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我是个高中生，也想出出主意，写一下自己的拙见。首先以美的总体开篇，写到表现美的方式异和同，引出。分析沈汪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沈笔下的力量多是生活中各种经历所凝聚出来的，汪已经算是一种比较平静的人生经历了。（主体）沈作品中的思路是自然力量养育出的一种人文，景为文的心，而汪则更偏向于以景衬文。可以举例分析。沈的写作思路像蒙蒙细雨一般，对结构的全面没有太大的苛求，只是用正常语序表达出就可以了。汪受的教育比较全面，潜移默化。文章已经包含出一种结构，如涓涓的细流了。从沈，汪的作品中，我觉得还可以与曹文轩的作品比较一下，悲痛的力量逐渐淡化着。是因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秉性再逐渐改变吧？毕竟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而日子好起来了，人们也就不愿意刻意去写不曾经历的痛苦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美让人神往也就在于不同的人理解的美是不同的。能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学点东西，我已经很幸福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毕业 论文是考核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写作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题目。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2.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3.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4. 余秋雨 散文 的 文化 “寻根”情结 5.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6.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7.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8.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 9.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10.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11. 论残雪小说的窥视心理描写 12. 两种病态人格的心理透视──论张爱玲与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13.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14.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15.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基督教意识 2.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3.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4.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5.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6.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如繁漪、陈 白露 、花金子、愫方等) 7. 蘩漪悲剧成因的心理探析 8.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9.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10.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11.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12.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3.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4.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5.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猜你喜欢： 1.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 2.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4. 有关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本科生论文 6. 关于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我这里有一篇汪曾祺的读后感，不知道算不算好，我不想把它放到网上，你留下个邮箱吧，我给你发过去。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大学生毕业前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而论文选题工作则是毕业论文管理中的首要环节。下面我将为你推荐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1、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表征。
2、当代“女性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3、余华小说中的细节的魅力及其叙事学分析。
4、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的特征及其意义。
5、样板戏对民间文学模式的吸纳及其美学意义。
6、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的美学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7、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后口语”写作的诗学意义及其困境。
8、李洱《花腔》中的叙事话语分析及其美学意义。
9、当代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成长”主题及对其具体表征的分析。
10、“下半身写作”中的“身体”的诗学意义及其批判。
11、汪曾祺的艺术世界
12、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论张洁美学风貌的嬗变
13、余秋雨散文的“寻根”情结
14、武侠小说精神与民族大义—20世纪两次“武侠热”文化语境论析
15、《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层次性
16、刘震云与新写实主义小说
17、方方与池莉作品中的女权主义
18、贾平凹眼中的艺术人生
19、余华的寓言世界
20、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
1 、论《尝试集》在现代新诗史上的地位
2 、胡适对现代新诗理论的贡献
3 、郭沫若诗歌的情感特征
4 、冰心小诗的哲学意蕴
5 、从《伤逝》看鲁迅的爱情观
6 、论庐隐的创作心态
7 、比较郁达夫与庐隐的小说创作
8 、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知识分子形象)
