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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旅游文化营销运作模式创新内容摘要：旅游文化营销是发展我国旅游事业，获得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解析旅游市场的文化需求、旅游产品的文化特征与旅游营销的关系，分析了旅游文化的营销运作基础；然后从文化包装与产品设计、文化传播与广告促销、文化体验与旅游品牌等方面探讨了旅游文化营销的运作模式。关键词：旅游文化营销 运作模式旅游文化营销的运作基础旅游市场的文化需求与旅游营销。旅游购买是一种精神消费，是对旅游产品中文化含量的认同。文化消费对消费主体也有一定的要求，不同的消费者由于内在的素质差异，必然会导致对文化需求的不同层次，这就要求旅游文化营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呈现出层次性，阶梯状展示不同文化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旅游文化营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消费者的认识能力可通过自我的文化修养、知识和经验识别旅游产品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取向，如果旅游消费者“看不懂”、“听不明”、“瞧不惯”、“赏不了”旅游产品的内涵文化，则旅游文化营销行为无异于起不到营销的效果；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即文化消费者必须能够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来支付文化对旅游产品的增值部分，毕竟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资金的回收来完成。旅游产品的文化特征与旅游营销。旅游产品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提供物，从营销角度对旅游产品进行划分，其可以分为核心产品、实际产品和外延产品。文化作为旅游产品的核心部分，对于实现消费者的满意度起到重要作用，旅游产品中精神性享受成分越高，越是能提升消费者对旅游产品质量的感知度。而旅游产品各要素中的物质形式，则是消费者满足的重要基础。如果说人们的自然需要为开发新旅游产品提供了自然基础的话，那么满足社会文化需要的要求则为新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社会基础。与自然基础相比，旅游产品开发的社会基础领域更为广阔。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生活个性、名人名物、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文化怀旧、文化向往和文化缺陷等方面。旅游文化营销的运作（一）文化包装与产品设计文化包装策略是指在旅游产品原有功能的基础上，以文化为主导，使旅游目的地的包装具有较强的文化感染力，蕴涵丰富的文化观念，以满足旅游者的某种心理需求。在包装时，要把文化融入其中，使产品本身注入一种民族的、现代的、健康的文化意识，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突出其附加价值，让旅游目的地成为文化的载体。旅游产品文化营销是文化营销的核心，具体表现为设计、造型、生产、包装、使用等方面。旅游景点的文化包装是文化营销的基础，从命名、设计到设施的选择、空间的布局等方面都应充分考虑营销文化渗透。要根据目标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和企业营销策略，使旅游产品的文化包装体现出自身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或是异国他乡文化风采。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创新发展融合时代文化风貌，巧妙地利用文化差异增添旅游产品的魅力。（二）文化传播与广告促销营销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在经济领域有不同层次的多种表现。文化营销传播是营销传播在方式上的现代化体现，它是以系统整合的文化行为为手段达到营销目的的营销传播。文化营销传播是传播文化的系统行为，其评估标准是游客满意度。文化营销传播要通过文化广告和文化促销的方式来实现。文化广告制作的第一步是确定文化广告的目标，这些目标必须符合先前指定的有关目标市场、市场定位和营销组合决策。文化广告关键是令人振奋、明确、直截了当，它应该强调对客户的重要旅游产品特征，语气统一，强调旅游产品或服务及公司的名称，清楚地指出目标市场，并且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促销包括各种短期性的刺激工具，用以刺激客户较迅速和大量地购买某一特定的旅游产品或服务。文化促销主要是吸引那些品牌忠诚度不高的客户，因为他们寻找的是低价或赠奖。在运用文化促销时，必须确定目标、选择工具、制定方案、实施和控制方案，并对结果进行评估。（三）文化体验与旅游品牌体验旅游是以体验为主要诉求目标的旅游活动，是旅游者通过活动和感受产生比较大、比较深、比较强烈的心理印象。不同地区、国家、民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及阅历的旅游者，其心理追求差异较大，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在不同层面和水准上，向不同的旅游者提供体验旅游项目。体验旅游是旅游品牌的重要建设部分。在建设旅游品牌时，文化必然渗透和充盈其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创建旅游品牌就是一个将文化精致而充分的展示过程；在旅游品牌的塑造过程中，文化起着凝聚和催化的作用，使旅游品牌更有内涵；旅游品牌的文化内涵是提升旅游品牌附加值、产品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当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时，旅游品牌文化正好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未来的企业竞争是旅游品牌的竞争，更是旅游品牌文化之间的竞争。参考文献：1.马波.现代旅游文化学.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2.程艳.旅游文化营销运作模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演变，最先吸引人们关注的是饮茶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即茶艺。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文化与茶艺的论文，一起来看看。
茶文化中茶艺教育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茶文化的角度对茶艺教育的研究对象以及茶文化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最后阐述了茶文化与茶艺教育之间的关系，试图为茶艺教育提供一种更有价值的理念与模式。
关键词：
茶文化;茶艺教育;结构体系
1茶文化教育概述
