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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图》（纵184.4厘米，横123.9厘米）是北宋赵佶以及宫廷画家共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该图描绘文人雅士会集于庭院饮酒赋诗的场面。经年的老柳古槐下，文人们铺陈巨案，案上的盘碟酒卮排列有序。案旁坐饮者、交耳相语者、顾盼者、持具侍者共十八人，另有两人树下立谈。从历史角度看，《文会图》中文人使用及待役人员正在准备的茶具，都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茶器。《文会图》虽是一幅人物画，但画面还呈现出对园林、家具、服饰、发式、茶事器具等事物的细节描绘，亦为观者打开了一条视觉性的“接近”历史真相的通道，具备“以图证史”的功能。古代瓷器的真伪鉴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种仪器的检测都有局限，只能作为辅助参考。国际国内的大拍卖行赝品率越来越高，中小拍卖行更是赝品横行。古玩市场则鱼龙混珠，没有过人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很难挑到真品。 传统的标型学是考古标型学的简称，有的称为鉴定学、眼学、器物学、器物形态学、类型学。 所谓标型学原理，就是学术界对古器物的断代，以古墓藏出土的同类器物为“标型”，比照“标型”来断代。它是判断相对年代的一种方法。标型学汲取生物学中的分类学原理，按照外部形态研究考古遗迹遗物的演化顺序 。其方法是：将遗迹和遗物按用途、制法和形制归类，根据形态的差异程度，排列出各自的发展序列，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关系 。对不同文化的遗迹 、遗物类型进行比较，还可以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影响关系。考古学研究的实物遗存总是具有一定的形态，而任何实物遗存的形态总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形态上局部的变化）和消亡（完全消失或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类型学通常根据遗物所处的地层进行反复排比，以获知其形态演 化的规律，借以推知其相对年代。还可以通过同一时期内不同遗址器物的比较研究，了解不同地区间文化联系的性质和程度。 由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对文物鉴定仍采用目鉴形式，故鉴定学又称眼学。眼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学上可称之标型学。简单地解释就是当被鉴定物出现时，鉴定者马上在头脑调出库存资料比对；如没对应的资料马上进行下一轮类比，随后做出判断。宋徽宗的《文会图》中，就展示了宋人日常用器的习惯。摆放在桌子上和侍童端来的酒盏，就是上下一套的，分为盏和盏托两部分，并且是同样的质地颜色。兹石楼机构收藏的这件北宋汴京官窑茶盏类型，可能就是宋徽宗《文会图》中茶盏的原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仅见一例。从直观比对看： 一、颜色一致，皆为青灰色。中国古人们崇尚玉器之美，青瓷恰恰迎合了古代文人们这种喜爱翠色冰肌质地的心理。因青瓷器皿表面所上的釉色中含氧化铁成分，经烈火烧制后的成品，表面呈现出青绿色。这种色泽清幽明净，它传递出一种碧水青天般的幻象，凝聚了美玉般的质感，因此，历代名窑无不以青瓷为美，孜孜不倦地追求青瓷如冰似玉的质感和神韵。而青瓷也并非为一成不变的青色，它的釉色常常因烧制时釉的成分不同、烧制工艺不同，呈现出色彩的细微差别，有的偏蓝、有的偏绿、有的偏黄等，但都统称为“青瓷”。民国许之衡先生在《饮流斋说瓷》中称：“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 宋代文人由于受到儒、佛、道、禅等传统哲学思想、审美情趣的影响，对青瓷更是喜爱有加，寓以较高的审美精神和人格品质，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对韵味、境界的追求融入尚青的观念之中，成为宋人对青瓷赏玩的标准。较之唐的鲜艳，明清的俗丽，宋代青瓷釉质细腻、色调质朴、韵味高雅，而这种色调往往与自然融合一体，可遇不可求，即所谓“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的最高审美境界。 二、型一致。将《文会图》上的茶盏局部放大看，正是一种两节四分的造型。下一节为托，由圈足圆底、十二瓣形承盘、椭圆形座组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上面是六瓣莲花形杯。实物与图上的器物各部分的比例也惊人一致。 陶瓷艺术大家杨永善认为,在造型方法上,宋瓷讲究的是象形取意;在造型程序上,宋瓷则以精益求精见长;在造型志趣方面,宋瓷表现的是诗意盎然。莲花盏似未盛开之莲花,线条高雅清秀,温柔婉转,极具美感的同时传达出人们对高尚品行的推崇与赞美,将瓷器深层次的意蕴表露无余。其优美的造型具有仿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形制美的典范化是宋代陶瓷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标志着这种艺术形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道家所蕴涵的委婉淳厚、天人合一的审美观给当时的瓷器造型打上了深深地烙印。