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我眼中的隋炀帝，小论文200字？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小名阿麽,又名杨英.开皇元年（585年）只有十三岁被封为晋王,并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山西太原市）杨坚为了让儿子得到锻炼,日后能当大任.让很有才干的大臣王韶担任杨广的辅臣.炀帝年少好学,善诗文,有集55卷. 杨广在位14年（604年——618年）,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改革创新”、“三游江都”、“三驾辽东”、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隋炀帝的功业： 一、亲自指挥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二、修建畅通国家命脉（修通运河）、（修建东都） 公元605年起,用了六年的时间,先后开凿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也是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 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重视教育、寻求典籍、开创科举、修订法律（改革创新） 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 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五、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过失：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大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 遗憾的是隋炀帝死在宫庭政变,不是死在农民起义军手里,而是死于鲜卑族的复辟.公元618年隋炀帝死在宇文家族手中,他爹隋文帝杨坚从鲜卑族皇族宇文家族手里夺得王位,鲜卑族贵族们又趁乱从杨广手里抢回.隋炀帝被害死后,天下才真正大乱、各路诸侯纷纷割据.后来他的手下的唐国公李渊也是杨广的表兄弟,打这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剿灭了宇文鲜卑贵族的复辟,并平定了农民起义与战胜各路诸侯,最后建立唐朝.可以说隋为唐的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为唐太宗做了嫁衣.如今唐太宗成了千古名君,隋炀帝却成了万恶的昏君.为什么?因为唐史是唐朝人写的历史,隋史也是唐朝人写的历史.
有人说，隋炀帝败就败在他没有长性，不能像他的父亲一样从始至终做一个清明有为的皇帝；也有人说，隋炀帝败在他太浮躁了，虽然营东都、修运河甚至征高丽都是迟早要做的事情，但是好歹可以慢慢来嘛。我在此倒不愿讨论隋文帝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朴素，也不愿提其他的皇帝有没有如隋炀帝这样好大喜功的，我只希望所有读到这里的读者们清楚，隋炀帝的功过并不是一个“荒淫无道”就可以说明白的。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人：他很大程度上为后世的基业奠定了基础，但人们却紧紧抓住他对于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把他树立成了昏君的典型。与此同时，更多碌碌无为、整日只知纵情声色的昏庸皇帝却把隋炀帝当作挡箭牌，安然地睡在皇家园陵里。隋炀帝却只能“君王忍把平陈业，换得雷塘半亩田。”他比秦始皇更有才华，又比李煜更有作为。然而喜欢李煜的文采、崇拜秦始皇的武功的人大有人在，冷静看待杨广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只是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如我一样的小卒子帮他到处消解误会，宣传宣传。我在之前的文字里，已经对隋炀帝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及功过给出了我自己的看法。在小论文的最后，论理是应该给他一个总结性的评价的。但是我写这篇小论文并非只是要替隋炀帝打口水仗，我最终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全面的了解他之后，给出自己的答案。况且，我的意见难免会有自己的主观意愿在里面，恐怕也不足以服人。所以，与其说是这篇小论文需要我来做一个结尾，不如说是我想等待大家对隋炀帝的一个评判。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透析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之论文范文。
摘要：探讨了《黄帝内经》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帝内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是任何一个个体都不愿意承受的，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致力于减少的，但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又是无法避免的。大学生处于青春期，面对着学业和爱情的选择，又处于从学校人向社会人的过渡，加之近年来就业形势的越来越严峻，所以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现在的大学生已经都是90后，有研究表明，由于大学生要面对由于生理和心理造成的种种困境，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愤怒等各种负性情绪，又加上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压力，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1]，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还会出现疏离感[2]。因此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使其调整心态、合理认知、适应角色、健康生活。
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基本上是在现代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人提出应该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3]，作者也认为可以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中发掘有益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所有学科的源头活水。《黄帝内经》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是最早提出“治未病”思想的中医典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提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指出当疾病“已成”，即使有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不过是亡羊补牢，就像人已经很渴了才去掘井、战争已经开始才去制造武器，恐怕伤害是在所难免。
所以，不如提前预防。这与现代所提倡的“预防为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治未病”是中医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医疗原则，其精神实质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未病先防”，就是在没有生病之前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预防，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防变”，就是当得病之后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小病酿成大病。
未病先防的理念属于中医养生的范畴。中医认为，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如果能导致人体发病，可能是因为人体抵抗力太弱，也可能是因为致病因素过强。那么要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方面要增强人的体质，以提高抗病力，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另一方面要积极避免或减少致病因素的危害，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
具体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则一方面应该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要减少甚至避免不良的情绪刺激。《黄帝内经》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和于四时，调于阴阳”《黄帝内经》认为，人生活在自然当中，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时刻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保持人体内外阴阳的平衡，使与季节相通应的五脏能够适应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使七情五志顺时、和谐，以达到健康的目的。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春三月，……夜卧早起，……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早卧早起，……使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就指出了不同季节中人应采取的起居方式及其对人情志产生的影响。
(二)怡养精神，调适情志《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本为一体，互相影响。
五脏是人的精神活动产生的基础，而精神活动反过来又影响五脏的生理活动。如《灵枢本脏》篇所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也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认为精神的紊乱能使人体生病。所以人应该调养精神、调节情志，适应环境变化，以保证身体健康。《黄帝内经》的论述指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具体的教育内容，这些对我们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黄帝内经》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首先，《黄帝内经》的成书在秦汉时期，但托名黄帝，该书体例多采用黄帝和岐伯、雷公、鬼臾区等人问答的形式，这样既增加了该书的权威性，又使形式生动活泼，易于为人接受；而且该书还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记录，如“著于竹帛”、“著之玉版”，在当时纸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使用各种载体；或者“得其人则传”，选取合适的对象进行言传身教，这些都加强了医学知识的传播。
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讲，也应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可以通过学校的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或邀请社会上的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向大学生传授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同时采用各种方式，如传统的编辑心理健康知识小册子、明白纸，或由师生自己编演心理情景剧，还有现代的微信、翻转课堂等，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要性，学会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增进自身的心理健康。还可以在大学生中选择对心理学感兴趣、接受能力强的同学加以专业培训，由他们在经过专业训练后对其他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在同学中有着更强的亲和力，而其体会也更贴近同学，易于被接受，自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也会获得很大的改善。其次，《黄帝内经》还指出教育的内容应该简明易懂。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所言：“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指出了医学道理应该明确、难忘，容易掌握，这样才能够广泛传播，经久不绝。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接受信息较容易。
但是大学生不愿意接受枯燥的说教，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纷至沓来，生动有趣的内容和灵活多变的形式让人目不暇接，更让大学生提高了“口味”，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过于书面化，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将心理健康知识转化成大学生易于接受、容易掌握的语言传达给他们。第三，对于教育的实施原则，《黄帝内经》也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如《灵枢师传》篇中所讲：“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指出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深入了解人性，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比如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都希望能走出阴影、开心生活，这是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原动力，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正是应运而生，顺应人的心理开展工作。
指出不良情绪状态的危害是“告之以其败”，说明保持良好心态的好处是“语之以其善”，给予一定的辅助措施如放松技术等是“导之以其所便”，帮助消除其抑郁、焦虑情绪是“开之以其所苦”，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心理健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自不待言。而在此之外，更辅之以身体的锻炼、就业创业技能的培训以及社会支持的促进，则更能帮助大学生尽快恢复心理健康，寻回生命阳光。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
参考文献：
[1]宋海燕，宋海霞，宋海辉，等.1990年代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及分析[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16，42(4)：101-104.
