。这样，全监上下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工作中，使监狱整体工作向前稳步推进。 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少数罪犯不思悔改，抗拒改造，甚越狱犯罪的防范措施研究至企图越狱，特别是当前狱内罪犯结构日益复杂，狱内改造与反改造斗争日趋激烈，教育改造罪犯难度不断加大，监管安全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使预防罪犯越狱的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和考验。因此，安全防范意识要及时跟上形势，从现有的情况出发，扎实工作，狠抓落实，确保监狱安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方小平.确保监所稳定优秀论文集[M]. [2] 杨明,宁大庆,朱斌.从呼和浩特第二监狱越狱事件谈监狱警察的防卫意识与技能（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5卷，2010（第4期）：109-112. [3] 迪小华.论罪犯的需要（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1期）：86-89. [4] 麻小平，郑玑.论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逃脱心理形成及防范（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43-46. [5] 范中攀.脱逃犯罪的动机分析（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第2期）：41-43. [6] 岳海.关于建立监狱防逃体系的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第12期）：42-45.
促进罪犯改造良性循环 推动监管安全长效稳定 罪犯改造、监管安全是一对相互统一、相互斗争、相辅相成的矛盾体。一方面，罪犯改造的平稳、良态的发展，是对监管安全最大的保证，监管安全的长效稳定同样为罪犯保持平稳的改造心态、促进其形成健康的罪犯改造心理提供了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反之，没有安全的监管和改造环境，罪犯无法也不可能安心改造；罪犯改造不平稳，无疑是对监管安全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又经常处于两难境地：监管安全要求我们严格执法，对罪犯严格要求，打击违规违纪；促进罪犯改造、“给出路”的政策又要求我们灵活处理，甚至不得不宽容一些罪犯的违规违纪行为。 由此可见，罪犯改造与监管安全两者有一个最佳结合点，那就是“罪犯平稳、顺利地改造，监管安全长期稳定”，这也是我们监狱工作者竭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不能否认，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我们只能不断地去追求、不断的接进这个目标，而难以绝对实现。罪犯改造反复、监管安全警钟长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如何去最大限度的接进这一理想目标，如何使善良愿望成为现实，如何促使罪犯平稳度过漫长的法定刑期呢？ 笔者认为，建立监管安全长效机制、促使罪犯平稳顺利完成漫长的蜕变过程，我们需要树立循环论的理念，即要树立“运用一切手段促进罪犯进入良性循环的改造轨道，运用一切手段切断罪犯进入恶性循环的环节，从而实现监管安全长效稳定”的理念。这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目标，更应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实践和追求。 树立循环论的理念，实现良性循环的目标，追求我们的理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运用一切手段促进罪犯进入良性循环的改造轨道 罪犯服刑改造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新生总是要经历痛苦的，在这痛苦的蜕变过程中，罪犯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我”与“新我”之间徘徊。犯罪心理结构的彻底粉碎、原始重建，消极人格的完全否定、重新肯定必然带来心态、情绪经常性的起伏波动，行为上就表现为改造反复、违规违纪、抗管抗教，甚至自杀脱逃。作为肩负监管改造罪犯职责的我们，必须理解、把握这一规律，通过言传身教和实施危机干预等手段以减少罪犯心理的矛盾冲突，促进罪犯形成良性循环的改造心理。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明确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具体环节。即：认罪服法——服从管教——积极求改——获得可预期的奖励分——受到监狱行政奖励——受到人民法院法律奖励——积极求改……对这一良性循环思路，不仅我们民警要确立稳定地认知，更需要罪犯自己确立这种认知，并形成其稳定的改造认知、改造意志。人的行为与心理是遵循知——情——意——行的运动变化规律的。只有形成认知，才能对具体事物产生感情，而后产生行动的意图、目的，最后作用于自己身体转化为具体行动去贯彻实现自己的认识。知是这个运动变化过程的最初一步，形成知有两条途径,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罪犯个性与监狱环境的碰撞、磨合形成直接经验，民警的明确教育形成罪犯的间接经验。很显然，后一种途径比前一种途径要有益的多。比较起来，民警的科学、明确的教育减少了罪犯改造的挫折，监管安全减少了隐患和漏洞，监管安全系数得到极大提高。 2.积极努力营造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监管环境下，外部因素的强制灌输作用、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相对于其它环境更为突出。人的变化、罪犯的改造最终由内部因素决定，但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外部因素起到了强制启动、推动罪犯内部因素变化的作用。营造良性的外部环境，应当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努力营造公正、严格的执法环境。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是联系监狱与罪犯的基本纽带，因此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执行刑罚的公正与否、严格与否，就直接关系到监狱机关功能发挥与否，关系到刑罚功能发挥与否。在我们具体工作中，刑罚执行不仅表现在对罪犯减刑、假释的环节，更应将其理解为对罪犯每一次的奖惩、每一次对罪犯奖励分的加、扣以及日常工作中点点滴滴的管教。公正、严格的执法环境使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基础，而对罪犯每一次微小的奖惩、奖励分每一分的加、扣是这个基础的基本元素。因此，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公正、严格，更能让罪犯直接感受到刑罚、法律的公正、严格。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罪犯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奖惩的结果，才能自觉地进入法律规定的服刑改造的良性循环中。另一方面是努力营造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环境。监狱体现着国家暴力的威严，体现着刑罚的无情，同时监狱也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刑罚执行、监管改造是监狱的主旋调，但我们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监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的各种思潮、观点，社会的变化对监狱的渗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种静悄悄的渗透事事存在、时时发生。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内涵，并已由社会精英的呼声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共识。党章、宪法的修改，也从党和国家政策的高度肯定了人本主义的思想。文明管理也是我们监狱工作的一个目标。给罪犯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公正、严格执法中体现人文主义，对于罪犯平稳、顺利度过漫长的服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也是改造罪犯的应有手段。目前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不仅要对所有罪犯给予关怀，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这种理念，并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促进罪犯群体良性主流文化的形成，进一步发挥文化对罪犯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的作用。 二，运用一切手段切断罪犯进入恶性循环的环节 人与新的环境有一个冲突、磨合、适应的过程。罪犯在投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原有的知识、阅历与新的环境必然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必然是以罪犯服从监管改造为结果，而我们要重视的是罪犯个体与监狱环境冲突、磨合、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总是充斥着监管安全的诸多隐患，也总是罪犯为自己行为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在许多罪犯适应监狱环境后，往往后悔在这过程中的损失，往往要以付出更大的努力、等待更长的时间来作为代价。大部分罪犯能够度过挫折，也有许多罪犯就此信念崩溃，进入恶性循环，与监狱设定的改造道路相向而行。切断罪犯改造恶性循环的环节、培育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1.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罪犯对待挫折的态度决定罪犯面临挫折时所选择的行为，从而决定罪犯是否进入或远离改造恶性循环。因此，在罪犯遇到挫折时，如何将强制措施的威慑作用与教育引导的疏导作用捏合起来，形成合力，引导和强制罪犯正确对待挫折，走出恶性循环的入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是我们必须科学处理的问题。