在道家美学的影响之下,宋代瓷器风格意蕴表现出自己的祥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以清新质朴为本,与“自然英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处。动中寓静的审美追求,充分体现了人与物的和谐,自然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深化了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同时,理学在宋代的盛行也是当时人们追求瓷器造型简约、充满自然韵味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的瓷器不仅在造型上追求删繁就简,而且在意蕴上也常常以高丽清雅为胜,显示出宋代瓷器独特的自然雕琢的美学气质。它排斥理性化的特征,挺拔秀丽的外形正是宋代人简约平淡,清逸典雅审美观的反映。 仿古淳朴美。宋代的瓷器深受当时复古之风的影响,故而展现追逐古代礼仪之风尚。不仅因袭商周时期瓷器的浑厚庄重的造型之风,还效仿了汉代礼器和铜器的精密美焕。宋代的瓷器从总体看,陶瓷的造型简洁、优美,为我们创造了卓越的美的工艺形象。器物的恰当比例与尺度,使人感到减一分则短,增一分则长,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这是宋瓷所以在千百年来,为人们所赏识的原因。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宋代瓷器所彰显出来的文化沉淀,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在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 三、新老的判断。老瓷器光泽里的油质感使器物表面透出宝光，新瓷器光泽直白而刺眼，无油质光泽；瓷器没有挂釉的底足则能看出胎质。由于地域不同的土质差异，使南北宋官窑的胎质产生较大差异。由于古代交通与贸易的局限，所有瓷窑皆为就近取土，北宋官窑窑址位于现在河南开封，当地的瓷土土质润细，色偏灰白，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皆产自河南，且胎质相似，近于类似汝窑的香灰胎，胎釉颜色相近，所以挂釉部分基本上是看不到胎质颜色的，也有口沿和出筋部位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驳釉现象的，其露胎处会看到铁褐色，但不是胎质，而是护胎釉的颜色。南宋的官窑和哥窑（哥哥洞窑）则产自现在的杭州，胎土呈铁褐色，瓷器不好挂釉的口沿和出筋的部位通常会出现露胎，露胎部位出现的胎质呈深紫色，不挂釉的底足胎质呈铁褐色，通常称“紫口铁足”，这也是判定是否为南宋哥窑、官窑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北宋官窑、哥窑存量少，实物上手机会难，更缺少南北宋官哥窑实物同时上手比对的机遇，以前的研究者通常泛称宋代官窑、哥窑的主要特征为“紫口铁足”。几百年来以讹传讹，造成历史上对南北宋官窑、南北宋哥窑的鉴定和断代出现“断片”的现象。四、釉面开片的时代特征。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的纹片如蟹爪、如冰裂纹，成为一种独特的线纹之美，结合如玉的淡雅青色，变成一种无法复制的天作之合。其独特的坯釉配方和烧成技术早已失传，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最后对比一下北宋官窑和新仿北宋官窑：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说明在清代时，宋代官窑已是个传说了。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蟹爪冰裂，釉面莹润，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窑赋诗：“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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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钧窑朱砂红罐窑口考证文/图 山西 石锺华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属北方青瓷系统，其瓷器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窑变美妙，彩色缤纷”为其他窑口的产品所不及。尤其是红变釉，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二、 问题提出：钧窑朱砂红罐曾经先后在几个大的收藏网站作过展示和讨论，得到了资深瓷器版主的认可。他们是，广州的品一品，太原的李勇、上海的李润臣和碣山人，认为是宋代或辽金时期的钧窑器。这样看来，笔者收藏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作为捡来珍品，视乎还有继续探究下去之必要：窑口及年代。三、 藏品特征：器物的基本特征，是判断窑口的重要依据。具体特征是：罐高12.6厘米，口径10.3厘米，底径6.3厘米。罐内施以天青色釉，罐体外整体施以朱砂红釉至足，口部呈深赭绿色；高圈足，墙外撇，底、足施芝麻酱釉护胎，底部“三”字款；罐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开片，有的开片裂纹明显较宽，呈牙黄色；釉面有气泡明显，且间有死气泡；胎体厚重、坚致。