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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25 15:41:00 ] 作者：方向军 编辑：凌月仙仙 范宽虽然也是北方人，但他则保留并发展了荆关皴如刮铁的严整风范，他和李成都同师于荆浩、关仝，但由于生活地域的差异，人生经历的不同，他们都有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宋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太祖推翻了唐末五代之战乱，而独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偃武修文，革新图治；到了太宗、真宗，又奖励文艺，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三百年的昌运盛世，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各种技法日趋完善，完全脱离了隋唐以来“先勾后填”之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体格法法度赅备，审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渐转向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一宋代院体山水画重理法、重质趣、重写实。早期山水画“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到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已有所发展，画中有符合自然规律的山水营造特点，空间处理得当，峰峦参差有致，树木、山石、屋宇处理合度。五代画家荆浩隐居太行山，对自然山川真情感悟，总结了一系列规律，他在《笔法记》中说：“凡树万本，方如其真”“搜妙创真”，他的创作观念对“北宋三家”、郭熙画派及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画派山水画影响极大。山水画中的“皴法”的初时是为了忠实地模拟对象而发明的，北宋诸家在“搜妙创真”的影响下，不同地域的不同画家与画派创立了不同的“皴法”：董源创立了不同于荆浩“小斧劈皴”而更适宜表现江南山质的“披麻皴”；李成既不同于荆关，也不同于董巨，根据齐鲁地域山貌的特点而创立了“卷云皴”；范宽则以直笔短线刻画关陕高山巨石之风貌而创立了“雨点皴”；郭熙师法李成，但在创作中比李成更多真意，将其画法发扬广大，也成为北宋一大画派；二米得董巨山水启发，不同凡俗，创立了“米点皴”。他们群星列阵，穷极造化，对现实生活、现实感情的关注取代了对宗教迷恋与虚幻天国的向往，他们注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峰峦深厚，势伏雄强，”致使宋代山水画：构图大势逼人，笔墨法度严谨，意境清远高旷。据《图画见闻志》记载“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三家鼎峙，百代标程。”是说五代宋初山水画坛三家---关仝、李成、范宽。其三人都为北方人，后继承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完成、丘纳、王诜等。元汤垕《画鉴》云：“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万顷波者，未易摹写。如六朝至唐初，画者虽多，笔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关，又别出新意，一洗前习。迨于北宋，董源、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之格法始备。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终不迨也。”关仝的画风影响了李成和范宽，而他生活于五代宋初，所以，北宋山水画坛的“三家山水”是以李、范、董为代表，其中以李成居首，范宽次之，董源对后世影响更大，在当时李成的山水是“当朝第一，”“百代标程。”所以，真正全面影响宋代及后世山水的宋代大家是---北方的李成、范宽和南方的董源。二《画鉴》又云：“董源得山水之神气，李成得体貌，范宽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为百代师法。”三家对自然的理解各具其趣，风格各异。李成，字咸熙，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卒于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祖居长安，系唐朝宗室。他的祖父李鼎，在唐末是任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后从苏州迁至山东营丘，遂为营丘人氏。他一生家道衰落，经历坎坷，才运不偶，寓兴书画，他的山水初师荆关。荆浩、关仝以“全景式”的大山大水，承唐启宋，标志着唐宋之际山水画的高度成熟，李成深受他们的影响，变荆、关雄壮浑伟之势为清劲秀润之气。由于李成生活在不同于荆浩、关仝的山东营丘，所面对的是一派平原加丘领的齐鲁风关光，所以，他的画“近视如千里之远，”呈平远式构图的特点。他在生活上、仕途上不得志的境况，也决定了他苦寂无奈的心境，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旷达清高，孤傲苦寂的境界。他用墨淡润，运笔清瘦，“惜墨如金，淡墨如梦雾中，画面浑润。”黄公望《写山水诀》中载：“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他画《读碑窠石图》中乱石崚嶒的土岗上，几棵古木参天，乱藤攀援，清冷的旷野上一老者戴笠骑骡，仰读矗立在树旁巨碑上的碑文，碑侧款曰：“王晓画人物，李成画树。”画中土坡用笔卷动如风，用墨清淡雅致；枯木用笔中峰勾勒，寒木风骨，平正势奇，枯枝多变，壮如屈铁。清安歧《墨缘汇观》云：“以水墨作平远之景，位置奇逸，气韵深厚，树木虬屈，坡石苍润。”画法高古，得唐人三昧。他画树自然天成，松杆劲挺，枝叶郁然，野逸清雅，“林木当时为第一，”“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栽扎惧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自馀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兴小人在位，其意微矣。”深受李成影响的画家很多，如燕文桂、许道宁、范宽、郭熙、王诜等。 浅析宋代山水画的特点范宽，名中正，字仲立，华源人。他为人性情宽厚大度，一派关中豪气，他“风仪峭古，进止疏野，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喜画山水，师李成又师荆浩；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凸兀大石。”