[2]肖柳婷，梁瑞琼，钟泳如.大学生应对方式、疏离感与心理健康三者机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5)：710-714.
[3]章冬云.浅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作用[J].求知导刊，2016，4：39.
拓展：《黄帝内经》的价值影响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1.中医渊薮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它的著成标志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中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汉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集结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内经》一书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现代中医学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首先，《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的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粱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滥觞；《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劝诫，成为中医临床遣药用方、养生防病一贯默守的至理名言。
除此而外，《内经》一书中还有许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其他内容，涉及养生、预防、针灸、调摄等诸多方面，至今都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特别是其中的“治未病”思想，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更为世人关注和瞩目。
《内经》的理论对于现代中医临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成书距现在虽然已有2000多年，但人类个体自身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按照《内经》的理论，如果肺主气、司呼吸，心藏神、主血脉，脾升清、主运化，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气化的功能完全正常，一身气血周流畅通、运行无阻，人体就不会生病。《内经》所确立的独特养生防病视角，决定了它不仅为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2.生命科学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巨大的国学经典。
3.哲理科学
《黄帝内经》还蕴藏了很多哲理科学，譬如对人才管理的启示，《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
德，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重要范畴，其外延，最终已转化为形成天地万物及自然天象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人才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 也是一种顺应自然和谐的内外统一。《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医的医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阐释。《内经》概括和总结了当时医家对医德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德思想，宣告了中医医德理论的诞生。
《内经》中的医德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分为医学养生道德、医学预防道德、医学治疗道德和医学护理道德四个方面。人的身、心、行共同构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谐发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无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应该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4.文献价值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中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所引用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29种，以“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也很多。这些古文献对了解先秦时期中医发展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炎帝称谓的诸种模式与汉代文化观的演变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062） [提要] 关于炎帝的称谓有多种模式，主要与神农氏和蚩尤氏存在关联。对于炎帝的不同称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炎帝神农氏为一系，炎帝蚩尤氏为一系，是炎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炎黄之战，所谓黄帝战蚩尤乃汉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所致。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改变了汉初以蚩尤为宗的炎帝文化本色，但炎帝文化的内在力量与影响，与黄统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终于使汉王朝重回炎帝文化怀抱。班固等人重新改写古史，并提出三皇说和新的五帝说，实际上是对于历史的恢复性书写，具有历史实录和维护汉初赤统本位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炎帝神农氏炎帝蚩尤氏 炎黄之战 政治文化 对于炎帝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困扰着学术界，那就是关于炎帝的称谓，关于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关于炎帝与蚩尤氏的关系，他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自汉代的典籍称炎帝神农氏，炎帝是不是神农氏，或者神农氏是不是炎帝的问题，后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了[1][第一章]。此外，蚩尤是否炎帝也是一个焦点问题。这种争论带来了学术界对炎帝和神农氏的关注，但同时也使得炎帝研究陷入迷茫：一个连对象都不明确的课题，科学性如何建立起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炎帝文化研究热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提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制约炎帝问题的深入研究了。如果神农氏不是炎帝的话，炎帝就无足轻重了，他不过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而最终被黄帝打败，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像农耕发明，医药发明等，都是和炎帝没有关系的。果真这样，炎帝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是，我们又怎么解释司马迁的态度？如此看来，炎帝的身份还是不得不辩的。 此外，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司马迁的叙述矛盾重重，突如其来的这样一场战争带给人们困惑。这场战争描述是怎样诞生的呢？我们也必须加以考辨。 一，炎帝担当者的称谓 炎帝本身是一个特定的首领位置的称号，它是由许多曾经担任这一职位的首领的共称。我们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把炎帝仅仅视为一人的独称，把炎帝视为唯一的一个首领。这样，许多历史上本来合理的叙述就成为矛盾。我们不能掏空炎帝的内涵来谈炎帝。 炎帝称谓是由两个部分或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炎帝这个称号，二是担当炎帝的那个氏族的姓氏，二者的结合是炎帝的一般称谓，如炎帝神农氏，指的是担任炎帝的神农氏族，他的身份是双重的，炎帝是一个特定的联盟的公共领袖，神农氏是氏族的姓氏。还有三部分的构成者，除帝号，氏族姓氏外，那就是这个首领的名字。