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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众说纷纭，但肯定是相比2015更艰难一些！第一篇：人民论坛，作者刘瑞，原标题《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展望》中国经济正在过一个大坎。许多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预测，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业绩面前屡屡食言。比如有的预言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8%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上是朝着7%、6%的趋势下行。再如有的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场危机，但是现实是只有困难而无危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从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之后，中国经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而对于一个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常规的宏观经济分析均宣告失灵。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势，需要坚持运用结构分析的思维眼光来看待。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有如下五个基本趋势的出现：第一，传统产业进入深度调整区间。钢铁、煤炭、建材等产能过剩的产业会继续去库存减产能，其中会出现多种分化：一部分传统产业全行业经过调整进入正常业态，如房地产；一部分传统产业经历升级逐步走出低谷，如汽车、家电；更有一部分传统产业继续收缩，如钢铁、煤炭。传统产业中的大批僵尸企业，是无法逃过2016年的。第二，新兴产业将会持续保持增长的势头。2015年国家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已经公布，需要在2016年落实。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电商、微商在“互联网+”的战略激励之下，已经开始出现良莠不齐的乱象。这表明，2016年必须加强新兴产业的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建立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机制越来越重要。同时，即使新兴产业也需要通过企业兼并实现发展，因此2016年将会出现一批新兴产业企业的资本兼并重组。第三，城市化进程将提速。自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推出之后，为稳妥推进这项巨大的系统化工程，国家选择了66个试点城市进行综合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各项配套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这都为新型城镇化提速推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城镇化提速也有利于化解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因此，2016年各项有利于城镇化的措施出台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小高潮。第四，资本市场重新活跃。本来2015年将是自2008年资本市场高潮之后的又一高潮，但是发生在年中的A股股灾打断了这个势头。股灾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深层问题，涉及官员贪腐、券商违规、政策失误等多个方面问题。随后的行业整顿和追查，以及政策完善，使得资本市场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市场化发展是持续的过程，随着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之后，这个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因此受多种利好因素刺激，2016年的股市及整个资本市场将会活跃，再上新的台阶。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国际资本依然看多中国市场。第五，对外经贸出现新的增长。有利于这个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其一，世界经济继续处于复苏通道上，没有逆行可能。其二，“一带一路”效应开始发酵，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将会大大强化。其三，中韩自贸区完成了所有的法定程序，将会给中韩两国经贸关系注入动力和活力，并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和周边贸易扩大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其四，自2008年以来中国外向型企业调整已经大致完成，新的外向型企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优势有所加强。其五，如果人民币纳入SDR的过渡期没有大的波动，控制恰当的话，目前人民币的微幅贬值将有利于改善出口状况。第二篇！2016年注定是一个转型之年，也是需要耐心蛰伏的一年。目前经济下滑明显，在短时期内不会好转。在债务高企、产能过剩已无潜力出台大的刺激政策的背景下，通过货币超发进行需求刺激的凯恩斯主义行不通了。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是未来若干年的重点。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目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力人口下降，逐步丧失人口红利。同时资金投入对经济的刺激效率越来越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已行不通。社会保障不足导致消费难以刺激，土地等生产要素被禁锢，市场机制失灵。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破局，唯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以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都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经济形势具体存在下列问题：十三五时期劳动人口或继续降低1000万人以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需要减员增效，同时通过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解决对劳动力的依赖。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20008年到现在，每增加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显著上升。投资结构也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这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出清落后产能。同时依靠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国际间的产能转移，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以带动需求。制度瓶颈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国有垄断企业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各种壁垒影响了资源流动和经济活力。国有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而不死、尾大不掉。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未来攻坚的重点。但上层建筑如何自己改革自己，是几乎无法破解的难题。2008年后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地方债存在局部风险。加上房地产降温，金融机构的坏账上升都将成为未来发展中的地雷。银行对企业的停贷抽贷会加速一些企业的死亡，民间借贷的不健全和高成本也无法为企业输血，甚至还有让其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深化物价改革，国企改革，使经济运营真正市场化。降低企业纳税，为企业松绑，提升企业活力。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以及企业用工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化。需要进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让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来决定薪酬。只有劳动力市场化才能真正促使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才的优化配置。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等改革，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民依靠土地流转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兴业，可促进城镇化，帮助稳定经济的基本盘。土地的集中可促使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根基，这一过程不宜过急，需配合农民素质的提高，否则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历史的兴衰看，经济恶化产生的流民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力量。会决定政权的存亡。目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增多，很多地方出现一点就着的现象。促进社会发展必须先保证稳定和和谐，提高民众幸福指数。因人口结构问题带来日益扩大的养老和医疗资金的缺口，目前只能依靠延迟退休，削减退休人员福利，提高在职人员缴费。这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个矛盾，即便不进行这样的改革，最终也会通过通货膨胀降低购买力，形成实际上的转移支付。其他出路只有通过养老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这将考验政府能否放弃既得利益，藏富于民，配合经济改革中国进民退，让私人掌握经济资源。