他的画一方面“师古人之理法”，另一方面“师自然之理法”，《图画见闻志》载：“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他久居于终南山、太华山，一生沉吟于山水之间，终日观览自然以求其趣。他落笔雄伟老硬，真得山骨，然其刚古之势，又不犯他人，自成一家。他师法李成而又不同与李成，王诜说：“李成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面对千里，秀气可掬，”“范宽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其二人山水一“文”一“武，”李成表现平林荒寒，意境清幽旷远；范宽表现巍峨峰峦，意境雄壮豪迈。从范宽的作品《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就可一览他的山水画主峰凸兀，气整伟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之威严。他注重山、石、景、物质与骨的细致刻画，精心营造山坳深壑中的飞瀑流泉和层层深厚的古木密林，他的“钉头皴”或“雨点皴”对后世影响深远，师法其画法的画家有黄怀宇、纪真、商训、燕文贵等，他对李唐及南宋诸家山水影响很大。与北派李、范对峙的董源笔下是一片江南景象。董源，字叔达，钟陵人。山水有两中类型，水墨类王维；设色类二李。他的山水平淡天真，朴茂静穆，文气十足，米芾《画史》中说：“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趣。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他最大成功之处是创造了“披麻皴”法，他用大披麻皴画树则枝干圆浑，皴山石则浑朴葱润。他的画用笔圆曲浑润，少刚劲方正；用墨清润淡雅，少浓郁浑厚。构图平远静谧，山顶多矾头，多苍茫清逸之气。董源开江南画派，巨然是其传承代表，巨然的画“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米芾也深受董源烟雾弥漫、皴擦鬼异之影响，山水画点点通透，烟雾弥漫，极富文人审美气象。明董其昌称董源为“天下第一。”他的山水画对“元季诸家”直至“清季诸家”影响极其深远。宋三家之后又有继承各派者无数，郭熙是李成继承者中成绩最大的画派，当时宫中“一殿专背熙作。”他的山水构图多变，重“三远”之法；笔墨精深老辣，意境玄淡犷远。对后世影响很大，追随者院内院外者不可胜数，他树立了画院山水画北宋风格。在李、范、董三大家的影响下，到北宋中后期，写实性的全景式山水画发展到了极致，到了南宋，山水画系无旁出，李唐左右了山水画坛，他及刘、马、夏等又另辟溪径，出现了“水墨刚劲”的风格。三北宋王朝统一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广泛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田，增强国力，富裕白衣，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文、艺术诸方光耀百世，各方面的发展触动了宋代大山大水、法度森严的绘画风貌。政治上“文治盛世，”“崇文抑武。”文人们得到了尊重，宋太祖说：“昔者科名多为世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民间百姓有了机会入仕和参政，所以许多画家纷纷出山，进如朝廷。北宋李成虽隐居太行山，范宽隐居终南山、太华山，但他们画名俱高，《圣朝名画评》云“宋有天下，为山水者，惟中正与成（李成）称绝，至今无及之者。”“范宽以山水知名，为天下所重。”元汤垕谓范宽画“照耀千古。”所以，朝廷到处重金收购李成的画，宋神宗每见李成亲笔，“必磋赏之，”当时内府所藏李成作品便有一百五十九幅之多，可见李成和范宽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也可见朝廷对画家的重视程度之大。师法李成的郭熙“本游方外”，后入朝廷公事，他对于自然山石林泉、村野乡居的描绘，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于美好过去生活的回忆。早在北宋时，与郭熙齐名而后又主宰南宋画坛的李唐也是一例，宋徽宗政和年中，他赴开封应试，当时的考题是“竹锁桥边卖酒家，”李唐深得“锁”意，徽宗十分欣赏。所以“郁郁乎文”的时代氛围与人文思想的启导，使得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跃，作品更具生活气息，山水画作品流派纷纷，更富有人文内涵，有“法度森严”逐渐向“文人审美”的方向发展。宋代朝历代帝王都喜欢绘画，政治上重文不重武，对外打仗总是失败，统治者看视软弱无能，那么“文治”使得国内安定无事，这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科学技术等等都有了巨大发展，物质文明是绘画艺术有了发展的根本保证。所以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文人士大夫文化的相互渗透，画家们深入生活，烟云供养，或隐居山林，或旷游自然，把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山水画创作之中，搜奇异峰峦，创穷极造化：李成描绘自己熟悉的齐鲁风光，范宽描绘自己熟悉的关陕风光，董源描绘自己熟悉的江南风光，郭熙更是“饱游饫览”……山水画风向世俗生活靠拢，形成了符合于宋代“民族本色”的风貌，宋代院体山水画的表现形式、表现技巧及人文色彩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对元、明、清后世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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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大家都是高一的吧，可是如果大家的答案都一样，那一定很。。