9 、论冰心散文的艺术特色
10 、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
11 、论何其芳《画梦录》的主体意识
12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13 、施哲存小说创作论
14 、穆时英小说创作论
15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16 、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对传统母性的颠覆。
17 、论丁玲小说创作历程中女性意识的转变
18 、张天翼与沙汀讽刺艺术的比较。
19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20 、论穆旦诗歌的自我意识。
1. 论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
2. 论茅盾《腐蚀》对赵惠明的描写
3. 试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4. 论齐同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
5. 试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几个汉奸形象
6. 论巴金《寒夜》中的心理描写
7. 论钱钟书《围城》的幽默艺术
8. 论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景物描写
9. 陈敬容的诗集《交响集》、《盈盈集》(可以择其一研究)
10. 谈袁水诗歌的讽刺艺术
11. 陈白尘的戏剧(讨论其艺术特色)
1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考虑其文学史意义、其精神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
13.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14. 鸳鸯蝴蝶派小说新论
【提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潜在性文本，都存在着一个蕴含未定性意义的召唤结构，阅读理解文学作品需要从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展开对话。汪曾祺小说《受戒》是一部接受美学理论影响下的力作，研读它的文本内容和文学艺术，可以充分证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关键词】召唤结构；期待视野；水乡；诗化小说；梦 一.召唤·期待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它的被展现的过程，只在于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或再现来使得作品得到完美的表现。 “文学作品具有两级，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品的本文，审美极是由读者完成的对本文的实现。”[1]27从接受美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的核心，应该发生在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的相互作用之中。作品的实际位置存在于文本和读者之间，读者将自身置入于文本的历史视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凭借着自身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接受能力等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展开对话融合，于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 作品的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文本中挖掘出来的，在作品未经阅读理解之前，作品仅仅是一种潜在性文本，有着相当的空白和未定点，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具体化活动中，这些空白和未定点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才能生成作品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总同时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且包括其他人的共在。”[2]252这是一个存在着的世界，是在一个真实的无限的历史的世界里被作家创造出来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生命存在就成为了其中的基本事实，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成为了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所有的世界都统一在文学期待、记忆和建立作品意义的期待视野之中。 所谓期待视野，就是在读者进入阅读接受之前由于主体和客体、历史和现在、自我和他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阅读心理已经形成了的某种认知结构和预期认知。这是读者对于作品的预先估计和期盼，是读者原先各种趣味、经验、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要求在具体阅读中的表现，因此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常常决定或影响着读者接受的方向和层次、水平和效果，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阅读的前理解。 汪曾祺是一个很早就注意到小说自身主体性开放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强调小说“需要足够的空间，好让读者自己去从容来抒写”[3]169。晚年的他更加明确指出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读者是自由的，要让读者接近人物，这些主张与接受美学之间形成了呼应与共鸣。“汪曾祺认为作品文本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完成，他相信接受美学，鼓励读者的参与意识，主张文本完成后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能得到思考的快感。”[3]170他在60岁时发表于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的小说《受戒》，是一篇新时期引起文坛震动和读者强烈反应的作品，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在接受美学“空白”与“同构”理论引导下的力作。 《受戒》表现了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它描述出一种怎样的人生意境，它又留下了怎样的“空白的艺术”，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再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范畴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二.水乡·民俗·牧歌 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所见，而且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对景物的感觉，得是人物的感受。不能离开人物，单写作者自己的感受。作者得设身处地，和人物感同身受。