我国经济形势论文篇1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研究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得以成功应对，从而使金融市场逐渐回归平稳，但是经济金融增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依旧仍然动荡不安，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而言是个巨大挑战，因此提高金融产业风险抵御能力势在必行。对此，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并就如何促进金融产业健康发展进行了探讨。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发展 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金融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风险不但与日俱增，而且形式多样，无疑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不可否认近几年的经济金融改革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为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分析1.成效和机遇无论是金融危机期间，还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领导人都对我国经济金融形势作了正确判断，不仅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倡导民间投资，刺激国内各种消费，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从而使金融市场回归平稳、内需有所扩大、进出口贸易日渐平衡，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发展形势良好，而且国内生产要素相对充足，市场前景广阔，需要我们把握机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2.问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加之我国经济结构尚不合理，金融市场有待完善，所以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通胀压力大最为突出，当下国际经济金融局势动荡不安，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且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有效控制通胀、保持经济稳健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同时由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与独立性，加大了投放货币的压力，而且金融市场资金配置不合理，流动性差，如居民存款缺乏积极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突出、城乡银行资金失衡等，导致经济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在调整信贷、经营转型、防范风险等方面任务艰巨。因此为改善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保证其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二、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问题的策略探讨1.强化金融经济宏观调控政府应基于资产价格、社会融资、金融市场等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合理调整货币目标，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根据经济金融形势，支持信贷薄弱环节，确定信贷投放重点，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措施加大信贷支持，针对国家重点项目、符合相关政策的企业，如文化旅游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特别是小型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但是针对“两高一剩”类型的产业应严格控制其贷款，并鼓励和发展信贷中的直接消费业务、创新小额信贷模式等，以此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同时还应以市场供求为导向，坚持可控、主动、渐进等原则，完善浮动汇率体制，通过适当放宽外汇流动限制，加强管理资本进出平衡和对外债务债权，并主动寻求和拓展使用外汇储备的方式和渠道，以此动态、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此外还应进一步协调货币政策与产业、财政等政策的关系，注重其松紧搭配，长短结合，以此为金融宏观调控发挥效用提供保障。2.科学调整经济结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所以调整经济结构是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首先是妥善处理“三农”问题，通过继续推行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创新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努力打造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同时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利用减税、贷款贴息等政策引导民间投资，创新“三农”服务手段和产品，扩大农业直接融资规模;其次是依靠科技力量走新型化工业道路，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外，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其发展和创新提供优质服务，以此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走向低耗、高效、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最后是应大力发展面向生产和民生的服务业，以及咨询、审计等现代服务组织，以此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另一方面应扩大内需，国家可以推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降低税率、放宽税基等，合理分配社会成员收入，并结合民众的多样化需求采取家电、农具购置补贴、扩建经济适用房等措施鼓励其消费，同时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资金投入，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以此使在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增加消费，进而扩大内需，提高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性，拉动经济增长。3.加快金融机构体制转变一方面国家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和金融机构实际需要，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科学布局，合理分层，形成以国际性、政策性、股份制等大型银行为主体且小中大银行并存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应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着力促进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金融服务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强化内部改革，具体要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方法，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贷款定价机制，构建公开、透明、合理的收费制度，建立风险责任与薪酬挂钩的激励制度，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并基于市场需求和行业要求改进理财咨询、现金管理、风险评估等业务，严格控制短期理财产品的发行，同时强化实体经济服务意识，合理发展中间业务，创新金融产品，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增加价值服务收入，特别是要加强与企业客户的沟通与合作，以期在促进其发展的过程中寻求长远的发展空间。此外还应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使之朝着投资金融服务方向发展，形成利于国内企业走出去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对外服务体系，以此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更好的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形势。4.