摘 要：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宋代的山水画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许多具有生态意蕴的生态文本，在这些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进而构成了宋元山水画的生态大和。 关键词：宋元山水;生态美蕴;共生之美;整生之美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时期，而描绘自然情怀又是中国画的重要母题之一，从宋代开始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发展成熟，并体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哲学底蕴。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艺术作为“天地之和”的产物，首先就是天地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反映，是宇宙广大和谐生命的缩影，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体现出生态中和之韵味，从而形成了山水画这个不断生长的生态文本，在这个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儒家与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也在其中耦合发展，构成了生态大和，深刻地影响着宋元山水画独有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宋元山水画生成背景 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最早的山水画就已经出现了，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西去山，别详其远近……”这些文字便体现出了山水的特有样貌。在之后，艺术家宗炳在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中阐明的山水与道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了后代山水绘画的趋势与山水画的特征。之后，王微创作的山水绘画理论著作《叙画》，点明了传统山水画不是地理绘图，而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文人与画家们真情实感。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作开始逐步深入，并且开始注意到山水画的内在的表现效果。从宋代开始，传统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官僚与皇室贵族士大夫阶级都开始关注与沉醉于山水画的创作。传统的山水画在宫殿与贵族厅堂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并且也有一些小尺幅的山水画作品出现在案头与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重视与钟爱程度日益加深，很多人为了体验自然万物的美好，常常亲身投入自然当中，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妙与万物的灵性，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山水画作品，从而便开启了宋代这个山水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宋元山水的生态之美 在宋元山水画中处处都渗透着无限的生态之美，天地山川，花鸟树木，都在画家的秒笔下呈现出气韵生动、虚实结合、缥渺致远的生态景致，而山水画作品便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山水风景画。中国传统的生态山水作品从来都是秉承着“师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品味着自然天地的美好，并将创作者内心的感情寄托于山水之中，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画作品。 由于南北地貌气候条件的差异，反映在山水绘画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意向：在北方的山水场景中多峻岭与巨石、悬瀑与峭壁。在艺术创作与山水画描绘中石头菱角分明，树木褐色参天，山峦起伏，笔法刚劲有力。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绘到的“西北之山多浑厚，天地非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极高，水源之所出，以冈陇臃肿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拔也，如嵩少类者鲜尔，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可见，北方的山水人文特征大体上给人以一种雄伟、壮观、粗犷、凌厉的生态美感。而南方的山水地貌却有着别样的风貌，南方峰峦叠起，雾霭繁花，江河复苏，画中用笔多温和细致，线条平缓朦胧。从山水画意上更突显出天真淡泊，宁静致远，婉丽和谐。董源作为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之祖，作品多描写江南之景，在他的作品《潇湘图》中，山峦起伏平缓，山脚林木扶疏，郁郁葱葱，水波不兴。整幅画作清新秀丽，雅致和谐，这便是典型的江南之景。因此，南方的山水作品给人一种平淡天真、秀雅温柔的生态美感。南北方的山水画作在审美特征和意态状貌上形成了深层次的对生之美，也进一步构成了生态中和之美。 三、人与自然中和的共生之美 宋时有名的艺术家们常常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这也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艺术家们倾心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使宋代的山水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进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中和之美。 纵观宋代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但人物往往不占主导地位或根本没有在画作中出现，可这并不能说明人只是山水画创作中的衬托部分，而是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审美情境。这并不是刻意的表现自然或人文，而是“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在这期间，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理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万物，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和谐与统一，并且使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发展，进而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生境。