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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性犹杞柳也①，义犹桮棬也②；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告子说：“人的本性好比杞柳，义好比杯盘；使人性变得仁义，就像把杞柳做成杯盘。”
《孟子，告子上》的译文：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说：“你能顺着杞柳的性状把它做成杯盘呢，还是要伤害了它的性状把它做成杯盘呢？如果是伤害了它的性状而把它做成杯盘，那么也要伤害了人的本性使它变得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给仁义带来灾难的，必定是你这种论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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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告子上篇：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後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於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於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於白马之白也，无以异於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於长人之长欤？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於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於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耘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於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声，天下期於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茍得其养，无物不长；茍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茍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於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恶有甚於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锺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锺於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曰：「五里者，种之美者也。茍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学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下篇：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楼。金重於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墻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後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於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於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馀师。」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於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宋牼将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於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仁义，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於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於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後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於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於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於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茍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於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於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於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於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茍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舜发於畎亩之中，傅说举於版筑之间，胶鬲举於鱼盐之中，管夷吾举於士，孙叔敖举於海，百里奚举於市。故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虑，而後作。徵於色，发於声，而後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後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也。」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你们学校如何要求？正常你引用的如此常见或经典古籍，随文加写即可。在引文前，如《论语·学而第一》:，《孟子·公孙丑上》。然后在篇末列表引用文献，按典籍原作早晚排序:《汉魏古注十三经·论语》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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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非常强调独立人格的塑造。在孟子眼里,最理想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些都是孟子所宣扬的独立人格。孟子主张理想人格的形成是人的内在伦理本性自然发挥的过程，因而他认为士人的独立品格也是需要培养才能形成的，尤其是在战国动荡，礼乐崩坏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基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修养成为圣贤。此外，他还提倡深造自得，独立地寻求人生之道。孟子强调“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即人在自我修养的时候，要时刻端正自己的动机，时刻反省自身的不足。这样便是孟子所强调的士人应具有独立的品格以及独立品格培养的独立过程。
2.“士”的社会责任
我们前面也说道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仅是独立人格的体现，更是一种心怀天下的博大情怀。在孟子看来，士人不应该只追求
自身品格的独立和高尚，力之所及的情况下更应该积极追求匡扶天下，教化万民。即所谓“内圣”与“外王”，具体来讲就是孟子所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士人的社会责任，也是士人的历史使命，更是士人阶层产生以后其自身一直追求的价值实现。在孟子看来那便是匡扶天下，辅佐君主成就王图霸业。就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具体的讲便是积极纠正君主的错误思想，督促、劝戒、鼓励、帮助君主走上仁义之道，从而“一正君而国定”。因而，孟子主张士人应该要“为帝王师”，当然这也是士人所影响君主的另一种方式，其终极目的依然是追求和谐的社会统治和安定的生活。我们知道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民本思想”，这在《孟子》一书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其用意在于主张士阶层教导君主是为使其明白：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维系好这个根本，国家才会安定。
