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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塑造出了民族。民族主义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利，也强调民族内部的平等。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被证明优于之前的政权组织模式，因此民族主义又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民族主义依然存在，还会以爱国主义、分离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对那些只具备了民族国家外表而没有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其他认同的国家而言，缔造或者深化民族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主
民族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民族国家是经由民族主义推动创建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长期、复杂而多样化，但民族主义的内涵却是同一的，是民族主义使今天的国家形态在主权之外，又确定了内部的集体身份认同。通过理论上的抽丝剥茧，揭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国家的面纱，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梳理、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多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国家所呈现的不同面貌。
一、民族主义：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
学者、政客、媒体经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内涵阐释民族与民族主义，使这两个词汇充满了复杂性。一些学者曾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德拉诺瓦指出，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种类、种族、人群。霍布斯鲍姆通过对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进行词源学考察后发现，民族有时指“外来者”，有时指“籍贯”，有时也指“阶级”。埃里·凯杜里则指出，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绝不符合现代的地理划分，更不符合现代人们所理解的‘民族’”。对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有学者追溯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认为“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迈克尔·曼则较为令人信服地称“民族主义一词1774年在德国首次使用，1789年在法国使用”。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无助于我们厘清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而混乱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语义的变迁，二是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时代的判定。在语义的变迁上，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上，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持久不断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要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做出明确判定。
我们最熟悉的对于民族的定义是斯大林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 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所具有的社会一文化特性，然而民族与部族、族群等有着怎样的区分并不明晰，因为部族或族群一般也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为确定民族的特性，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的定义凸显了民族的政治属性，但该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将民族与主权挂钩。实际上一个民族拥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极端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可以将民族认定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无疑要具有社会一文化根基，但政治性诉求是其区别于部族、族群等共同体的特色，而这种政治性诉求不一定要指向构建主权国家。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那么民族主义和民族又是何时出现的?林茨和斯泰潘认为，“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更为细致地与欧洲工业时代的来临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但工业时代需要更多的人识文断字并掌握专业技能，劳动分工打破了个体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合作状态，民族主义意识也借此传播。“向工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尽管在表述民族主义的发端时不同的学者可能会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或是更早些的英国国教运动。
笔者也赞同民族主义诞生于现代，并将民族主义界定为“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现代性确定了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政治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诉求，该诉求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调共同体内成员的平等;意识与行动，指出民族主义既应是思想层面的，也应是行动层面的，自觉的意识推动自觉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古老传统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将民族追溯到久远的历史时代，如认为欧洲民族从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时期就开始形成，“1789年，欧洲已有不少的古老民族”的看法是将民族定性为社会一文化共同体，与族群等没有进行明确区分。那种将民族主义进行久远追溯的做法，是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虽然如今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爱国主义都等同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现象，城邦、帝国都能塑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所属国家与民众的爱，但既不宣扬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联系，也不宣扬共同体内的平等意识，民族主义却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要素。
二、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创建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衍生分为三阶段，A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但笔者只将C阶段，即精英的民族主义启蒙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形成集体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后，才看成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成型。在A阶段，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尚体现不出政治诉求。在B阶段，精英分子的鼓吹，只是政治意识的表达，甚或只是分裂分子的宣传手段。只有在C阶段，有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民族才经由民族主义意识的塑造而形成，民族主义才真正发挥作用。