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新形势下，金融风险不但日益增多，而且隐蔽性较强，潜在危害大，因此必须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金融机构应深刻、全面审视融资平台、集团客户、房地产、国际业务等领域的风险点，构建跨国境、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发展战略、内控制度、业务模式等建设，提高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监测能力，如利率、汇率等风险，特别是加强控制信贷数量和规模，严防其脱离实体经济，以此规范金融行为，防止泡沫经济，维护金融稳定。结束语总之，当下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发展形势良好，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强化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加快金融结构体制转变，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以此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谈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谈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 要 ： 当前地方特色会展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其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会展质量有待提高、会展产业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等，尤其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探究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特色的会展行业发展，根据地域的实际情况调整制定会展业的发展计划、提高展会的质量水平，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地方特色会展展业，以渝东北地区会展产业、合肥市会展产业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对地域制约会展产业发展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培养高端人才、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和政府严格管控会展政策三方面的战略与对策，突出地方会展产业特色，提高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 ：特色会展；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展品牌；路径优化；
2021年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合理规划展馆布局，发展会展业，各省级地区纷纷加快大力投入建设会展场馆，制定切合实际有意义的会展主题，加大对会展及相关产业的投入，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会展场所，促进地方特色会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拉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政府轻视会展行业的政策实施等，会展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扰：场馆的数量虽然增多，但是场馆面积小、会展质量不高，且会展区域结构发展极为不平衡和不协调；区域性中高端人才不多，缺乏创新创业科技能力；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不善于抓住时机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会展，在树立会展品牌方面仍需提升改进。诚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认为根据地区区域实际情况结合地方案例，构建地方性特色会展产业高质量、高效率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显得十分有意义，并提出提高中高端人才培养、提高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树立会展品牌等会展发展战略与对策。
1、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会展经济以及会展经济对地方地区城市发展及经济增长发展作出相关的研究。李毅超(2005)认为会展场馆作为会展经济的基础，以优质的服务体系和完善多功能的配套设施为支撑点，通过各种会议和展览的举办，吸引大量参展商和观众，在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刺激城市发展[1]。会展经济对城市发展及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赵驹(2008)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并分析重庆市会展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并提出可以通过物流体系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物流技术的创新、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快重庆市与国际接轨的进程[2]。叶彬(2017)通过分析渝东北地区发展的政策、资源、区位优势和区域经济欠发达、硬件设施薄弱、专业人才缺失、市场化明显欠缺等挑战，提出了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完善软硬件设施、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发展措施[3]。胡亚涛(2013)运用灰色关联理论计算各关联产业与会展业的关联度，从会展基础设施、会展品牌、会展项目等方面分析了重庆市会展经济发展现状，在发挥联动效应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与提升城市形象、增强经济发展吸引力与提供技术信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改善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等会展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途径基础上再提出结合产业集群、增长极等相关理论为重庆市会展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对策[4]。综上所述，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会展业的经济发展略有研究，分析会展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并提出可改进的战略与对策。但在地方性区域性上的研究还有欠缺，目前就我国来说，区域结构不均衡，不同地方的特色产业研究凸显还不明显，但不同地区又具有相对新颖的特色，地方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关研究。
2、地方区域阻碍特色会展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人才培养分布不均衡且相对落后
伴随进入高质量、高经济发展的21世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提出了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中高端人才的培养。据2020年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推出的《2020上半年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报告》，许多工作者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但对于一线城市的高速发展，企业数目持续增加，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从而加剧了地方性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从中高端人才需求TOP20城市来看，上海、北京位居前两位，新增高端人才需求占比分别为11.96%、11.71%[5]。重庆市人才培养相对落后，一些会展院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完全脱离市场，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计不清晰，培养技能欠缺专业性与细化性，甚至以偏概全。
2.2会展经济意识薄弱，品牌性不高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以及文化差异、思想开放程度等不同，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然而会展行业又是近年来刚起步的新兴产业，许多企业和民众对会展行业缺乏清晰的认识，不善于利用会展获取信息、抓住时机、推销商品、展现形象、促进稳定长期合作，这不仅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会展产业的相关发展。另外民众对会展产业的经济意识也较低、参与度低，且会展的举办主题相对复杂混乱，偏离了举办会展的真正意义。据调查，合肥市曾举办过一些销售类型的展会，虽然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但实际上忽略了发展会展产业的实际意义。会展经济拉动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利用资源发展举办展会，呈现出效果最大化的原则，同时也需要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的提高。“中国合肥苗木花卉展”“中国国际微商大会”等体现合肥地方特色的品牌会展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相对比于青岛的“啤酒节”、厦门的“台交会”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会展仍有较大的差距[6]。
2.3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轻视会展产业的发展
