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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心理学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心理学构建医患关系的“和谐社会”》
【摘要】医患关系，顾名思义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着救死扶伤，责任义务，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它是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心理学人本主义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理论：“以人为本”充分的体现医患关系在社会中应如何更好的搭建。文章就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了目前医院中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医患关系 人性化 和谐社会
一 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患之间交往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心理或情绪状态，会影响他与人的交往。心理应激，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是影响医患交往最常见的因素之一。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都会经常地处于心理应激的影响下。对于医生来说，不仅需要对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而且要帮助解决某些心理、社会问题。当医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满足上述的需要时，就会对自己的患者的处理感到忧虑，或担心自己不受患者欢迎，从而造成心理应激和危及医患关系的心理反应。
(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发生于有两个竞争目标出现之时。按理说，在医疗情景中医患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患者的复原或康复，不应当有冲突。但实际上医患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并成为损害交往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间冲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医患双方在医疗事物中地位不相当。医务人员，由于其医学专长，加之患者对他们的依赖，当他们处于受支配时，就会造成医患间的冲突。造成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医患双方对对方的期望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履行医嘱，并直截了当地向患者表达自己的期望。如果患者没有照自己的话来做，医务人员就往往公开表示不快或生气甚至恼怒。
(三)医患间的交往障碍：在医生方面，主要是有的人虽有较高的技术，但缺乏医德修养，有的人甚至两者都缺乏。他们在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的病痛缺乏应有的同情和责任感，对患者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厌烦甚至鄙视，以权威、救世主自居。在医务工作中，对患者以是否有“治疗价值”或“科研价值”的标准去对待.只注意自己“提高技术”而不关心患者的疾苦;对常见病、多发病不是马虎地诊治，就是一推了之。有些医务人员因受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以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某种物质利益或获得某种方便来确定医患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在患者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变得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反应敏感，对医务人员过分挑剔或态度冷淡，这些都会成为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不过除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患者是由于患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与异常情绪。只要医务人员能够了解到患者并非是有意识地作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以热待冷，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进行诊治和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这些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是容易克服的。在医务人员方面，主要是对患者所说的话即使是与疾病有关，也常常不愿听完，甚至显得不耐烦;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愿谈、不愿听、不愿问。在患者方面，由于医学基本知识的缺乏，在医患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与疾病有关的话，也只是与医生进行“封闭式”的回答，很少采取讨论式的交谈，而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想说，不好意思去交谈。这样，医患双方交换的信息就受到局限。
二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措施
(一)、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作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是本职所在，而此外还需要拥有乐于助人，充分理解，善于安慰等美德，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对于患者来说，身体上的痛苦是一个方面，医生还应该从心理上完全治愈患者的恐惧阴影，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水品，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魅力。医生按患者看待疾病的方式去理解患者的问题，不主张给患者事先贴上种种诊断标签。从根源上抓好医患关系，使医生与患者之间互相信任，互敬互爱。
(二)、构建良好医德医风：医德和医风既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写照，又是责任心的表现，也是形成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面对如今医务人员只对病不对人的现象，要培养医务人员换位思考的能力，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患者，诊断时不仅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更要让患者充分享受知情权和决策权，让患者感知医务人员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攻克疾病，从而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类似于“园丁和花”的关系，医生促进患者固有的成长趋向，根本的看待患者问题，全面的做到医患之间平等的地位。此外，还必须加强医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让其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所在，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时刻为患者着想的工作理念。
(三)、营造和谐医疗氛围：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是挽救生命，医治患者的地方，因此，好的医疗环境是治病救人的关键，不仅仅要保持医院的整洁，肃静，无烟，更要保证医院设施的人性化，科学化。首先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良好的医疗环境能够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为患者服务的工作中;对于患者而言，应该给予患者提供舒适、和谐、便捷的就医环境，提供简化、方便的就医程序。
(四)、增加医院的优化服务：良好的医患关系来源于细微的细节、精湛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要想使医生与患者之间本来严肃的关系变得亲密、信任起来，就需要改进医院的各项服务质量，在硬件设施争取上达到国际标准，以免误诊现象的发生，在软件设施上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贴心的呵护，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总之，医患关系决定了医院的发展，也是医院竞争力的体现，而医院文化的创新，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遗留的难题，而且能够明显改善医患关系，让医院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让患者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让每一位医生都真正拥有白衣天使的美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完全信任医院，信任社会医疗队伍，让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怀业，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2007,7(12)：1148-1149