如，炎帝神农氏，有名魁隗者，也有名帝承者[2][卷一]，神农氏凡八代担任炎帝一职。帝承即炎帝神农氏帝承，魁隗即炎帝神农氏魁隗，这是炎帝的完整称谓，怎么能够凭炎帝两个字就可以论述炎帝呢？到底哪些氏族的首领担任过炎帝这样一个职位呢？ 第一，神农氏。这是后来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但是，这无论如何都是确认炎帝身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早于司马迁《史记》的《世本》里，已经明确指出：“炎帝神农氏。”[i]《世本》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或者秦到汉初，司马迁也引用讨论该书内容，说明早在司马迁 以前，人们已经将炎帝神农氏合一了。东汉郑玄注《礼记·月令》称：“炎帝，神农也。”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也，代伏羲氏。”东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很清楚得懂得炎帝和神农是不同的称号，但二者是统一的。所以，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明确指称：“炎帝神农氏。”司马迁也没有说他们是两个人。我们很清楚看到，炎帝为神农氏是汉代较为普遍的看法。炎帝神农氏除了魁隗，还有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衰和帝榆罔。神农氏族的八代首领担任了炎帝的职务。 第二，厉山氏。厉山氏又称烈山氏，因为音变成为两种称呼，所以这二者是一样的。《左传》和《国语》都提到烈山氏之子柱的事迹。《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为稷。”这里说烈山氏是有天下的，是人们把他和炎帝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东汉郑玄注释《礼记》，于注《祭法》篇指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当时，他没有直接说厉山氏就是神农氏。他是分别说炎帝神农氏，炎帝厉山氏的，这说明，炎帝是多个氏族、多个首领曾经担任的一个具有公共权力的职位。 第三，大庭氏。也为郑玄所称。《礼记·月令》注：“炎帝大庭氏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疏也称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又有言伊耆氏为炎帝者，吕思勉先生著文详论此事。[3][第七节] 第四，归藏氏。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在炎帝神农氏以下，先列列山氏，再列归藏氏。班固对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有所不满，因为司马迁将历史从黄帝开始，把黄帝以前的一段很长的有记载的历史割断了，又因为他改变了汉初的炎帝崇拜习俗，因此，在《汉书》这样一本断代史的著作里，班固想通过这样一个具有通史性质的古今人物表，补足一段历史世系。在这个表的序言里，班固说，唐虞以上，“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尤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诫后人，故博采焉。”[4][古今人表序]归藏氏属于炎帝系列，应该是有所本的。 第五，蚩尤氏。炎帝蚩尤氏是历史的存在，是不能否定的事实。《逸周书·史记篇》：“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 烈山氏可以归于神农系列，归藏氏也排在神农氏之下，大庭氏归属不详，或为独立一支，今不可考。炎帝系列最著名，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大的即是神农氏和蚩尤氏两家。 二，《史记》的叙述模式与成因 否定炎帝神农氏为一人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史记》的两处记载，一处是《五帝本纪》，里面没有明确说炎帝和神农氏为一人，而是分别称炎帝和神农氏。另一处是《封禅书》，里面明确说：“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看起来神农氏和炎帝是两个人。 我们不能以《史记》的不明确的表述来否定《世本》、《汉书》和《帝王世纪》的明确表述。简单地否定任何一方都是没有道理的，凭什么说司马迁就是对的，而班固就是错的呢？这种判断的方法论上本身就有问题。何况司马迁并没有说神农氏本身没有担任过炎帝，《史记》本身也给了我们关于炎帝和神农氏关系的丰富信息。事实上，是我们没有理解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造成混乱，并不是司马迁本身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五帝中除黄帝外，称谓都叫帝某某，如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而不叫颛顼帝，喾帝，但是，《五帝本纪》里却提到了炎帝。这里的含义是：黄帝外，其他四帝均为黄帝之后，五帝是一个血统，一个系列，这在叙述中十分明白。五帝是从黄帝开始的，故称黄帝，而不是帝黄，其他继承者，都是帝某某，既表现为血统的一致性，也表现为文化的一致性。《大戴礼》有《五帝德》篇，五帝之所以为五帝，在于德，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而炎帝和黄帝不一样，是“异德”，因此，炎帝不能和五帝并列在一起。炎帝是另外一个系列。我们在《帝王世纪》里发现了这样的叙述，炎帝称谓是某帝，但是，炎帝的后裔则是帝某，如所谓的炎帝八代，帝临魁、帝直、帝榆罔等，和《史记》对黄帝系列的称谓一样。显然，黄帝和炎帝是不同的两个系列。 由于《五帝本纪》是从黄帝开始的，所以，黄帝为尊，炎帝就不能尊称为帝了。对于既往的老炎帝，便直呼其氏姓神农氏，而对于那个新的炎帝蚩尤氏，司马迁时而称之为炎帝，时而称之为蚩尤。于是，对于炎帝系列的首领，司马迁用了三个称谓，即神农氏、炎帝、蚩尤。这就容易让人们十分迷茫了。其实，这里只有两个人，即炎帝神农氏，炎帝蚩尤氏。蚩尤曾经驱逐炎帝神农氏的最后一位领袖帝榆罔，自称为炎帝。 关于蚩尤，在传世的材料里，他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是被诛杀，一是做了黄帝的战神。司马迁是认同被杀的材料的。今天所见到的蚩尤被杀的事迹，主要来自《史记》，《山海经》主要是“荒经”记载蚩尤被杀之事，但“荒经”一般认为是汉代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受《史记》的影响。而在先秦时期，人们没有说过蚩尤被杀，没有黄帝战蚩尤的记载，相反，他与黄帝关系十分和谐。《韩非子·十过篇》载：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在这里，蚩尤最多是臣服了，在黄帝的仪仗里，蚩尤居前，显然关系和谐。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与此明显不同，现引述如下：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里逻辑其实是清楚的，但是由于神农氏、炎帝和蚩尤分开叙述，两位炎帝一下子好像变成了三位。“神农氏世衰”，说明统治联盟达八代之久的神农氏族目前有些力不从心了。蚩尤夺取了炎帝之位，所以是“蚩尤最为暴”，那么那个侵陵诸侯的炎帝就是蚩尤无疑。轩辕组织诸侯联盟，三战取得胜利。但是，蚩尤还是作乱，于是轩辕再次组织联盟，擒杀了蚩尤。轩辕于是不客气，代替了神农氏，作了黄帝。叙述中，司马迁对于蚩尤时称炎帝，时称蚩尤。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实为一战，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论述，如梁玉绳，蒋观云，吕思勉，杨宽等，战炎帝就是战蚩尤，这样，在司马迁的心中，炎帝就是蚩尤。“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3][第八节]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又单称神农氏，而不称其为炎帝呢？称神农氏，表明那时神农氏已经不是联盟首领，所以不能称为炎帝了。由于蚩尤实际上做了炎帝，炎帝的称谓仿佛就不怎么光彩，故把它和神农氏分开。这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里对炎帝系列的称谓的基本特点。 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引管仲的话，叙述十二家封禅者，前几位是：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等等，神农氏是单列出来的，后面是炎帝。显然，这个炎帝和神农非一人。据《路史》后记所述，蚩尤号炎帝，兴封禅，那么，这个炎帝也是指的蚩尤。司马迁是非常注意身份的，在轩辕未作黄帝前，司马迁一直称他为轩辕。当他说道轩辕“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后，《五帝本纪》的叙述就都用黄帝的称呼了。由于司马迁的正统思想，他没有在本纪中承认蚩尤的地位。故没有说代炎帝，也没有说代蚩尤，而是说代神农氏，表明了他对蚩尤的态度，这里炎帝便只是一个作乱的坏蛋。 隐去炎帝是一批古史专家形成的一种叙述语气。如《易传》“系辞”称伏羲、神农、黄帝，中间没有炎帝，炎帝到哪里去了？因为炎帝就是神农，为什么不称炎帝呢？