文化主要包括物质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随着文化的发展进步，文化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形态，而是一套价值体系。茶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茶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代表，以茶叶作为基础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而且许多传统的饮茶习俗还保留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人类对茶文化研究的深入，茶文化也逐渐渗透到现代教育之中，成为一门专业化的教育课程。在关于茶文化研究中，如何组织更科学有效的茶文化体系，构建茶文化的应用领域，是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茶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就呼吁应当将茶文化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茶文化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研究内容，有标准的价值体系。茶艺是茶文化的主要组成内容，随着茶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茶艺教育已经成为茶文化研究的代表内容。随着当前茶艺活动的日渐繁荣，对于茶艺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许多高校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于是开设了茶艺课程。茶艺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茶文化仍是其前提和基础。
2茶文化教育的研究领域
茶艺教育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目的是更全面地掌握茶文化知识，以满足茶艺活动的各种需求。对于茶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区分。由于茶文化的发展现状，如果要构建出一个统一完善的教育体系是不现实的，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可以构建不同的结构体系，使彼此之间相互补充完善。对于茶艺教育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所培养的是专业型人才，是在科学系统化的知识基础上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主要面向的是社会岗位，因此，只有以专业的茶文化知识作为支撑，茶艺人才的培养也要符合教育规律，要充分明确茶文化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相关性，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2.1茶艺专业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演变，最先吸引人们关注的是饮茶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即茶艺。茶艺不仅展现了茶活动的技术性，同时也更倾向于艺术性和思想性，茶艺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审美特性和艺术形态，因此被称之为茶艺。茶艺的方式也十分丰富，无论是民俗生活还是普通饮茶活动都有茶艺的存在，人们在追求思想与精神的净化与升华时也有茶艺，在现代茶叶宣传推广中，茶艺也必不可少。如何推广更为科学的饮茶方式，以及如何在茶艺这种艺术形态中宣传树立茶品牌都成为当前茶文化的研究内容，茶艺是因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岗位，茶艺也成为专业人才就业的领域。茶艺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一，提供了专门的职业与人才，而在他们背后，则是与茶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的科学进步，如果没有茶文化的基础与支撑，茶艺是无法真正确立起地位的。
2.2茶艺专业课程的构成
无论是从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茶艺的结构层面来看，茶艺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课程知识结构包括以下几个系列。首先是茶叶学。茶叶学的课程主要可以分为茶叶种植、加工、茶综合利用茶健康等内容。学科主要侧重于茶的应用以及民族体质的提升作用。其次是经营学。主要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研究茶产业的发展经营，主要包括茶叶外贸业务、茶旅游等内容。再次是茶艺学，主要包括茶艺、茶具、茶道、茶俗等内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饮茶的形式、制度和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后是茶史学，主要包括茶文化发展史、茶文学、茶与哲学思想等内容，是从不同的角度学习饮茶文化及相关的文学艺术研究。
2.3茶艺内容的相关性
茶艺教育是具有茶文化特征的专业教育，教育内容与知识结构的研究对象相一致，二者不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具有一定关联性。首先，茶叶学是茶艺教育中的基础内容，也是茶艺课程中的基础内容，主要研究对象是茶叶，只有以茶叶作为科学基础，才能使茶文化得到稳固的发展，茶艺教育才能经得起检验。茶叶也是茶艺教育中最具实物特征的文化代表。茶叶的研究是极具知识性与艺术性的学科。其次，茶史是茶艺课程的主干内容，研究对象是饮茶文化历史。由于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茶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等综合内容，厚重丰富的茶文化内涵，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茶艺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主要以茶的行为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茶艺学是一门综合的实践学科，主要是以茶史为基础背景，利用茶叶这一实物，演绎出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饮茶方式，同时对茶叶的生产经营、经济发展都有较积极的推动作用。茶艺是一门特殊的文化学科，也是体现茶文化的重要形式，从茶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的知识结构与表现形式。最后，茶经营学也是茶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对象是饮茶的经济法则。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密切相关，学生在接受茶艺教育时，不仅要符合发展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获得专业的提升与肯定，并从职业发展中获得经济收入。茶艺教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教养性，因此，将茶文化与茶经营学相融合，使茶文化能够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激发出更鲜活的力量，才能有效促进茶艺的良性发展。