当民族主义真正出现并缔造民族后，民族就有了政治诉求。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拥有一个权力结构和为执行各种权力而紧密联合的各部门，因此民族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就要与国家产生关联，推动国家向着民族国家阶段迈进。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主权国家不等同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于1648年的欧洲，但是在1648年的欧洲，很多国家仍处于绝对主义国家阶段而非民族国家阶段。“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民族国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一种集体认同，国家——政治独立的身份，领土——将民族与国家连结成一体的拥有边界的地理范围”。主权国家不一定具备民族这种集体认同。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二是在既有的国家框架内，完成民族主义整合，即通过整合使国内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创建是历时性过程。迈克尔·曼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推动了新的精英文化网络的构建，并逐渐集中权力，形成了早期民族;第二阶段约始于1700年，是商业一国家主义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有限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现代化向下层传播，从而共同体意识愈发浓厚;第三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后的1792年开始，这一阶段中由军事危机造就的军国主义实现了跨阶级的民族的生成，并促成了公民权的建设;第四阶段从19世纪晚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密度，并使政府更为代议制化，更为同质化，也就更为民族化。德拉诺瓦则把全球的民族国家创建划分成四个阶段，最先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而始的美洲其他国家摆脱宗主国的运动，被称为共和主义浪潮。第二波是一些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政治上不得不缔造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被称为浪漫主义浪潮。19世纪末，前两次浪潮衰微，以德国、意大利的统一，爱尔兰、波兰的独立为代表的政治独立浪潮兴起。政治独立浪潮后淹没于一战，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浪潮，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化。
民族国家的创建除了历时性，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通过统一的市场、行政管理体系、税收与 教育 ，民族主义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方言、习俗与宗族，有利于创建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也要与其他认同——诸如宗教认同、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等，产生融合与碰撞，不是消除其他认同而是要消弭这些认同造成的民族之内的差异性，使民族认同高于这些认同，从而维系民族国家内部的有机联系。
对于民族国家的创建，我们要澄清两点：第一，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但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在现实中，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多民族国家，“这种局面不仅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移民也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在所有地方新型的人口流动特征均反映 出国 境线的疏松度”，而一旦移民群体由文化、习俗的共性上升到共同的政治诉求或行动，则成为新的少数民族。第二，我们应该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基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方式的 经验 认为只有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创建是一个长期而多样化的过程，民族主义有共性，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个性。就美国而言，虽然独立战争一般被看成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民族国家却不是在独立那天就完成了构建，“随着民族身份感明确地由政治上和宪法上的理念所确定以及被共同的历史神话和文化特征所强化”，它才真正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形成，但又不同于美国在宪政的基础上强化历史与文化特性，“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族主义认同取代文化主义认同，并在世界上彰显自己民族认同的过程”。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评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韦森2004-7-23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许多发达国家中先后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一二百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史而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把近现代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增长置放在人类文明演变得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一个问题自然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人类文明社会沿革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还是有其产生的必然逻辑？进一步的问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究竟什么？到目前为止，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的链条对此予以解释；韦伯则把它归结为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产权的明晰界定。与诺思相若，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则把现代经济增长归结为由“看得见的手”的工业组织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乐观的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非决定论者。譬如，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曾说：“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且越看越明显得是，决定因素是知识”（《国富国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机制）决定了人类知识在近现代的加速度积累性增长？兰德斯好像并没有回答。美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书中也想从文化与制度的关联中梳理出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力图找到其史事证据，但在谈到其“原动力潜能”和“现代性潜能”时，他好像也含糊其辞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自然会诱使更多的学界思想探险者。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条件），有赖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萌生与张扬。格林菲尔德的回答显然是韦伯式的，即从一族国（nation，而不是“政国”，即“state”）的文化精神资源上来寻求其经济增长“终极动因”。然而，与韦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尔德不是把这种动因归结为以西方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外在形式所昭显出来的新教基督徒的个人文化精神——即通过禁欲式的强制节俭而进行资本积累“工作伦理”，以及新型企业家的那种追求经济扩张的“天职”（calling）——，而是把它归结为一族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用格林菲尔德自己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源头”；“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格林菲尔德相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并且，“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为了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假说，格林菲尔德教授努力从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寻找证据。据她说，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近代的英格兰。到1600年，民族主义在英国就已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意识。