在艺术创造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和的共生发展。在“天人合一”的道家观点中，人与自然是合二为一的，人融入自然万物的同时，也使本心回归自然当中。米友仁云：“画之为说，心画也”。在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人对于自然的掌控，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过程。宋代艺术家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认真留意体味自然万物，抓住山水的细微特点，精妙的表达出直接内心的真情实感，最终达到 “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这不仅是对艺术家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欣赏者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与艺术家产生共鸣的巧妙途径，这是一种对生性中和，在这种生态的中和中体现出画作之传神。因此在宋代，人们将传“神作”为创作中的最高要求，此处的传神之作便是人与自然中和构成的美的整体。例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在整幅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上有天，下有地，树木高低错落。从外部看，高耸的山峰，飞泻的瀑布，山丘与亭台，和若隐若现的溪流，这些创作元素都在范宽的笔下被生动的描摹出来。这些线条不仅表达出作者体味到的山水美蕴，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意蕴。这中的天地万物，与儒家“礼”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出儒家的伦理纲常。这幅画表面上似乎描绘的是关陕地区的自然风光，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未曾发现与画中类似的景象，可见这是范宽对这一地区山水意象总结与提炼，其实这也更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中自然的浓缩，整部作品展现出宋代山水画作品可游可居的高深境界，表现出山水之间的中和美，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情境，形成最具美感的生态意境。 四、艺术与生命“气韵生动”的整生之美 宋代的传统山水画意境幽深，在画中往往通过刚柔、动静、远近、虚实等技法，展现出自然生态与生命律动相契合的生态艺术作品，从而显示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后所体现出的自然整生之美。 中国绘画的第一准则便是“气韵生动”，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这种自然生态审美智慧。正像曾繁仁先生所说的：“国画‘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的。”并且此时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的生命体现，而是自然生命之整体蕴含。在对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中，人之生命融合于自然万物生命中，并且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融合的同时，人之生命得到了进化与升华。在生态审美艺术作品中，作者追求的是自然生命的整体和谐之美，艺术家把山水自然视为一大生命。生命万物彼此相连，相互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山川、草木、云霞全都是自然万物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万物的生命整体之中，各个部分和谐共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宋元山水画虽是艺术的，但也是生命的，宋元山水画将人与自然和艺术连接起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自然万物的美的同时，表达出艺术家关于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追求。在中国画论中，绘画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诗意表达，更是宇宙和谐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艺术家以中和为美，致力于表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在构图、笔墨等作品构成的形式方面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意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方寸间，感知万物，感悟生命，纵情于山水之中，表达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同时也让人们留恋与山水性情，体味生命的情趣，让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人与大自然万物真正的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山水画的创作才能超越人类审美的想象，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全新的艺术境界。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整生生态审美境界。 在宋元山水的世界里，山水画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禅思想。人们感受到使心灵深沉、静默的和无限的自然汇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就像倪云林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简之又简、确实自然最深最厚的形状，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精神不灭，这便是生态的永恒。山水之间融汇了一条回家的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若想再建美学传统，更要回归中国古典山水美学中的美妙意境。