3茶文化在茶艺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茶文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茶文化的渗透，茶艺教育能够与人类的本性更加协调，使人在真善美等方面获得更好的融合发展。茶文化的价值与茶艺目标价值是相一致的，这也使茶艺教育的意义更具典型性。
3.1真的价值
茶艺教育是一门实物教育，是以茶文化为基础，具有求真的价值体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客观物质的求真。茶文化是以茶叶为载体，通过对茶叶的质量鉴别、冲泡技术、品饮方法的学习和研究，对其内在的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以获得其真的价值所在。茶文化的这一价值体现在茶艺教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茶艺作为一种茶文化艺术形态，在教育实践中也要求学生要遵守物质求真的价值观，以获得更真实有效的科学规律，有助于对茶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其次，是对健康的求真。茶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饮品，更有益于人体健康，通过多项科学实验证明，茶叶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茶的养生功能被不断的推崇，使茶成为世界上的健康饮品之一。最后，是对历史文化的求真。文化与历史是相互融合的，文化就是历史，历史也是文化，虽然历史不可重演，但可以通过茶文化延续历史，使茶文化的历史得以还原，从茶文化史中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彩一面。
3.2善的价值
茶文化中有善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至诚为德，尽性是善。在茶文化中，有尽茶之性和尽茶具之性，即再远大的理想也要通过实践而实现，而在实践过程中，要通过至诚来实成人与物的情感连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化虽然是历史的还原与再现，但始终离不开现代人的思想与感觉，茶文化有深厚的茶德精神，从特性到人性，最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这也是善的价值最形象的体现。茶文化不仅是文化的体现，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只有满足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茶习俗，才能与人们的生活意义相符合。同时，通过专业化的茶艺形态，能够促进人们的完善生活，体现人们的价值观，在继承了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更明确了生活的信念，使人们的生活理想超越了生活的人文意义。茶艺教育既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氛围，同时也为社会生活的平和高雅塑造了文化榜样。
3.3美的价值
美是人类的天性，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现，是人类对自由的想象与追求。茶艺中展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正是茶艺之美的体现。茶艺之美是形式与内容美的统一，展示茶艺形式的同时也体现出其内在美。茶艺的形式美主要是由茶、水、器、环境的组成，茶艺的内在美实质上是泡茶的意境之美，茶艺活动体现了一种人与茶相融的意境之美，是最接近生活的艺术表现。茶艺之美主要包括外在美与内在美。外在美主要体现在茶叶、茶具、茶环境、茶技艺之美。内在美是指茶体现出的人格之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提升茶艺的修身养性之乐，实现人与茶的和谐。通过茶艺教育，能够培养学生丰富的人生情感，情顺万物、对应自然等思想情感。茶文化体现了怡情养性的和谐之美，茶文化的美是规范的美，是高洁的美，是自然的修养，是对于人生的无限憧憬与热爱。
4结束语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在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态。以茶文化为基础和支撑，为茶艺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使茶艺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思想之美得以体现，对于学生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培养有着积极的影响力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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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茶艺教学中的影响
摘要：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也是茶艺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几年，茶艺教学重视冲泡技艺而忽略了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已与东方哲学思想相融合，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艺术追求、审美标准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各地的生活习惯也融入茶事活动中，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俗茶礼，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探究了茶文化在茶艺教学中的意义。
关键词：茶艺;教学;茶文化;历史;民俗
茶艺起源于中国，是在茶道精神指导下，讲求人、茶、水、器、艺、境自然和谐，完美统一的艺术活动，同时也是茶文化的集中体现。茶艺，简单来说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这其中泡茶是“茶艺”的主体。在茶艺课的教学中，笔者不断深思，茶艺如何教好，让同学在学习过程中找到乐趣，如何达到人、茶、水、器、艺、境自然和谐，完美统一。但学生们将茶艺仅仅理解为泡茶的技艺，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去感受到茶文化贯穿于茶艺表演中的精髓。茶从茶树上采摘下来时结束了它的生命，当我们将茶叶重新放入茶壶中冲泡时，却是茶的第二次生命。我们该怎样用心去领悟到茶生命的又一次轮回?
