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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1、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2、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而儒学鼻祖，孔子的文章是我们课本中比不可缺的。所以王阳明心学可以很好的作为论文的理论依据。
漫谈阳明心学与儒、释、道 王阳明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但在哲学领域成就很高，在军事领域，也是屡建奇功，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个例外。所以，有人对王阳明的心学，甚是好奇，于是，用西方哲学的解构主义，对其进行了一番解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王阳明心学，是儒释道的混合体。 对于这一结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就我个人的观点，是既赞成又反对。一、阳明心学与儒家的关系 阳明心学的主体就是儒学，它远接孟子，近承陆九渊，与北宋五子中的大程子程颢的思想也比较接近。 二、阳明心学与佛教的关系 心学与佛教的关系非常紧密，下面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 1.先从宏观方面来谈。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哲学史中，隋唐佛学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宋明理学就是在隋唐佛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隋唐的佛学，宋明理学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与佛教结缘的中国士大夫，恐怕是极少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坚决反对佛教。但最后，韩愈与大巅和尚往来甚密。也就是说，儒家精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其最高哲学范畴“理”，就是来源于华严宗所创立的一对范畴“理和事”，华严宗的第二代传人宗密，已引进了“气”的概念。二程、朱熹所使用的理、气，都是来源佛教。由此可知，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2.从中观（不是佛教的中观学派，介于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部分）层面看，佛教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现举一例。近代知名的佛教学者熊十力，按他自己的说法，没有参考任何人而独立创建了佛教的一个新的理论，新唯识论。然而，近代学者通过对新唯识论的研究后发现，它只不过是王阳明心学的翻版而已。 3.从微观上来说，王阳明的思想，如“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来自禅宗，这在学术界已得到公认。又比如，王阳明的“良知”，从我个人的观点看，与慧能的“佛性”，非常相像。在读《坛经》时，每每读到关于“佛性”的论述，总是感觉与王阳明的“良知”很像。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从佛教哲学中，吸收了很多成份。 三、阳明心学与道教的关系 道家与道教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道教往往将道家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所以，讨论道教哲学与道家哲学时，也不可能分得太清。有人攻击朱熹近道，其实，王阳明也与道教关系密切。王阳明从小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因此，他希望跟随道教道士学习养生之术。 这里说一个故事。据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载，王阳明大婚的当天，他在南昌市铁柱宫与一道士学习养生之道。道士对他说“‘养生之说，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因教先生以道引之法，先生恍然有悟。”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王阳明对道教心向往之。 如果不是王阳明有一个坚定的成圣信念，也许，他就皈依了道教。 四、结论 王阳明哲学思想，除了儒家思想外，还受到佛、道的影响，这是肯定的。 阳明心学中有儒、释、道三种成份，但不等于是三家的混合。就像物质，水是由氢氧组成，但它不是氢氧。金刚石、石墨烯的元素都是炭，然而其性质完全不同。 个人观点，阳明心学，包含了儒、释、道的成份，但不是其混合，而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独立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王守仁指出：“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 — 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 ” — 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 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 ” — 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 — 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阳明学在现代中国仍有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学。著名学者徐梵澄经过几十年对中国，印度，欧洲思想研究以后，在晚年也对陆王心学赞誉有加（见《陆王学述》收录于《徐梵澄文集》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蒋庆也对阳明赞誉有加（见《政治儒学》一书）。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曾为王阳明学说所折服。蒋介石也是王阳明学说的信徒，并因此将台北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王守仁，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王夫之，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之一，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02》（[日] 冈田武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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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02
豆瓣评分：8.6
作者: [日] 冈田武彦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北京华章同人出版年: 2016-12页数: 432
内容简介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和细致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 明代中后期王 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不仅能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而且能给读者以很大的思想启迪，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作者简介
冈田武彦（1908—2004）：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