中国人看山看水其实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山水中的自然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精神家园。如今的人们依然向往山林悠壑，依然渴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宋元山水所蕴含的主客体共生的中和神韵也就显得特别的深厚，所显示的中华文化气韵也就特别深长。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年3期 [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邵金峰.《中国画论中生态审美智慧研究》 [9]杨建 康琼.《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美术天地 [10]连晓红.《试谈老庄沂弊裸星翔寸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影响》美术大观2007（3）12 [11]张子程.《论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生态美蕴》绘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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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着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青花瓷歌词赏析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 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 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 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 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 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 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 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 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 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 了。 反复吟咏最动人的两段旋律，并重复歌词，直道柔濡的江南烟雨把所有的听众都全部融化……
学校图书馆或者书店都有关于这类方面的书籍吧。不过建议你还是自己参考文献资料写点。
青花瓷鉴赏瓷器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到底产生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在商代就有。我所在的单位70年代就展出过一个尊，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叫瓷器，有个专家说这就叫瓷器。我说这瓷器与现在的瓷器不一样，他说是不一样，那时候的很粗糙，就是表面上有一些玻璃质的东西，所以有的专家说这种瓷器应该叫原始瓷，但也有的专家认为这是陶器中偶尔出现的。至于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这是专家的事，与我们无关。总之原始瓷是在两晋之前产生的，叫原始青瓷。到了两晋以后，开始出现了白釉、酱釉，以及唐代的秘色瓷和湖南长沙的釉下彩，还有宋代的五大名窑，都是人工将颜色做到瓷器上，是人可以控制的。这些在收藏界叫老窑瓷。到元代时就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及红绿彩。今天我主要说青花瓷。有的专家认为青花瓷产生在唐代，也有人认为产生在宋代。到元代，青花瓷就已经成熟了。 咱们现代的收藏者大多数收的是元、明、清的瓷器。近百年的瓷器叫新瓷。从瓷器上来讲，有单色釉、彩绘釉。彩绘中青花瓷是数量最多的，从元代到清代直到现在近700年中，青花瓷是瓷器中的主流。 讲青花瓷必须先提青花料，青花料中蓝色的是氧化钴，属于釉下彩。什么是釉下彩？其制作工艺简单讲就是把坯拉出来后，等干了用氧化钴往上画，画完后罩上一层釉，再入窑，1260度一次烧成。在上一讲当中我提到过“九方五法”。 1、九个方面中，其中第四方面就是彩。已故的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老先生，对元、明、清的瓷器鉴 定有很深研究，他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孙老通过对青花的观察，把青花的颜色分出了二十几种。如果我们把青花的颜色弄清楚，对我们的鉴定及辨伪会有很大好处。青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因为在数百年中，青花瓷生产是主流，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同历史阶段的青料来源和质地不同，再加上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对于青花瓷的发色的质量、呈色的色调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因这样，青花所呈现的质量、色调、风格必定有明显的差别，艺术效果也必然出现强烈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差异为鉴定青花瓷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鉴定者对青料来源、品位、发色、呈色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是鉴定青花的基础。当我们拿起一件青花瓷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它的造型，接着见到的就是青花的艺术效果，这是直观感受。结果常用明丽、鲜艳、灰暗、晕散、清丽、规整、刻板、呆滞等词进行概括，这些概括的词语的形成，是青花的发色质量、呈色色调与绘画艺术的综合体。什么是发色？什么是呈色？这两种色是怎样的关系，受什么条件的制约？这是要向大家介绍的。发色是青料在焙烧过程的化学变化，呈色是青料烧成后所呈现的直观感受。呈色的色调有以下几个制约因素：第一是发色，第二是胎骨，第三是釉子。胎骨就是釉里面的胎子，胎子发黄，发白，松软与坚硬都对青花有一定影响。