[2] 于晓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医药指南 2008,6(21)：204-205
作者单位： 100000 北京佳美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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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1.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1.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2.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2.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2.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2.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2.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3.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3.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3.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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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曾经是备受尊敬的，看《新白娘子传奇》就知道了，可是如今，医患关系逐渐变得紧张，甚至出现较大的冲突，作为医学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从头医生德 角度，部分医生唯利是图，冷漠草率，不能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导致患者不信任医生;从患者的角度，很多患者对基本的医学原理不了解，觉得医生钱因而不信任医生。当然，一些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些，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资料表明：许多国家由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参加医疗保险，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不会由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很少有医患间的冲突。 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既然医患关系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解决也应该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医者父母心，医生应该以人性化服务为中心，多为病人着想。对病人热心耐心，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让病人的钱花的明白。医院要加强对医生的管理，打击个别医生不合医德的行为，完善对药物的制度。对于病人，则应该好好利用媒体力量，让更多的人了解医生这个行业，让更多的人明白医生的苦衷，颠覆群众对医生“很赚钱”的印象而建立医生“奉献”的印象。同事医院自己也可以多宣传医院医生德感人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医生。从社会的角度，这就不是一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的力量可以搞定的。首先要建立健全的医疗制度，尽快实现全民医保，加强对药品价格和质量的管理，严厉打击“医闹”，对于播出虚假相关新闻或者添油加醋的不良媒体实行连带责任制度，出事让他们也负责，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作为医学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个人修养，尽自己的能力为病人服务。我相信医患关系的整体旋律是和谐的，不和谐的只是旋律里的小音符！
过学习《医患关系》感慨颇多，就简单说下自己的感受吧。医患关系是医方和患者两个方面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之一就无法形成这种关系。先说下医患关系中的医方部分，由于制度不健全，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监督机构，使少部分医务人员有机可乘。管理混乱使医疗活动失去准绳，医院整体医护素质差，所以当前应当有目的及时开展以“病人为中心”，“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仁心仁义、方便为怀”的措施，对于改善当前较为不满意的医患关系有一定好处。部分医院经营思想偏差。由于客观上存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医院在两个效益上更注意经济效益。特别是科室经济独立核算后，科室自负盈亏了，只能打经济算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风气，给患者造成不良心理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医院快变成“医疗交易所了”，逐渐变味了！所以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技术水平，改善服务态度，本着同情、安慰的心理医治患者，特别在今天已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情况下，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了，既要医好患者的病，更要了解、疏通病人的心理状态，满足病人的合理要求，使患者感到住院时有一个良好的心境，配合医生治疗，我们感得“将心比心”是很有说服力的，当你无视病人的痛苦时，多想一想，要是你生病，希望医生怎么对你，另外，医学科技迅猛发展，医务人员要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业心，努力掌握先进的医学科技，为患者服务。在仪表上、行动上、语言上、医疗工作过程中，使患者放心、满意、高兴，这对医院的两个效益很有好处。在医患关系问题上，医方固然是一方面，但患者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1）有些患者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认为是小病应治愈，有的是道听途说，这种病怎么医成这种样子，产生不满心理。在医院闹了起来。有些修养较差的家属侮辱医生。（2）不信任心理：有些患者希望老资格医生为其治病，一旦得不到满足，出了一些合并症，将认定是年轻医生造成的，发生纠纷。（3）有些病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如癌症、慢性病、长期不愈，患者发生不满，绝望心理，将会迁怒于医务人员。社会主义法制包括了诸多的卫生法规,其根本职能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医务人员行医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体现法律面前医患关系人人平等,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医疗秩序的正常进行。社会主义医患关系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要求,这种道德要求是建立在医患双方共同遵守的基点上,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它要求医患双方彼此尊重、平等待人;建立医患之间的友爱和信赖关系,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实行保护性医疗。我们本着“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坚持不懈地发展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保证医院的竞争力，才能促进医院的发展，才能完成医护工作者的天职。