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气氛，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4]175《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淳朴民风的水乡，人物形象便在水的背景中透露着清静和质朴的气息。 水是万物之本源，人的生命同样离不开水，对水的迷恋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汪曾祺那铭刻于心的水乡情结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汪曾祺在回答安妮·居里安女士的问题时说过，“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4]217作者的故乡在江苏高邮，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就看运河，看船，看打鱼，与生俱来的水世界就成为了作者的生命本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者作品的生活背景和生命基调。 “美的自然能唤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即一种道德上的兴趣。在自然的美的形式中发现美，反过来又导出了这样的思想，即‘自然创造了那种美’，凡在这种思想引起某种兴趣的地方，就出现了道德情操的陶冶。”[2]065自然与人物之间有着一种神奇的耦合性，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造化。我们在发现自然美的同时，恰恰是读者心目之中存在着一种美的秩序与期待。我们是在艺术中发现读者自身，是在作品中获得信息的确认。 《受戒》中的明海要去寺庙当和尚了，舅舅领着他“过了一个湖。好大的一个湖！”再“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于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第一次相遇就在水上。“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水的韵律敲击着人的心田，这是一首明亮欢快的清晨进行曲。到了荸荠庵，“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后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一来二去，明子与小英子之间便开始产生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明海去寺里，小英子划船相送；明海回来，小英子摇船相接。虽然作者每次直接着墨于水的文字并不多，可是依然可见江南水乡的清新自然和平和率性。水的波动生成了两个小主人公爱的涟漪，水的底色成就了生活在水乡人们的本色生命。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作者的笔下，《受戒》中的水乡世界不仅如此之明媚灵秀，而且这里的乡风民俗也是如此之淳朴宁静。本应庄严肃穆的菩提庵如今变成了充满俗尘气息的荸荠庵，本应受着清规戒律束缚的和尚们如今却过着逍遥自在的人间生活。“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为这个地方“人不生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庵赵庄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种超然世外的桃源似的环境中，悠闲自得，和谐共生，所以，明海在宁静澄明的桃花湖中，在平安祥和的风俗画里，他聪明、洁净而天真地出现在开朗、活泼而勇敢的小英子眼前，生命的活力得到了完全的解放，朦胧的初恋情愫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蓬勃舒展，又像流水一般水到渠成。人与自然、人与风俗同心同感相融相契，即便是在充满神圣宗教的仪式面前也同样洋溢着本真快乐的人性，清新明丽的水乡风景和恬淡自然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一曲悠扬美妙的田园牧歌。 三.诗心·诗语·诗境 当我们沐浴在《受戒》那恬静而清淡、柔美而舒心的语言世界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田世界情不自禁地随着那诗一般的语言而陶醉。读到《受戒》的结尾，我们会和当初发现这篇作品的李清泉先生一样击节赞叹，从心底发出“太美了，简直是一尘不染”的赞叹[5]215：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明海与小英子这一对水乡儿女在经历了受戒之后，他们的爱情再也无法遮掩，明海使劲地划着桨，小英子则开始了爱的攻击，从小声的问话到大声的应答再到小声的对白，芦花荡里的景色也随之欢快起来。长短参差，奇偶多变，构成了抑扬顿挫、回环绵长的节奏和气韵。无论是芦穗、浮萍和野菱花的颜色和形象，还是青桩那“扑鲁鲁”的声响，都明白地告诉我们“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4]166。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自然世界朴素的语言所带来的浓厚的诗意，更引发读者充满期待的骚动和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生命气息。 汪曾祺的小说里常常充满着诗情画意，崭新的意象之中蕴藉着丰富的意境，这种美学倾向充斥在《受戒》之中。作品不重情节，而重意境，不重人物，而重印象。试看一个场景描写：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肩并肩坐在一个石碾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沙——”，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这里渲染出的一种情致与气氛，几近空灵而不真实，有一种诗意化的虚幻和真实之间的浪漫和亮丽，同样透露出俏皮的欢悦和美好的心灵体验。 《受戒》几乎是一篇诗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情节，这正是汪曾祺小说从情节模式到情调模式的革命。“作者着力于某种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在某种意义上，人和事反倒成了‘背景’，而背景则成了‘前景’。”[3]159这种诗化倾向与作者的“气氛即人物”的美学观不谋而合，同时证明了作者“一个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的理想追求。所以《受戒》的人物刻画往往是寥寥数笔，在特定的氛围中突出表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得人物和氛围成为声声相息的一个整体，有着别样的历史厚重感和生命立体感。 哲学诠释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受戒》的行文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充满着抒情色彩和风情画意。作品一开头就向我们描绘了江南水乡的习俗与生活，明海出家当和尚，荸荠庵里的经声，庵里和尚的清闲日子和平常生活，年轻和尚的情歌；接着介绍小英子一家的水乡生活，农家园里的勤劳和善，晒谷场上的蛙叫蝼鸣等等，似乎没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因果的关系，在顺乎自然的情调里布满了生命的平和意境，内在的人物命运与干净的文学语言交织在一起，在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内容里，有着强烈而冲动的生命力。 《受戒》的语言不事雕琢，没有渲染，接近口语而贴近生活，哪怕是人物的对话也是干脆利落，十分的珍惜，我们来看看明海与英子初见时的对话：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一个羞涩被动，一个活泼主动，简洁的话语间可见他们的憨厚与机敏、率真与爽直。