这是他们正统的史学观的缘故。《大戴礼》里的“五帝德”从黄帝开始，以前就不能称帝了。伏羲和神农皆为氏，虽然他们都是远古的首领，是实实在在的“帝”，但正统儒典的不能称他们为帝。这就是炎帝为什么在有些史籍和文献里见不到的缘故。 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的古代帝王图谱中，如嘉祥武氏祠里，也看到这样的叙述语法：神农后便是黄帝，没有炎帝。这是一批人坚持儒典的叙述语气，认为炎帝和蚩尤关系太重，神农氏的名声很好可用，便用神农氏代炎帝，蚩尤被视为篡逆，不予承认。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在《封禅书》里又要说出一个炎帝来呢？这不是司马迁本人的意思，他对十二个古代封禅的帝王的名单抄录是来自《管子》，是实录而已。同时，蚩尤确实是以炎帝的身份封禅的，由于封禅的都是杰出的古代帝王，不好说蚩尤也参加封禅了，所以就用炎帝之名，增强封禅的神圣感。 引起最大争议的《史记》中的这段话，称神农而不称炎帝，是遵循了儒家史学的语法，五帝前不称帝，体现尊卑秩序，与《易传》精神一脉相承。 那么，既然炎帝如此之坏，而刘邦又崇拜炎帝，怎么办呢？《史记》使用了炎帝的另外一个代名词：赤帝。如刘邦是赤帝子，把刘邦在家乡对于炎帝蚩尤的祭祀分别称谓赤帝，蚩尤。仿佛赤帝和炎帝就没有关系。这样一种语汇的变化体现出司马迁的良苦用心。赤帝与炎帝的区分表现出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对象，司马迁处理的一种独特方式，既表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现实立场，又不能明显动摇现实的文化秩序。 另外一种关于炎帝称谓的叙述模式与此相反：黄帝以前的帝王皆称帝，神农即是炎帝。其代表是《世本》，班固《汉书》和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世本》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称：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皇甫谧在黄帝之前，称炎帝神农氏，称太昊帝伏羲氏，这便是三皇系列。在三皇系列里，炎帝神农氏获得帝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不是班固、皇甫谧的杜撰，反而是对古史的重要修正。改正了儒典造成的古史系列太过短促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历史的修正。事实上，不是班固、皇甫谧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在一起了，而是司马迁有把神农氏和炎帝分开了。人们一般责怪皇甫谧，其实，他只是承袭了《世本》和《汉书》的表述而已。但是，他们和司马迁一样，没有给蚩尤帝王之位，班固还将蚩尤视为下下之流。 三皇的意义在哪里呢？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古史，而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恢复历史的一定的本来面目，改正司马迁叙述的偏颇，展现较为真实的上古史的面貌；二是改变汉武帝以来，以黄帝为尊的文化表述，恢复到汉初的赤统，构建像刘邦那样的炎黄同祀的和谐传统。宋衷注《世本》，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均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三皇，这是在构建炎黄的和谐，这种传统为后代所继承，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乃三皇世系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司马迁五帝世系的结果。这样看，三皇对于历史的实际影响要大于司马迁的五帝说，也就是说，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司马迁的世系。而新五帝说的开头一位是少昊，即青阳，本来继承黄帝作为联盟的领袖的，但是司马迁竟然不予叙述。《史记》“索隐”以为少昊为金天氏，不合五行之次序，所以不叙。但是，这里面的更深层的问题是：少昊可能与炎帝族有关。少昊号青阳，这样的太阳崇拜的名号显然有些炎帝嫌疑。又据《帝王世纪》，炎帝都曲阜，即古穷桑，而那里也称大庭氏故国。如前所述，大庭氏乃炎帝之族。而少昊都曲阜，并有号穷桑帝，[2][卷二]这不是炎帝的传人吗？而《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少昊以鸟示师而鸟名的，继位时，有凤来仪。日鸟一体，这是中国神话传统，少昊与炎帝的渊源太深。更有甚者，吕思勉先生认为少昊乃是蚩尤一系，也是有相当的依据的，如《逸周书》说“蚩尤于宇少昊”[3][第九节]。司马迁对炎帝有偏见，故略去了这样一位有影响的首领，可见他也不是“实录”。 宋衷和班固的五帝说，以少昊为五帝之首，这是明显要把司马迁的五帝世系改过来，主要是去除黄统的地位，还汉代的赤统之本。少昊为五帝之首也是给他一个实在的地位。 宋衷和班固更接近历史本源，三皇说更富有历史的内涵，新五帝说也较司马迁之说更忠实历史事实本身。司马迁过于拘泥“考信于六艺”，他的叙述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不能因此说班固等人的说法有问题。 三，关于炎帝蚩尤氏 承认蚩尤的赤帝的地位，把蚩尤视为炎帝，这是一种叙述模式。如《逸周书·尝麦解》有段话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解释历来不是很准确。现引述如下：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段文字有个关键词，即“二后”。人们过去说的，无论是天皇还是地皇，都没有根据；说成炎帝黄帝，也于与语义不连贯。其实，文字本身很清楚，说完“二后”，即“命赤帝”云云，“命蚩尤”云云，二后即二帝，实际上就是赤帝、蚩尤。黄帝此时势力尚弱小，从他与蚩尤作战开始节节败退可以知道，那时，黄帝也只是一个联盟成员而已。作二后者是谁不详，应是一次联盟大会的决议，由于联盟对天的信仰，故有上天的名义。这次分派，似乎赤帝的任务是分正二卿，即确定联盟成员的职位，而蚩尤则总理天下大事，执掌上天给这个联盟的最后的权力。为什么说是“末成之庆”呢？我们看《史记》所说的“神农氏世衰”就会明白，确实，掌管了八代五百多年，神农氏炎帝族有些力不从心了。神农氏“世”衰，即神农氏的后代有些软弱，新一代的首领是榆罔，他的任务不是临四方，似乎只是一个象征席位，实际执政者乃是蚩尤。是谁来主持召开这样一次盟会呢？如果是榆罔，他不大可能把重要的权力交给蚩尤，如果有其他的强者，这个“二后”赤帝和蚩尤谁都没份，那么主持者可能就是东方的蚩尤。炎帝族东迁，蚩尤族是东方土著，实力强大，炎帝神农氏实际上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区，他必定要求得和当地土著的结合。炎帝迁都，必有隐忧，实际上前后都有危机。蚩尤族有条件地接纳了炎帝神农氏，这就是那次“建典”。 《逸周书》和《路史》的相关材料说明，蚩尤后来赶走了炎帝榆罔，自己号炎帝，可见在那次盟会中，这个“临四方”的权力是他自己争来的。由于其权力中心主要在阪泉一带，又号阪泉氏。他有一项重要的事务，就是兴封禅。《史记·封禅书》记载的古代帝王，有神农氏封禅，炎帝氏封禅，就是没有提蚩尤氏，说明炎帝就是蚩尤氏。现在看，蚩尤不是神农氏炎帝血统，但蚩尤是炎帝联盟的主要成员。蚩尤夺取了炎帝之位，并使用炎帝之号，表明他对该联盟历史的认可，他自然也就成为炎帝族，这和黄帝不一样，黄帝接管联盟，名称都改了，炎帝的文化包括传说信仰等，都受到一定的抑制。今天我们见到的历史，炎帝的文献有限，说明黄帝族不是炎帝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有更多的新的文化要素。黄帝族是改朝换代，蚩尤族是内部调整，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要强调的是：蚩尤氏举起了炎帝的旗帜，而黄帝改变了这面旗帜。虽然榆罔向黄帝求救，但黄帝似乎没有帮榆罔的忙，而是自己登上了联盟盟主的席位。 蚩尤被击败，炎帝文化便退出主流文化的舞台，转而进入民间，从东方到南方，到处留下蚩尤氏的足迹，实际上也是炎帝的足迹。蚩尤的存在使东部一度成为文化中心，也使东部成为炎帝文化区。蚩尤是炎帝文化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继承者，他给已经衰微的炎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将东部一个庞大的族群整体加入了炎帝文化的阵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西部的古老文化是炎帝神农氏主宰的，他向东部发展时，带动了东部的一大片土著加入炎帝集团，蚩尤氏接过了炎帝的大旗。这时，黄帝轩辕氏开始崛起，神农氏与黄帝合作了，炎帝蚩尤氏起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和黄帝发生尖锐冲突，其结果传世的文献有两种说法，一说蚩尤战败被杀，一说蚩尤也和黄帝合作，担任战神。就传世的文献看，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关于黄帝和蚩尤合作的记载很多，如齐国宰相管仲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管子·五行》篇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那么，蚩尤不仅不是一个武夫，而是懂天道的道德建设者。 在更早的文献，《韩非子·十过》里，神话般地记载了黄帝的典礼：蚩尤奔走先后。