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首先要保持制度的威慑力，保持高压的态势，只有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才能使制度威慑作为一种新的元素强有力的进入罪犯的心理结构，为罪犯心理结构的重建提供可能；其次，根据不同罪犯的不同情况，分析其犯罪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对症下药，逐步的改变罪犯的心理结构，促其形成稳定的罪犯改造心理，逐步进入改造良性循环的轨道。 2.理性对待罪犯改造的反复与波动。人类有改造自然的本能，有改变周围环境的原始冲动。罪犯在漫长的服刑生涯中，无论从其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有改变现状的渴求，因而罪犯改造上的反复与波动就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怀有善良的愿望，但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用两点论的观点看，这也有其有益之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高速公路都是带有微小弧度的弯曲，因为总是笔直的道路会导致驾驶员神经放松，连续的曲折大大减小了车祸的发生几率。罪犯改造的反复、波动需要我们用一种驾驶员的眼光去对待。罪犯改造的反复、波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阻力，给监管安全带来了隐患，对罪犯来讲是挫折，如果一味从我出发，将使监狱强制功能发挥的同时，极大限制了监狱的其他功能，不能形成合力。灵活的处理罪犯的反复，灵活的运用“给出路”的政策，会使我们工作减少很多阻力，更有利于监狱各种因素形成推动监狱发展的合力。 3.提供罪犯转化的可能，帮助罪犯走出心理误区，走出挫折的阴影。面对漫长的刑期，没有坚韧的意志，正常的罪犯很难接受现实。罪犯群体的绝大部分仍然素质很低，他们认知能力、分析能力都比较狭隘，如何走出挫折阴影，走出建立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心理误区，都需要我们向精巧的外科医师一样，一层一层的解剖开罪犯心理结构，给予其自由的希望，提供其转化的可能，指引其离开恶性循环的环节，指引其走向良性循环。 4.充分发挥心理咨询、诊断、矫治的作用，帮助罪犯心理创伤尽早愈合。正常的罪犯在入监初期均会有拘禁性反应，面对新的环境，罪犯经常是无可适从。从社会化的角度来分析，罪犯社会化过程均是社会化不完全、不充分的。在罪犯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重大的挫折或心理创伤，在留下心理阴影。长时间关押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失去自由的生活又给罪犯增添了新的心理阴影。心理咨询、诊断、矫治过程特殊的谈话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平等交流环境，给罪犯宣泄心理压力、暴露心理创伤、消除心理阴影提供了有效条件。不可否认，我们的心理矫治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甚至对心理矫治的作用仍有许多争论。加强心理学的学习，加强对罪犯心理的科学分析，发挥心理矫治在教育改造中的作用，是监管改造从“安全模式”向“质量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三，灌输循环论理念，强化罪犯对改造良性循环的认知 要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的稳定认知结构，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必须要民警带着明确意识、明确目的向罪犯灌输循环论理念。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硬件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软件与硬件结合起来，宣传灌输循环论的理念。为了让罪犯形成稳定的循环论理念，我们可以时时讲、事事讲，大会讲、小会传，要结合监狱的各种制度，结合对罪犯的奖惩，让罪犯明白道理、体会这种理念。只有通过言传身教，日常点点滴滴的教育灌输，才能达到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认知，自觉的践行良性循环，自觉的避开恶性循环。 人是复杂的社会动物，改造人是一项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的工作充满了变数，在不平静的表面下还涌动着股股为我们所控和所未控的暗流。发挥监狱的功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位民警无私的奉献。改造人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为了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这条战线上的无数前辈、无数正在战斗的战士、无数后来者，都在前赴后继的战斗着。
罪犯个别教育，作为监狱民警与罪犯沟通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一
《罪犯教育刍议》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监狱普遍实行罪犯计分、以分减刑的改造手段，对一部分限制减刑的罪犯失去意义，对限制减刑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监狱管理一个急需解决新问题。为深刻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的方针，落实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
教育是我们人类一种神圣的社会现象，因而教育也是罪犯教育改造的一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是为了更好地去改造罪犯，使其在出狱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监狱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监狱通过“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好刑罚的执行的功能，完成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根本性的任务。
一、罪犯教育的概念
罪犯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持续推进监狱全面建设战略、维护监狱长治久安，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罪犯教育指的是在监狱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罪犯所实施的为转变罪犯其思想、行为恶习，通过教授其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当这种教育力充分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使罪犯受到感染和触动，进而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斗争和选择，并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和瓦解的态势，且这种态势将不断持续和蔓延，随着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的深入和强化，罪犯才能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积极的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监狱罪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教育思想观念落后，重监管轻教育
由于重视监管，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都轻视教育，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罪犯改造要依据罪犯内在变化。罪犯教育必须强调内因，监管重视的是规范行为，是外在，这种表面化仅仅是使得服刑人员在行为上看上去守法了，而现实真正改造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的情况中，监狱包括监狱警察对罪犯在监狱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心理变态、心理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强调监狱监管稳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去解决这些迫切存在的罪犯内在问题，面对这些实际性的问题，应该关注罪犯的教育，监管的稳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存在的实际的内在问题。
(二)罪犯教育缺乏系统性
罪犯教育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对于罪犯的教育我们需要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守法公民。对于整个罪犯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的认识，只是从某些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来谈罪犯教育，这就缺乏系统性使得罪犯教育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单独地强调各环节重要性，反而适得其反。例如，现在普遍采用的监狱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这些改造罪犯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方式应当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监狱往往是更加关注罪犯的劳动改造，为完成一定经济指标，把劳动指标看做是考核服刑人员最重要的指标，忽视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监狱应该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全面综合去安排监狱各项及各环节工作，使其不是脱节的，这是我们对于罪犯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去预防和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罪犯教育缺乏全方位、个性化