“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就在一切人眼前提升到一种意义域之中，而每一个能阅读它的人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之中。”[6]507在字里行间，读者自然参与到作品的理解之中，极普通的对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平常的语言里迸发出超乎寻常的活力和韵味。正因为这样，即使小说情节虚化，语言诗化，却仍然保持着小说丰厚的特质。 四.童话·梦·人性 汪曾祺的《受戒》依照传统阅读的期待，人们自然会联系到既然出家当和尚，就需要遵守和尚的清规戒律，诸如不杀生也不偷盗、不饮酒也不食肉、不妄语也不淫邪等，可是，小说的生命形态出现了许多的悖论，和尚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在与一切常规叫板。我们无需在这里赘述他们是如何杀生偷盗、饮酒食肉的，即便是淫邪一桩，也是够厉害的。他们不仅准备将来还俗娶亲，还可以在庙里有老婆，甚至善因寺的方丈有小老婆，一场焰口之后还会有大姑娘小媳妇跟着失踪。汪曾祺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4]206在他的笔下，一幅幅平和淳朴的生活画面和一处处清新淡雅的自然风景，编织出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童话世界，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自由和潇洒无拘的生命状态。 姚斯认为，“假如文学本文首先需要成为一种回答，或者加入后来的读者首先在其中寻找一种回答，这决不暗示着作者自己已经在其作品中给出了一个明晰的回答。这种本文的回答特点，为过去的作品和它后来的阐释之间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关系，它是一个结构模态——这是从它的接受观点来看的，它不是作品自身中的一个恒定的价值。”[7]87上文提及的文章结尾关于芦花荡的描写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情境表现，作者用诗情画意的芦花荡来暗示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美好爱情，其本身就是对清规戒律的一种否定，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率真而本性的反映，是一首从“受戒”到“破戒”的生命赞歌。读者所期待的回答或意义，在矛盾与纠结之中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或思想洗礼，是作品的未定性决定了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深刻思考。正因为这样，作品在最后的落款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的梦是啥样的，现在这个梦有没有得到再现了，作者自己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4]207我们无法猜测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时用《受戒》来投石问路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梦依然存在着，难道仅仅是作者所说的“是我的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吗。据作者自己介绍，他的生活中确实有赵姓一家，小英子后来还曾到汪家当过弟弟的保姆，那么，这种“对爱的感觉”怎么会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描述呢，而且，八十年代的感情有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是怀念抑或憧憬当时当地的生活，还是另有别的企图，这些阅读期待再一次敲打着读者的魂灵。 汪曾祺有了写作的冲动之后，也曾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4]207不难看出，即使时光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作者的心目中依然保留着少年时代所期盼的没有扭曲、没有束缚、没有压抑的爱和人性。1980年作者已经60岁，四十三年前正好是明海出家四年之后的年龄，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是作者的一种匠心。在天真善良充满太多梦想的年龄，生活总是那么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时过境迁的生活命运有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有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困厄，读者需要去重新认识，而作为汪曾祺来说，他用小说来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去肯定人性的价值，这是一种梦中的期盼，也许这正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一种思想。在汪曾祺的《受戒》里，不光是荸荠庵的一批和尚那么自由自在，还有小英子一家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从庵赵庄到善因寺，从尘世到佛门，都表现出情感和欲望的自然宣泄，现世和未来的自在纯粹。这大大丰富了人性的健康与审美的乐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命境界也就不外乎如此的浑然一体。 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理解某一本文的时候，本文中的意义对我们的吸引恰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能够清醒过来并检验本文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本文的意义就已经自己在发挥作用，并自身就已经有一种吸引作用。”[6]634作为读者，我们无法摆脱一切的前理解存在下来的认识，但是随着理解的进一步深入，一切的前理解又会发生新一轮的再认识。《受戒》之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爱，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生长和发育，终于在“受戒”的故事里释放出“破戒”的渴望，寻找到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在爱的面前，人生命的形态有着原始野性的本然力量和追求生命美的热情勇敢，这是一种圣洁而朴质的生机和活力，是一种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美的同构和契合。 五.视野·相遇处 伊瑟尔说，“读者的角色是由三种基本内容预先构造的：在本文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视野，读者综合这些视野所由之出发的优势点，以及这些视野汇聚到一起的相遇处。”[1]27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视野，一是相遇处。文学作品是传达作者思想世界而构思出来的产物，读者在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接受和交织着不同的文本视野，包括叙述者视野、人物视野、情节视野以及虚构的读者视野等。当这些视野汇聚到一处时，这个相遇处就会产生作品的意义，就能真正获得作品响应的效果。 单纯地理解一篇作品的文学意义是偏面而狭隘的，因为每一个读者都依赖于他的社会环境、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而每一部作品又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特性，有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群。