医患关系是医院人际关系的基础，其好坏直接影响医疗质量和满意度，加强医患沟通是深化“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举措。 1 医患关系的现状和成因 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医患双方的主客体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各级各类医院都将“以病人为中心”作为医疗服务的根本宗旨，医疗服务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令人困惑的是，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却迅速攀升。据北京市近3年的统计，仅在71家二级以上医院就发生医生被殴打事件502起，致伤残90人。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日趋激化。 我院近三年来发生医疗纠纷投诉共计36例，存在医疗过失负主要责任5例，存在不同程度不足且与患者的沟通解释不到位的15例，医疗上无明显过失行为，但沟通解释不到位导致家属不满意而投诉的16例。由此可见，由于医患沟通不到位导致的投诉比例高，这些都是通过双方之间的沟通能避免的。引发以上纠纷造成医患关系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客观因素：一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明显增强，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明显提高，一旦治疗效果未达到预期效果，就易引发纠纷。二是患者的知识水平和法律知识、维权意识越来越高。三是医疗资源不足，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大，不能为每一位患者提供全程周到服务。四是社会处在转型期，过高的医疗费用让不少患者不堪重负。五是部分媒体推波助澜。主观因素：一是医院重程序服务轻人文关怀。二是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三是医患沟通不畅。四是医师业务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医患沟通的主要内容及沟通方式 为了加强医患沟通，增进医患理解，减少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我院于2010年起制订并执行医患沟通制度。沟通的主要内容是医务人员在实施诊疗活动过程中，应详细向病人及家属介绍所患疾病的诊断情况、主要治疗手段、重要检查目的及结果、病情的转归及其预后、某些治疗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药物不良反应、手术方式、手术的并发症及防范措施、医药费用清单等内容，并听取病人及其家属的意见和建议，回答其所要了解的其他问题，让病人“明明白白看病”。
从法律的视角谈解决医患关系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论文如下：立法环节。首先，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医患纠纷具有独特的、专业的特点，完全可以制定一部专门法来规范。其次，应加强医疗事业立法。通过立法来规范医疗事业体制已经成为迫切之需。此外，还应不断完善专家鉴定人员出庭制度和建立相关规范鉴定活动的法律。“鉴定”在医患纠纷诉讼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作用，理应有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才可以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执法环节。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如何发挥其作用就是重中之重了，“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要求。推行专门司法是重要的措施。与经济类，知识产权类案件相比，医患纠纷类诉讼同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是涉及人身损害的，公平的健康权和生命权遭到了损害，应该培养一批有一定的医学素养，又有能力从事审判工作的专门的司法人员，或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吸收相关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此外，还应缩短诉讼时间。法制教育。医患纠纷存在问题一方面是法律及其它制度不建全，但深层次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民在法律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医务人员不了解法，没有严谨的法律意识，在医患纠纷出现的早期不按规定程序处理，采取隐瞒事实，篡改原始资料等方式，试图撇清关系，逃避责任。而患者市场漠视法律，在与医方产生一定矛盾的时候采取暴力、殴打、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方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守法主体普遍缺失法律意识的时候，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没有了施展的余地。诚然，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法制教育的过程。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信仰法律的时候，理想的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法制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制观念。医患纠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独特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该理性分析原因，寻求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一、增进医患信-任医患之间本应是和谐的关系，医护人员对患者悉心诊治，患者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寄托于医生。作为利用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医护人员，只有面对病人对他的信-任，才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才有信心去挑战高难度的治疗手段;作为怀着期待和希望的患者，只有交付出自己的信-任，才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诊治，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医生在诊治上更需要了解患者心理需要和心理问题，重视心理指导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医生工作劳累，竞争激烈，还要承受一定职业风险，加之患者和社会对医务人员要求愈来愈高，医生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从心理上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二、加强医患沟通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理解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是为患者的健康需要而进行的，它使医患双方能充分、有效地表达对医疗活动的理解、意愿和要求。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助于医务人员调整自己和患者的医学观念，也有助于医患相互正确理解对方，协调关系，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医疗活动中医患角色的不对称，特别在医学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拥有上优劣势明显。同样，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这些优劣势和差异要求影响了医患沟通。为此，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受重视、受尊重的需求，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每个医疗环节中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三、尊重医学科学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患者自身也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医学科学的方法、手段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决不能违背科学的客观规律；患者应充分信-任医务人员，决不能隐瞒与病情有关的情况，或故意刁难医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意外情况的。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有时可能导致实际治疗效果与患者期望值之间出现偏差。如现行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其术中死亡率是1%，尽管这种不幸的发生率不高，但对于某一患者而言，一旦遇上就是100%。医学损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逆性，一旦患者或家属对此种情况不能理解，不能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疾病的发展和治疗进程，无疑会迁怒于医生，引发医患矛盾。同时，医生也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让病人获取更多的医学信息，给病人更多的自主的机会，这是未来医患关系的立足点。