罐的整体制作甚为精致，包浆厚重，磨损程度自然、明显。由此，钧窑朱砂红罐的这些特征排除了后仿的可能，反倒是关键特征均符合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的考古发现。四、 窑口考证：神垕镇“ 刘家门窑址最早地层中的纪年材料。此段的纪年物有, DT3层中出土一枚“元丰通宝”钱(1078 年～1085 年) 。而属于第一期后段的地层DT3 层中出土多枚宋徽宗朝的铜钱, 最晚的是“宣和通宝” (铸于1119 年～1125 年)”;“此期的产品以青瓷器为主,其次是素胎器、钧瓷……；此期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 外施红釉的器物, 覆盖外壁的红釉颜色秀美娇妍 ；这种整体红色釉的器物更少见,……这种红色釉的器物仅在最早的地层中出土, 稍后就停止了生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较肯定地将刘家门窑第一期前段的时代定为北宋末期的徽、钦二宗时期(1101 年～1127 年) , 表明钧窑始烧于北宋末期” 。“此期比较流行在一件器物上施两种色釉, 如内施天青釉, 外施红釉 , 或外施青绿色釉, 内施赭褐色釉, 这种现象很有时代特征。”;“现在所见珍品, 多为过去皇家藏品。”“通过发掘材料, 我们现在可将这些大面积红彩钧瓷定为早期钧瓷, 与带小块规整红斑的器物区分开来。但无论是所谓“红彩器”还是“红斑器”, 都表明钧窑是在探索自身的装饰方法, 开创自己的特征。”（ 《钧窑始烧年代考》秦大树）“特别是, 钧釉的精品器物上常在足底等少量未施釉的部分, 加施一层酱褐色的护胎釉, 十分精美”， “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器形特殊, 制作精美, 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 由于这类器物曾为清宫大量收藏, 也一向被认为是官窑制品。”（ 《钧窑始烧年代考》秦大树）分析与结论：1.分析 秦大树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大树教授更是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时的主持者。《钧窑始烧年代考》一文就是这次考古发掘的结论性论文。由此，考古的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权威的，而运用第一手资料评价、考证收藏者的藏品，是目前选择的最佳方法。 北宋末期，“此期比较流行在一件器物上施两种色釉, 如内施天青釉, 外施红釉 , 或外施青绿色釉, 内施赭褐色釉, 这种现象很有时代特征。”;“现在所见珍品, 多为过去皇家藏品。” 明万历时高濂所著《遵生八笺》, 其中《燕闲清赏笺》: “若均州窑, 有朱砂红, 葱翠青、俗谓莺哥绿, 茄皮紫, 红若胭脂, 青若葱翠, 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这些论述，不仅仅是对于藏品的窑口、年代给以了考证，而且对于藏品的珍贵程度做了肯定，即皇家藏品，上品。 2.结论 ：藏品为“北宋刘家门窑官钧朱砂红罐”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由于缺乏宋代的文献记载，后代的文献记载又常是零零碎碎，甚至还互相矛盾，目前仍无法揭开其面纱。虽然数十年来与哥窑相关的考古实物资料不断增多，并且也依据这些实物资料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还没有正式发现宋代哥窑的确切的烧造窑址之前，很多观点都不能作为研究哥窑的证据，只能是推敲和设想而已。不过，两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却为我们研究哥窑带来一些方便。
哥窑瓷器的陶制工艺
哥窑的烧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满釉支烧工艺，这种工艺与汝窑的满釉支烧相同，不过由于哥瓷的胎体比汝瓷厚重，所以其支钉痕也要比汝瓷的粗壮。一种是满釉垫烧工艺，这种工艺在哥瓷中比较常见。
哥瓷的装饰工艺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紫口铁足”现象，这个情况出现于青黑色胎体的哥瓷中;一种是只有铁足，没有“紫口”现象(台北故宫很多哥瓷均为这种现象);一种是口沿和脊棱边缘处用染料涂抹而出现的紫口现象。以上的三种情况的铁足呈像，都是在器物的底足处涂铁褐色护胎釉的结果，而并不是胎体的颜色。
“紫口铁足”是宋代官瓷和哥瓷的一个特征。很多人认为：其瓷胎是黑色的，在烧造时釉汁流动，使得口沿处变薄，露出黑色的胎体而形成了紫口的现象，这个情况只是在一小部分青灰色胎体的官瓷和哥瓷中出现的现象。通过观察两宫传世哥瓷我们发现，哥瓷中的紫口现象不是在烧造过程中因为釉汁的流动使胎体变薄形成的，而是一种装饰效果。做法是：在哥瓷胎体的底足处先涂上铁褐色的护胎汁，然后整体内外施釉，釉汁晾干以后，用笔在器物的口沿处和棱脊边沿处涂上紫黑色的染料，然后在罩一层透明釉，入窑烧制而成。出窑以后，哥瓷就会出现这种“紫口铁足”的效果。宋代人追求的官、哥瓷器，不但是釉面温润如玉，胎体也是要给人一种“铜胎铁骨”的感觉，好像是铜器上施以釉汁做成的，这样的搭配，把哥瓷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哥窑瓷器的釉面温润如玉，这个现象与汝瓷不同，汝瓷是追求亚光的效果，而哥瓷更是追求一种温和的玉质感。这种现象的产生就是在哥瓷的釉层外端，再施一层透明釉。有了这层透明釉，加上烧造温度的合理控制，哥瓷的釉面就会变得更加温润。很多人认为，透明釉的使用应该是出现在元代的青花瓷器上，实际上，北宋的官、哥瓷器早已经使用了这种工艺。这种透明釉的使用，可以增强瓷器表面的玉质感和耐磨性，更有利于观赏和把玩。在出土的瓷器中，汝瓷很多都是表面被沁入，而官瓷和哥瓷就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正是因为有了这层透明釉的保护，使得很多官哥瓷器依然是灿然若新。
