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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 《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 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西周的婚姻制度对後世影响极大。西周时期，缔结婚姻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周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婚姻即为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而且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中处於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是西周时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天两点：首先，长期经验证明，同姓通婚会影响整个家庭、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婚通婚，多与异姓结好，可以“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统治。“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是西周缔结婚姻的又一原则。《诗经》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宗教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并通过媒氏的仲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煽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教和社会承认。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与“妾”无论从身份、地位和礼节上，都是绝不可混淆的。 妻，是丈夫的法定配偶，家庭的女主人。在迎娶仪式上，必须经过很正规繁杂的礼仪程序。从周朝开始，便形成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娉的标准仪程。这六礼是：纳采（提亲），问名（询问女方姓名和生辰），纳吉（到庙中根据双方姓名和生辰占卜吉凶后定亲），纳征（正式送聘礼），请期（确定婚期），亲迎（男方迎接女方到家）。六礼除了最后一步，前面各环节都要向女方赠送礼物。经过如此正规的仪程，就是为了显示婚姻的重要性，也是对妻子的尊重。 到后世，随着“礼乐崩坏”，实际的婚娶未必有那么麻烦，但也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既然是一生的大事，不仅关系到男女双方，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结，因此很讲究“门当户对”。
唐代婚姻制度中的礼法统一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至唐时也已进入成熟时期，无论是调整手段、法律内容，还是法律形式、立法技巧，都代表着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一个高峰，其影响不仅延于后世，且对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唐代婚姻制度中，对于婚姻的成立，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维护“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原则，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第二，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第三，对婚姻的缔结有限制，规定同姓不婚，违者各徒二年。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严禁与逃亡女子为婚，监临官不得娶监临女子为妾，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均处以刑罚。第四，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有妻更娶，“诸有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惩治乱妻妾位，“诸以妻为妾”，“徒二年”。
这个不清楚！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一、唐朝婚姻制度的概述（一）唐朝婚姻制度概况唐朝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另外唐律允许寡妇自愿再婚和纳妾。（二）唐朝婚姻制度的特点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时期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法律健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唐朝的一派繁荣景象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包容性和开放性。第一，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杜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第二，唐朝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关于婚姻的礼教相对松弛，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贞操观念相对淡薄。唐朝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正如有学者所言，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在唐朝，和离，寡妇改嫁，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纳妾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特点。二、唐朝缔结婚姻的制度（一）实质要件唐朝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等。第一， 缔结婚姻关系要遵循“一夫一妻制”。所谓一夫一妻制，也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婚姻形式，它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世一直沿用。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凡亲王可有孺人2人（相当于正五品官阶）、媵10人（相当于正六品官阶）；郡王以及一品官可有媵10人（相当于从六品官阶）；以下递减，至五品官可有媵3人（相当于从八品官阶），六品官以下至庶人的侧室就只能称之为妾，没有官阶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有妻者不得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第二，缔结婚姻关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确认父母及尊长的主婚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男女无媒不交”。秦朝以后这些礼制规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父母意志是子女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唐朝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又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唐朝，父母还可以强迫守寡的女儿改嫁。《唐律》也维护“媒妁之言”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可见，媒妁就是成就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介，《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唐律已正式将媒人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名例律》篇中也有“嫁娶有媒”的规定，可见媒人是成立婚姻关系不可缺少的条件。《唐律·户婚律》中“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第三，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但对于同宗异姓，因“祖宗迁易，年代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详”，而“不在禁例”。另外，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对音同字异之姓，如“杨”与“阳”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二）形式要件唐朝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主要有：“报婚书”、“有私约”和“六礼”程序等。所谓“婚书”是指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13“许嫁女辄悔”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辄悔者，杖六十”，并且“婚仍如约”。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所谓“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唐律疏议》对私约作了解释：“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本约相校倍年者；残疾，谓状当三疾肢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唐朝缔结婚姻关系仍然遵循传统的“六礼”程序。《唐律疏议》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娶则二仪”，“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属合法婚姻，说明六礼仍是唐朝结婚的必经程序。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第一个程序是“纳采”，传统的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第二个程序是“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第三个程序是“纳吉”，即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人授。”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第四个程序是“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曾规定不同官品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第五个程序是“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有阙祥，亲迎于渭。”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三）缔结婚姻的限制《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等三种。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父母被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丧主婚”条：“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等。《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及娶同母异父妹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当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唐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唐律疏议》卷14《户婚下》说：“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杂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两等。”唐朝实行“当色为婚”制度，即要求门当户对，《唐律疏议》卷14“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唐律疏议》卷14“娶逃亡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赦免罪者，不离。”《唐律疏议》卷14“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恐吓、强娶为婚亦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4“违律为婚”条规定：“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吓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即应为婚，虽已纳聘，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长孙无忌对“强娶者”解释曰：“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此外，唐令规定不得先奸后娶，“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通奸，后由父母等立主婚已讫后，先奸通事发者，纵生子孙犹离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离。