医患关系是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患双方对彼此之间相互认同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们首先明确医患关系的概念，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在给病人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与病人建立的相互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提供医疗服务的群体与接收医疗服务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个体与病人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而融洽的医患关系可造就医患双方良好的情绪反应。但是目前，医患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是医疗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此，医患关系的状况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院要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医疗行业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以患者的需求作为医院的工作中心，建立互相融洽、理解、和谐、信任和支持的医患关系，以便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贡献自我应有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益创新，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对个体的各方面需要也是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互医患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基本和谐之中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和谐是主流，不和谐是支流。医患关系成因复杂，有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患者有意见；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群众不满意；也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既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原因，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给予适当的处理，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加促进人民的体质健康、生活幸福。医患关系课程是临床医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必须活学活用，学以致用，不仅提高医生自我技术，更要强化个人沟通素养，创造和谐的行医氛围。本学期我们受到医学院的很多高级讲师的讲课，帮助我们剖析目前医疗行业的行医艰辛与期望，给我们以终身受用的指导，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就本题案例我们需要多方面给以分析，并从中得到启示，以便警示我们日后工作要耐心、细致，更好做好医学事业。就从医院、医生及患者三方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患者吴某是孕妇，因急性肠炎前往广州市某医院门诊就诊，当晚住院留医观查治疗。医院做法处理及时、得当。次日，吴某认为病情好转，便要求出院，而医生又给开具药物，但案例未述医生给与患者更多的交代，于是出院后吴某在院外服药后出现呕吐并晕倒现象，其家属便打120急救，并送到广州市另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遂家属认为该医院存在过错。根据当事人要求在当地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鉴定，医院不构成医疗事故，院方为妥善解决问题，主动提出给予适当赔偿，但是，患者家属竟索要更高赔偿，未如心愿竟寻衅滋事，尚做出纠集人员到该院拉横幅、静坐进行抗议，甚至将实施暴力打砸行为，让医院无法正常工作。医院对此事件处理及时、关怀到位、得到肯定。
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医患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病人相信医生 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寄托给医生。医生则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不过重点是看你患者的情况吧， 具体的还是看你单位有什么要求；了 懂了吗？
您的单位有要求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吗？ 一千字左右的文章不难发表
摘要一些就可以了
医患关系的基本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医患关系的特征
医患关系包涵两部分内容:即技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
技术关系是医患之间的行为关系,包括为病人治疗、与病人讨论治疗方案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现代临床医学在西欧诞生,这在医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1 论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体系构建 1、引言 医科院校临床医学实力的高低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了一批医科院校，引进及培养了大批高精尖的医学人才，增强了我国医科院校的实力。 科研能力是衡量医学院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面对发展，医科院校的科研能力评估问题日益引起重视，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卫生医疗行业的要求，以及能否得到专业人士的正确评价，事关这所院校在以后的生存和发展中能否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可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一所医科院校的科研实力，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2、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2.1查阅相关资料，参考相似类型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前，首先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了解了国内外科研实力评估的发展与现状及科研实力评估的深刻涵义。借鉴国外评估系统指标，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作为参考资料。 2.2指标的初步设定 借鉴国内外的临床医学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并根据平时的科研工作管理经验，设计出每层指标，指标主要是根据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评估目标进行分解。构成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实力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科研教学型的医学院校，从管理角度而言，其要素有：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条件、科研产出、人才情况等。再将这些一级指标分解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逐级分解，建立各级要素的目标群。 2.3指标的定性分析 对指标进行定性分析，主要是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指标体系在同一层次要互相独立，互相不包含，不重叠;2)指标体系要正确反映目标的要求，指标与指标设计之间没有矛盾;3)指标内容可以直接观察而获得结论;4)指标体系的采集要简单可行、层次和数量尽可能少而具有代表性，采集方法为大家所接受。 3、确定指标体系草案 3.1德尔菲法(DELPHI)法 DELPHI法，就是采取背靠背的通讯方式征求专家小组的意见，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以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函询。每次函询后将专家小组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再反馈给每个专家，供他们分析，提出新的论证。经过几轮函询，使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得到一个比较实际、可靠的结论。 3.2成立专家函询筹备小组 专家函询筹备小组由6人组成，其中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3人，硕士研究生1人。筹备小组的任务：拟定评估目标，编制专家调查表，选择相关专家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3确定专家 由专家函询筹备小组集体评议，选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医疗、管理专家50名，包括卫生事业管理系统12人，基础研究25人，临床医学研究人员1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3人。 3.4拟订专家调查表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拟定专家咨询表，进行专家评议和咨询(表1)。对第一轮专家意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修改相应指标，制定第二轮专家咨询表，然后把修改结果反馈给咨询专家后，再对第二轮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分析，确定了重点医科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表1)。 