成功的会展行业不仅依靠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地理自然条件充裕、交通便利与发达，对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管控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以海南省海口市会展业为例，海口市是海南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地势平缓、气候温暖宜人，是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交通枢纽，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城市，发展会展行业具有良好的条件。但同时，据2019年海南省会展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海口市快速发展且不断壮大的会展行业中，还存在不少因政府轻视政策审查的相关问题：会展的举办缺乏明确的目标，组织管理模式混乱且落后；会展市场秩序混乱，会展举办的门槛过低，会展呈现效果差，市场上过多展会鱼目混珠，甚至造成“泡沫”现象；会展主题偏离实际意义，混乱复杂；展览场所展馆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单一、面积小，场馆服务管理水平低等问题，都与政府轻视会展行业相关政策有关，导致市场上的展商随性发展举办展会，严重制约了会展行业的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3、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3.1提高对中高端会展人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高新技术、创新创业的高素质、高质量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区和人才特区，部分地区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参考河北雄安新区发布的《关于加快聚集支撑疏解创新创业人才的实施方案》，其中出台多项措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第一，大力引进高层次新人才。新区提出在2021年全面启动“雄才计划”一揽子工程，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加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相关产业领军人物、创新团队引进力度。利用高层次人才团队致力打造新一批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聚集平台建设，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平台，不断壮大地区的高质量、高素质人才，打造全球人才创新聚集地；第二，政府加大人才培养扶持力度。加大政府对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工作补贴、物质奖励、重点科研项目资助力度，使地区人才引进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第三，健全人才服务体系。各个地区均可搭建人才智慧服务平台，对各个实验室、各个项目健全完善人才“一键式、一站式、一条龙”全程服务制度，对各类高层次人才提供“保姆式”优质高效服务。引进先进的功能设施，探索采取多种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外国专家，留住高层次人才[7]。
3.2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树立会展品牌
加强会展经济意识，不仅要加强企业商家对会展运营的经济意识，还要加强普通市民对会展参与度的意识。企业商家应该灵活运用会展信息，巧妙抓住市场的机会，积极推销商品，展现良好的形象。对会展行业要进行深入清晰的理解，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展会的举办树立明确的主题目标，在展馆中引进多功能基础设施，完善场馆的服务体系，做到呈现会展效果最大化原则。这不仅能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更能促进会展经济的`发展。当然仅加强企业商家的会展经济意识也是徒劳无功的，还需要加强普通百姓对会展行业发展的认识与了解，达到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的意识。市民要在深层面理解认识会展经济，不能以偏概全，切忌盲目跟风参加会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需求，有效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展会参加。加强会展经济意识，提高参与度，有效选择，尽可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政府在策划展业发展时，应该结合当地的综合实力、地域发展，客观全面地分析，计划出适合当地发展的会展策划书，结合当地的优势，创建自己独特新颖的会展品牌。品牌展会不能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要在参展商数量、服务质量、参展效果等方面逐步积累，稳步增长。
3.3政府严格管理会展产业发展
为了促进地方特点产业的发展，拉动助力区域的经济发展。一个成功的会展行业，需要社会提升人才培养的意识，使低、中端人才向高端人才发展；企业商家要树立品牌会展，呈现会展举办效果的最大化，普通市民要结合自身需求提高会展经济意识、提高参与度等，这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管控，严格要求每一条制度的施行。针对市场上展馆面积小、主题混乱、质量不高、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鱼目混珠的会展，政府应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地区政府应当在深入理解发展会展业所需要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会展业发展规划，避免盲目追求数量、盲目发展的局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并提高一系列展会质量标准化的相关制度，以达到提高展会质量的效果。当相关职能部门提高展会的质量标准，展会的质量也会随之上升，促进展会经济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突出地方性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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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论优化经济结构的标准与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优化经济结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论优化经济结构的标准与路径选择。它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优化产品结构等重要方面，其中每一方面又有着自己内在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不断推进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其本质就是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质量。
关键词:优化 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
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升级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由低效益向高效益演进。因此，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这既是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即构成国民经济总体的各个部分、环节、层次之间量的比例和质的关系。经济发展既包括量的变化即经济增长，也包括质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的优化。
优化经济结构是由目前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是国内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其主要内容是: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优化产品结构。
(一)优化产业结构
这是优化经济结构的中心内容。优化产业结构就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前者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合理配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利用，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打下基础。后者是指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状态向较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即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高资本密集化、高加工化和高附加值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是以新兴产业比重提高为前提，其重要标志就是各产业的技术层次不断提高和新兴产业不断成为主导产业。
(二)优化地区经济结构
地区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有利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应与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优化经济结构的整体目标、缩小地区差距结合起来。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优化地区经济结构中的作用。