1934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 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东洋之道》《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日本思想家丛书》《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先生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中国人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阳明心学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① 人不能不怀旧。 当时光悄无声息的抹去记忆中的苦痛，旧事就成为自己犒赏自己的财富。 当人静下来的时候，旧事便成了背囊里的干花，被碎成细细的渣末，却依然执着的弥漫着熟悉的味道，在现实的空气里给我以安慰和支持。 如果说时尚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潮流涌动，那么怀旧这个字眼几乎就很像是时尚的反义词了。可是世间事有时真的很奇妙，怀旧不仅成为了如今的一种时尚，而且还是众多时尚品类中最时尚的样式之一。 也许，旧时的人们如孩童般把对生命的疑问和生活的希冀去向未来探求，而如今这些历经了世事沧桑的人们似乎意识到生命中的有些东西或许并不存在于未来之中，反倒有可能是一不小心掉落于过往的岁月里了，于是回过神来将搜寻的目光落向旧日的时光。 这一种顿悟般的情绪，忽然在某一日的晨间或某一夕的黄昏，如雾一样在这座城市里弥漫开来，晕染了一大群人。就这样，这种被称为怀旧的情绪无言、无尽、无可解脱，且迅疾如潮流般成为一种时尚。 一个人的怀旧往往会寄情于一些老相识、老故事、老古董，一座城市的怀旧则往往刻画于老地图、老马路、老建筑。怀旧如同时常漂浮于一个人脑海的一缕挥之不去的青烟。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的开头这样写到：“我已经老了，有一天……”。于是苍茫，萧瑟的气息便迎面袭来，不浮躁，不造作。杜拉斯的怀旧干净的透明。 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怀旧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哲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正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人造自然，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怀念童年时墙角的一棵小草，怀念稻花香和茉莉花香混杂的气息。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在怀旧。怀旧，是一种永恒的乡愁。从旧迹中寻找逝去年代的美丽，从回忆中品味久远岁月的沧桑，古今中外，无论是达人还是草民，概莫能外。 这个世界中的许多部分——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层面——并非由某个个人所决定，许多的对象便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经验或记忆。在一来一往的消费中，商品在时间的累积中转变为记忆生命历程中的情感对象。从而，新替代旧，并没有割裂新与旧的关系。每个特定的旧都只是更大传统内的子传统并且参与构成了大传统的历史多元性，从而一个特定旧的消逝，并非意味着整个传统的消亡。 过去我们认为新与旧是一种互斥关系。因为旧通常意味着稳定，旧事物已经让我们感到幸福了，何必再去创新？反之，新通常意味着颠覆旧。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想法并不正确。新与旧是可以并存且相辅相成的。你只要挖出一个旧的好东西，赋予新意，任何旧东西就立即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流行元素。 想想看，我们面对的真是一个好年代，拥有过去数千年人类的所有创意素材，只要你把记忆力加上创造力，任何旧东西都可变为新东西！中式对襟袄被冷落几十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唐装而风行。但现在的唐装已不是简单的复旧。与50年前的式样相比，唐装变连袖为外接袖，更加凸显人体线条。进行了新的组合，使旧日风采更迷人。一句话，怀旧是永恒的，但怀旧的内涵是善变的。所以，我确信这是一个时代趋势，将新与旧妥善地合二为一，将成为一种独特的新！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今的怀旧风潮愈加浓烈成为一种时尚。说到底，怀旧是对过去记忆的唤起，对昔日的向往，也是一种揉进了新意的体验。时代的变迁，注定了我们去怀旧。当我们一起怀念过去的时候，怀旧不可避免地成为潮流……②读到《笑傲江湖》中丹青生将十年新酿加入到五十年的陈年美酒中，那陈酿顿时少了储存经年而生的燥烈之气，且陈酿中多了新酒的清甜，新酒中又多了陈酿的余蕴，交相融合，叫人回味不绝。顿时有所悟，或者新与旧之间，并非矛盾对立。新旧相融，互为辉映，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美好。因为旧是新的基础。新生之物无法凭空而来，往往是对旧物的继承和发展。若说新为高阁，旧则为地基，若无支持，新生之物已不过是空中楼阁。想到那段文化的黑暗岁月中，多少激愤青年对着孔子儒家猛打猛砸，高唱所谓的“新文化”。历史证明，这种为求“新”而一味忽视，乃至于片面否定“旧”的做法，实是文化史上的一段耻辱。现下所热门的“和谐社会”之说，其实颇值得品味，那岂不正是孔子“仁”“和”思想在新时代所发之光辉？！新，不论是发展也好，改造也罢，总是要立足于旧，才站得住脚跟。而新，又是对旧的绝好补充，是对旧的扬弃。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亦是一种可怕的偏颇。便如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制度文明领先了一个时代，朝中大佬依旧抱着“夷制皆不足道，唯器物可取”的思想，紧握儒学里的伦理等级不放。所谓的“中学为体”最后也不过是溥仪亡国时的一纸辛酸血泪。旧，总是要新的发展传承变化才能恒久地保持活力。便如儒学在孔子手上不过一个“仁”字，到朱熹时已演化为“天理”之说，明末又演为王阳明的“心学”，等到清时，又是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家的改造与创新。儒家一说，在历史长河中长存，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闪耀着恒久的光辉，不得不说是承旧开新之功。新如垂髻小儿，旧便似苍髯老者。小儿总是要靠长辈的提携指引才得成长，而老者年华渐逝，总要有那一股青春活力来补充和继承。先贤曾云：世若无仲尼，白昼如黑夜。却不知，若无后人的继承、若无后人的改造发展，仲尼也不过是被迅速忘却又或是古板的千年不变的僵如老尸，那才真正是“白昼如黑夜”了。“新”与“旧”的关系，便是如此，并非对立，而是缺一不可，认真揣摩与处理，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焕发出真正恒久的美好！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对哲学的看法论文
有人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时候,告诉你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好处、左有左的坏处、右有右的坏处。分享了对哲学的看法，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 我觉得谈论的以下几个问题是任何哲学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人们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哲学那些实质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一些更好地理解哲学家们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的新的见解或阐述，而不是另类独行的想完美地解决或发现这些哲学问题。
关键词：哲学；哲学问题
一、哲学是什么
（一）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解释
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系统理论化的世界观等。
以上对哲学的定义表明上没问题，但我们知道教科书那些被定义了的东西就会变得固化，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固化的定义利于理解；但我认为固定化便会失去活力，人们之所以想探究一门学问就在于它的神秘。很多初学者，爱用是非的观点来探讨哲学的问题，如某观点是错的或对的，但有些许研究的话，便知哲学无所谓对错，这些刻板印象往往都是受一些教学者的影响，所以单一的哲学角度去看待其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一直为我们研究，便足以其思想合理性。