接着，英国的民族主义先为英国自身、然后为全世界带来了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格林菲尔德教授还用荷兰的例子进一步来佐证自己的这一理论猜想：尽管在近代西方社会历史上荷兰经济崛起最早，但到18世纪末之前，与英国相比，荷兰经济已经“衰老”了。照这位社会学思想家看来，荷兰经济的衰老，其原因就在于在“荷兰共和国不存在民族意识”，并且荷兰人的集体道德意识是含糊不清的。这导致了荷兰人的创新经济思想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从而使荷兰在实现共和之后缺乏整体竞争性，因而也缺乏支持经济持久增长的必要发展动力。如果说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荷兰因缺乏民族主义精神而不能维系其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法国曾一度时兴的近代重商主义也不能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经济增长持续维持的发动机。格林菲尔德发现，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中外贸一直是法国经济中最为兴旺的一个部门，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大革命中时涨时落，但法国重农主义的历史传统，君主政体下贵族们的反商业精神，加上历史发展进程中恐英情绪，这一切酿就了法兰西民族——尤其是法国企业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矛盾和复杂心态，致使“法国商业在民族主义之前既没有信誉可言，也缺乏鼓励之辞”。格林菲尔德由此认为，即使这种矛盾心态没有禁锢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也至少妨碍了其传播。这最终导致了法国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上与英美相比是个“落伍者”。如果说用民族主义的匮乏或精神障碍从反面解释荷兰和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多少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还有些牵强的话，用这一咒符来解释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可能就非常有效了。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成为超级大国首先不是个人主义使然，德意志帝国更非是如此。德国在近现代历史上之所以有能力和勇气对英国发出挑战，可以肯定地将之归因于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转化精神”：在德国，民族主义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只魔杖，它能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变成一驾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与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现代经济转型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更可以归因于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门户开放而兴起民族主义精神。于是，一个非欧洲种族的日本人的独立工业腾飞，就成了社会学思想家所能解释得了的了。就连日文中的“keizai”（经济），不就是意含着德高望重的统治者替天行道，统治和治理全族国，使国家富裕，解除万民之疾苦，并且大功告成么？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原来浸透在日语“经济”一词的语义之中！于是，这就有了格林菲尔德的结论：“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成经济民族主义”，“这一精神之强烈，足以推动小小的日本追求并保持经济世界的顶尖地位，以与美国一争高低”。那么，美国呢？社会思想家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大部分早期美国人是从英格兰移民而来，并随之带来了在17世纪的英国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格林菲尔德却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对美国的经济腾飞并进入持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促进作用：“民族主义是美国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为什么会是如此？格林菲尔德认为，道理很简单，在英国移民把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带入北美新大陆时，其本身已经早制度化了。于是，美国的经济腾飞和保持持续的活力，并没有必要再与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外在化，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不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于是，格林菲尔德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定位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即赋予现代经济之现代性的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存在本身应归功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则是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情感投入的产物”。这就是格林菲尔德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故事所描绘的一幅抽象图景。思想家总是喜欢解释历史，而历史又好像是一位非要出场表演的小姑娘。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解释历史，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她的化妆师。以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多样和多重色彩，格林菲尔德已把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装扮成了一个跳着“民族主义”圆舞曲的小妖精。但经格林菲尔德化妆后的这个小妖精是否比马克思、韦伯、诺思、兰德斯和彭慕兰所曾搭就过的各自理论舞台中的她自己更迷人和美丽，还尚未可知。高明的历史化妆师，可能还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吧！——与其让历史浓妆艳丽地在理论家的戏台中跳舞，还不如尽可能地让她以“朴实”或至少以其淡妆素雅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兰德斯曾说过，与经济学家和生意人这些乐观主义者不同，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就连格林菲尔德教授不是在这部书中也承认“历史并没有目的”么？如果宋代大才子诗人苏轼读过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诺思、钱德勒、兰德斯、彭慕兰还有格林菲尔德的历史解释，他会写出“若把历史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么？2004年5月5日星期三于上海杨浦复旦书馨公寓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 周兆呈在故宫保和殿东南角的Starbucks咖啡店，虽开张仅有两个多月，面积也不到十平方米，却在皇城根下掀起了不小的反响。带有强烈美国色彩的Starbucks咖啡“侵入”皇宫禁地——中国历史、人文的集中象征，引起媒体大量报道和民众的密切关注。在西方媒体看来，这些反应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华盛顿邮报》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刻意引述一位解放军军官的谈话：“我反对它。这是美国产品，它是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把它踢出去。”在这篇报道里，军官无疑被单方面赋予了威权、保守、反美的意象，来迎合西方日益丰满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构想。尽管不少民众反对咖啡店进入故宫，并不只是因为它来自美国，更不代表他们就支持杂耍表演、卖糖葫芦等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行为在故宫出现。人们要维护的只是故宫的整体美感与和谐。有趣的是，笔者相信在这场论争中获利最多的就是Starbucks。不管是继续在故宫驻足，还是被迫撤出，它已经在这场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中，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国潮流的代表、时尚文化的象征而广为人知。这或许又是一次成功的企业营销策划，利用美国潮流与中国传统的对抗这一敏感点来触动传媒炒作的神经。所以这家咖啡店的老板就很高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这种曝光，这使我们的名字在市场上传开了。”民族主义成传媒炒作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此事，不免让人觉得有时民族主义成了传媒炒作的佐料、商家搞噱头的法宝，且在中国屡试不爽。中国似乎面对着这样一种矛盾，既欣赏西方在经济上有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又自尊地不愿看到西方特质的文化大行其道。