(三)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业产值比重降低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却保持较高水平，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优化经济结构就是要消融这种状态。
(四)优化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是指各类产品间质的结合和量的比例关系。优化产品结构就是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增强产品间的配合关系。从宏观上讲，是为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科学配置生产要素，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从微观上看，是为了使企业在技术上保持优先地位，或为了在技术上赶上或超过领先企业的战略决策，属于企业的战略转型。
优化经济结构的本质就是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质量。从整体上讲，主要有以下标准:经济结构是否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条件;是否合理而有效地利用人力、财力、物力和自然资源;是否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协调发展;是否可以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否能促进生产的近期增长又利于生产的远期发展。具体来说，优化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又有各自不同的标准。
(一)优化产业结构的标准
首先，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结构标准。即以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程度作为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两者适应程度越高，则产业结构越合理。二是产业间比例是否平衡。即以产业间的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是否平衡作为判断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标准。上述两种判断标准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既有其科学性，又有各自的局限性。需求结构标准将供需的适应性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产业间比例平衡标准忽略了经济非均衡增长对产业间比例的积极影响。因此，不能将其中某一标准作为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绝对标准，而应全面考察，综合应用。
其次，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标准来看，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通过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迭来实现的。衡量产业优势地位主要有三种标准:第一，附加值高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就是占优势地位的产业。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产值比重大的产业就是优势产业。第三，产业关联效应。受原材料供应影响较大的产业如果后向关联效应大就说明它是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受最终需求影响较大的产业如果前向关联效应大就说明它是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经济学论文《论优化经济结构的标准与路径选择》。
(二)优化地区经济结构的标准
衡量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得到优化，主要有以下标准:地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优势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地区内各产业部门之间能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是否形成以主导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关系;地区经济结构是否有利于推动全国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具有自我调节、更新能力，能否适应区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相对先进性。
(三)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标准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否消融主要有以下标准:城乡差别观念的改变，即真正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农民”和“市民”这种城乡身份观念的差别;工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工农业产值相一致;城市和农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四)优化产品结构的标准
优化产品结构的标准是:产品适销对路的程度，适销对路程度高，则产品结构得到优化;是否根据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及时调整产品的促销策略、研制方案。
(一)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
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经济质量的主线。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指各产业内部协调程度的提高、各产业部门生产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指通过产业结构的变革，使得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需要程度的满足达到新的水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都是围绕提高经济质量而展开的，是提高经济质量的主线。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体做法如下:转变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方向，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水平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方向;通过优化消费组成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培植和发展产业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把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
(二)优化地区经济结构的路径
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就是要优化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地区内的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质量，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特色是地区经济的竞争力、生命力，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中，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发展壮大地区经济的主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依托本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培植独具特色的.市场“亮点”，实现经济特色化，从而提高地区经济的竞争力。
其次，在地区内，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区。产业的集群及其惯性促使企业在空间范围内的不断集聚，企业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集聚特别是同一产业类型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容易实现经济的外部性。企业之间形成的网络可产生多种效应，比如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流动与扩散;节约企业间的交易费用;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等。产业的集聚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与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地区竞争力。
(三)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路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利，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购买力上不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地转移，工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工农业产值不一致，提高经济质量就无从谈起。消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可行性路径如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改善城乡服务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提高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和服务意识，振兴服务业市场;统一城乡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确定国家基本保障的对象、范围和水平，统一管理标准，建立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优化产品结构的路径