釉子质量的好坏、颜色和厚薄都对呈色有影响。发色的制约因素：第一是青料，第二是施用技术，第三是焙烧温度。施用技术就是在画的时候，画功怎么样。如果蘸的颜料都一样，画线用力均匀，青花烧出来后就是一个颜色，否则青花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颜色。再一个是焙烧温度，应该是1260度。同样的青料，如果温度过高，颜色发黑；温度过低，有点发绿。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就是单纯的青花瓷，它的发色、呈色都一样时，如果经过二次焙烧，即再进一次炉后，颜色要比没进二次炉的深，像后来的青花红绿彩、豆彩等。再说青料，青料受三方面影响，第一是成分，第二是提纯，第三是配制。我主要说成分问题。成分主要是氧化钴，它发出的颜色是蓝色的，其中含有一定的氧化锰，还有一种三氧化二铁，简称氧化铁。钴的含量越高，蓝色就越正，含量少就发灰。锰含量高时，青花就蓝中泛紫或蓝中泛红。氧化铁含量高时青花的发色就发黑。孙老先生把青花的颜色分出二十多种，他有时一看颜色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在没有断代之前，你必须把明清时期的皇帝都记住。如果年代断到哪里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怎么行呢？明前期的皇帝，“洪建永洪宣”即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建文与洪熙时没有瓷器。“三代正景天”即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有人叫“空白期”，又叫“黑暗期”，说这个时期没有瓷器。我不同意这两种叫法，我就叫“明三代”。因为这个时期确实有瓷器。“成弘正德续”是明中期，即成化、弘治、正德。成化瓷在明代是最突出的。“中晚嘉隆万”是嘉靖、隆庆、万历，我们称之为中晚期。“泰昌天启崇”，即泰昌、天启、崇祯，我们叫明后期，其中泰昌时期没有瓷器，因为他一共当了29天皇帝。明朝是277年，也有人算的是276年，我编的顺口流说是“270年”仅是个概数。清代有10位皇帝，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清朝是以清三代的瓷器为主。下面我就按时代的顺序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因为明代开国的皇帝朱元璋定年号为洪武，所以洪武时的青花瓷叫洪武瓷。由于元末的战乱，明开国初在瓷器生产上没有太大成就。我收藏一件高足酒盅，它的发色较稳定，基本上没有晕散，呈色是靛蓝色。我一开始就把它定到了洪武前期，后来请我师傅耿老看过后，他说这个花卉画法叫一笔点画，就是一笔画下，属于大写意。胎土是淡土黄色，质地较松软，造型很粗糙，所以可以看成是元末明初的瓷器。元末明初多事，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恐于瓷业无暇顾及，所以瓷器生产多于继承少于发展。此时的青料都是国产的，呈色的基调是淡蓝色，但由于质量与提纯不是很好，所以淡蓝之中泛灰暗的色调。总之洪武前期青花瓷的质量不高，与元末瓷器很难区别，在学术界内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所以在鉴定当中，就有了“元末明初”一说。这个酒盅口径是4．8厘米，高也是4．8厘米，属于民间的小器。我得来的时候碎成九块，还有短缺，后来经过修复。这件东西说实在的很不值钱，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这一件，基本上还算完整，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元末明初的标本。在鉴定当中，我们就可以此为参考，上可推想到至正，下可联想到永乐、宣德，所以我认为我这个酒盅是精彩的东西。洪武时期青花瓷产量少，也没有见到过书写官窖款的官窑器。据说那时有官窑器，但是没见过有款字的，所以您要是见到了“大明洪武年制”款的瓷器，您就把它说成假的是没问题的。 我除了鉴定还搞修复，我把陶瓷修复分成六步，叫六步修复法。 2、其中第四步叫补配，就是把碎片粘接起来后再把它的短缺与裂缝补平。“六步法”主要用于修陶器。至于修瓷器，一般仅用到第四步，后面的仿色和做旧两步，因材料等原因，就不去做了。今天我带来的复原瓷片，就是这样做的。 洪武之后的永乐、宣德时期，青花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使用了苏泥勃青（或叫苏勃泥青、苏麻离青）。苏泥勃青是一种进口青料，含钴和铁的比例较高，而锰的含量较低。发色浓重，易晕散，但散得自然。呈色的基调是青蓝色，浅处为天蓝色，深处是靛蓝色，浓重处出现铁钴斑。出现铁钴斑是苏泥勃青的特点。喜收藏的人将苏泥勃青简称为苏料。苏料有什么特点呢？一般来讲苏料要深入胎骨，是凹下去的。我们这样看的话是黑颜色的，但是你迎光侧视的时候就不是这个颜色了。侧着看，一是你可以看出它比较往下凹，二是它反的光不是黑光，而是锡光。如果不是苏料的话，你迎光侧视还是黑光。所以大家再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侧着看。这个呈靛蓝色和出现铁钴斑的地方，一般咱们用手摸是凸凹不平的。它的凸凹不平没有规律，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工料，二是修胎，没有规律。到了清末同治年间的时候，比较大的那种器型，你摸着它也不平。但是那个不平跟这个不平不一样，这个不平没有规律。同治年间的你摸起来不平是有规律的，就好像波浪似的，行话里面叫作波浪釉儿。那个是釉子的问题，这两个咱们要给分开了。平心而论呢，铁钴斑的出现应该属于原料和工艺上的问题，就是不足。然而这种不足，在鉴赏者的眼睛里既不认为是美中不足，也不认为它是瓷不掩瑕，而认定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就像哥窑一样。大家都知道俗话说的蹦磁儿，就是上面开了好多片儿的烧坏了的瓷器。但是当时宋代的那位工匠很了不得，他就把这个缺点变成了优点，而且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在鉴定是不是永宣瓷的时候，这个铁钴斑是鉴定时候的依据，而且是重要的依据之一。 这个碗叫作缠枝莲花蝴蝶碗，也是我修的。碗上的青花是青蓝色的，就是蓝中有点儿泛青灰。颜色有深有浅，浓重处有钴斑。碗的胎子薄，一会儿我还要说为什么薄的问题。胎子薄，修胎很规整，釉色是青白色的，而且很滋润。这个器足的外墙是外撇式的，向外撇。另外就是这个地方叫作内折角，在内折角这个地方有积釉，颜色是虾青色的。足内的这个底釉儿是镶白色的，两处的釉子不一样，它泛白而且薄。所以这个碗我们可以认为是永乐中晚期的瓷器。苏料易晕散，所以用它来画细线或者人物的眉毛眼睛这些细微的地方都不太适应。但用它来绘画大小的花朵或是枝叶呀，具有一定的特色。这一件叫作喜鹊登枝，它更能够体现苏料的特点。这个颜色显得更重一些，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它这上面的苏料的钴斑比那个明显。