监狱教育内容、方式缺乏全方位以及个性化，不同的罪犯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罪犯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无论是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及自身学习能力等等各方面，所以采取不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发挥罪犯自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目前实际情况，一般都是简单地将所有服刑人员集合在一起，宣讲统一而单调的内容，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来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仅仅局限在监狱期间的教育改造，不注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从思想上认为服刑人员步入了社会，在我们看来罪犯就已经完全脱离了监狱，而实际上罪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需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出狱后的回访调查，在现实中缺乏这样的认识，认识罪犯出狱就与监狱不存在关系了，缺乏全面的跟踪调查的思想，所以整个罪犯教育的系统并不完善。
(四)罪犯教育缺乏信息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每天的生活离开网络信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却是我们忽略的群体，罪犯的教育本身就缺乏一定的网络信息化教育，罪犯出狱后就与现实社会脱节。尤其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监狱自身的信息化设备就缺乏，罪犯的信息化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实情况中看，监狱想要建立监狱信息化的网站，现实的工作中缺乏计算机专业方面人员的管理，监狱网站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地更新管理，所以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监狱的服刑人员在文化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有些罪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罪犯的信息化监狱难度较大。
三、关于改善罪犯教育的相关建议
(一)确立正确罪犯教育改造的观念
对于罪犯的教育理念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报应主义只是片面强调对罪犯惩罚作用，忽略对罪犯的教育矫正。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现代刑罚学认为国家对罪犯不应只是惩罚，还应通过刑罚来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改造罪犯，使罪犯弃恶从善，真正地回归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监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对于监狱和监狱警察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监狱而言，必须要确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为促进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充分保障罪犯基本人权，树立人道主义的思想;从监狱警察来讲，作为引导者监狱警察必须要正确发挥其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从罪犯教育改造出发，帮助罪犯真正回归社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改造的效果。 (二)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
监狱需要构建针对罪犯的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这需要整合狱内及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置于社会大发展的格局中，对于罪犯的改造挽救工作定位于真正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完善的罪犯教育包括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效果评价的体系，这才是监狱罪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监狱及监狱警察需要了解和研究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合理、科学的教育改造。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应用不用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时犯罪在监狱内的不同时间段及出狱后也需转换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不同罪犯及不同时间段罪犯教育个性及共性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罪犯教育存在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需要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在吸取西方有益经验基础之上，光光依靠监狱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依据服刑人员的主观及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定的帮教活动，建立一种监狱和社会有效结合的教育转化机制。
(三)实现罪犯教育社会化、个性化
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当中，监狱与社会中的力量结合，依据新的形式及任务需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的社会化教育采用社会化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得罪犯能够最大限度去适应社会。监狱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必然发展趋势，监狱的目标是通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关注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的罪犯教育社会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各国的关注，罪犯教育社会化需要整合各种有用资源，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及法律教育都纳入到社会教育的大体系，使监狱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打破监狱教育工作封闭性，克服监狱教育资源不足，将监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促进罪犯教育社会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狱的神秘感，让全社会关注和接纳监狱罪犯，使得罪犯教育社会化成为一项全社会、长期性的事业。“所说的罪犯教育个性化，就是在坚持党的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法规定的工作目标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罪犯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创设使罪犯有更多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空间的改造条件，再塑出既适应社会、监狱机关统一要求又具有独特个体素质的新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例较大，这部分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一定程度抗拒教育的主观倾向，所以监狱的责任在于使这部分罪犯在一定程度强制中接受教育。同时我们应该强调尊重个性，也要尊重罪犯个人权利，我国监狱罪犯教育不足在于自愿性规定较少，在实践中做法也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强制性的灌输教育。罪犯教育的个性化需要监狱及监狱警察在全面透彻分析罪犯个别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于每个罪犯都应该制定一个适合其的教育改造方案，包括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做到所谓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
(四)利用监狱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罪犯教育必须落实监狱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融入罪犯教育的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监狱罪犯的改造工作。利用监狱管理改造的信息化系统，实现罪犯在监狱执行过程中，从日常考核、生活卫生及狱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的全程管理和应用。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及视频会见等，不断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培养一批监狱警察，让其成为监狱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能够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将网络信息化运用到罪犯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将罪犯的犯罪情况还有监狱内的改造情况通过监狱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察，利用在狱内建立的每个罪犯的心理档案，使得监狱警察开展心理疏导及个别教育可以顺利进行。同时开展教育专题和贴近罪犯生活的活动，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切实因地、因时、因人施教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同时利用监狱信息平台可以促进罪犯心理咨询矫治，然而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监狱及监狱民警以及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伴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得到深化，监狱机关要始终围绕 “改造”的治本功能，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对于罪犯教育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有所突破，同时着眼于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逐渐实现罪犯教育改造方式、过程及力量的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继而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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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二