说到民，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开始，士阶层的一个重要职责的就是化民，就是从事教育，传播知识，宣扬文化。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唯有士人具有够强大的自觉意识，而民则不然。可同时，孟子又认为通过士人对民众的教再加之个体的勤奋修行，这种差距完全可以逐渐弥合。《尽心上》载：“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在孟子眼中君子教化之力竟会如此强大，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表达的正是此观点。对于教民，孟子代表士阶层首先引导人民：立志于善。
四、“士”精神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发
作为主要由知识分子在组成的士阶层，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中发挥“六国之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曾经一度在历史上扮演着“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重要角色。但是，说到底士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依附于他人，借助于君主，这就决定了士阶层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掌握在统治阶层统治者的手中。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秦始皇灭六国焚书坑儒；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八字方针到“打右派，批苏修”的十年内乱，知识分子既是繁荣时期的弄潮儿又是灾难时期的受害者。有学者坦言“自民-国以后再无大家”，诚然，
纵观近当代历史发展，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自己的归宿，也没有自我定位,更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经常体现为中西价值的冲突”这其中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着政治原因，当然还有着知识分子个人的原因。
孟子眼中的“士”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但理想与现实毕竟存在着差距。真正能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又有几人。而荀子则更加直接的将“士”划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认为“仰禄之士”一旦步入官场宦海,便无独立人格可言；只有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的“正身之士”才称得上正人君子。此话不无偏颇，但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功名利禄斫害士人心灵的残酷事实。再看当下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种职业，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家国天下的深刻关怀，削弱了他们社会公共问题的道德良知。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继续发扬孔孟的“士志于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在新时代下应树立起自己的职业道德,即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除此而外,还应对社会有着人文关怀,宇宙关切,继承“仁以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1] 周元侠《论孟子士的精神》
[2] 刘杨《<孟子>中的士与君子》 ，《商业文化·学术探讨》 ，2017.10
[3] 孙巧云《<论语> <孟子> <荀子>中“士”的形象的发展》 ，《邢台学院学报》 2017.03
[4] 万攀《<孟子>中士人阶层的独立性》 ，《绥化学院学报》 ，2017.06
孟子的传说故事
孟子刻苦学习的故事
古时候，有个学问家叫孟轲，也叫孟子。他刚上学的时候，很用心，写字一笔一划，很工整。不久，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不如在外面玩耍快活。于是，他逃学了，常到山坡上树林中去玩，好开心啊!
一天，他回到家里，正在织布的妈妈问他：“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他只好承认逃学了。妈妈生气地说：“我辛辛苦苦织布供你读书，你却逃学，太没出息了!”小孟轲连忙给妈妈跪下。 妈妈拿起剪刀，一下子把没织完的布剪断了，说着：“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还有什么用处!”
小孟轲哭着说：“我错了!今后再也不贪玩了。我一定好好读书!”从此，小孟轲勤奋学习，从不偷懒。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大思想。
五十步笑百步
战国时代，诸侯王国都采取合纵连横之计，远交近攻。
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成语比喻那些以小败嘲笑大败的人。又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做法。
孟子休妻的故事
据《大戴礼记》记载：战国时期的一天，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孟子从外面突然闯进来，瞧见她姿势不雅，顿时无名火起，立即跑到母亲面前告状。他说：“老婆对我无礼，我今天非把她赶出家门不可!”
孟母问：“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惹得你要休妻呀?”孟子答道：“刚才她蹲在屋里，那姿态真叫难看，这是对我无礼，妻子不尊重丈夫，我必须休了她!”孟母听这话有点蹊跷，继续追问道：“你说说，你是怎么发现她蹲在屋里的?”孟子满有理由地回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刚才一推门看……”
“别说了，我听明白了。”孟母问明了情况，大声斥责儿子说：“这分明是你无礼，不是你妻子无礼!”孟子有些茫然，他不服气。孟母接着解释说：“不是有这样几句俗话嘛：‘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管是进谁的门，都要事先敲一下门，或者大声地咳嗽一声，好叫人家知道有人来了。不能乘人不备，来个突然闯入。这是常人都懂得的礼貌规矩。可你倒好，到你妻子的燕私之处，进门前不敲门，不声不响地往里闯，见了你妻子蹲着，你得赶紧先退出去一会儿，你却还在看，这叫你妻子怎么办?这不正是你无礼吗?怎么能说是你妻子无礼呢?”
孟子没有想到，母亲恰恰从同一事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批评虽很尖锐，但是句句有根有据，于是孟子赶紧认错。
一暴十寒的典故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许多家学派，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到各国游说，宣传自己的学说。这些人不但学问高深、知识丰富，而且能言善辩，往往能说服执政者改变主意。
孟子是当时有名的一位辩士，他帮助齐王施政，看到齐王昏庸、没有主见、轻信小人谗言，很不满，就不客气地对齐王说：“大王，您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很容易生长的植物，但如果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天后，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它还能存活吗?我在大王身边的时间很短，即使您接受我一些好的建议，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但只要我一离开，那些奸臣就会在您面前唱反调，哄您，大王又常常轻信他们的谗言，这样怎么能让我有成就呢?”
