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甲骨文有研究的论文

关注这样，先提些问题，比如，甲骨文的由来，甲骨文的特点什么之类的，然后根据你提的问题查找资料，整理一下，写出答案，然后结论，就是根据你查找的资料分析，概括。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由来和特点”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1.甲骨文的由来？2.甲骨文有什么特点？二、研究方法1.在网上查找资料。三、资料整理由来：相传商朝时期，人们非常迷信，帝王一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前要请巫师进行占卜。占卜完成后，巫师又会把与占卜相关的内容都记录在甲骨上，从而逐渐形成了甲骨文。当时文字是记录在龟甲以及骨头上，这些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特点：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四、研究分析甲骨文在商时期出现，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具有特色，结构稳定。自创，求采纳哦！谢谢大家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这样，先提些问题，比如，甲骨文的由来，甲骨文的特点什么之类的，然后根据你提的问题查找资料，整理一下，写出答案，然后结论，就是根据你查找的资料分析，概括。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由来和特点”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1.甲骨文的由来？2.甲骨文有什么特点？二、研究方法1.在网上查找资料。三、资料整理由来：相传商朝时期，人们非常迷信，帝王一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前要请巫师进行占卜。占卜完成后，巫师又会把与占卜相关的内容都记录在甲骨上，从而逐渐形成了甲骨文。当时文字是记录在龟甲以及骨头上，这些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特点：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四、研究分析甲骨文在商时期出现，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具有特色，结构稳定。自创，求采纳哦！谢谢大家

甲骨刻辞整理与研究论文

甲骨文又称卜辞，是商、西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用于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其中以商代甲骨文最具代表性。商代的甲骨除殷墟小屯外，侯家庄、后岗、四盘磨等地也都有出土，直至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虽然深入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但有学者已初步断定，这批甲骨属于商代的一个诸侯国。如果认为现存的商代甲骨均出自殷墟是不正确的，不过对于甲骨文的认识与研究仍然主要来源于商代甲骨。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龟甲有腹甲与背甲，占卜所用以腹甲居多；骨有羊、鹿、猪、虎等兽骨，占卜所用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占卜所用的甲骨首先要经过一定的整治，然后在整治平薄的甲骨片的背面施以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按一定的程式钻一个圆形的凹槽，凿就是在已钻好的凹槽一侧再凿出一椭圆形的凹穴。在相连的凹槽中施灼，槽穴底部甲骨较薄，一经灼烤，发生爆裂，正面就显现出裂痕，称为兆纹，纵向的为兆干，与兆干相交的为兆枝，甲骨文占卜的“卜”字就是兆纹的象形字。施灼就是占卜，人们通过爆裂显现出的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来判断所问事务的成败吉凶。在甲骨的正面、兆纹的旁边，用文字记录下占卜的内容，就是卜辞。这是一套繁琐却又严密的程式。卜辞的契刻遵从着一套严格的程式，这套程式也奠定了中国书法最初的书写规则。

1、“甲骨军事刻辞的分期分类排谱、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0XZS002，资助经费12万元，2010.7-2013.122、“商代甲骨军事卜辞语言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2009年度一般项目,编号09YJC740059，资助经费5万元，2009.12-2012.123、“重庆三峡库区现存石刻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编号0816，资助经费为4万元，2008.12-2011.124、“甲骨军事刻辞的分期分类排谱、整理与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点项目，编号SWU0909517，资助经费6万元，2009.12-2013.125、“汉魏六朝墓志人物品评词语与品评文化研究”，西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编号SWU0609319，资助经费为1万元，2007.10-2009.10 1．《汉魏六朝墓志人物品评词语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2．《商代武丁时期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王国维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论文

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我晕,写这么多.只要记得王国维有一本<随园词话>足亦.

谈古器物：

将古玩变成古史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时代。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宝石制品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的敦煌汉简、敦煌手卷等陆续公布；一些蒙古文、满文史料和外文资料被发掘利用。王国维从1912年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考证古器物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其扎实的旧学功底与科学方法，更体现出“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素养，成功将古玩变成了古史。

构建可信的古代史

验证了殷商历史的甲骨文，起初不过是中药铺里一味叫作“龙骨”的药材，被古董商发现后成了稀罕的古董玩物，到了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学者手中便成了无价的历史文献。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颠覆了过去“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也是对一些外国学者“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甲骨上所记载的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以此与其他史籍互证，证明了内容的可信性，所以王国维就以卜辞的记录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通过卜辞考订了商王谱系，并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典章制度，既纠正了《史记》的个别错误，也证明了《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各种青铜器、碑帖、字画、古籍，到王国维手里通通成为或改写历史或还原史实的重要“实证”。

在《简牍检署考》中，他完整系统地说明了纸张发明之前国人的书写方式；《流沙坠简》是我国第一部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写成的，成为研究汉代制度与西北地理的学术专着；《鬼方、昆夷、猃狁考》则是王国维用彝器、拓本、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杰出成果。