《浅析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摘要：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监狱 罪犯 教育 行刑 罪犯教育理念 罪犯教育目的
一、 理想：提高教育效能，使罪犯复归社会是监狱罪犯教育的应然选择
开放的中国 ，迎来了政治的文明，经济的繁荣，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开放也使我国传统的教育改造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教育效能呈下降趋势。纵观世界监狱行刑发展的历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人的惩罚、教育矫治，不能缺少人道、民主的内涵，必须体现人道、民主的价值，如此，才能建构现代的监狱教育 。
(一)人道、民主是监狱罪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在世界行刑目的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矫正在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行刑理念的发展受到刑罚制度的影响，人类行刑制度经历了生命刑、肉体刑到 自由刑的变化;相应的行刑理念经历了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在行刑史上，报应思想源于愚昧时代、智识未开的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复仇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因果报应、道义报应和 法律 报应。法律报应盛行期间，西方资产阶级人道、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对近代的监狱改良，给罪犯以人道待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报应主义片面强调对罪犯的惩罚作用，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犯罪行为、犯罪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l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完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 哲学 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李斯特等认为国家不应只惩罚犯罪，还应该用刑罚来教育罪犯，教育是刑罚的本质。从此，矫正教育模式开始盛行，以教育和矫正罪犯，进罪犯改恶从善，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不仅适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极大推动了刑行的人道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矫正制度的兴起，罪犯教育以人为本、人道、民主的理念也鲜明地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上 1955年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第 66条第 1款规定：“应该照顾到犯人社会背景和犯罪经过、身心能力和习性 、个人脾气、刑期长短 、出狱后的展望，而按照每一个囚犯的个人需要，使用一切恰当办法，其中包括教育、 职业指导和训练、社会个案调查、就业指导、体能训练和道德性格的加强，在可能进行宗教照顾的国家也可包括这种照顾。”
(二)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 ，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也不是要使人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人再使社会遭受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刑罚执行不再是惩治罪犯的一元目的，而是多元目的共存。在我国自西周的“明德慎罚”开始到西汉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法律思想，均体现了刑罚和教化的相结合。近代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倡监狱改良，主张监狱应以感化人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制约，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效果仍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监狱 工作在毛泽东“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的监狱是学校”等理论指导下，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 l条明确提出“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 自己，成为新人”的监狱改造目的 在 1982年公安部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96条中进一步规定：“把犯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再一次结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监狱教育的目的是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体表现为转化罪犯消极错误的观念和犯罪的恶习，提高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培养相应的职业技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监狱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监狱教育个别化、社会化和技术化发展的趋势，监狱培养目标注重以罪犯为中心，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将成为必然要求。
二、现实：制约监狱罪犯教育质量的原因
监狱罪犯教育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转化思想，矫正恶习，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促进罪犯身心健康的任务。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监狱生产和经营问题造成的无形压力，对罪犯犯罪思想、刑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罪犯教育立法、内容手段和教育者的专业化等方面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罪犯教育效果。深入研究制约罪犯教育质量的深层原因，对于探索出我国罪犯教育走出困境的新途径十分必要。
(一)监狱罪犯教育受制于传统的行刑制度和理念
监狱罪犯的教育受制于刑罚制度和刑法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工作往往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如受惩罚与报应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惩代教现象突出，罪犯教育过程中重视“强制性”，轻视罪犯个体的主动性;受监禁制度影响教育带有很强的孤立、封闭的色彩，监狱同社会的交流较少;受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劳动代替罪犯教育，以劳动评价罪犯改造效果，在白天 8小时的时间以劳动为主，罪犯教育大部分安排在夜间业余时间进行，劳动与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监狱职能的多元化、民警多重角色的冲突等都影响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
罪犯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罪犯思想教育内容过于强调思想认识、理想信念的统一性、标准性和唯一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系列内容脱离罪犯思想实际和当前社会实际，各监狱把上级的通知、指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针对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收效甚微;文化教育教材滞后，内容、层次与罪犯年龄、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过于关注监狱生产发展的需要，忽视罪犯回归社会谋生就业的需要。