他又作了一个比喻：“下棋是件小事，但如果不专心，同样学不好。奕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高手，他有两个徒弟，其中一个非常专心学习下棋，处处听从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心不在焉，一直想着用箭射空中的天鹅。同一个老师，同时学习，但两人的成绩却相差很多。这不是他们的智力不同，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
孟子用了两个比喻告诉齐王，做事情要有恒心、要专心，否则是不会成功的。
==================论文写作方法===========================
论文网上没有免费的，与其花人民币，还不如自己写，万一碰到人的，就不上算了。
写作论文的简单方法，首先大概确定自己的选题，然后在网上查找几份类似的文章，通读一遍，对这方面的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
参照论文的格式，列出提纲，补充内容，实在不会，把这几份论文综合一下，从每篇论文上复制一部分，组成一篇新的文章！
然后把按自己的语言把每一部分换下句式或词，经过换词不换意的办法处理后,网上就查不到了,祝你顺利完成论文!
论文参考文献如下：
1、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是一个较大的文献知识库，包含好几个中英文数据库，因而内容会比较宽泛。知网中的文献也会收录在百度学术中，其他包含的数据库还有万方。
维普及其一些英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会在下面单独介绍。进入百度搜索百度学术，输入需要的关键词、作者或期刊名称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内容。
2. Wiley Online library
这个文献数据库百度学术中也包含，只是我们常常用百度学术习惯去搜中文文献，因此把它们单独拿出来讲。搜索方法也是进入百度，输入WileyOnlinelibrary就进入下面这个界面，把你想要搜索的关键翻译成英文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3、 Springer
这个数据库和 WileyOnlinelibrary类似，也是英文文献查阅里常用的数据库
WileyOnlinelibrary和 Springer的特点就是能够下载的文献相对较多。
4、 ScienceDirect
这个数据库简称就是Sci了，虽然百度学术里也有它的数据库，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官网，搜索方法与上面相同，它里面的内容质量相对好一些，但是下载需要方法，我们下载的方法是使用sci-hub，这个可以帮助你在没有下载权限的情况下下载文章。
5、rsc
这个期刊也是化学期刊中相当不错的，虽然比不上ACS，但是能在这上面发一篇文章已经很好了。
写论文的时候，通常要求大家以后写十篇左右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要求应该和你写的题目有关。你写的是会计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是体育论文，是完全不行的。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论文怎么查参考文献？ 论文参考文献通常需要10~15个左右，有些学校需要两个英文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通常有自己独特的格式，参考文献主要分为期刊和论文。许多学生不知道如何查看这些参考文献，其实并不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从查重报告上抄下来。小编推荐的查重系统是Paperfree，将论文上传到该系统进行查重，通常等待15-30分钟左右，会有详细的查重报告。本查重报告将列出本文引用的一些参考文献，因此您只需将本查重报告上的一些参考文献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您的论文中。这种查找参考文献的方法是最简单方便的，可以原封不动的复制，也可以保证参考文献的格式不会出错。 另一种方法是在早期写论文时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许多学生会记录这些参考文献的名称。您还可以阅读以前做的阅读笔记，并将这些参考文献摘录到论文中。
如果您在论文中引用了《孟子》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可以按照以下格式将其列为参考文献：孟子. (公元前3世纪). 孟子. 北京：中华书局.或者，如果您使用的是英文版的《孟子》，可以按以下格式引用：Mencius. (3rd century BCE). Mencius. (D. C. Lau, Tran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在正文中，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引用：孟子（公元前3世纪）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或者："Mencius once said, 'It is better to have no books than to believe everything you read'" (Mencius, 3rd century BCE).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和引用方式可能因不同的学科、出版机构和期刊而有所不同，建议您查阅相关的学术规范和指南，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格式要求。
仁政王道之光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孟子思想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百家争鸣。历史的车轮呼啸碾过尘封的记忆，超越时空的对话带领我们聆听亚圣孟子灵魂的真谛。孟子名轲，邹国人，降生于那个古老而纷扰的年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后受学于孔子之孙，在战国时期把儒家学说继承流传，发扬光大。孟子在各国游说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他不贪恋名位，毅然罢官而去，着书立说，广招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而后与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即为《孟子》。位列四书，流传至今。《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言辞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的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站在士的立场上将他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穿插其中，读之醍醐灌顶，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知识浅薄，接触的过孟子精髓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最初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观再到“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就义观；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生观，孟子的思想延续至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齐桓晋文之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文中勾画的是一副多么温馨祥和的图景；书中讲述的又是一个多么浅显而深奥的道理。在那个兵戈相向的年景，诸侯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广大下层民众在战争，贫穷，饥饿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却还是摆脱不了苛政峻法的剥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观点，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书中很多篇章都彰显了这种“人民性”，他能够超越阶级的束缚，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关系，为民请命，是孟子学说进步性的一个体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想要顺应时势的发展，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立足。都应该“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方能“王天下”。