4、综合评价办法 我们采用两次相对比较归一化法对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进行评价，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1.每项三级指标以统计最高分数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该项三级指标分数与最高统计分数相比,其百分比数则作为该校的此项三级指标分值。各项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权求和即为二级指标分值。 2.二级指标最高分值同三级指标统计一样计为100分,其他各校的相应分值与最高分相比,其百分数作为二级指标分值。各项二级指标值加权求和作为一级指标分值。 3.一级指标加权求和作为各校的最终评估分值。 本研究侧重于医科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该评估对医学院校的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高校的资源优化和提高科研效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指标体系的内容及权重的确定最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但科研能力评价中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被评价的核心内容，有些第三方评价单位只采用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权重并不起作用。但实际证明权重的适度变化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大。 五项一级指标反映了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能力的共性内容，我们也可以结合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项目区别对待，可以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对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重新赋值，例如，我们要评价一个单位的科研总体水平，我们可以将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产出的权重提高，如果我们要预测一个学校的未来的科研成就，我们可以将科研条件和环境及科研活动的权重提高，这样可以看出哪些学校在哪个方面强一些。权重赋值的变化对学校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发现不足而加以改进。原始数据的比较评估可以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学校实力是否增强，拿历年数据进行比较，从而知道进步的大小。对于采用归一化法可能造成单纯追求数字问题，在这个评估方案中，都有评估要素对其约束，因而单纯某项数字高并不会导致评估结果不实。实际验证分析表明了用此归一化法基本消除了评价内容和标准界定的难点，其结果基本反映了真实情况。 临床医学论文3000字篇2 论临床医学生后期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培养 【摘 要】医学后期教育是指医学生4年级进行临床课程学习和实习的阶段，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的过程，是由医学生到医生的过渡，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职业道德素质已成为医疗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高校医学教育的后期应始终做到医德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培养具有良好医德的学生，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医学生 医德教育 医学后期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预防为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原则是我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提高医疗行业社会风尚的关键一环。而临床实习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医学事业的状况和发展。因而在见习、实习阶段就注重培养他们高尚、严谨的医德医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本文就临床医学生后期学习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内涵、途径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对医学高等学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教育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训，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将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提高到新的高度。此外，在医学教育上，临床医学生的后期教育主要以临床见习和实习为主，这就要求学生，要尽快适应新的人文科学与医学交叉的开放式医学教育体系，成为以人为本，基础、临床、预防医学知识贯通的全面型综合人才。因此，医学生后期学习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脱离单纯的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培养观察社会待人接物的人文素质，提高对患者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分析能力，学会从患者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变化出发，对疾病进行全方位的诊断分析。 2.高等教育的需要 在医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明确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高级人才作为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广义的讲，高校(包括高职)阶段，是人一生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不仅是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的文化产品大量涌入，学生很容易感受到各类意识形态，广泛接触世界多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的混合与碰撞将加剧学生成长过程中选择与确立价值观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道德教育也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1]另一方面，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家长把培养子女成才片面地理解为掌握文化知识，而对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则不闻不问，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能够缓解医患矛盾 目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部分医生的服务理念与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以医为尊”、“重病轻人”等水平上，服务言行就表现出不愿向患者多解释，交往中对患者不够尊重，缺乏人文交流与情感交流。而现代医学要求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对患者多一份关爱、理解、策略和技巧，是自己素质完善的展示，也是建立协调融洽的新型医患关系的基石。因此，从实习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对端正行业作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我国传统的医古文在医德教育方面从4个方面对医德教育内涵进行了总结：①对健康和生命的终极关爱;②去功利的人生价值观;③不拘成规、勇于探索的精神品格;④审慎严谨、时时自省的行医作风。[2]现阶段，我国虽然对于医德没有具体的固定模式要求，但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结合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和医学类职业要求以及医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在总结多年医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探讨医德教育应具有的内涵。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三义”教育统领学生医德教育：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穿医德教育的全过程，并置于指导地位，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 其次，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学生基本掌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正确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并具有敬业精神，能较深刻地理解医学的人文内涵，确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医学行为抉择能力。 