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罪犯教育的三大基本手段。在 实践中，罪犯教育手段更多的是依靠 经验进行，集体教育课堂化，一锅煮、流于形式;个别教育浮于表面，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是针对罪犯个体的劳动定额、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方面十分看重，甚至不顾罪犯个体的身体条件和技能情况而妄加批评、训I责;社会教育不能经常化、规范化，教育活动单向进行，很少倾听罪犯的心声;罪犯教育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教育 规律 ，只求到课率、取证率，忽视罪犯教育的实效。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队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监狱教育队伍的建设是罪犯教育质量的保证，新中国几十年监狱改造历程中，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 环境条件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监狱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监狱教育追求人道、民主、效益的价值取向，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复归社会的目标。目前监狱教育者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人才，教育者缺乏现代的罪犯教育理念，对罪犯教育的认识不到位， 整天忙于保稳定 ，求效益，客观上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更难以进行知识的更新。
(四)罪犯教育缺乏立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行刑方面的基本立法是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监狱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监狱法》条文过少，只有 78条，涉及教育改造的条文仅 13条，导致许多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立法的支持。同时由于立法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监狱罪犯教育工作的需要，全国各省监狱 管理部门从各自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以实用为主的规章制度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不规范不统一，各省各自为政，甚至有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严重制约了罪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超越：确立 现代 罪犯 教育 理念，建构监狱罪犯教育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罪犯改造 工作正经历由传统、 经验模式到现代、 科学 模式的 历史 转型。刑罚执行、监狱理论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关注监狱罪犯改造的理念、教育目的，通过罪犯教育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复归 社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的应然选择。
(一)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
坚持以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为罪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树立人道、民主、效益的理念，明确以罪犯教育为中心，尊重罪犯，关心罪犯的身心健康。肯定罪犯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育者的 组织、引导和帮助作用。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达到罪犯教育过程双向良好互动。摒弃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广泛吸收 自然 、社会和 心理等科学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树立现代、科学罪犯教育理念，推进罪犯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法等的创新。
(二)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个别化和社会化
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地罪犯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罪犯教育的制度、工作模式和工作效果的评价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科学的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积极探索罪犯教育的基本 规律 ，发现罪犯教育本身的内部 联系和运行轨迹。查寻罪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存在的偏差。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 实践工作，整合罪犯教育手段，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监狱矫正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罪犯教育的方式方法，构建科学的罪犯教育评估体系，实现罪犯教育由传统、经验的格局 向现代 、科学的格局转变。
监狱教育工作社会化作为现代刑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也不例外，罪犯教育的社会化就是克服监狱工作的封闭性，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罪犯的 文化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明确罪犯狱外学习制度，改变单一的教育者队伍结构，改变监狱呆板、单调的教育模式，改变单边输送、扮演道德权威和社会教育者的形象，大力宣传罪犯教育，让全社会关注监狱的罪犯教育。
罪犯教育的个别化即要求教育者从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罪犯个体不同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采取个别教育。自罪犯人监开始与罪犯共同制定每一个罪犯的个别教育方案，规划刑期，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造目标。提高民警个别教育的能力，不断探讨个别教育的有效方法。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多元化
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依靠监狱教育者去执行和体现，现代监狱的罪犯教育任务对监狱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根据监狱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为标准实行科学的分类，并对其中的教育改造人员和罪犯心理矫治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引进，促使罪犯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罪犯来自于社会，犯罪原因存在于社会，对罪犯实施教育离不开社会帮助，为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监狱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等，参与改造方案的制定、对罪犯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对监狱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对罪犯进行文化教育等，实现罪犯教育工作人员的多元化。
(四)完善罪犯教育的立法
完善行刑立法，统一的行刑法制是我国推进监狱罪犯教育的必要保障。要根据现代行刑 发展 的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一部比现行《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完善刑事执行法的内容体系;加快监狱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步伐，拓展罪犯教育中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社会教育规定、罪犯狱外学习和工作的规定等内容，明确罪犯的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等，以适应现代监狱行刑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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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和谐稳定，也关乎到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危。当今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在构建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的同时，也有充满危机的黑暗面。网络的犯罪的日渐猖獗，使得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而目前许多高校并没有科学完善的安全教育体系，网络安全教育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加之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高校近年来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建立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防范体制，增强大学生运用网络的安全防范意识，是高校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的首要任务。一、高校网络安全的现状深入了解目前高校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是培养大学生防范网络意识的根本，通过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有利用网络学习、交友、购物的经历。其中七成的学生遇到过信息，而上当的人数占有网上交易行为的百分之七。（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将长期存在网络运用网络这种现代信息工具，利用受害人投机取巧和迫切需要的心理，散布虚假信息，引诱一部分人上当。