这种的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以是“仁、义、礼、智”四德为标志的“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是人们注重自己的灵魂修养，“养浩然正气”，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那社会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气随之蔚然成风！仁政和民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方式，循序渐进鼓励齐宣王舍“霸”图“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败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两种既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王道的思想也同样贯穿于《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于图也章》中孟子针对梁惠王自满于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动比喻，规劝他回归事物本质，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实行王道，众所周知的“缘木求鱼”典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当路于齐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对公孙丑首先表示鄙视霸道的态度，反映出当时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的呼声；还有《宋小国也章》中点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尧舜殷汤一样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算国再小也不怕大国侵略；另外《易其田畴章》《齐王问卿章》中多次提到实行的王政施行后“老有所养”，“路不拾遗”“民胞物与”其乐融融的社会景象……无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王道思想。虽然在弱肉强食，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有些不切实际，脱离潮流。但王道主张的“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归往”却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较为科学和清醒的统治道路。在当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先承孔子的“仁”，为政以德，后被董仲舒异化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主流，和“礼”并用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与大多儒学思想一样，王道受时代的制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一，王道思想片面的强调了“仁”和“徳”，没有考虑到社会所处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法学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论”驱使太过注重人的自身操守，强调发挥人的自制力和能动性，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的倾向；其三，社会大背景从分裂走向统一，战乱在所难免，孟子笼统反对一切武力有些过于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张来的科学；其四，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于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在那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美好的设想；其五，仁政和儒学都是为小农经济占基础的封建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所谓的仁政爱民，是一种有阶级的“小爱”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种“兼爱”。“民贵君轻”的思想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于当今社会，王道中的某些闪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中就包含了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雏形，指出开发索取要有节制，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既要保证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生存资料供其繁衍生息。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先声先导之妙，可见孟子超凡的远见和惊人的卓识！还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学家门孜孜追求的那个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里边畅想的当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时候，能“天下为公”，人们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还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社会形态所要求的程度时，一切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蓬莱仙境罢了。但毕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里，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给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众以安慰。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日趋进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追寻了千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王道”的精神发扬光大，依然强调社会道德。但这种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保障，依法治国为方略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成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文！“仁政王道在，光焰万丈长”，虽历经历史的洗涤，时光的锤炼，正真的精华也不会因年代的沧桑而褪色！“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我们学着领悟的圣人思想汲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开创明天的辉煌！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如果您在论文中引用了《孟子》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可以按照以下格式将其列为参考文献：孟子. (公元前3世纪). 孟子. 北京：中华书局.或者，如果您使用的是英文版的《孟子》，可以按以下格式引用：Mencius. (3rd century BCE). Mencius. (D. C. Lau, Tran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在正文中，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引用：孟子（公元前3世纪）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或者："Mencius once said, 'It is better to have no books than to believe everything you read'" (Mencius, 3rd century BCE).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和引用方式可能因不同的学科、出版机构和期刊而有所不同，建议您查阅相关的学术规范和指南，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格式要求。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孟子·尽心上》出自《孟子》，讲述了儒家思想，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孟子》为记述孟子思想的著作，该书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