因此，给哲学以一种明确的定义是很不明智的，会陷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研究者会对哲学进行定义，他会以严密的逻辑推演方式或以商榷的语气来说哲学。因此自己的方式去做哲学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对几种哲学定义的批驳
哲学最早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它是由philo和sophia组成，译爱和追求、 智慧。所以结合就译为爱智慧或追求智慧，谁能追求智慧呢？自然是人。据记载，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是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使用了philosophia并称自己是philosophos，他还说philosophos才是追求真理的。因此，追求智慧的人也就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之中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即认为把整个哲学发展脉络弄清也就知哲学。我对该观点是否定的，首先把哲学当作历史来研究，就会把哲学和史学相混淆，而且研究量也是很大。其次真正做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在今天已不是保罗万象了；另外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关注所有问题，他只会专注于他钟爱的领域，例如蒯英从不关心时事政治，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哲学难题和如何把思想表达得清。因此我们就不能采用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哲学史应是有思维性和历史性并以历史性的内容来不断丰富哲学思维，最终实现哲学思想的活跃。
哲学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说法跟据是恩格斯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恩格斯加了“特别是”和“重大的基本问题”限定词，因古希腊的哲学没完全体现，这个说法自然就犯了绝对化的境地。因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自然不是知识论哲学，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划为思维和存在。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也是错误的。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虽然对学习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它是不能代替科学的，因哲学揭示的是世界最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揭示的是世界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
（三）我所认为的哲学定义
我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它不需要佐证来证明自己是哲学。一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学科也需要哲学提供指导；不过哲学与其他学科是有区别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我想这一点也就只有哲学能做到，即用哲学的回答方式解答哲学是什么，表明上什么都没说，却真正体现了哲学的独到价值和本质。不过哲学是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将任何一种哲学模式来称作哲学。
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者追求智慧，这是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苏哥拉底在当时被称作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当时苏哥拉底喜欢对问题不断地追思以及不断地善于找问题。自己能够主动去追求智慧，便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内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管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也不会选择放弃，这不是哲学的精神吗？我想可以做一个肯定的回答。
哲学会对语言错误运用，这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在哲学笔记和讲座中所论述的内容而总结出来。另外我们也可推出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意义或语言意义的活动，语言在这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逻辑的产生把语言的表达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本身就是在对思想进行构建，所以很多分析哲学家们都认为，人从经验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构成是我们的知性能力和直观，但是知识的表达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才能完成，所以语言表达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只有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表达和理解思想。
二、哲学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哲学问题有其独特的性质，哲学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普遍问题；但哲学问题绝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因为凡是带有经验的问题往往我们可以用经验来回答它或者是否定它，而且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我问：这支笔是什么颜色？视力正常的人会回答道这是什么颜色的笔，但对于色盲的人来说却是其它的颜色。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构成了我们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或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之所以是基本的问题，是因对其回答可以决定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我信神创论，那么我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的，神创造出了人和万物。又或者我坚持世界进化的学说，必然我就不会同意神创造世界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想找到心灵的慰藉。我们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观点看问题，也能充分地体现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二）哲学的问题是关乎人的
海德格尔曾论述道：“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哲学的，哲学在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拨动着我们心灵之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从中我们可看到海德格尔肯定了人在哲学中的决定作用，只有人才有理智，只有人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工具，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的生存。也就只有人才有思想，比如我觉得思维缺乏时，我便会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来补充我的思维又或者会常常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未来的我究竟应走向何方”。我想也只有我们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思想是我们人类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