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的传说中，蚩尤和黄帝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种和谐的关系在秦汉时期还在延续，最珍贵的一段史料是《史记正义》所引的《鱼龙河图》：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这里蚩尤不是被杀，而是臣服，作了黄帝的总兵指挥。他死后，连画像都有安天下之功。 东汉的《越绝书·记倪内经》是这样记载炎黄和蚩尤的关系的：“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该书应该是东部的作者所写，他们似乎没有认为蚩尤被杀，也没有认同炎黄大战。 综上所述，蚩尤一度代榆罔成为炎帝，并到泰山封禅。他可能和黄帝发生冲突，但最后与黄帝合作，辅佐黄帝安定天下。东西部地区，这种民间传统尤深。《述异记》记载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冀州一带有蚩尤戏，头戴牛角相抵。据说，汉武帝时，太原有蚩尤的神像出现，龟足蛇首，当地立祠祭祀。《述异记》的这些记载，表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武帝时候开时形成的主流意识）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 东部地区一直没有忘记蚩尤，汉初，不仅刘邦所在的东楚地区如此，齐地八神祭祀依然。八神古已有之，一天二地，第三就是兵祖蚩尤。显然，人们一定不会认为蚩尤是败兵之将，否则怎么能够作为战神呢？ 四，炎帝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传说与汉代文化观 汉代所称的炎帝多指蚩尤。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与汉代政治生活有关，汉代存在着关于黄帝和炎帝的不同派系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影响炎帝的称谓，并且是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发生的动因。 关于炎黄之战，日本学者认为，可能是齐国田氏代齐的政治舆论。田氏属于姬姓，是黄帝族，姜齐是姜姓，是炎帝族。田氏代齐即黄帝代炎帝。所以炎黄大战表现了齐国的政治生活，体现陈（田）氏击碎姜齐的政治信仰机构的目的。[5][上编]钟宗宪则认为是姬周成长与姜姓矛盾的体。[5][上编]把炎黄或者蚩尤的故事视为一种现实反响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思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传说演绎出不同的版本均因为不同的现实观念所致。传说中的历史并不都是历史的再现，更多的是现实的反响。传说中的事实反映的不是传说时代的历史，而是传说产生时代的历史折射及其愿望抒发。 从汉初的情况看，至少在东部地区，在刘邦的家乡一带，蚩尤还是被视为炎帝，并且获得与黄帝同等的祭祀地位。刘邦被视为赤帝子，著名的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就是一个赤帝的化身。刘邦对蚩尤尤为敬重，在沛县起兵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6][高祖本纪]这实际上就是在祠炎黄二帝。他造反，首先亮出的是红旗，“帜皆赤”。弥漫朝野的角抵戏即蚩尤戏，表达出人们对这位古代帝王的怀念。汉代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蚩尤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个来自东部的帝王明确说，他十分重视祭祀，“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6][封禅书]这是东部老家的神灵进入国家祭祀的中心，同时也把西部固有的炎帝崇拜重新恢复起来。在汉代，人们把炎帝和蚩尤联系起来是很正常的。在汉初很长的时期里，赤帝是信仰的核心。而炎帝，蚩尤，刘邦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时蚩尤即使不是独尊，也是和黄帝等神和谐并存的，他的地位比黄帝更高也是事实，这说明，汉初炎帝受到尊崇，而这位炎帝是东部的蚩尤氏，是最后的一位新的炎帝。刘邦把自己视为赤帝，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蚩尤传人。 那么。炎黄大战，或者黄帝战蚩尤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与汉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这种传说发生的背景，在形式上看，是帝德五行之争，实质上则是汉王朝政治矛盾的体现。 这种以赤统作为汉王朝代表的政治神话来源于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最早阐述五德转移的学者，他说“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6][孟子荀卿列传]高祖刘邦时尊赤统，崇拜炎帝，文帝时虽然有人提出要行黄帝土德以尚黄，但是，文帝没有采纳。景帝时一仍其旧，继续崇拜炎帝。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点是炎帝赤统变成了黄统。齐人公孙卿上书称“汉兴当复黄帝时”，他讲了一大堆故事，尤其是黄帝封禅升仙的故事，弄得汉武帝心里痒痒，梦想自己要像黄帝一样成为神仙。后来武帝去祭祀黄帝冢，仿黄帝封禅，最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6][封禅书]这是太初元年，汉家的天下改变了颜色。文化上也一改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学说，实行儒学独尊。 这样，黄帝被遴选为民族祖先，五帝的历史系统中便没有了炎帝的地位。不仅如此，炎帝，还有蚩尤氏被描绘为恶劣的形象，在神话和传说里因为无道而被杀死了。这些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被记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实录”精神的司马迁不去叙述炎黄和谐、黄帝蚩尤和谐的故事，而是选择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予以书写，体现出强烈的改变文化形象的意图。 关于先秦的炎黄矛盾的记载，只有《国语·晋语》里有几句记载：“昔少典娶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人们把用师相济说成“相挤”，这可能就是司马迁炎黄大战的最初源头。但是，司马迁好像并没有采纳《国语》记载的其他内容进入《史记》，《史记》有着明显的价值选择。首先，《国语》里的这种兄弟关系被司马迁拆散了，《五帝本纪》只是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并没有说炎帝与他有什么关系，便直接说神农氏衰败，蚩尤为暴，炎帝侵凌诸侯。司马迁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他
炎帝，姜姓，连山氏（烈山氏），号神农氏，是中国汉族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天下共主，与黄帝同为华夏始祖。 炎帝部落从少典氏及有蟜氏派生出来。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五百三十年。炎帝善火耕，发明了草药学，制耒耜种五谷，制作陶器，开辟集市，并联合黄帝打败蚩尤。中文名炎帝字号号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朱襄别称赤帝、农皇、神农大帝、五榖神农大帝身份部落首领朝代新石器时代更多93%的人还看了蚩尤地皇三皇刑天尊为始祖宝鸡炎帝祠炎帝与黄帝是华夏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中国历史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后来，两个部落争夺领地，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汉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但是一直没有弃用华夏族称谓。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母为有娇氏女，名曰女登，是少典的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来历传说炎帝炎帝跟黄帝同时代，且均带有传说色彩。从古到今，被视为中华民族始祖象征的炎帝就是与黄帝齐名的炎帝神农氏，据传生于陕西宝鸡姜水（现宝鸡市清姜河流域）。姓：伊耆，也姓姜氏：烈山氏号：神农（神农也是氏，可能是这一部落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称呼，神农氏即对该部落或部落首领的称呼)名：石年(石年这名极有可能是后世之人所加）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出生地：陕西宝鸡姜水生母：任姒（名女登，有娇氏之女，有熊氏少典之正妃）生平事迹