像这个画的喜鹊，很明显的就叫作晕散。它本来画的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个料往旁边散，所以看起来有些模模糊糊。这就是苏料的特点。原来有人讲永宣不分，即永乐和宣德的瓷器不分。实际上能不能分呢？有些地方还是能够分的。就拿这两个碗比较，这两个碗个头儿差不多。我们在鉴定当中有一种方法叫作手头儿。什么叫作手头儿呢？就是把这两个碗拿起来用手一掂，这个碗比较重一点儿，这个碗的手头儿就显得比它轻。为什么它重它轻，这就是胎子的问题了。永乐时候的碗腹部比较薄，宣德时候的碗腹部比较厚。这个怎么去判断它呢？有时候咱们拿笔写不出来，用嘴说也说不清楚。你要这么摸，你这么一摸，就摸出这个厚，那个薄。所以说永宣这两个时期的瓷器还是能区分的。刚才我说的这个苏料，可能是郑和七下西洋给带回来的。到今天为止也找不到那个产地。后来因为郑和不下西洋了，这个苏料的来源就断了。在明前期的时候，具有这样特征的青花瓷也就逐渐地没了。 到了成化年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青料，叫平等青。平等青出现以后，青花艺术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崭新的面貌。咱们先对前面所讲的苏泥勃青料有一个小结。因为苏料它这个特殊的艺术效果，到了明正德的时候，就开始有人仿制。以后，明代的后期、清代、民国，一直到了今天，都有人仿制。所以，有些人说他买到了宣德的东西，咱们说它是假的，他上当了。那么，对于这个苏料到底怎么样来断定它，就三点。刚才实际上我讲过了，咱们再重复一遍。第一，就是看这个黑斑的斑痕是不是自然。这怎么讲呢？因为没有这个苏料了，那么钴斑就出不来，怎么办？就用笔往上面点，用一些黑颜色的料往上面点。点出来的话你看着就不自然。第二，就是这个黑斑是不是深入胎骨，也就是说这个黑斑是在它的表面呢，还是深入到了胎里面了。第三，就是我介绍的那个迎光侧视有没有锡一样的颜色。这三点请大家能注意。因为后来没有这个料，即使你再点染，说实在的你也达不到当初那个效果。大概在六七年前吧，有人请我去看东西，拿了这么大的一个碗。我就说你这个是假的，而且我说碗底下写了六个字--“大明宣德年制”。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这个是宣德碗。”“是呀，我这个就是宣德碗。”我说：“但是你这个碗是假的。”而且我更清楚，这种碗是在80年代的时候景德镇复制的东西。结果传来传去，就传成了真的了，按真的去卖去了。据说他花了大概是5万块钱。 成化初年，据说这种苏料还有一点儿。但是这类的瓷器我还真没有见到过。成化时期的瓷器，大多数青花的艺术效果是淡雅柔和、缥缈脱俗的这么一种风格。这种淡雅沉静的风格是后人喜爱成化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时期所使用的青料的名称叫作平等青，也叫坡塘青。这种青料产于江西瑞州。产生这种平等青青花艺术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种青料的含铁量少，而锰的含量相对来讲比较多；发色稳定，或者趋于稳定，没有飘浮感；呈色是蓝泛青灰；这个时期瓷器的胎子是洁白的，釉儿是又肥又透，用平等青就可以画出比较细的纹饰来了。所以色泽显得淡雅、柔和，给人一种云遮雾障、若隐若现的缥缈的感觉，使人感到这个成化瓷有一种神秘感。这就是成化青花瓷的魅力所在。 这件东西我管它叫作全株花卉图文碗。有人说这个碗上画的叫作秋葵，因为我不懂植物，这个是不是秋葵我就不敢说了。我就把它叫做花卉吧，全株花卉。它的花色基本上是稳定的。呈色是蓝中泛点儿灰，蓝泛青灰，浓重处有黑蓝色。但是它决不往下凹，它是平的。釉质滋润，胎子是白的。你要是学鉴定的话，要先看瓷片儿，你从瓷片儿上一看就看清楚了。釉色是白的当中泛着青，白中泛青。用手摸它的表面，有的地方往上鼓，但是没有往下凹的感觉。这些都属于平等青的特色。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全株花卉。花卉应该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有根、杆、枝、叶、花，在其他任何的一个朝代之中，他们画的花卉都没有根，唯独成化的时候画的花卉有根。这是成化时期画花卉的特点。所以说有了这个特点，我们对于鉴定成化瓷又找到了一个证据。成化时期的瓷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官窑器和民窑精品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根据这件标本的图样，还有釉色、釉质、青花等方面来看都是成化民窑器。说实在的，成化民窑器精品比官窑器还难得。当时我得到这个瓷片儿的时候，对这块瓷片怎样断代我是比较犹豫的。它是不是真的成化瓷？尤其是后面这个款子，写的是“大明成化年造”。它的字体比较潦草，也不规整。后来按照孙瀛洲老先生所讲的方法，用15倍的放大镜看它的款字这个地方。它的釉面儿里面气泡儿密集，像蒙蒙云雾。这种现象是成化瓷所特有的。出于慎重，我又请耿老过了目，耿老说这是成化瓷。所以这块儿残片咱们就把它定为成化民窑的精品。孙瀛洲先生对成化瓷有一个精辟的评价，他认为成化瓷器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色彩柔和，笔画流利，造型轻灵秀美，表里精致如一。 成化瓷在瓷器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很重要。在瓷器鉴赏当中有一句话叫“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也就是对于瓷器来说明朝最好的就是成化瓷，清朝最好的是雍正瓷，这就足以证明陶瓷界对成化瓷器的重视和珍爱。正是由于成化瓷器受到了后代人的青睐，所以从嘉靖的时候就有人仿制，以后历代均有仿制，一直到现在。其中以清雍正时仿的最精细，他们在葩、形、釉、彩、绘、款儿等各个方面都很注意，都追求成化的风格，效果相当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雍正时的瓷器有写“大明成化年制”款的，那是仿品不能叫赝品。因为它外边是粉彩，粉彩是康熙时才有的。它的款子写得相当漂亮，但是与真的成化瓷一比，它的破绽就出来了。到了晚清，很多瓷器上都写着“大明成化年制”或是“成化年制”。我在鉴定过程中，经常有人说他的瓷器是成化的，我说不是，因为它上面的字非常潦草，不能单纯看款子还要看其他方面。另外，成化年间的瓷器没有“成化年制”这样的四字款，倒有“大明年造”或“大明年制”。 在鉴定中还有一句话叫成弘不分，即成化、弘治这两个时期的瓷器不分，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瓷器在质量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成化朝的皇帝叫朱见深，他在当太子时娶了一个妃子姓万，万妃比他大18岁。后来朱见深当了皇帝，没有把她立为皇后，但是万妃在后宫的势力大于皇后。万妃曾经生了一个儿子，但是3岁就死了，以后她再也没有生育。