哥窑瓷器的真假辨伪
哥窑瓷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所以历来有官哥不分之说。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的玉质感，抚之滑润应手。这种当时用天然的矿物制作的釉料，其色泽、光润度以及烧造工艺，至今无法破解。二是瓷器上的“金丝铁线”现象，它们各自形成一个个网，相互交错又纹理自然，交相辉映。这种只有真品哥瓷经过千年时间沉淀形成的开片和光泽，让我们叹为观止。三是器物的造型庄重古朴。很多都是来自于商周青铜器的造型，加上宋代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所创制的独有的器形，我们难以理解他们的意境和用途。
而现代仿品，器形失去古拙和庄重感，比列失调;釉色光亮，一些不明亮的则多是酸蚀做旧;开片纹基本为黑色，没有金丝纹;釉面没有玉质感，且胎体过轻或过重。
哥窑的仿品历来不断，最早的记载是始于永乐末年。据《皇明纪略》记载：明仁宗当太子时，曾令人成功地仿成哥窑器，但至今未能找到传世品。台湾故宫藏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青花瓷款的哥窑盘和碗，但是否为明仿尚有争议。属成化款的仿哥窑器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均有收藏，其胎质细洁、白净致密，釉色有粉青和米黄两种，釉色滑润，光泽度很强，开片整齐。成化以后，明代仿哥窑器精品不多。清雍正唐英时，又有仿哥窑生产，制作精良，既有大小纹片错落有致的“金丝铁线”，也有单纯的大纹片或小纹片，釉色以深浅灰青居多，部分有“紫口铁足”，其胎质较厚。与宋代真品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乾隆以后继续仿烧，官窑多书本朝款。
哥窑瓷器的价值
哥窑瓷器存量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少到只有百十件的地步。这个数据只是目前馆藏的数量，在世界各大藏家的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哥瓷不为外界所知，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而且，近些年出土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199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哥窑八方贯耳瓶，以1000多万港币的价格成交;2004年12月，一件哥窑瓷器在河南郑州拍卖，最终以1000多万的价格被一位民间藏家购得，这件官窑双耳瓶呈米黄色釉，紫口铁足，历经千年，更加光泽莹润;2010年5月苏富比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是 300多万美元。由于哥瓷的釉面温润如玉，造型精美别致，且胎体厚重，更有利于观赏和把玩，所以开始受到很多藏家的关注和追捧。但是，目前国内受拍卖法的限制，价格还不是很高，转让和交易都是私人之间进行。将来哥瓷一定会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哥窑瓷器闻名海内外，其烧制工艺在中国瓷器史上谓之一绝，历代虽然仿制品很多，但是在制作工艺上都远不如哥窑瓷器。哥窑瓷器现存世量稀少，在市面上非常珍贵，造假者甚多，藏家在购买时一定要谨慎。
北宋官窑瓷之我见（中国文物鉴赏论文）2009-04-27 00:36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1.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2.釉色美丽烧制精湛上图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3.釉层厚度极为薄从以上两图的断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并且从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三．总结这学期通过在复旦大学选修《中国文物鉴赏》，我对文物这一方面更感兴趣，尤其是北宋官窑及其瓷器。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① 参见于百度百科“北宋官窑”② 参见于“景德镇陶瓷网”——“北宋官窑瓷款鉴别”（非图和分析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2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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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是最全面的