1中国茶文化发展
千百年，茶文化彰显了一种永恒的魅力，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融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这在学习茶艺和教学过程中是缺一不可的部分，在教学中不难发现同学们更热情于操作技能课，对于茶艺来说停留在最浅的层面——泡茶。而茶艺要求我们掌握“泡好一杯茶的技术，品好一杯茶的艺术”，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学好茶文化是学好茶艺的基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早在神农时期就发现了茶的药用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的饮料。茶文化最早起源于巴蜀，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三国以前以及晋代、南北朝时期应属于茶文化的萌芽阶段。当时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茶文化产生之初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到南北朝时，政治家们提出以茶养廉，对抗当时社会的奢靡之风，又因当时较多战乱，文人无以匡世，渐渐兴起了清谈之风，因茶可以保持清醒，于是逐渐将饮酒转向饮茶。到了唐代茶文化基本形成，有丰富的茶叶物质，提出茶道、茶礼、茶文化与中国的儒、道、禅哲学思想相结合，中国茶道吸收了三家的精华讲究“清、静、和、美”，禅茶一味超然世外找回本真。“茶圣”陆羽所做茶经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苏东坡的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典型的代表了唐宋以后文人墨客将品茶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宋代至明初茶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宋代人们将煮茶法改为点茶法，讲究色香味的统一，除了宫廷茶文化的出现，民间也兴起了斗茶之风，宋人将饮茶作为人们增进友谊和社会交往的媒介，成为了一种民间礼节，“茶馆文化”也相继出现，“客来敬茶”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利益美德。清代传统意义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逐步得到确立，“开门七件事”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茶文化中茶叶冲泡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茶馆的普及成为显著的特点。明代基于散茶的兴起，“废团茶兴散茶”，使得冲泡过程不仅方便而且大大增加了饮茶时观赏的艺术性。茶具也各有讲究，不仅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工艺有了新的发展，还出现了不同石质粉末烧制的粉彩茶具，除了青瓷、白瓷茶具外，还产生了彩瓷、珐琅彩等茶具，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茶人在饮茶中有意识的追求自然美和环境美相结合，也体现出人们饮茶的艺术性。不同的朝代，有着不一样的饮茶方式和冲泡方法，这充分证明了茶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人们的饮茶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2茶文化与茶艺教学密不可分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国茶叶生产历悠久、品类繁多，外观千姿百态，香气、滋味各具特色，绿茶、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它们每一类茶都有不同的冲泡方式，这就与各类茶的茶文化、历史渊源密不可分。茶艺教学中实训冲泡固然重要，但只有我们对茶文化及其各类茶的历史渊源有了了解，才可以说茶艺表演是有灵性的，才能真正做到学习茶艺过程中“人、茶、水、器、艺、境”的完美结合，学会用境泡茶，用境去喝茶。例如：我们玻璃杯用绿茶，玻璃杯中的绿茶透着鲜亮精致，清饮一口，有一种微微的苦，不经装饰，简单本真的滋味。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很多困扰，如果你懂了绿茶，那么也就不会在意生活中的困扰，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才能证明我们充实的活着。我们利用玻璃杯还原了茶叶本真的味道。一杯茶如果缺失了内涵，尽管你用了最精湛的技艺，但是对于一个茶艺师来说也是失败的，茶要真，生活也要真。我们常用紫砂来冲泡普洱，因为普洱茶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保存才能散发浓香，正如紫砂壶的特性一样，需要岁月的沉淀，才能读懂自己，才能使我们在冲泡中内心平静，才能感知到原本及容易漠视的东西。其实不仅是茶，还包括茶艺冲泡的各类茶具、我们在茶台前冲泡的每一个动作，它们都与我们的茶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凤凰三点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春风拂面、白鹤沐浴等等;再如中国茶文化和民间习俗的渊源，云南大理白族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寓意青年人在创业的道路上应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也是茶艺教学中茶文化与冲泡的典型事例，还有各地因不同民俗形成不同的饮茶方式等等举不胜收，可以说茶与茶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到发展，生活就是茶，茶就是生活。学习茶艺要始终以茶文化为中心，将人与茶相结合，才能在每一次的冲泡过程中真正将茶人与茶融入到一起，才能够以茶为媒，沉潜涵咏，静心顺气地与心灵对话。
参考文献：