1.《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服饰》，《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新解》，《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论先秦时期官工贾的社会身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5.《〈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6.《秦圜钱始铸时间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7.《春秋战国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大浩〉作者及年代》，《光明日报》1996年7月2日《史林》。 9.《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0.《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11.《论〈召浩〉、〈洛浩〉的制作年代》，《光明日报》1998年3月27日《史林》。 12.《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 13.《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大陆杂志》[台湾]第97卷3期，1998年。 14.《〈康浩〉、〈酒浩〉、〈梓材〉作者辩证》，《孔孟学报》[台湾]76期，1998年。 15.《浅谈周人的天命思想》，《孔孟月刊》[台湾]第36卷5期，1998年。 16.《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17.《关于〈多土〉、〈多方〉编次问题的探讨》，《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 18.《杞国的东迁及其他》，载《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19.《高师历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历史教学》2000年第11期。 20.《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1.《评月相定点新说及其金文历日断代》，《陕西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版。 22.《评月相定点说及其金文历日断代》，载《古文字论集》，《考古与文物丛刊》2001年。 22.《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 23.《黄帝与道学文化》，载《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读〈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5.《令簋、禽簋中的“伐楚”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 26.《关于初吉是否月相的问题》，《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2002年。 27.《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8.《从班簋的年代看徐偃王的事迹》，载《蚌埠涂山与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年版。 29.《关于弧壁方彝的分期断代问题》（第二作者），《文物》2002年第8期。 30.《古文字中“莒”字的鉴别问题》，载《莒文化研究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1.《〈鬼谷子〉著作年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32.《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0期。 33.《蚩尤非东夷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4.《商朝政区蠡测》，载《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5.《徐偃王与龙游》，载《姑蔑历史文化论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36.《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又载《巴蜀文化与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关于“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有关问题》，载《赵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赵文化论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38.《关于炎帝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39.《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0.《从阪泉之战看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载《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论夏朝国家形式及其统一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42.《说<禹贡>九州与五服》，载《中原文化与汉民族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3.《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又载《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4卷），巴蜀书社2008年版。 44.《论大禹治水广为流传的缘由》，载《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45.《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6.《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 47.《<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傅说身份辨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又载《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48.《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9.《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兼论巴非姬姓》，《殷都学刊》2010年第3期。 50.《莒国亡年辨》，《管子学刊》2010年第5期。 51.《论<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2.《〈左传〉“德乃降”辨析》，《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 53.《子贡与儒商精神》，《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54.《夏朝夷夏关系新说》，《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载《嬴秦始源》（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55.《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古籍整理学刊》2012年第2期。56.《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4期全文转载。57.《夏商时期方国地位下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2日历史学版。58.《论商朝统一贵族国家的建立》，《汤风濩韵》（全国首届商汤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59.《奚仲作车与中国马车的起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60.《从清华简<金滕>看周公与<鸱鸮>的关系》,《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3期。61.《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绪论 1.1 关于“中原”的界定中原民间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事象，特别是中原文艺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不仅仅是“保留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作为文学艺术的“母体”或称“源头文化”的神话，它所给人类的启迪是其他民俗事象所无法替代的，正因为此中原神话便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原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将黄帝神话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中原地区，以具体的点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从而能更好的对黄帝文化作个平面阐述，使其更加具体和清晰。