优化产品结构就是不断调整不同品种、档次产品的生产，是优化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从宏观上讲，它要求国家强化产品结构的宏观调控，用国家产业政策约束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以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为主要目标，以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规划为依据，合理调整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产品结构，才能实现整体优化。
在微观领域里，它要求企业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程序和机构。优化产品结构是优化企业结构的先导，是市场竞争、经济规律的要求。这就要以市场需求为轴心，对企业现有产品进行排队、分类，围绕市场作适应性调整。这个围绕除产品本身外，还要产品价格、质量、性能、功能、服务等方面适应市场要求。优化产品结构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结合科学的产品开发技术来进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产品从诞生、成长、成熟、老化到死亡各阶段变化规律的科学。
一般而言，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产品生命周期反映了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变化规律。企业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力争缩短投入期尽快进入成长期，保持和延长产品成长期，在成熟期及早转产并果断退出该产品市场。具体做法如下:延长现有产品的生命周期，开发新用途、新市场，改进外观，增加品种，改进结构，增加功能;注重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优化产品结构的重要内容，企业应“
我的看法是，经济在这几年很可能就要出现一个大的转折，地方债务的矛盾，地方借贷的矛盾，房价泡沫，产能过剩，转型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了，外国都盼着我们国家经济硬着陆，然后来掠夺我们的财富，现在各种政策也在针对这些问题来产生的，虽然我们所爱的国家贫富差异是多么的大，但是咱们还是中华儿女，还是要拥护我们的政府
你莫不是我们学校啊。。。题目一样
您好：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正一天又一天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成果，更是我们人民对国家经济向好的信心，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6%，其中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较上次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到了10.5%。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速平均保持在了8%，“保八！保八！”这似乎成了今年中国经济行业喊得最亮的口号。在今年我们看到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引领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达到11.9%，这一数字是全球第一呀！前几天，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闪亮的主角！但是我们在为高速发展经济而欣慰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任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居国民收入仅为三千多美元，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这个差距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缺陷；有一份外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一位劳动者劳动8年+10个月的收入才等于英国劳动者劳动八个月的收入还等于美国劳动者劳动一年的收入。不仅是收入上的，还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距。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应从实际出发，把握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从分发挥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架马车的作用，不断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总之我们应该树立一个居安思危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以供参考】
从改革开放至今34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往年低，但还是处在世界领先位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之中，工业增长仍有较大空间，但传统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市场需求日益接近“天花板”，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消费需求向下企稳，投资增速下滑，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流动性不足，但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信心不足；同时，财政收入增长也将趋缓。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整体增长潜力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净出口将长期处于稳中趋降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降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有助于内需扩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关键词:经济增长;工业化深化;投资;消费需求;净出口;内需;流动性不足;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市场;财政收入Abstract:In the 34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realized on average 10 percent high yearly growth rate, aft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y recession, although China’s economy growth speed has been lower than previous years, the economic growth speed is still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China is stay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growth still has big space, however, the demand of traditional heavy industry and chemical industry is more and more closing to the“ceiling”and their growth rate will gradually slow.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s falling but stable, the speed of investment declines, export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the liquidity is not sufficient, but the pressure of inflation still exist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slowing, entrepreneurs are short of confidence,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rate of financial revenue will become slowing. On the whole, the overall growth potential of China’s economy declines, economic growth speed will slow, net export will be long-term stable and decline, future economic growth will mainly depend on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decrease of the ratio of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to GDP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to boosting stable economic growth.Key words:economic growth;industrialization deepening;investment;consumption demand;net export;domestic demand;liquidity insufficiency;inflation pressure;real estate market;financial revenue.