这就给发挥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留下了空间。90年代后期，在外资进入越来越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曾热烈讨论什么是民族工业、外资企业算不算民族工业的问题。其后便有聪明的企业嗅出民间的这层心理，扛起“民族主义”大旗，号称自己为“民族品牌”。几年前曾有上海的地产“荣华鸡”，要与肯德基门对门对决，希望人们支持“国鸡”。虽一时成媒体焦点，不过经营、管理等都相距甚远，仅靠口号，如何是对手？也曾有多家媒体与企业联手，搞起民族品牌排行榜，你唱我和，实可成为市场营销策划的典型案例。从如今咖啡店的事件看来，不仅中国企业要扛“民族”旗帜，外资企业似乎也学会了用其人之道。虽说手法口号各有不同，但目的异曲同工。说到底，还是不少人目前对文化的观念过于狭隘，没有对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互动性抱持开放、宽阔的胸襟，拘囿于非黑即白的两元论。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或全球西化，文化的“同化”是相对的，也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既有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也有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后的复兴和再创造，更有对外来文化的反作用和推动力，相辅相成。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沃森（James L. Watson）曾主编《金双拱门东进：麦当劳在东亚》一书，研究麦当劳在东亚地方化的过程和意义。书中提出，麦当劳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虽然在饮食品种、服务和管理上仍保持美国式，却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慰问教师、升中国国旗等多种方式，适应中国文化环境，在中国百姓面前塑造成地方企业的形象。沃森教授还在今年中的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论文《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文中说，对从小就吃麦当劳的中国孩童来说，麦当劳显然就是本土的。反过来，中餐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华语正快速成为美国实验室里的支配语言，华语电影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热情观众，美国孩童更是模仿李小龙多过蝙蝠侠。他接着提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么，这到底是谁的文化？”沃森认为，如果你非要问个清楚，就已经坐失时机了。其实何止是麦当劳，不少西方产品到了中国，都被改变并赋予新的本土意义。桌球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多露天营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正式场合穿西服，在城市具有开放的象征，不过在农村，就连下田耕作都有人穿；葡萄酒成宴会上选，但很多地方喜欢加入香醋、雪碧，起名“红粉佳人”，这种中西合壁的口味风行一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变迁不也是如此？中餐虽由华人经营，但口味、配料、调料都各有不同，带有不少当地风味。中国改革开放虽已有20年，但心态的改变则需更长的过程。进入WTO之后，企业不能依赖地方保护主义或是民族主义，人们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撞击更不要局限在一方视野，非此即彼。对外来文化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对传统文化多一些进取、少一些自闭，假以时日，类似的新闻再怎么炒作，大概都很难激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了。就像20多年前，由人民大会堂初次租给外商举办宴会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如今已变得稀松平常一样。《联合早报》经济模式中的民族主义——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
这个总是太深奥不好说啊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答：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本国封建主义成为外国统治中国的工具，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西方列强破坏了中国领土、邻海、关税等主权，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所以说独立的中国开始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答： 1、外国列强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2、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同外国列强压迫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3、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4、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软弱，且与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相联系。 5、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6、在外国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答： 1、 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 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3、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变复杂了； 4、 革命任务发生变化。 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 5、 革命性质发生变化。 从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答： 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1、 发动 一系列 侵略战争 ， 屠杀 中国人民 ， 侵占 中国领土 ， 划分 势力范围 ， 抢掠财富 ， 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 阻碍； 2、 控制 中国的内政、外交， 镇压 中国人民反抗 ， 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 3、 透过 不平等条约的 特权 ， 控制 中国的通商口岸 ， 剥夺 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 实行 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操纵 中国的 经济命脉 ， 使中国成了西方大国的 经济附庸； 4、 在传教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 文化渗透 ，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 宣扬 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 麻醉 中国人民的精神 ， 摧毁 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 答： 一、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1.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2.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爱国主义精神，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 3. 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完全的殖民地； 4. 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 二、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励了民族斗志。 1. 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2. 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3.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4.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如：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救亡图存思想日益高涨等。 答： 一、 失败的根本原因： 1. 社会制度的腐败；（即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2. 经济技术的落后。（即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国家综合实力不强） 二、 失败的教训： 1.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 2.