唐令犹离者非。”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三、唐朝解除婚姻的制度（一）强制离婚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有关“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情形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解释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了“义绝”的具体情形：“（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或“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通奸及欲害夫者。”或“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者”。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七出”之条，男方即可提出休妻，无需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二）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户婚》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三）解除婚姻的限制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户婚律》认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姑舅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可见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限制，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和礼制对法律的影响。四、对唐朝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一）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因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醉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妾减一等”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二）体现了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唐朝妇女受束缚较少，“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也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在婚姻制度上，唐律除规定“三不去”外，和离、改嫁、再婚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以再婚为例，唐朝允许寡妇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令：“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女年五十以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老抑以嫁娶……鳏寡数量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唐律疏议》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者，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还前家，娶者不坐”。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唐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生于关陇贵族，是胡汉融合的产物，既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又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较为开明，各民族之间的习俗相互影响，反映在婚姻关系上，表现为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现象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互相承认和接受，这些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礼教相对松弛，世风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唐朝的婚姻制度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一些良法美制，有利于稳固封建家庭秩序。科学总结我国唐朝的婚姻制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吸收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健全我国当代婚姻制度能有所启示。在建设我国当代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启示我们不仅要借鉴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成分，还要借鉴国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针对我国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要注重婚姻制度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变通性的规定；唐朝婚姻制度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法律分析：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
法律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唐朝是我国非常繁荣的一个封建社会。当时是非常注重婚姻的。一是为了婚姻祭祀，而是为了繁殖后代。在唐朝也是非常开放的。
同性恋我比较赞成合法。但是也是有很多不安全因素，请慎重考虑！
人权自由。。。
思考;什么叫婚姻？婚姻的性质是什么？婚姻法的内容是否构成了婚姻的全部内容（论文中心）？传统的婚姻有什么优势和缺陷？这些缺陷是否需要用同性婚姻来袮补？还是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同性恋的起源？外国是怎样规定的？同性恋符合人性吗？人性是什么？如传统婚姻与同性婚姻同时存在于社会中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对社会进步不利（这是落脚点）。祝你论文成功！
支持的论点： 1.应该尊重人权，不该剥夺国人自由恋爱的权利 2.现代婚姻法并没有明确指明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 3.我们是一个包容的民族，不应该对同性恋存在歧视 对方可能提出的观点： 1.如果全民都同性恋了，如何传承下一代？（答：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并不是等于鼎力支持同性恋，况且现在孤儿院这么多人可以领养，大可以领养一个孤儿，还能减轻社会的负担；现在丁克族的队伍也是逐渐的庞大，照你的思路这样说的话，异性恋婚姻也是可能会绝后的）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下面我给大家带来法学各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选题2021，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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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从金融法领域探析银行暴利垄断的现状
41、 预付卡监管制度完善的金融法之维
42、 刍议金融调控与监管的差异性及金融法审视
43、 金融法视角下的余额宝法律规制研究
44、 金融法价值目标下的民间金融监管边界
45、 P2P网贷支持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基于金融法视角的可行路径
46、 论金融安全与我国金融法体系的完善
47、 金融法视阈下我国体育银行设立及其运行若干法律问题
48、 金融创新语境下金融法教学反思
49、 论述金融功能异化的金融法矫治
50、 从金融法领域探析银行暴利垄断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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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同居关系的法律探讨”和“建立我国亲权制度的有关问题探讨”。前者虽然讨论的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定论，可是由于现在结婚成本越来越大，年轻情侣在结婚前同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对这方面的法律需求也会更加急迫，对这方面的法律进行完善势在必行，所以你找素材、谈对此的思考都比较容易；后一个在我国还属于相对较新的一个法律概念，你也可以找些国外的资料，整理一下写一篇论文。
1，配偶权与“包二奶”。新现行《婚姻法》对配偶权的问题也是个焦点问题。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过去我国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都没有明确提及这种权利，因而此次将配偶权正式纳入法律之中是必要的。而配偶权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主要是指专一的夫妻性生活义务，任何人不得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否则就是对其配偶权的一种侵害。“包二奶”的现象就是对配偶权的一种莫大侵害。2，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指夫妻关系，也指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设立此项，意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出发，当然，也可保护某些“家庭”地位低下的男性。3，夫妻财产的规范现阶段在法定财产制这一法律原则下，还应有适当的约定财产制为补充，这样符合我国现阶段家庭经济多元化的现实。绝大多数国人没有婚前财产约定的习惯，认为刚结婚就想离婚时的财产纠纷是不吉利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离婚案件都有财产纠纷。可在结婚登记时一并进行夫妻财产制约定，夫妻双方婚前既不用找律师也不用公证，可以直接选择一种约定夫妻财产制，不选择的则适用于法定夫妻财产制，这样使新婚夫妻在感情上更易接受。另外还有离婚中的“过错赔偿”子女探视权如果想写论文的话推荐配偶权与探视权可以参照德国法国等民法典的规定写写
其实婚姻法可写的东西并不太多,如家庭暴力\离婚的条件\婚姻法制度的改革等.我曾经写过离婚损害赔偿.
《中日女性婚姻观的比较》论文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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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班纳特五个女儿对待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为了财产、金钱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而结婚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书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为富豪子弟达西所热爱。达西不顾门第和财富的差距，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伊丽莎白对他的误会和偏见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是她讨厌他的傲慢。因为达西的这种傲慢实际上是地位差异的反映，只要存在这种傲慢，他与伊丽莎白之间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婚姻。以后伊丽莎白亲眼观察了达西的为人处世和一系列所作所为，特别是看到他改变了过去那种骄傲自负的神态，消除了对他的误会和偏见，从而与他缔结了美满姻缘。伊丽莎白对达西先后两次求婚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女性对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追求。这是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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