[1]熊素玲.茶文化及其审美意蕴简论[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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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的由来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族和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武则天时，其子逻盛亲自入朝。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西北），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扶持下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738年,唐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封云南王。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之统一六诏,本由唐朝促成。统一后,南诏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背唐而附吐蕃,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调全国各地兵十万征讨，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与吐蕃并力攻袭剑南西川。吐蕃以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沿袭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六睑。“睑”犹如唐之“州”。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凤迦异、异牟寻、异梦凑 (寻阁劝)祖孙三代并以被俘的唐西泸县令郑回为师，后又任郑回为清平官。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内。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不少工农业生产技术。被俘的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纺织技艺，“自是南诏工巧埒（相等）于蜀中”。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蒙氏王族不仅提倡佛教，而且信奉三宝。丰佑母还出家,法名惠海。大理崇圣寺及三塔即为南诏时所建,至今仍矗立于苍山之麓。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
白族是最喜欢热闹的民族之一，一年中各种节日不断，数量之多，不亚于中西节并重的香港。著名的节日有三白街、绕三灵、石宝山歌会、蝴蝶会、浴佛节等。这些节日代代相传，历史远久、民族风情浓郁，热闹异常。除此以外，白族也和汉族一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十过春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祖节。逢年过节白族有许多礼仪禁忌。 元江县的白族每年的三月会或天子庙会期间，禁止杀生。大理的白族大年初一不准动刀、挑水、泼水、扫地。怒江白族大年三十晚饭前祭祖时，忌讳外人在常大年三十，要把借给别人的东西要回 来，否则来年找钱不顺，粮信不丰。因而借了别人家的东西，必须在大年三十之前还给别人。大年初七为女人节，妇女不做饭，不背水，也不做其他任何劳动，而是尽情地玩耍;大年初九为男人节 ，男人休息。云龙县的白族，七月半这一天不准人们到处乱走。历史上白族崇拜本主，如今作为一种习俗保留下来，表现为：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个本主庙，庙内 供奉泥塑或木雕本主神像。进入白族的本主庙，必须虔诚、肃穆，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触摸本主神像。白族也崇拜各种神灵。怒江州一带的白族，如果有人生病，必须以牛、猪等做牺牲，进行祭天活动 。活动一般在村子附近山顶上的一棵大树下进行，全寨人参加。这棵大树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砍伐。白族大理三月街白族大理三月街是云南省遐迩闻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每年农历三目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古城举行。从佛教讲经庙会演变而来，已 有1000多年历史，届时除商贸盛会外还伴有赛马和歌舞等活动，每年参加者数以十万计。1991年起，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徐霞客在他的记述中赞道：“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白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人口一百五十九万人。善于经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白族服饰非常好看，因为是“白”族，所以衣服是白色的，有几朵粉色的小花绣在白衣服上，显得格外漂亮;头饰也很有特色，头冠以风、花、雪、月为题，冠左边有一缕穗，代表“雪”，他的长短就是代表人的大小(年龄)。白族人称女士为“金花”，称男士为“阿鹏哥”(不包括小孩)。白族人待客用“三道茶”来代表对客人的尊敬、热情。三道茶是白族
摘要的我们在评价李白成就的时候，说他在文学上是继屈原之後，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二座高峰。但纵观李白一生，从25岁出蜀到62岁病逝当涂，他所追求的是其「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而不是钻营於「俪采於百句之偶，争价於一字之奇」(《文心雕龙》)的文学成就。然而诗人一生的政治理想却无法实现，终而违心地以「诗人」之名流传於後世。我们提起李白在政治上的相关方面的时候，总会叹息地说他是「怀才不遇」，但是李白是否怀才不遇呢?本文尝试从李白一生的际遇以及他的一些诗文中探讨这个问题。关键词：李白;文学;政治;怀才不遇前言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後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白留给後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闻名於世的。然而作为盛唐时期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融入了他的一生。在他的心中也有对於功名的强烈渴望，李白这一生的仗剑出游的路线，结交的人物以及写下的诸多文章和诗歌，实际上都含有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可以说李白这一生是汲汲於功名的，以达到封妻荫子的，名垂青史的目的。可惜的是他在盛唐的政治史上，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做出重要的成绩，也没有留下重要的政论著作，我们也无法证明他在政治上的实际才能。」(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一、盛唐的李白李白一生处於盛唐时代，大概与唐玄宗相始末。