青木川,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陕西省宁强县西北角，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镇西连四川省青川县，北邻甘肃省武都县、康县，枕陇襟蜀， 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誉，是陕西省最西的一个乡镇，距县城136公里，西去227公里即是九寨沟。古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2013年3月，青木川老街建筑群和青木川魏氏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境内有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6万多亩，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并有金丝猴、羚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被动植物专家誉为“天然动植物基因库”。青木川原属羌汉杂居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后又经清、民国时期的陆续修建，逐渐形成了现在规模。青木川最初名为草场坝、回龙场，清同治时期改名为永宁里，民国时称凤凰乡，解放后定名为青木川。境内古建筑群规模宏大，“回龙场”青石街两边明清民居错落有致，窗棂、门楣、瓦当雕刻精美，风格典雅。传奇人物魏辅唐的新老宅院、旱船屋、烟馆、辅仁中学等极具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明清风格建筑至今保留完整。近年来，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景观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美十大潜力古镇”、“中国最美十大乡村旅游名镇”等称号。2013年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6亿元，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领域： 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教育经历： 祖籍江西新干，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厂职员。1997年1月至1999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1999年7月至200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年1月至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副教授。2002年4月至6月，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2003年7月－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访问教授。2007年8月至2008年1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11月到2011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3年11月-2010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至2012年，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11月21日，接替周其仁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兼职：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4月22日，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6－2010），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 －），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季刊》主编（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Agricultural Economics 副主编（2007－2010），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07－，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金融学》（2003－，四川大学主办）、《公共管理评论》（2003－，清华大学主办）、《世界经济文汇》（2005－，复旦大学主办）、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2006－，希伯来大学主办） 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2006－，副会长：2007－），留美经济学会 (1993－，1998-1999年度理事，出版委员会成员，2004－)，美国经济学会（1997－），英国皇家经济学会（2006－），国际比较经济学会（2003－），欧美同学会 （1997－）。 匿名评委：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 studies, 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2005），社会科学基金会（200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1），英国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中国软科学学会 (1999)。 教授课程： 经济学原理；演化博弈和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商业数学与博弈论初步；中国经济：1949-1999；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应用初步。 主要荣誉： 论文《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获第二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1年3月。专著《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2月。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研究——来自全国、江苏省与广东省的证据》获第一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2008年5月。北京大学第十五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07年6月。GDN第8届年会“Reforms, Public Services and Poverty” 一等奖（和沈艳合作），2007年1月15日，北京。Fellow, India-China Institute, The New School, 2006-2008. 第二届“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奖，2006年。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2006年。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秀奖，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北京大学第八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9月。北京市2001-05年度“跨世纪百人工程”。北京大学2001年度岗松奖教金，2001年4月。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优秀论文二等奖，2000年9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赴美交流奖学金，2000年1月-5月。世界银行Robert McNamara研究奖学金，2000-2001。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教育部，2000-2002。归国奖学金，福特基金会，1997－1998。Gamma Sigma Delta，世界农业荣誉协会，1995。MEO奖学金， 威斯康星大学，1995年春季。孙逸仙中西部奖学金，1995年。五四科学论文奖，北京大学，1985。2015年6月，姚洋、钟宁桦合著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获得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学术著作： 姚洋、高梦滔（主编）：《健康、村庄治理和农村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Yang Yao and Linda Yueh (editor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2006.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顾昕、高梦滔、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 and Yang Yao.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2005.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译著：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刘一皋、王晓毅、姚洋：《村庄内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Yang Yao and Xiaolu Wa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姚洋（校者）：《充分理由》（Daniel Bromley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赖平耀、姚洋、邢予青（译者）：《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姚洋（校者）：《博弈与信息》（Eric Rasmusen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姚洋（校者）：《博弈论》（Tirole and Fudenberg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课题项目：2008年3月－2009年3月：“中国制度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教育部。2007年7月－2008年1月：“中国地区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报告。2007年5月－2008年5月：“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提升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北京市－北京大学共建项目。2006年6月－2006年12月：“村庄选举及其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Brown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6年4月－2006年12月：“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主要实施人，IFC。2005年7月－2005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调查”，主要实施人，FIAS、IFC、MIGA。2005年9月－2007年8月：“中国工业集聚研究”，参与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年1月－2007年12月：“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参与人，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转型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4年2月－2005年6月：“大病风险对农户的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2002年7月－2003年7月：“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改革”，主要实施人。 