正是因为人会思想，才会去思考和行动，哲学便是对这一现实应运而生。所以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服务的，虽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但这些哲学家们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例如。例如我们在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是想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人们理解接受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关乎人的话，它就不会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不过如今哲学的研究者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只关注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什么，却没认真考虑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又或只醉心于他自己的理想国，不顾其合理性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哲学应该回归正途，关乎于现实和人的生存，如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面对社会日益动荡的今天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三、如何做哲学
（一）沉淀和挖掘
做学问，离不开深厚的知识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素材，若空空如也，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好一门学问。由于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做哲学更需要沉淀。我们这里的沉淀不是指化学意义上的沉淀，我所说的沉淀一方面是指在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多读原著。具体的过程是：首先读一些导论的书和文章，因为这些所说都是最显而易懂的理论。其次读原文加注释的书，我们初碰原文肯定存在诸多问题或理解有所偏差。最后读原著，在这里我们尤其需注意外文文献，因为不同翻译者可能会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从而会导致我们对这一学说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对生活经历的积累，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此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些事实，从实践中获得对生活的感悟，沉醉于书本的知识理论中是绝对不可能有所顿悟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仅有沉淀还不够，还需挖掘。所谓挖掘是指在做哲学中，我们能够把自己所内化的哲学知识运用到我们所想研究的问题和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中来。挖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要想把这些沉淀挖掘出来就离不开我们平时的多思多虑，多和别人进行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但需要注意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要自己切实思考，做到真正脱离书本，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二）敢于怀疑和分析归纳
敢于怀疑的精神才能促使哲学不断地向前进步，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要尤其注重方法，每做一件事都应多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对周遭的一切始终保持平常态度，那么我们对哲学的研究便会陷入到停滞之中。敢于怀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笛卡尔，他的哲学第一个信条就是“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中说道“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挑剔，而是因为他相信感觉和理智有时会欺我们，他希望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把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排除出去，为我们的思考腾出空间。所以，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为休谟、康德等诸多哲学家运用。
分析归纳包括分析和归纳两个方面。摩尔：“分析就是给概念或命题下定义的方式”，所以分析就是把即将要分析的材料和概念按照性质或关系抽丝剥茧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清每个涵义在表达什么和推导出结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是不行的，分析是逻辑学家尤其重视的。所谓的归纳就是能把我们掌握细碎知识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总结出来，那么归纳推论就是指能从过去的经验例证去推导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科学的一些规律就是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通过归纳的方法可以不断地促进我们进步，如弗朗西斯.培根尤其重视归纳，他认为研究经验事物最为有效的工具应该是科学的归纳法，即运用“三表法”：具有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完成了这三表的收集，我们就可以进行归纳。因此，培根的学说大大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参考文献：
[1] 胡军. 哲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西文哲学史》编写组. 西方哲学史[M].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3] 孙正聿.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1）：49-53.
[4] 俞吾金.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2）：68-77.
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是与通常局限于某种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学问。在汉语中，“哲”是聪明的意思，在希腊文中则意味着爱智慧，所以，按照字义解释，哲学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同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会在其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人类从其诞生时开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都需要同周围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的自然界，也要逐渐地积累对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人们就是凭借这些认识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开始，人们只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所认识，久而久之，这种认识逐渐丰富并联贯起来，就形成了对诸如人类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就是世界观。