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论文题目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B1版)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且，他率先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归结起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表述，其核心或本质，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的特点”，即“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显然，“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方面开始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表现、充实和丰富，开始其中国化。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番改造后，用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其在内容上带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在实践上成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