2002年7月－2002年12月：“国有企业改制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2001年3月-2001年8月：“产权改革中的效率和平等：中国的例子”，与Michael Carter, Klaus Deininger, Juergen Voegele合作，世界银行。2000年5月-2001年4月：“中国政府改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世界银行McNamara项目资助。2000年1月-2000年12月：“东亚技术发展”，中国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2000年1月-2002年1月: “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绩效”, 负责人,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资助。1999年6月-2000年3月：“中国私营部门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1999年7月-2000年9月：“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中国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项目负责人，与王晓毅、刘一皋合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公共政策资助项目。1999年7月-1999年12月：“贵州土地长期租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9月-2001年9月：“中国财政体制研究”，参与者，负责乡及乡以下的财政研究。项目总负责人为吴敬琏。福特基金会资助。1998年6月–1999年1月：“中国农村工业化”，项目负责人，与林毅夫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3月－1998年12月：“中国小企业的技术与效率”，项目负责人，与王岳平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1月－1998年7月：“城市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项目负责人，日本联合国大学资助。1997年1月－1998年1月：“土地制度、土地市场与中国农业绩效”，项目负责人，与Michael Carter和刘守英合作，世界银行资助。
政治:由封建制转为半封建半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经济:中国经济全面衰弱,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文化:文化空前专制,中国科举制彻底腐朽外交:闭关锁国,中国不只没有前进反而倒退260年科技:中国科技开始全面落后西方思想:奴化思想,扼杀明朝开明思想
从经济上讲：元朝是全面健康发展的商业社会，外贸收入占有相当高的国民收入比例。中国事实上在宋代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元代，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了“原始积累”的“羊吃人”阶段，也就是商业、手工业，开始向传统的农业抢饭吃的阶段。在元代，商人很容易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整个商人阶级受到尊重，商业文明被极高的推崇。商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顶峰。这是在宋的基础上的正常发展的结果。宋帝国也是一个以商业为发展导向的产业，不过宋的商业规模并不如元强大，因为毕竟元是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然而到了明朝则先后切断了陆上丝绸之中和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被彻底打击。中国几千年来作为积极的商业帝国的地位，从此不再。中国与外界不存在正规合法有序和积极的商业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类似于先秦时期的“朝贡”模式。可以说，明朝使中国的对外商业模式倒退了几千年，一下子打回到了秦始皇他爷爷的时代。而商人想要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是商人的儿子，张居正，一度成为了大明帝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最优秀的宰相，但是他也不敢于去维护商业集团的利益，而反而更加的保护地主阶级的权益。因为明代的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张居正之所以要当官，就是要摆脱商人家族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张居正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在。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不能掌握政权的一个阶层，商人，是永远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也是绝对没有任何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机会的。可以说，明朝没有给资本 主义留任何生存的机会，只有死路一条。而进入清代，连这种秦始皇他爷爷的水平也没有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成为了小农自给自足型的。清朝连死路都没有留给资本主义，因为根本就没生出来过，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事情发生过。既无生，何谈死？从政治上讲：元朝的皇权相当有限，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皇帝要通过宰相来管理国家，宰相又要受到地位平等的监察机构的限制。而且地位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力，中央不能过份干涉地位权限。进入明代，起初干脆取消宰相制度，后来作为一种妥协，将宰相权以非正式的方式移交给“皇帝的老师兼秘书”——大学士代理。而后，又渐渐的将执政的权力交在“皇帝的家奴兼玩伴”太监代理。而皇帝对太监的控制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可以说，明代的皇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尤其是太祖、成祖时期，是皇权最高胀的时期。到了清代，干脆连大学士和太监也没有了。真正的乾纲独断。大臣只有承政听旨的份儿，完全没有任何决策资格。从文化上讲：元朝具有极发达的文化，不仅继续并发展了“辽宋夏金大理吐蕃蒙古”等唐朝以后中国各王朝的各种文化，并且积极主动的吸纳来自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元朝皇帝曾经多次写信至罗马天主教教皇，请求派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直到民国以后至今，中国人才开始以尊重的态度主动的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之前，只有元朝有过主动的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而我们如果注意到，元这种姿态是在元朝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表示出来的，就更感到难能可贵了。一个王朝，在自己很强大的时候，积极主动的虚心去向比自己相对落后和弱小的民族学习文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明代，从建国之初，帝国开始很不情愿接受西方文化，明初的时候，帝国对完全没有威胁性可言的境内的基督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其中其实很多人是中国人，当然多数是外国人。到了明末的时候，西方人再次出现在帝国的视线之内，士大夫们立即起来极力的攻击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是“居心不良”者。然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西方根本想不到对中国有任何“不利的企图”，他们想都不敢想。直到帝国因为战争，——建州兵变，女真人谋求东北独立，这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顺带着，也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文化和思想。因此明末甚至提出了反对帝制的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清朝，即使帝国已经离死不远了，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借助西方的学者来当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仍给了西方学者一个限制“只许教学问，不许传教！，不许传播西方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到了清代，中国彻底没有一点对于文化的追求的态度，完全处于一种自高自大的极端民族自负主义情结当中了。所以总的说，由元至明，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明到清，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而之前的中国历史，从秦汉到宋元，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社会文明都是在发展中的。元朝是一个转折，元朝本身仍是在发展辽、宋、夏、金文明，但是发展的速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元以后，进入了欠发达阶段，社会的发展速度已经相当的缓慢。进入明朝以后，社会在主体上，已经不再发展，只有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和非主流领域，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发展。进入清朝以后，连边缘地区和形式上的发展，也没有了，整个帝国就像一具僵尸一样。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 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 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 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 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 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 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 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 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 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 三 《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 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 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 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 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