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3.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4. 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奋起直追，进行现代化建设。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1、近代工业的产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这时期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为外商对华贸易服务的。从1843～1894年,外国在华一共设立了191个工业企业,其中116个属于船舶修造业和丝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据估计到1894年止约近2000万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两项的便达15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75％。其余75家工厂分别属于印刷、食品加工、水、电、煤气、火柴、服皂、制药、造纸、木材、玻璃、水泥等行业，共拥有资本约500万元，大多规模狭小。 外国在华创办工业后20余年，清政府开始创建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包括一家船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建时期的大型工厂。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绵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其中多数规模很小,资本额不详,有不少甚至在筹建期中或投产后不久便告歇业。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官局和兰州织呢局（见彩图）等。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偈为华南缫丝业的发展起了引导作用；商办船舶修造厂大多是从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添置一二部车床发展起来的，而到80年代逐步发展到修理和制造缫丝车和轧花机。以上近代工业的创办，也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2、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抵制外货,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及全国。1895～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并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现了两次投资工业的热潮。这19年中,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新投资总额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于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唯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才见露头，如创建于1889年的汉阳铁厂,几经改组，于1904年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但1913年仅生产生铁 9.7万吨、钢4.2万吨。 在民族工业稍见发展的时节，外资在华工业凭借特权有了更为迅速的增长。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共达104家（其中以外国资本为主中外合办的有18家），资本额4952万元,为甲午战争前50年间投资总额的5倍以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与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激增速度相比较，本国工业仍处于劣势地位。3、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转入战时经济，放松了对远东市场的追逐。中国民族工业遂获得一个发展时机，从1914～1919年，新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包括矿场）共379家，资本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1430万元。据1920年的统计，新设工厂的单位资本额在10万至 100万元之间的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6％,而1914年则只占11％,可见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大战前19年间所达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于日本、美国利用欧洲列强无力东顾而乘虚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会有更大的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加强了对华经济侵略。它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地设立纺织厂。战前的 1913 年，日本在华纱锭为11.1万余锭,到1919年增加到32.2万余锭，增加几近2倍。在面粉业方面情况也相似。1916～1920年，日资面粉厂增设了4家,还有中日合办的5家,设厂地点自东北而扩及天津、青岛、济南等地。外国侵略的加剧，激起了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群众抗议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爱国运动也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4、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普遍地遇到了外国势力争夺市场的压力。战时发展迅速的绵纺织业这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在相当多的中、小型棉纺织厂亏累搁浅的同时，若干大的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开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渗透和侵蚀，呈现了半殖民地中国工业活动中资本集中的复杂局面。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机引发的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1928年“五三”抵货运动，也曾给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如纺织、面粉、卷烟等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据估计，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在3亿元左右。中国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市场危机的威胁。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削弱了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东北广大市场和资源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西方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跌价倾销进口商品；连同日本在华北的严重走私等等,造成国内市场购买力锐减,出现了物价下跌而销售迟滞的景象，迫使工厂停工减产。1933年，棉纱价格跌落之巨为10年来所未见，全国纱厂亏多盈少；同年，上海面粉价格狂落，存货堆积，使部分工厂停工。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的刺激，物价转升，市场购销情况有所改善，工业生产开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沿海、沿江战火波及地区，工业设施迅遭严重破坏。仅上海一地，据当时上海社会局调查:受损害的工厂约2000余家,损失总额在8亿元左右。中国民族工业遂因战争的破坏而中落。这一时期，除了东北地区已全部沦为殖民地经济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外国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胀。1936年的统计表明：外国资本大体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的66％，发电量的55％，在纺织工业中则占有纱锭数的46％和织布机数的55％。十分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确立了垄断地位。5、抗日战争以后的萎缩工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战区工厂内迁,连同大后方新设工厂,比较偏僻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民族资本工业的阵地，重庆成了后方工业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万县、泸州、宜宾，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广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阳、祁阳、芷江、沅陵，陕西的西安、宝鸡，甘肃的兰州等城市都陆续发展成为后方的新工业区。就资本状况看，当时以四川和云南的私营工厂规模较大，而湖南、广西的工厂规模较小，总的说来都较战前为弱。