主要在于，其一，宋代统治者看到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皇位的更迭甚至直接由宦官决定，因此，宋代统治者对宦官专权的危机意识，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性，才导致宋朝没有重蹈唐朝宦官专权的覆辙。其二，宋朝颁布了许多制度，明确抑制宦官过度发展。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独特在宋朝大兴读书风气，朝堂之上基本都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向来看不起宦官，所以宦官根本没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地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出现了宦官专权，祸乱朝纲的事件，最严重的是东汉、唐朝和明朝。但有一个王朝例外，那就是宋朝。
说起宋朝的宦官，我们可能就知道童贯。此人可能是宋朝唯一祸乱朝纲、比较坏的宦官了。但实际上此人真的一点不像宦官，他长有胡须，英明神武，常年在外带兵作战，还打了不少胜仗，与历朝历代宫内的太监相比，他确实一点不像太监。
其实，相比东汉、唐朝和明朝，宋朝宦官的权力丝毫不比他们差。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所以他严格的限制武将的权力，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回了几个武将的兵权，又大刀阔斧的改革军事制度，将武将的权力下放给文官。终于没有武将敢造反，也没有实力重演黄袍加身。
那么，宋太祖对文官放心吗？也不放心。
为了防范文官集团，宋朝放开了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放宽录取标准，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吸收人才。
以前科举过了，还要通过吏部的公务员考试才能分配工作，但宋朝取消了公务员考试，只要科举通过了，一律安排工作。即便暂时无法分配的，也有工资拿，还很高，铁饭碗。也就是说宋朝养了大批后备官员，随时补充。竞争压力大，谁有心思去谋划了，大家都一心一意为赵宋官家服务，生怕丢了饭碗。
与此同时，宋朝还独创了一种官差的制度。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差或者职才有实权。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担任实职，才有实际的权力。
举个例子：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宰相，不用问的，但是在宋代则还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甚而至于，中书令如果没有“判中书省事”之差，那就连中书省的事也不能管。同理，只要有此差遣，哪怕官衔再低，也能管事。
如此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样做虽然造成了一大堆官员没有事做，同时又有一大堆事情没有人做，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却很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谁敢不听话？
所以，文官集团也不敢造次。武将没权了，文官权力也被限制，那么，权力到哪里去了？
皇帝手中。谁距离皇帝最近？
宦官和外戚后宫。
不过宋朝外戚后宫权力也被限制，宋朝规定外戚只准“奉朝请”，坐享富贵，不准预政，不准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女后也是，一律不得干政。
文臣武将、外戚宦官都没或者限制权力了，就剩下了宦官。所以说，宋朝宦官权力是很大的。逻辑很简单，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宦官是距离皇帝最近也就是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皇帝不可能行使全部权力，有一部分权力必然会稀释到宦官手中。
那么，宋朝宦官具体有哪些权力？
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参与军事、掌兵监军。宋朝的宦官广泛参与军权，这是很少见的。据《宋史》记载，北宋43名宦官，其中18名宦官都掌军权，带兵打仗的经历。
宋朝太监不带带兵打仗，还广泛参与军政活动，负责监督军队。43名宦官中，有6名宦官被明文记载可以监军。除此之外，宋朝宦官还可以监视百姓和百官。由此可见，宋朝的宦官权力并不小，甚至极大。但我们为什么很少听说宋朝出现宦官专权祸乱呢？
主要原因有三点。
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宋朝的宦官机构，宋朝宦官机构叫内侍省。内侍省是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侍省以统辖亲信宦官。
《宋史·职官六》说：“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
下面我们再来看宋朝限制宦官权力的具体措施。
一是宋朝严格限制宦官的数量，防止宦官群体壮大。
鉴于前朝的教训，所以，宋朝立国之初，就从制度方面，对宦官人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限制，防止宦官势力过大、难以控制。