而网络具有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信息真实性难以迅速证实的特点，加之现代科技外衣的迷幻色彩，信息在被别有用心的人包装以后，容易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传统的是在现实的空间进行，不法分子和受害人之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而互联网的诞生，使得的手法层出不穷，新的行途径屡禁不止。网络较之传统具有高隐蔽性、高渗透性和低成本的特点，不法分子只要熟悉网络技术，通过侵入网站、建立虚假链接、植入黑客程序等手段，就能隐藏事实真相，轻易取受害人的信任，获取钱物。（二）大学生是网络受害主体之一近年来，不法分子的矛头指向了在校大学生，他们利用大学生课余时间充裕，对知识的获取、交友、网络游戏兴趣浓厚等特点，诱学生轻信，从而达到侵害学生利益的目的。随着大学生案件的频发，高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网络的发生，不仅给学生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校园的和谐稳定，损害了社会风气。网络在高校并非个别现象，须引起社会和学校的高度重视。（三）高校网络危害范围广，程度大网络的社会危害程度高于一般犯罪，波及范围广。通常一条看似简单的广告信息就能吸引众多背景各异的`受害者，包括甄别能力较弱的学生和老年群体。而作为网络使用率最高的大学生群体，虽年龄上已成年，但思想较为单纯，社会阅历相对匮乏，对社会上的事物缺乏鉴别能力。与此同时，大学生又有着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强烈愿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大学生的这些特点进行网络，造成学生不同程度的财产、人身安全方面的损失。（四）高校网络监管不到位，防范措施存在漏洞高校教育改革的进行，使得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随之进入校园。而目前大多数高校实行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学校的安全防范措施难以落到实处，校园安全管理，尤其是网络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网络在高校案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不仅侵犯了大学生的财产安全，也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校园网络监管存在漏洞，也是高校网络安全令人堪忧的现状之一。二、提高大学生防范网络意识的途径（一）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教育机制1、高度重视，齐抓共管。高校的安全稳定是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和学校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安全教育尤其是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形成全体重视的良好局面，将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工作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制订和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制度，使得安全教育工作稳步推进。要保证安全教育工作顺利开展，需要各部门人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合力。首先，对学生日常管理的辅导员队伍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通过请公安专家讲座、座谈会等形式，提高辅导员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形成一支业务素质过硬、责任心强的安全教育队伍。其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细化安全教育队伍的岗位职责，将安全教育责任到人，增强其紧迫感和责任感。再次，量化考核，实施奖惩制度。为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将考核指标量化，对因管理教育不到位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在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制。2、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教育制度。为确保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实效，要以制度做保障，这就需要逐步完善学校关于安全教育方面的相关制度。首先，可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编排对应教材，设立专门学分，培养相关师资力量，制定考核办法。其次，建立全院安全情况通报制度。可以以安全简报的形式，及时向学生通报学校每周（月）的安全形势。再次，完善相对应的学生管理制度。完善宿舍管理制度、机房使用管理制度，对具有网络的隐患加以防范，增强学生的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二）重视课堂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安全教育1、教师的网络素质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关键。在培养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问题上，思想政治辅导员应具备较高的网络素质。这里所指的网络素质，是指教师搜集和管理网络信息的能力和运用网络信息服务于日常管理的能力，充分驾驭网络，对学生的网上行为做出必要的教育和引导，规范学生网络行为，提高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应将在网络上获取的健康的、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运用到对学生的教育中，引导学生在网络上汲取有益自身发展的正面信息，避免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网络陷阱。2、教学环节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重要渠道。针对当前学生在运用网络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全隐患，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结合世界物质统一性理论教育和引导学生对比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认清网络世界事物的本质和自身日常行为规范之间的联系，告知学生网络虽然存在形式隐蔽，但一样可以洞悉其犯罪本质，从而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网络的危害，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防范于未然。3、网络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必要手段。首先，学校可组织学生参与到日常安全管理中，亲身体验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参与网络安全教育相关制度的制订，成为网络安全教育的主体。在完善网络安全教育相关制度时，可积极听取学生意见，对其中合理化建议吸收采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设立对应的学生机构，让学生配合学校安全检查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形成自我管理和教育的模式。其次，在学生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组织形式多样且注重实用性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如知识竞赛、辩论赛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充分体会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掌握安全技能和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重视传授预防网络的技巧，保护大学生的切身利益1、了解和破解网络手段，甄别网络。大学生如若普遍掌握了防范网络的技巧，就能保证学生安全、健康地运用网络。网络通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布虚假信息，引诱学生误中圈套。不法分子多以中奖、对账、顾问等内容发送大量欺诈性邮件，或以紧迫的事由引诱学生填写用户名、银行账号、身份证号和密码等信息，一旦误信，将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损失。除此之外，不法分子还利用建立网站域名和内容，假冒正规网上银行或证券网站平台，引诱学生填写帐号、密码等信息，盗窃学生银行卡的资金。或是建立电子商务网页，发布虚假的商品信息，以低价诱惑学生上当，以各种理由要求学生先汇部分款项，再诱学生结余部分。2、保持理性健康的思维方式，预防网络。首先，教育学生将理论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增强学生对网络的自我防范意识，理性、客观地认识网络世界，不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警惕无处不在的网络，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其次，教育学生不要贪图便宜，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主观去美化网络世界，保持理性，维护自身财产安全。再次，辅导员多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在学生入学之初就掌握学生家庭基本情况，在日常管理中通过学生干部等多种渠道进行沟通反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等重点学生特殊关注，尽量帮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对心理存在问题的学生，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心理阴影，避免其因无处宣泄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网络的受害人群。