读者既是一个提问者又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回答者，在自问自答的过程中试图倾听作品的回答。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所调动的阅读期待也随着读者的阅读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一部作品的意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将不断被丰富和充实，它的审美价值同样在读者理解过程中不断被证实。 所以，汪曾祺的《受戒》一方面是一篇可以完全独立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又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哲学、文学精神、思想作风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汪先生的小说从上世纪40年代跨越到八九十年代，在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异质”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意义，如果仅就《受戒》是难以认识清楚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作风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既然作者自己提及四十三年前的梦，那么与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自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他早期的小说《异秉》之间也有着前后的关联。再有，他说“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4]207联想到作者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创作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也和先生之间有着许多的交叉的脉络文风关系。80年代后作者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背景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面对如此的一片艺术新天地，我们就更有必要放在一起去探讨其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像《大淖记事》等令人神清气爽的力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不管的。 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是自然存在的，穿越这种历史的时间距离，只有依靠视域的对话来完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作品的潜在意义永远也不可能被读者全部来实现。“在艺术的历史传统中，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88读者凭借的阅读视域需要不断加以扩充和修正，在与作品视域的对话中才能不把自己限制在作品的框架内。而不断地扩大阅读理解的范围，不断地研究作者作品是一条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途径。 一个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领会一部作品，同一个文本经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阅读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汪曾祺《受戒》的潜在意义会随着不同读者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第二次阅读的时候还会有与第一次不同的阅读效果。有人说这是一首悠闲的牧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冲锋的号角；有人说这是一个唯美的避难所，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诗化的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新写实主义，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学先锋性；有人说这是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也有人说这是一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作品，凡是种种，都说明了一部作品的真价值，不在于其所已经说的，而在于其所没有说的，在于它的召唤结构和言外之意。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读者的阅读理解进程中永远发生着穿越时间距离的阅读对话。 参考文献： [1][德]W·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 霍桂恒,李宝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 汪曾祺.汪曾祺说·我的世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5] 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6][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基本特征（下卷）[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建树，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涉猎钻研。其主要代表作品有《人间草木》、《邂逅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旅食与文化》等。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小说《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逝世20周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离开了我们。他曾在一个万籁俱寂、满天繁星的夜晚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20年来，他的人、他的文被人们不断提及。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诗情画意却不矫情，他的文字中总是流淌着对生活默默的温情，打动人心，或许这是因为他 “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正如他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一、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二、 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三、 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四、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注释：（1）（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2）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6页。