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规定宦官人数不得超过50人。到宋太宗时有所增加，规定内廷侍官定员为180人。不过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的昏庸，宦官数量有所增长，一度达到4000多人。尽管如此，与唐末、后唐及南汉等朝代动辄成千上万的宦官数量相比，北宋的宦官群体并不算大。
北宋之后的南宋，对控制宦官数量也很严格，总之有宋一点，对宦官数量的限制一直比较严格。
同时，宋朝严格宦官养子制度，断了太监们的念头。
二是设置了有别于文官集团的官阶制度，使不与士人混淆，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如违反规定者，要受到流放二千里或除名的惩处。
宋朝授官最高不过“留后”，平日只“供洒扫”。太监到了一定的官衔后，比如遣送出皇宫。
宋朝内侍省的宦官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内侍省宦官职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宦官的高级官称另有内客典使、延福官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等。元丰改制后改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等。
三是宋朝严禁宦官和文官往来。
这样就避免了宦官和文官相互勾结的现象。
总之，赵宋官家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以，宋朝鲜有听闻宦官祸乱的。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知州大概就相当与现在一个大市的市长吧(不是县级市)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规律古代选官和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兴衰。因此，选官制度是保证和巩固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举措；历代选官制度在执行初期都主要起到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在执行的后期，逐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选官制度的主要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标准逐步趋向公开、公平、客观；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方式。明朝之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性占主导地位；但明朝之后的科举制度消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项愚民政策，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二、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的几点启示1．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和选官的制度。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它们有相同的历史作用，即对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封建社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2．两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使中央集权正常运作的选官制度，两汉时察举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两汉时期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很不完备的。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拔人才，并为以后历朝所沿袭。3．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和越南长期实行过科举制，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后就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4．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则国兴，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国衰。我们应树立科学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宋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科举制，文化人可以通过对五经的学习（当时四书还没有写成）来求取功名，优秀者将被选拔为官。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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