高校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对学生观念和意识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营造相对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在校园形成事事处处以安全为前提，提防网络情形的发生，在巩固安全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校对安全教育的关注程度。￥5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立即获取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和谐稳定，也关乎到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危。当今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在构建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的同时，也有充满危机的黑暗面。网络的犯罪的日渐猖獗，使得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而目前许多高校并没有科学完善的安全教育体系，网络安全教育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加之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高校近年来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建立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防范体制，增强大学生运用网络的安全防范意识，是高校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的首要任务。
[1] 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 赵秉志.《集团犯罪下主从犯认定———以职务犯罪为视角》〔J〕. 中国法学，2004.[3] 赵秉志、肖中华.《有关集团犯罪若干问题探讨》〔J〕. 检察日报, 2009.[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5]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6]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7] 张明楷.《刑法通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8]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9]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3.[11]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12] 马克昌.《刑法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 谢治东.《犯罪集团问题深究——以共同正犯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14] 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5] 林山田.《刑法通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6.[16] 韩忠漠.《刑法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17] 杜国强.《集团犯罪研究》〔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8]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 刘明祥、王昭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刑法具有保护价值与保障价值,而刑法保障价值作为刑法保障功能之价值彰显,具体表现为刑法保障国民利益价值和刑法保障被告人特定利益价值。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刑法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工业和城市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前，超标排水、排气、排污、重金属污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 ，打击环境犯罪，用法律途径惩治环境犯罪行为，促进我国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将在分析当前我国环境犯罪相关刑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为打击、惩治环境犯罪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法;问题完善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障，然而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已经给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相关刑法，既能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 教育 、震慑、惩治作用，又有利于帮助人们树立环保意识、规范环境保护行为。然而当前我国相关的环境刑法还不完善，其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彻底。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相关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人类前期的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索取和破坏，导致当前雾霾、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很多国家纷纷走上了通过立法来打击环境犯罪的路子。因此，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当前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些环保策略，对改善生态环境有所帮助但效果有限，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仍然在不断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正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大。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水土流失、酸雨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犯罪行为，离不开环境犯罪刑法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环境相关法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相关刑法的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二、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客体、保护范围不明确
在对我国当前环境犯罪相关法律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法律中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的界定十分不明确，有时甚至存在无法确定环境犯罪客体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离不开传统的立法模式，由于当前我国相关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采取传统的立法模式，而环境犯罪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最终导致环境犯罪客体界定模糊的问题。此外，我国环境犯罪的保护范围也不明确，我国当前的环境犯罪刑法虽然对常规的环境违法行为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却对水土流失、噪音污染、非建筑引发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处理一些环境犯罪行为过中出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
(二)归责不科学
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归责方面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并缺乏有效的追责机制。虽然我国社会各界对环境犯罪行为都普遍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对环境犯罪的惩治方面仍然存在低限度处罚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些环境破坏行为就采取警告、行政处罚、经济制裁等措施一了了之，而没有严格的明确责任。这些现都，不利于保护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反而为一些个人和企业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带来了可乘之机，必然会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不断加剧。
(三)对环境危险犯规定不足
一般而言，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是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法律来界定环境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环境犯罪具有持续时间长、行为持久性等特点，必然导致以此来惩治环境破坏行为不但根本无法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目的，而且还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及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扭转的影响。当前，我国这种事后处理的环境犯罪刑法模式使得刑法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方面的规定，明确环境犯罪的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立法不完善、可操作性差