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错误政策，使一度兴起的后方工业，到1943年便陷于停工关厂的困难境地，其后几年中艰难竭蹶的情景更见严重。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利用战时经济统制，借用“公营”名义,控制工业企业。1942年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官营工厂在数量上虽只占17.4％,但所拥资本额占总资本额69.5％，所拥动力设备占全部动力的42.2％，官营工厂平均每厂动力有100匹马力,而民营厂只有26.7匹马力。其后数年，官、私工厂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日伪财产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资。其中接收日伪工厂便有2411家，作价标卖的不过10％，其他绝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工业。1948年,官僚资本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水泥的45％，纱锭的38％,织布机的60％，棉布的73％，棉纱的39％，毛织品的50％，食糖的65％，纸张的30％。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工业处于受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它投靠帝国主义,严重地压制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原因：1官僚资本主义的阻挠 2美货的泛滥 3 内战的影响6、新中国对民族工业的改造：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人民政府的没收官僚资本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世纪末以来，赣闽粤边区各县相继降生的近代工业绝大部分转变为国营企业。例如，1949年，瑞金县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政府员工印刷所的设备开办瑞金新华印刷所，1956年，"昌明"、"福兴"私营印刷所并入，新华印刷所更名为江西瑞金印刷厂1950年，长汀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政府田赋处的碾米设备，筹建了县 近代机器办第一家国营工厂--第一碾米厂；兴宁县第一染织厂则是1951年由西庄、睦仁、霖兴、大同、福利、农业、勤信、合众、集泰等9家全县较大的私营布厂合营的，1955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定名为"地方国营兴宁第一染织厂"。1924年创办的妙培炉铁厂，1950年为平远县人民政府接管，易名为妙培炉人民钢铁厂，后来发展成为平远县国营钢铁厂。1955年，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梅县共有海源、复兴卷烟厂、光明电灯公司等13家私营工厂先后参加了公私合营；1956年，增加到18家；1958年至"文革"初期，上述工厂全部转变为国营工厂；其中由海源烟厂、复兴烟厂合并的公私合营企业--梅县卷烟厂就是1960年过渡到地方国营企业的。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赣闽粤边区各县建立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中，清末民国以来边区降生的近代工业很快实现了所有权的转制，成为人民政府所有的经济实体和新中国公有经济的主体。这些公有制纯度高的工业经济，在后来的城乡分割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弱化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应有的影响力。在80年代中期以后，它成为三边地经济改革主要对象，并在实现转制转轨中逐步融入世纪末三边地区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这一部分工业企业，本书后面将不再另外给予更多的关注。
因为西方忙碌战争，放松对华经济侵略，导致短暂民族经济复兴！
此处省略一千字......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通史概要： 本专题主要阐述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历史。初中教材中，已经介绍了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些基本史实，所以在讲授中需要学生把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近代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短暂春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民族工业日益萎缩。 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课标要求： 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有何变动；理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概况；思考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引导学生了解张謇和荣氏兄弟的事迹，并进行评价，使学生能把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思考。 （2）过程与方法：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提供的材料、图片以及教师的引导，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为了使学生感性地了解历史，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和阅读法等学习有关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本课，教师要使学生理解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艰难，让学生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教学课时：1课时。重点难点：重点：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意义。难点：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关系；初创时期的民族工业多集中于轻工业的原因；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远远超过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工业资本的主体的意义；基于民族工业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对于此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以上几个难点多带有一定的理论性，也比较抽象，需要教师逐步引导学生理解。教学建议 （1）以黄梅戏《天仙配》音乐导入新课。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会逐渐瓦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一目，首先需要学生回忆专题一的内容，理解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然后，引导学生回忆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理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让学生看书，找出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具体表现和影响。最后，使学生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 （3）"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一目，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中部分内容，可以让学生阅读教材，然后引导学生归纳出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原因、时间、产生途径、代表性企业、早期发展情况。注意在讲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时，可以补充介绍洋务运动。指出洋务运动创办的民用工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在介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时，可以补充一些数据、图片，加强教材的直观性。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部分内容，让学生看书，找出民族资本主义取得初步发展的原因、发展的状况、代表性企业、特点以及意义。打出民族工业分布示意图和与民族工业发展概况相关的资料，在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分析民族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自然和社会（或地理、历史）原因，培养学生综合考虑问题的意识。同时通过幻灯片打出于张謇、周学熙以及荣氏兄弟相关的资料，加深学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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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