（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1页。（6）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59页。参考文献：1．《汪曾祺传》陆建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3、《汪曾祺散文选集》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月4、《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汪曾祺卷》汪曾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上, 具有较强的散文特征 ，结构零散，注重对人情的描摹、淡化情节。它不似小说，但又保存小说的特征， 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 。在《受戒》这篇文章中，主要描写了主人公一个叫明海的小和尚与船家的女儿小英子的爱情故事。在本文中，开头简单地叙述“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没有更多的故事情节来描述他出家的情形，下一段直接跳转到介绍庵赵庄。在介绍庵赵庄时，汪曾祺也是 只介绍了庵赵庄名字的由来，没有用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叙述庵赵庄。这些都是汪曾祺的这部小说《受戒》故事情节淡化的表现。 《受戒》里着重描写围绕着明海，小英子，以及明海师兄们的风土人情。最典型的当属明海的舅舅这个人物，形象生动，有趣。随着汪曾祺的笔墨走，在你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时而埋头伏案，时而跳着吟唱，时而趟胸露乳多样化的他。在汪曾祺的笔下，有食色，有男女，有民风，有民俗，语言生动活泼，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这都让我们对《受戒》的风土人情倍感亲切。 说到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故事情节淡化的表现和对人情的重点描摹， 《受戒》的最大特色便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化特征 。它并不像小说那般在介绍完庵赵庄的名字由来时，用空间和时间顺序来描写庵赵庄的环境，以及与庵赵庄有关的人和事。反而直接叙述明海家的情况，把庵赵庄的环境放到明海在去当和尚的水路的后面。就像是看到海市蜃楼，正当欣赏着它的美时，忽而不见，让人感到失落，等在另一处看到真景时，让你心喜的同时又感到震惊。文中类似的这样的结构还有很多，从这些就可以看出《受戒》的结构零散，但却又不失违和感，这便是散文的魅力。 汪曾祺在《受戒》这里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写作心态。他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恰恰是结构的“随便”。 点评:汪曾祺小说创作秉承的创作观念是：“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这篇 文章 直接抓出“散文化指什么”这样的要点，表述很清晰，没有含混。
源自天性 释放人性--《受戒》赏析 作者：蔡 立 文章来源：lcceo转载 点击数：1739 更新时间：2004-9-21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以及一段纯美得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心甘情愿地深入深陷于那个"出世"的幻境，多捱一刻也好。 《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在恰如其分的背景中，可爱的男女主人公进行着他们的故事，也许你要惊诧于其中对于世俗伦常的背叛，但作者的本意是假设这样一个空间，那么会怎么怎么样，他要带领我们超越伦理道德造成的误区，展示给我们一种过滤了种种尘埃的至纯至性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远离现实，所以弥足珍贵。它告诉人们应该保护向往这种美的能力，这种表达是透过纸面透过文字透过整个简单的故事情节的，省略去掉了一切修饰，剩下和就是追求美的意图。读着这些文字的人们，如何不为其中的执着信仰心神一颤？ 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那里的风光最自然亲切，那里的寺庙和农家最悠闲最温馨，那里有人们总是做着最充实最诗意的事情，连和尚都是有人情味的。其中林林总总的关于"放焰口"、"受戒"的细节描写都给人好奇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很贴切地将整篇小说填充得饱满丰富意趣盎然。文中的荸荠庵纪事，以平常人的角度写几个和尚，甚至是以轻喜剧的姿态闯入读者的视线，为故事的顺利展开垫定了基调：作者是用人的天性看世界，用人的感觉来说生活，现实和传统中的宗教戒律和游戏规则是完全不适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二） 人对于爱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会因任何环境的束缚而消逝；相反地，只要一点真情的触动，这种人性便会蓬勃地苏醒。无论是未受禁锢的常人，还是消心寡欲的出家人，都拥有着最原始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人正是由于认识到了爱和被爱的美好，才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世界亮丽多彩起来。相反地，若只有对人对事只有怨恨，他的世界将会漆黑一片。 让我们看看《受戒》里的生活吧：二师父仁海公接师母住在荸荠庵里消夏；三师父仁渡因为要飞铙的绝技而使相好的不止一两个；就连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方丈里藏了一个19岁的小老婆。在这种解放人性、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显得水到渠成，合乎情理了。 1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脚印后，便会心乱了。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和美好的。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初恋的到来，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己的爱。于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了怯懦。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但她并不鲁莽。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她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她深信自己的可爱灵巧一定可以打动明海，她也清楚自己早已对那个漂亮温顺的少年暗暗倾心，于是她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正是这种主动的交流和呼唤，才让她和明海走到了一起。有时候，人与人心灵的交汇就在那么一刹那，错过了那一刹那，恐怕两个人的手永远也不会牵在一起。聪明的小英子用她的果敢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她身上蕴含着的那份至真至纯的人性之善让她获得了生命中最珍贵、最美好的幸福。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 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