对古器物的考证

在研究宋代金石学时，王国维总结出了数条宋代金石文化的不足。譬如，在考释金石文字不知存疑，对器物上文字必字字释之，因此便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牵强附会的情况；好古、思古对考释工作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过分则会失去客观的立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所以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文物特别关注。

王国维作《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章，剖析了被宋、清学者所忽略的错误之处，并阐述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另外，对于吉金诸器的考察，前人偏重于文字的释读以及对器物形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器物年代的考证及由器物本身推论古代文化、考知古代史迹的方面。王国维向新的研究方向作了诸多努力，比如其所作的《生霸死霸考》《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等。王国维认为，在新的时代应充分拓展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指出除甲金以外的陶、玺印、货币、兵器等也具有研究价值，他说，这“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器值材料，甚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在积极开拓甲金文字的研究同时，又揭示六国文字也就是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表现出他作为一代名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远见。

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佳作《说斝》《说觥》等，堪称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在《说斝》一文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将“斝”误当作“散”字的。他对此作出了纠正，说：“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在《说觥》一文中，王国维谈了对酒器的命名，他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意思是说，宋人对古代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大小来判定的，所以就会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王国维考证出，阮文达收藏的子燮兕觥，并非真正的“觥”，而应该属于“角”器。进而他考证出，从宋代以后，被叫作“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钜，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长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作牛首形”。王国维认为后面这种所谓的“匜”，其实应该是兕觥。

从王国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过分疑古，这样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有人评价王国维的在考证历史时，是“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新旧材料不可偏废，这是王国维的治学态度，也是他一切研究的立足点。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哲学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学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文学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参考资料：

甲骨文研究论文属于什么类

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

中国甲骨文的象形字“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特别是繁体的[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中国最初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汉字虽然还保留象形文字的特征，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不属于象形文字，而属于属于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

扩展资料：

1、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2、文字可以分为三类：形意文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它们的关系并不是进化的关系。

汉字作为象形会意文字系统，为何能延续至今？在于汉字的跨语言性。汉字本身不同于西方表音文字，与发音无关。汉字的“象形”与古西方文字的“象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古埃及文字中绝大部分图画符号并非以形表意，而是表音符号。所以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拼音文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象形文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字

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

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

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如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象形文字

主要是殷墟甲骨，此外还有周原甲骨等。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周原甲骨正式著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甲骨文自确定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后，大大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史料较少的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明确的珍贵资料，也进一步为以后的分期断代研究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范围。然而，无论作何种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如若材料不足亦或材料的真伪及时代性尚不清楚。便会得出错误结论。因此，甲骨文自被王懿荣于一八九九年发现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研究是中国历史上哪一朝代的遗物？在这一朝代中，它本身又有无发展变化的问题。从甲骨文为商代晚期遗物确定以后，学者们才有可能思考每片甲骨属于某王时代这一问题。也就是“分期断代”问题。“分期断代”，实际是对晚商二百七十三年进行分段。以往有关分期断代的说法中，一直存在多种看法，比如：陈梦家的“九期”、“三标准”，胡厚宣的“四期分法”，董作宾的“十标准”、“五期”分法。等于就目前甲骨学中关于分期断代最有代表性的分法，当数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十标准”、“五期”。董作宾于一九三二年写出并于一九三三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文中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该方法。可以说这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为甲骨文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在《甲骨文断代研究6例》中，董作宾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下述五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一世三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这五个不同时期，是用下述十项标准研究甲骨文得出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这个叫做甲骨学。

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现状论文

甲骨文的发现最早时间，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发现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於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经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确定了它在研究历史资料上具有珍贵的价值后，就开始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瘁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甲骨学的著述，最早问世的是刘鹗的「铁云藏龟」，时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 ○二）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更有欧美传教人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於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应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到民国十六年丁卯（一八九九到一九二七），共为二十八，后期自民国十七年戊辰，到民国三十八年己丑（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九），共二十二。甲骨文字风格衍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甲骨文的研究报告怎么写？不知道写回答有奖励查看全部3个回答寂寞的衣2020-05-05 TA获得超过144个赞关注关注这样，先提些问题，比如，甲骨文的由来，甲骨文的特点什么之类的，然后根据你提的问题查找资料，整理一下，写出答案，然后结论，就是根据你查找的资料分析，概括。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由来和特点”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1.甲骨文的由来？2.甲骨文有什么特点？二、研究方法1.在网上查找资料。三、资料整理由来：相传商朝时期，人们非常迷信，帝王一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前要请巫师进行占卜。占卜完成后，巫师又会把与占卜相关的内容都记录在甲骨上，从而逐渐形成了甲骨文。当时文字是记录在龟甲以及骨头上，这些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特点：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四、研究分析甲骨文在商时期出现，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具有特色，结构稳定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1910年罗振玉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其中以罗振玉年龄最长，接触甲骨文也最早，而位列“四堂”之首。。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参考资料：学习通-甲骨文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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