但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哲学则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的世界观，是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当人们形成了一定世界观之后，就会按照这些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从而世界观也就成为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的世界观并不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由于实践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们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的所不同。第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和在社会生活中分工的不同，使得各自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的世界观，即使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同一阶级的不同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也会呈现出差别性。所以，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之间，其内容和形态也有许多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哲学只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能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从而一部分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因此，哲学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并且为他们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意味着劳动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同时，科学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哲学、科学和文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同具体科学浑然一体而后分化出来的过程。当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基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和需要，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在不断积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理论概括，于是就形成了早期的哲学。当时，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更多的是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直到近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理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才开始了独立探索的进程，从而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日益增多的独立的学科。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分化的趋势，往往把哲学看作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他们认为，各门具体科学只能提供不完全的、相对的真理，只有哲学才能提供完全的、绝对的真理。实际上，他们妄想借助于纯粹思辨来获得对自然界的终极认识，赋予自己以高居于科学之上并把科学纳入自己体系的特权，结果不仅造成自己的僵化，而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既反对以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否定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积极作用，使具体科学脱离哲学的指导的错误倾向。一般说来，与具体科学不同，哲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内容和普遍形式。就哲学的知识形态说来，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知识都是人们对世界某一领域的认识和把握。哲学作为世界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不是各类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加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是关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知识。哲学和具体科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哲学和具体科学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但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又具有不同的层次。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经过加工整理归入不同层次的各门具体科学；而所有这些知识又成为哲学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加工整理的材料，哲学理论就是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抽象概括而得到的最一般的结论。就具体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大的知识层次同实践的关系来看，二者同是来自实践，这是它们的共性；但具体科学同实践的关系更为直接，哲学则相对地比较间接，这又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人类知识的大厦中，哲学和具体科学密切相关。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自身生长的土壤；而具体科学则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们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贯通的。首先，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植根于具体科学的土壤中，不断从具体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经验和知识中总结概括出哲学的一般结论。否则，哲学作为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具体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哲学特有的功能之一。科学史证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缺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就会失去工作的方向并出现思想混乱。许多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自觉思考认识论、世界观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过：“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指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哲学和具体科学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交织汇合成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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