因此，“中原”概念的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其关系到本文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针对性。“中原”从其平面意思来解释，“中"即正中，跟四周的距离相等:“原”指广阔的平地。 《诗小雅吉日》中有“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其“中原”意为平坦之地的原野。 《尔雅释地》日:“广平曰原。”《辞源》在解释作为地域名的“中原”时也说“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2由 此可见，作为地域之名“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很多学者认为广义的中原泛指我国中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河南全省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对 狭义的“中原”的界定，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今天的河南省，而不包括其他地区; 这是因为，中原作为河南的代称有其 历史 和地理的原因;《尚书禹贡》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 豫州因在九州之中，谓之“中州....因其符合河南古代特征和地理位置，以及令人追忆的辉煌 历史 发展时期，故至今仍旧被人们用做河南的代称。 2黄帝的 历史 文献记载 2.1黄帝名号的考证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所具有的号也有很多，古史上对其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常见的有《史记》中所载“姓公孙，名轩辕”，钱穆在《黄帝》一书中云:“他的帝号，又叫皇帝，又叫黄精之君，又叫中央之帝。他的姓氏，因为居轩辕之丘’，称轩辕氏。”除此之外还有有熊氏、帝鸿氏、帝轩氏、缙云氏等。在诸多文献中清人梁玉绳针对黄帝的名号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也能对黄帝的名号作一个全面的概括，其在《汉书人表考》卷- -中言: 黄帝始见《易系》、《鲁语上》，轩辕始见《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三皇之三也(《书》序《释文》)。亦日黄帝氏(《左昭十七》)，亦曰帝轩(《后汉书张衡传》)，亦日黄轩(《后汉.文苑边让传》、北齐刘书《新论审名》)，亦曰轩黄(晋陶潜《靖节集读山海经四>》、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赞》)，亦曰轩皇(《路史后纪五》注)，亦曰地皇(《三坟》)，亦曰黄神(《淮南览冥》。本书《叙传幽通赋》、《路史前纪三》注引《归藏》)，亦曰黄灵(《张衡传》)。名茶，亦曰轩，字玄律(《路史后纪五》。又注云:“茶，古舒字，或作余。《世本》、《淮南子》云:‘伯余作衣。轩辕是古帝，黄帝惟名轩也。”罗氏谓黄帝不名轩辕，《前纪七》辨之，然颇难信。古有轩辕氏，何妨黄帝亦号之。如神农号大庭而古别有大庭氏矣),亦日有熊氏(《白虎通号章》，《易系疏》引《世纪》，而《路史》注:“熊或作雄。”《史五帝纪正义》及《拾遗记》“黄帝乃有熊国君”、《路史》所谓“自有熊启胙”是也。又《白虎.通.号谥章》曰“黄自然”，余姚卢学士文召校本以自然为有熊之讹，甚确)，亦曰归藏氏(《周礼太仆》注、《易正义论》)，亦曰公孙(《五帝纪》、吴韦昭《鲁语》及《晋语四》注云:“黄帝，少典之裔子，则公孙者，公子之子，称公孙之谓也。史以为姓，恐非)，亦曰皇帝(《风俗通声音》)，亦曰黄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 其中最为常用就是黄帝，名号的产生和应用都有不同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于黄帝名号起源进行探讨。 2.1.1 黄帝名号与黄帝居住地有关 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日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蠕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 (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名号的来源与其居住地有很大的关系。国学大师钱穆云:其余还有黄帝氏、帝轩、黄轩、轩黄、轩皇等名称;这些名字多半与他住的地方有关....他是有熊君，有熊是后来的河南新郑县，县西北有轩辕丘，又有黄水，《水经注》 说:“黄水出太山南黄泉，东南流迳华城西。至郑城东北与黄沟合，注于洧水。”黄帝的名称或者和黄水、黄沟有关。台湾考古学家张光远对于钱穆先生的猜测作了肯定: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 2.1.2 黄帝名号与古人崇谷崇物有关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一个伟.....他以前，人类虽然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发明，但是到了他，似乎有一个时期的急剧发展。远古人类最初的生活只是为了适应自然，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生存问题，早期人类对于谷物瓜果等被人体吸收,使人类获得体力,并促进人类体格体质成长的这一现象感到神秘莫解,往往因此对成熟了的黄色谷物瓜果怀有某种特殊浓厚的迷信崇拜的理念或 情感 ，对谷物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土地的崇拜，《拾遗记》“轩辕黄帝”条云: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日昊枢,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戊,为天干第五位,己为天干第六位，按古人意识，戍己日即五行中的土日;黄色成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所在,从其他色彩中突显出来变得格外尊贵。"根据许多古籍记载黄帝也属于“三皇五帝”之一,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发展到部落阶段，其后父系氏族 社会 也出现了 社会 文明，氏族先民的一- 些图腾崇拜转变为祖先崇拜，口耳相传的传说保留了一些氏族公社或部落首领式的人物，这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三皇”为远古时期皇王根本无据可靠，神话色彩比较浓，黄帝属“五帝”之一被后人作为人文始祖而崇拜。徐旭生认为:“固然因为古代人相沿着这样称呼他们，而最主要的，却是因为当日处在原始公社时代的末期，宗教势力很庞大，专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们那半神半人的性质.....他们虽说‘神'气十足，而人格却并非子虚。必须兼这两种性质来看，才近真实。”，因此对于黄帝族首领的尊称黄帝是人们的愿望所归，其赋予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2.1.3黄帝名号与阴阳五行说有关，有些学者认为黄帝的名号与阴阳五行说有关，其包括五行、五德、五位、五色、五灵和五帝之说。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人远古的 历史 观，渊源极早，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邹衍的阐发，形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理论，到汉武帝时经董仲舒的综合更加深入人心;据《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邹子有始终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邹衍通过将土、木、金、火、水五要素与各季节的搭配，确立了春作为木、夏作为火、秋作为金、冬作为水的关系，并利用相生理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与相克理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形成了循环往复而相互转化发展的思想观。五帝的确认在考古界、学术界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五帝系统的确认是研究这-- 历史 时代最基本的出发点，根据许顺湛先生所著《五帝时代研究》一书中将古人对于五帝的确认分为了五种情况，其中最早记载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黄帝居于首位。