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国势昌盛，「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思想开化，政治清明：「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後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李白少承家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思想开明，儒家为主，糅杂道家，参以法家纵横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熔於一炉。所以，在李白身上始终体现出来的是多元的人生价值观，而非单一的。强盛的国力和开明的政治影响著知识分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好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李白也不例外，从青年时代便已发下以布衣直取卿相的宏愿。二、干谒之路高蹈不群的李白没有由可取考试的道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是通过「干谒」的途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李白希望通过「定价於君侯」而受到当权者的赏识进而达到出士的目的。为此，他抛却了「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初衷，游走於权贵之门，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干谒权贵。然而事与愿违，李白并没有受到权贵们的青睐。纵观李白的干谒文章，《上安舟裴长史书》《上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些文章中，煌煌之言，铺展排比，酣畅淋漓，但是，我们从中却看不到他对於「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的详细阐述，比如天下大势的分析，民生疾苦的陈述，或者是治国用世的具体方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相反的，充斥於这些干谒文章之中的是诸如「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这样的违心的逢迎和吹捧。即使在述及自己的大志与胸怀时，李白所多次提到的还是他的高尚品德和文学才华，「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於他的「王霸之略」和「纵横之才」在这些干谒文章中也是难寻踪迹，而对於国计民生的应对方略，更是只字未提。因此从李白的这些干谒文章来看，他的干谒之路难以成功自有道理。而对於他是否具有超人的政治才能的问题，也必须置案存疑。三、任侠之才盛唐国势造就了一代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频繁的破土开疆也带给了国人尚武任侠的精神，而李白尤其如此。「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七》)盛唐文人都是已天下为己任，不平则鸣。相传李白在路见不平的时候便有「手刃数人」的经历，而在《侠客行》中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经历虽然写的是战国朱亥，侯赢等上古侠客，其实也暗合李白自己的经历。李白也多次歌颂「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陶渊明语)的荆轲，并且表现了一种心向往之的心理。但这种游侠刺客的行径并不是政治才能的表现，高超的政治才能表现在能够一眼洞破当下社会的国际民生问题，并且及时采取措施对症用药;能在多方的矛盾之间游走自如，保身利民。然而这种任侠的才能并不能真正帮助李白实现他「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当时虽然处於开元盛世的鼎盛时期，但依然普遍存在社会矛盾的现象，藩镇割据隐含外乱，封建压迫与割据隐含内乱，这一切社会现象与社会隐患，李白都不能及时察觉，只是单靠一时的意气风发地杀尽不平人，实在不是一个杰出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才能。四、风云际会李白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的，他曾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归因於奸臣当道，贤能受阻，因而愤然写下「只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样的诗句。故而他一直都追怀刘备三顾茅庐，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往事，而对诸葛亮，乐毅，荆轲这些谈笑封侯的人也是倾心相慕。李白心怀王霸之略，但後来被当作文学侍从被徵召入京，虽然有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味道。但毕竟翰林供奉时期的李白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近唐玄宗，如果在当文学倡优，制作诗词之馀，将自己的满腹经纶示与明主，这未尝不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捷径?可是李白并没有这样做，他让唐玄宗对他青睐有加的是其「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学才华。「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旧唐书列传140文苑下李白列传》)关於官居翰林供奉时期李白做了些什麼事呢?御手调羹，力士脱靴，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见李白对於翰林供奉的职位是很踌躇满志的。试想如果李白真有满腹经纶的政治才学，那麼在三年的翰林供奉职位中，如果像东方朔，淳於髡之类的人物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干人主，也未尝不可。可是李白并没有这样做，从这方面又可以看出李白其实缺乏长远的政治目光与卓越的政治才能。三年的翰林供奉中除了写出「云想衣裳花相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句外，在政治上其实并无建树。最终落了个「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的下场。李白自请出京，唐玄宗也认为他不是「廊庙之材」，这可谓一语中的。五、文学倡优从文学方面来看，李白自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唐才子传》)，幼承家学，自小以「司马相如」为榜样，曾许下「做赋凌相如」的豪言。