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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选第三个题目，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审题，理解关键的一点，什么是实践，实践包括了什么属性，然后写上去，然后有一点很必要写上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怎么对待实践的，（先得到感性认识，再得到理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反复循环）然后说说历史上的其他认识论，着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对比，辩证否定其他认识论，凸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正确性，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的认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认识论等等，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等等；然后就要谈存在方式，先写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等等写上去，目的是要凸出世界的物质性，然后再举一个两个例子进行补充说明；然后就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写上去，同样举一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最后总结一下，人的存在方式。最后，就是要结合上面的两方面做一个大综合，综合论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命题。当然要有推理过程，这里不说，看你自己怎么说，例子就没有必要再举了。
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是辩证统一的
应该是中国改革30的又关题目吧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收稿日期: 2001—06—25·1·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式形成。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大林对他们的误读。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以说问题颇多。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补新的内容。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3·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21、27 页)。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4·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想。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
毕业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B1版)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且，他率先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归结起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表述，其核心或本质，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的特点”，即“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显然，“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方面开始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表现、充实和丰富，开始其中国化。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番改造后，用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其在内容上带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在实践上成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在国民 教育 、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大学生活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在传统的观念里，民生就是单纯指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任何附加的社会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提升，民生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生已经扩大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解决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首要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的分析，就是要从思想理论层面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指导。
一、民生的基本内涵
民生，简言之就是关系人民生活的问题。民生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等。民生是所有生活细节的总和。民生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只要有人存在，就必然有民生问题存在。民生一词自古有之，民生是各朝各代、各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国民生活的稳定进步是国家稳步前进的基础保障。民生既属于社会范畴，也属于历史范畴。民生代表着国家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代表着国家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民生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标准中，民生要素占据重要比重。正确认识民生概念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把民生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重心位置，也是我国促进民生问题提升的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对民生思想的认知和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中民生思想的体现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民生概念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对"人"的概念给予了明确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核心，人处于社会整体活动的中心。人是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民生问题的中心要素就是人，人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作用力。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唯物史观，认定了人的本质，人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物质生活资料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思想世界是一次重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认定是公正客观的。民生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概念范畴的统一。
(二)唯物史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认知。唯物主义诞生以来，人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我国领导集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创造历史的因素，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主宰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正确认知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能够从现实角度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史观对于民生的重要理解就是能够正确认知人的作用。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社会的一切活动都靠人的行为完成。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人是 社会实践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社会活动由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构成。社会要发展，必然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关系的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人也会跟随着社会发展的角度进步。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者和参与者，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活动力有明确的认知。因此，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民生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
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和今后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解决民生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性任务。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科学经营。民生问题涉及的范围是广大的、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举措上贴近现实，在保障工作上严谨。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可以从思想上提供智慧源泉，可以为民生问题提供重要的思维提示。解决民生问题就要树立坚定的信念，从思想上、实践上统一，把民生问题当成党的中心工作对待，让民生问题不再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
四、结语
社会越是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就要越细化。人民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民生是关系到国家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中的民生思想是指导我们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性思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要采取中国式的方式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好检验。
一、前言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方法 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主体法律不仅对整体的法律世界作出理论概括和解释，而且为理解法律的世界和实践主体提供了一套方法。为了正确而有效地指导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法理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它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法学范畴论、法律本体论、法律发展论、法律运行论、法律价值论、法律 文化 论、权利义务论、人权论、法治论、法律责任论、法律程序论、法律全球化。研究生理解和掌握法学的基本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将有助于扩大研究生的法律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引导学生研究法律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运用法律学原理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概念
(一)如何理解法理学
法理学被称为“法哲学”，指的是意识形态，又指法学的学术领域。在思想体系的意义方面，法学是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价值的概念、信仰、认知和评价体系，也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学术领域或学术意义上的法学概念指法律制度理论的涵盖性、抽象性和普遍性。[1]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它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切利益，解释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法律的现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实践法律思想、想法和概念，也包括在广泛而深刻的知识。