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刑法将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同等对待处理，这根本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实际需求。从本质上而言，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环境犯罪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要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因此，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这一规定根本无法体现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决心和重要威慑力，导致对环境犯罪的处理可操作性差。此外，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对一些环境犯罪行为的相关罪状存在描述迷糊、界定不明确等一些纰漏和问题。
三、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关思路
(一)进一步明确界定保护客体及保护范围
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当前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界定模糊的现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首先要明确界定犯罪客体和保护对象，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在保护当前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职能和有效作用。其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还要进一步扩大对环境保护的范围，特别是针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的破坏环境的问题。环境犯罪刑法只有，不断的从保护生态环境的层面寻找新的突破口，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有效性。
(二)明确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环境问题不断突出，一些个人和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和环境犯罪屡教不改，部分社会个人和群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些现象的存在与环境犯罪刑法打击力度不够、归责不明确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导致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根本无法充分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作用。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必须进一步明确对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效果。
(三)增设危险犯的规定
危险犯，即“以行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没有对危险犯的相关规定，而增设对危险犯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预防以破坏结果来规定犯罪而带来得对环境破坏不可扭转的损失。在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增设危险犯的规定，能充分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可以在环境破坏最终结果发生前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遏制，以达到达到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
(四)设置独立立法体例
通过对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并没有对环境犯罪设置独立的犯罪类型，而将环境犯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混为一体，这必将会影响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力度。因此，我国必须采取对环境犯罪独立立法的相关措施，基于环境犯罪的本质及特点出发，通过独立立法来加大环境犯罪刑法的威慑力和法律效力，以充分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才能够应对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环境问题，才能真正的起到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打击、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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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显然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符合刑法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目的，实践中能更有效的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打击。
二、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设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对有可能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目前刑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只体现在生产、销售环节，其他方面在刑法中并没有体现。实际上在食品流通的其他环节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从单一的生产、销售行为扩大到包括包装、运输、贮藏等一系列行为上，从而更好的全方位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保护。扩大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打击范围。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形态包括过失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食品安全犯罪普遍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责任原则不要求原告明确证明缺陷的存在，并且原告不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在我国，故意犯罪占较大比例，因为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暴利而人为造成的。但是因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食品安全犯罪不能只惩罚故意犯罪。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因重大过失引起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过失，那么，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
四、细化罚金适用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罚款标准是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的不同而确定不同幅度的罚款。采取特定数额制和倍比制两种立法模式，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也可考虑采取同样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定。
(1)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罚金的数额应高于食品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数额。(2)对罚金刑量刑幅度细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防止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实现食品安全罪责刑一致。(3)针对自然人犯罪与法人犯罪设置不同的罚金刑体系。法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以区别对待，实现不同的惩治效果。
五、增设资格刑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分子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必须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食品安全法》中虽规定了资格处罚措施，如吊销卫生许可证、停止生产经营等。这种打击和威慑效果明显不足:行政处罚措施力度小，且没有具体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期限的限制。
鉴于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是滥用自身的某些资格和优势实施，因此，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进行设置时，从业禁止等资格刑可适用于生产经营者;强制破产可适用于单位。根据犯罪的情节不同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对食品安全犯罪人处以禁止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不同期限的刑罚。在具体设置资格刑时，要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选择相适应的资格刑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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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