在《孔子家语》中通过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也阐述了孔子在五行理论基础上将五帝与五行，五方相对应，并且阐述-一个观点即上古的五帝不仅仅是因为这五个人能配称为帝，而是因为德不能增多。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德即为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五位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五色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五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黄龙。在五德之中土德为首，黄帝在其中为土.德，为黄色，为黄龙，居于中央之位。关于黄帝土德的原义，《史记索隐》有考，其说:“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蟥见'是也。蟥，土精，大五六围，长十余丈。音引。”认为黄帝代炎帝立，炎帝为火德，黄帝乃有土瑞，奇异的黄龙地精出现，代表士德之瑞。《淮南子天文训》云:“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为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根据上述黄帝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可以作 - 2.1.4黄帝名号的含义 在司马迁所著《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将黄帝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物来看待，对他的生死，业绩，婚姻和子孙等方面进行的一一介绍。 “黄帝轩辕氏在位一百年地裂。 帝陟。”《竹书纪年》 “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八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帝王世记辑存》 黄帝“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予以问孔子，子曰:人得赖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路史疏仡纪黄帝上》 以上引用的文献记载也都是将黄帝看作是具体的人物，寿命只有百十岁，而其对后人的影响长达百年。陈建宪先生《神只与英雄_-中 国古代神话的母题》云:“在原始 社会 ，命名制度还处于萌芽时期，同一个名字，往往既指一个氏族的保护神(或图腾)，也是该氏族的族名，同时也是氏族首领的称号。‘黄帝’之名也是这样，他是当时华夏族团中一个氏族的族名，亦是该族的保护神与酋长的名字。 9黄帝名号不仅仅是代表个人，更是部族首领名或者族团的称号。 “黄帝传十世- -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命历序》 “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纬书集成.易纬稽览图》 “黄帝一日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 “黄帝居代总一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子孙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轩辕黄帝传》 由此可见，如果作为具体人物的黄帝的寿命达到百余年甚至上千年是不可能的，这里文献所记载的黄帝就应该是若干世黄帝集合的代名词，而记载下来的这些“世”的黄帝也是具有卓越贡献和政绩的氏族领袖人物。《纬书集成》的作者将黄帝作为一个朝代看待，经历了1520年与夏、商、周、秦并列，是一个时代的称号。黄帝传10世达1520年，说明黄帝族团作为当时的领导者有1520年，说明这个族团的世袭领袖黄帝中，有10世黄 帝是有作为的，是值得后人称道的;黄帝族团作为当时多达1500余年的领导族团，我们将它居于领导地位的年代成为黄帝时代，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因此，黄帝也是黄帝时代的代名词。所以借用李耀宗先生的观点:黄帝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一群杰出始祖的指称或代称,也可能是作为“该始祖群象征”的某某特别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作为其部落或部落联盟传诸后世的崇高象征。
可以参考六国论~
温庭筠温庭筠。温庭筠虽然长得非常的丑，温庭筠虽然长得非常的丑，但是他的心是但是他的心是美的。
1，原因2，过程及。。。。
楼上的资料有偏差。不过在下也认为还是了解后自己写。纳兰性德（1655－1685）：清词人。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字容若（纳兰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长子，生长在北京。 善骑射，好读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谙悉传统学术文化，尤好填词。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后循迁至一等。随扈出巡南北，并曾出使梭龙（黑龙江流域）考察沙俄侵扰东北情况。康熙二十四年患急病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也能诗。有《通志堂集》。词集名《纳兰词》，有单行本。又与徐乾学编刻唐以来说经诸书为《通志堂经解》。 来自《辞海》1989年版 详细介绍: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 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 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 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従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 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 《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 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悦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 词创作。但是仅三年，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三十岁时，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她在与纳兰性德相处一年之后，纳兰性德就去世了，这段短暂的爱情又以悲剧告终。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 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 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 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 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 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 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词作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隋唐时期：为选拔人才，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唐朝时使它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使统治者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同时它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的学校制度完备。明清时期：明朝和清朝前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科举制演变为八股取士制度。它使读书人只知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考中作官的大都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同时它使学校的教育也体现出君主专制的特点。八股取士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西学的高潮，新式学堂不断出现，废除科举制的呼声不断高涨，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制订了新学制，并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的废除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