李白在仗剑出游到江陵的时候，其仙风道骨以及诗才就受到当时有名的道士司马承祯的赏识。「前礼部尚书蘇公出为益州长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隐居寿山的时候，也受到武後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赏识，并招为孙婿。一进长安时，贺知章看到他的《蜀道难》更惊呼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的玉真公主和吴筠道士对於李白的文学才华也是极为赞赏的。「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钦。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门」〔李阳冰《草堂集序》〕,「以诗著名,召入翰林」(《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从这些可以看出李白的文学才华在当时极为著名的，而且也受到广泛的肯定，但这些仅仅只是停留在文章这一面而已，即便是玄宗皇帝也很赞赏他的才情，对於他的「量才授职」方面也只是文学倡优，而并没有将李白当作「廊庙之材」来使用。结束语由此可见，在文学方面，李白的才能毋庸置疑，而且他文学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众多仙朋道友，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的赏识，所以并不能说是「怀才不遇」;而在政治方面，可以看出来，李白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应有的眼光和手段，虽然他的这一生汲汲於功名。也就是说在政治方面，他并没有「怀才」所以也谈不上「不遇」。因此对於李白来说，是谈不上「怀才不遇」的，不管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参考文献[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周勋初、《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李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4].葛景春、《李白研究管窥》、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年[6].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7].康震、《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的内在矛盾》、人文杂志2002第3期、92页 木柳书屋欢迎您 、26页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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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 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什么是文化立场？《白鹿原》的文化立场是什么？小说如何体现它的文化立场？ 解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 *** 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参考文献是论文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化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化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 王亮. 薄层等离子体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的实验研究[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9 [2] 汪建. 射频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及模式转变的实验研究[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 [3] 马新欣. 基于COSMIC掩星数据的电离层分布特征及地震响应研究[D].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4 [4] 王若鹏. 地震电离层前兆短期预报研究[D]. 武汉大学 2012 [5] 何昉. 地基大功率无线电波加热电离层对空间信息链路影响研究[D]. 武汉大学 2009 [6] 汪枫. 高频电波人工调制低纬电离层所激发的ELF波的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7] 邓忠新. 电离层TEC暴及其预报方法研究[D]. 武汉大学 2012 [8] 刘宇. 实验室研究化学物质主动释放形成的电离层空洞边界层的非线性演化[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5 [9] 宋君. 返回式电离层探测技术应用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10] 冯宇波. 电离层等离子体分析仪的设计与研制[D].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2011 [11] 李正. 电离层暴及“行星际扰动-磁暴-电离层暴”的观测研究[D].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2011 [12] 赵莹. GNSS电离层掩星反演技术及应用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13] 牛田野. 特殊等离子体环境物理信息获取与处理的研究[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8 [14] 黄勇，时家明，袁忠才.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onospheric Electron Concentration Depletion by Rocket Exhaust[J]. 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04) 化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 徐凯. 硝基甲烷及其分解产物的从头算分子动力学研究[D]. 四川大学 2014 [2] 李倩，徐送宁，宁日波. 用发射光谱法测量电弧等离子体的激发温度[J]. 