第三，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使医学生形成热爱人、尊重人、相信人、平等待人等品质，遵守社会公德，正直坦率、助人为乐，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医患、医护、同事间的关系。 第四，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学医的目的是对人的爱和关怀。使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病人、讲求公正、追求和谐、力行善美，具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3]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医疗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技术水平，更要注重思想、道德、作风教育和法律、纪律培训……使年轻医务人员既掌握扎实的医疗技术，又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实现医者尽其能、患者医其患，医患共相依、雨水一家亲，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基本目标”。 三、医学生后期教育中医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培养人文品质。 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加强人文修养，引入“精神助产”法，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4]社会呼唤人文精神，提倡以人为本，珍视和关注生命。对医生来说，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服务态度。医学生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后天修养的程度决定的。少数学生沉醉于当代社会的斑斓色彩之中，疏忽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们或者尚未完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或者社会公德的自我培养留下了缺陷。“精神助产”的要义在于：真理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在于通过交谈和讨论，消除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唤醒学生的意识，从而发现真理，[5]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所以作为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者，在校期间必须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不断培养自己的“尊重生命、崇尚正义、爱岗敬业、心胸宽广”等人文品质。只有这样，患者在就诊时才不会感到治疗仪器的冰冷和自己的孤独无助。 2.提高带教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完善榜样示范作用。 由于当今医学生价值观念冲突加剧，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高”、“大”、“全”式的榜样示范法效果弱化，甚至引起一些学生反感，[6]学生都具有向师性和模仿性的特点，教师的态度、立场观点、言行举止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育因素。因此，临床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带教过程中率先垂范，做到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临床上对每个患者都要做到认真、体贴、和蔼;对患者一视同仁，对尊者不卑，对贫者不傲，不以职业之便拉关系、办私事，严于律己，洁身自爱。作为一名临床医学教师，治好患者和教育好学生是同样艰巨而重要的，但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更深远。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良医，则可能造福一方;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庸医或贪医，则可能祸害一方。 3.加强学校、临床医院的合作 学校方面。在学生进入临床之前，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和医德观，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为他们的临床医德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课程学习中可以通过入学教育、思想品德修养课、法律基础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法制与纪律教育，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法制观。通过医学伦理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规范、范畴的教育，阐明医德与医术关系。同时通过“早期接触临床”，在参观医院、见习、卫生调查等活动中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接触社会、医院和服务对象，接受医德熏陶和感染，逐步懂得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有高尚的医德情操。 医院方面。医院作为医学生后期教学的执行者和管理者，对他们医德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中进行医德教育，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开展床边教学，结合患者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总结自身医疗服务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学生共同讨论分析违反医德规范、丧失医疗道德造成的事故和案例，从而促使学生在比较思考中定位，自觉提高医德修养，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最终促使学生把外在的医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医德信念和品质，牢牢确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医德育人环境，要健全医德教育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奖惩结合，保证医德教育的顺利进行。 总之，临床实习生后期教学的医德培养教育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应该结合卫生行业的特点，采用“立体、多面教育与集体影响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专业技能实习的同时，狠抓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坚守医学人文信仰，成为“懿德善能”、“德艺双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朱 静.论高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J].职教论坛，2004(26) 2 季春元、邹 丽.医古文中的医德教育内涵[J].卫生职业教育，2007(12)：28～29 3 吴海峰、张明勇.对医学生医德教育几个问题的分析与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09(8)：1013～1014 4 李凤英.融医德教育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4)：106、108 5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董晓星、陈家麟.论榜样示范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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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1.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1.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2.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2.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2.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2.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2.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3.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3.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3.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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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