(三)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所有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法律理论。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出现，使法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科学、最有活力的法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诞生的重要标志。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政治思想起源，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和强大的生命力的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法律本体论是任何法学理论建构其体系和学说的基石。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本体论又叫“本根论”，是指探究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的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法律本体论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包含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本质、法律的要素等。
第一，法律的定义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确定的定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属性也要求法律的定义要继续关注法律现象的变化，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二，关于法律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是相对于现象的哲学范畴，其理论意义在于揭晓事物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内部联系。法律的本质是法律存在和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根据，也是构成法律的各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法律的本质有三个内在联系的层次。一是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本质形式，也是法律本质的外在表现。二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初级本质，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客观需要。三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律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本质最终以国家意志这一法律的本质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法律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存在。
四、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法学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于其科学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法律，对法律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阐述、解决法理学中的问题。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法律思想武器，讨论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过程中具体的法律问题。否认曾在书中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坚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和阶级，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功能和价值等。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地说明了法律的主要问题，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第二，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法制实践为基础，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与国外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站在中国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当时的法律，在发展社会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破旧立新。一种是进化论，即推陈出新。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法学界也存在建构论和进化论两种理论。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作者认为更生动的方式剥削阶级的一个国家。
第三，关于法的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权利和义务是出现在人类社会和有法律的国家。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哲学的范畴，它是人类法律思想的本质。本书把权利和义务同法律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时论述了西方权利和义务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权利和义务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权利义务进行释义并提出了8种不同的学说，也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分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有所不同，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虑，在日常的生活中亦是如此，站在特定环境下去看待问题，对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全面或者非亲眼所见，就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样容易出现错误的结论。
第四，对于移植和继承法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正确处理同古代以及外国法文化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资产阶级法学则有批判的分析，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无价值的东西，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起点，克服了那种对待古人和外国人的法律时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极端态度。
五、结语
学习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律思想，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运用于研究和解决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深化改革，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难题，促进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并逐步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新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还需要中国法律制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一起努力。
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这个比较好写，你翻一下最近几年的哲学类书籍，基本都会论述到一些。记得不要在网络上下，小心查同
哲学论文题目一：科学技术哲学
1.对科学的崇拜与批判：两种对峙的科学观
2.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未能诞生于中国——从科学自身的原因看
3.科学价值中立如何可能
4.试析科学发现中的机遇现象——从现代物理学中的实验发现看
5.从近代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以及此问题之现实意义
6.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一种阐释
7.“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评析
8.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9.当代科技的价值论分析
10.论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责任
11.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
12.科学与政治的张力
13. 试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14.祁克果生存哲学研究
15.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论研究
16.尼采的“权利意志”研究
17.如何看待尼采的“超人”
18.尼采与叔本华哲学比较
19.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研究
20.柏格森眼中的道德与宗教
21.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研究
22.狄尔泰的释义学研究
23.何谓“现象学”?
24.胡塞尔眼中的“逻辑学”
25.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26.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影响
27.海德格尔是如何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
28.海德格尔存在哲：内容与影响
29.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研究
30.海德格尔如何看待“艺术”?。
3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32.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33.哲学、科学与宗教
34.试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35.试论“人工生命”
36.自然科学的价值研究
37.技术与人关系的演变
38.“技术双刃剑”评析
39.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无可能?
40.科学技术的发展需不需要受到约束?
41.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吗?
42.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吗?
43.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
44.试论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
45.克隆人的哲学研究
哲学论文题目二：应用伦理学
1.西方应用伦理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2.通过应用伦理学与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之关联性，分析论证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建构
3.环境伦理与社会伦理关系之辨析
4.人类基因研究面临的伦理问题
5.克隆人面临的伦理学问题
6.安乐死的伦理学之维
7.分析器官移植中的伦理学问题
8.如何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效率和分配正义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
9.分析说明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10.当代中国的企业伦理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1.分配公正
12.中国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研究
13.国有企业改革的伦理分析
14.当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15.效率：一种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16.节制伦理的当代重建
17.单位制度与单位的伦理困惑
18.价值货币化与当代人的伦理冲突
19.考试伦理研究
20.当代农村伦理道德变迁研究
哲学论文题目三：马克思主义哲学
1.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2.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4.评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区分，
5.评“重返马克思”
6.哲学基本问题再释
7.基于实践的物质观研究
8.实践辩证法研究
9.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10.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11.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
12.自由与时间：马克思的回答
13.作为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
14.刘斐伏尔与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比较
15.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6.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7.关于马克思历史定位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
18.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现状、方法和意义
19.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症结与可能性的出路
20.自由与时间——马克思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