沈阳理工大学学报. 2011(01) [3] 李兵，张明安，狄加伟，魏建国，李媛. 电热化学炮内弹道参数敏感性研究[J]. 电气技术. 2010(S1) [4] 赵晓梅，余斌，张玉成，严文荣. ETPE发射药等离子体点火的燃烧特性[J]. 火炸药学报. 2009(05) [5] 张祎. 小口径固体电枢电磁轨道炮发射稳定性与初始装填过程影响规律的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2 [6] 弯港. 基于格子Boltzmann方法的流动控制机理数值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3 [7] 李海元. 固体发射药燃速的等离子体增强机理及多维多相流数值模拟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06 [8] 王争论. 中心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及其在电热化学炮中的应用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06 [9] 林鹤. HMX共晶炸药的制备与理论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10] 王娟. 2,3-二羟甲基-2,3-二硝基-1,4-丁二醇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应用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11] 董岩. 多氨基多硝基苯并氧化呋咱及其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性能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12] 刘进剑. 多氨基多硝基吡啶及吡嗪氮氧化物含能配合物的合成、性能及应用[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13] 赵国政. 氮杂环硝胺化合物的理论设计与母体合成[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14] 郭长平. 一步法微气孔球扁药成孔机理、燃烧性能及应用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3 [15] 金涌. 电热等离子体对固体火药的辐射点火及燃烧特性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化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 王晓东. 蛋白质复合体及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新策略[D].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 [2] 罗孟成. 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DNA疫苗及分子佐剂研究[D]. 武汉大学 2010 [3] 吴志强. 应用RNA干扰技术抑制手足口病重要病原体的基因表达与复制研究[D]. 武汉大学 2010 [4] 刘丹. 乙型肝炎病毒Pol蛋白对NF-κB信号通路抑制作用的研究[D]. 武汉大学 2014 [5] 江淼. RNA结构在其诱导细胞先天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及其相关信号通路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6] 詹蕾. 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纳米免疫分析新方法研究[D]. 西南大学 2014 [7] 易昌华. 麻疹病毒血凝素蛋白H诱导HeLa细胞凋亡及其分子作用机制研究[D]. 武汉大学 2014 [8] 杨景晖. H3N2亚型流感病毒Vero细胞冷适应株减毒特性及假病毒评价中和抗体的研究[D].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4 [9] 刘娟. 人呼吸道腺病毒55型的基因组学与病原学特征研究[D].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 [10] 喻正源. 全基因组测序与病毒捕获测序技术探讨EB病毒进化及整合规律的初步研究[D]. 中南大学 2013 [11] 陈晓庆. 天然产物抗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活性评价及机理研究[D]. 南京大学 2014 [12] 李康. 抗流感病毒和EV71新靶标及新药物研究[D]. 北京工业大学 2014 [13] 王君. 白细胞介素-6受体介导A型流感病毒感染诱导白细胞介素-32及白细胞介素-6表达的研究[D]. 武汉大学 2013 [14] 申彦森. 基于内含子剪切的人工miRNA结构和靶向位点与基因沉默效率的关系研究[D]. 武汉大学 2009 [15] 金旭. 冠状病毒N7甲基转移酶甲基化核苷酸GTP的特性研究[D]. 武汉大学 2013 [16] 陶佳莉. SARS冠状病毒非结构蛋白nsp14的结构功能关系研究[D]. 武汉大学 2013 [17] 高国振. 宿主因子Cyclin T1和Sam68在Ⅰ型人免疫缺陷型病毒生活周期中的功能研究[D]. 武汉大学 2012 [18] 柳叶. 阻断HIV-1辅助受体CXCR4的新方法研究[D]. 武汉大学 2012 [19] 李围. Akt1蛋白质复合体的纯化鉴定及其相互作用蛋白质的功能研究[D].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07 [20] 鞠湘武. H5N1型禽流感病毒损伤细胞溶酶体的机制研究和南极极端环境下科考队员的应激反应研究[D].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 猜你喜欢： 1. 化学论文参考范文 2. 关于科学论文参考文献 3. 药学论文参考文献 4. 药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5.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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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1.1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1.2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1.2.1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1.2.2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