可能是处于一种嫉妒心理，后宫的妃子凡是怀了孕的她都要让人坠胎。后来朱见深在后宫的御书房见到了一个宫女，这个宫女是当初广东的一个小方国的公主，国被灭后就被弄到宫中当了宫女，结果这个宫女就怀孕了。万妃对一个宫女不是太注意，当显形以后万妃知道了，就命人用钩子把胎儿从母体中钩出来。钩出来以后就要弄死，当时被太监保护起来，宫女也被保护起来了。到这个孩子5岁的时候，朱见深就感叹自己无后，此时太监就借机告诉他说，你有儿子。这不是我杜撰的，我查过明史，明史后妃传中有一段记载，上面说弘治皇帝头顶上有一块地方没有头发，是用钩子钩的。朱见深的儿子叫朱樘。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一段历史呢�原因是：首先，万妃在后宫的势力很大，朱见深又很敬重万妃。万妃喜好小巧清秀的物件，其中就包括瓷器。明看成化，一看它的青花；二看它的斗彩，就是在胎的上面，比如想画一个鸟，可能只画腿和头，但身子不画，然后罩上一层釉去烧，烧完后由其他的颜色把身子补齐了再烧。现在最有名的是斗鸡碗、斗鸡杯、斗鸡缸，像这样的东西在拍卖行大概一对就一百多万。所以说当时成化的瓷器恐怕与万妃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朱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才当上皇上，他对民间的疾苦有所了解。他当了皇帝以后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一些民间的负担，对烧瓷也不再强令如何。这就形成了弘治时期所接受的东西大都是成化的，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创新，这就是成弘不分的一个原因。 �拿出一个碗片这个是弘治时期的碗，我给它起的名叫“踏青舞蹈”，这也是民窑器。它的青花花色不太稳定，有晕散，尤其是口内的内沿更明显。呈色是灰蓝色，色调比较浅淡，釉面白灰色中间闪着青，足内折角是虾青色。足的外墙有两道弦文，两道弦文之间有距离。上边一道弦文比较轻淡，下边一道弦文比较粗重。碗的画面可能是8个年轻的男子，在这个碗片上可以见到4个，因为这是半个碗，所以可能是8个。他们身上穿的都是长衫，翩翩起舞，舞姿舒展优美，动作协调一致。背景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土埠，还画着很多的柳枝，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融融春日踏青的祥和气氛。这是一幅写实的民俗画，从整个画面看，文饰线条豪放秀逸，较之成化器显得深沉一些。画人物像从元代就有，那时大多数以画成人为主，到宣德时期也有画小孩的，但是不多。但到了成化年间画男孩和年轻男子的题材就多了。刚才我指的这两条线叫弦文。在明前期，主要是洪武、永乐年间没有双线，或者是一道，或者是画的花，双弦文是从宣德时开始有的。再有鉴定时要注意上限，就是什么时候这东西开始出现的，这很重要。在它出现之前的东西如果有了它还没出现时候的特征，那么肯定是假的。这个就是在宣德时期出现的双弦文。还有一个特点是这 两条线一轻一重，上边的轻下边的重。这种特点从宣德就有，到了成化时很明显，而到了弘治时就不太明显了，再往后就没有这种特征了。所以我又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宣德时有双边线，成化规矩靠底边，上线轻细下浓重，直到弘治还可见”。“成弘不分”，确实很难分，但是有些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出区别的。例如，成化时期的花色是“蓝泛青灰”，而弘治时期的花色相对成化来说就要浅淡一些；成化时期的色调是灰蓝色，而弘治时期的色调显得比较深沉，弘治时期出现的铁钴斑比成化要多。刚才我们讲了明中期的平等青。下面我再说三点：第一，关于刚才讲的气泡问题。观察气泡，是起源于孙老先生，但是孙老所指的是成化时期的瓷器，其他时期的瓷器孙老没有讲，而且这件事我问过耿先生，耿先生说孙老没有讲过别的。我对气泡也仔细观察过，只有成化时期的瓷器特征特别明显，其他时期的瓷器上的气泡找不出规律。所以有人问我看气泡行不行，我只能说您自己总结，如果您总结出来，我想学反正我没总结出来。第二，胎色。由于烧制的工艺不同，胎色也不同。一般讲，明代的胎色是肉红色，清代的是青白色。你对着阳光看，胎子厚的看不见，薄的完全可以看见。凡是明代的里边泛的都是肉红色，清代的是青白色，这就是明代瓷器和清代瓷器胎色的不同。如果有人拿来一件成化瓷，比较薄的，你实在看不出来就看里边，只要是青白色的就是假的。第三，关于内折角。内折角就是底面与足墙的夹角。这个夹角里边有积釉，就是上釉的时候积得比较多，多了以后就呈现出一种虾青色。这是明代中期以前经常出现的，现在的仿品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仿品的积釉与真品的积釉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不是虾青色而是淡绿色，即使能接近虾青色也是泛绿的。第二，明代虾青色的线有些窄，而后仿的比较宽。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只有弘治--朱樘只有一个皇后，而且他只有一个儿子叫朱厚照。这个孩子娇生惯养，弘治死了以后，他当了正德皇帝。17岁登基34岁就死了，一共当了16年皇帝。这个正德皇帝无所作为，主要是吃父辈的家底。所以他在瓷业上没有什么建树。但是正德一朝的瓷器生产还是继承了成化的遗风。从青花瓷来讲，正德前期的瓷器与弘治瓷器基本相似，只不过正德时期的黑斑显得更多一些，平等青也没有了。此时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青料，一种叫回青，另一种叫石子青。据说回青产于西域，具体是哪儿不知道。 正德时期也有一些新东西，出现了新造型，例如锦墩、笔架、佛前五供，都是从正德时开始有的。在款子方面，出现了藏文和回文，回文主要是阿拉伯文。此外，仿制前朝的东西从正德开始。在这里我想讲一下仿品与赝品的区别，仿品从学术界来讲叫“寄托”。正德皇帝要崇敬他的前辈，所以要仿宣德瓷器。现在的仿品与赝品的区别是价格，这个碗仿的是成化的，卖的是市价，那就是真的。如果你按成化价买下来，就冤了。这样区分是因为瓷器没有假的，只要价格合理就不叫赝品。这是我对赝品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帝一共占了99年，将近一个世纪。在明瓷器史上又是一个突出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文饰也增加了。民窑的精品和官窑器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使用了回青。回青是正德时期出现的，据记载，回青是进口青料。回青中的氧化锰含量很高，而氧化铁的含量很低。回青的特点是“散而不收”，就是花色散，所以它必须与石子青配合使用。石子青的特点是花色“沉而不亮”，不散。把散与不散的混在一起使用，呈色就 有一点青中泛紫。但是据历史记载，配料比率是不同的，分为上青、中青、下青三个等级。上青主要用于混水，颜色清亮；中青用于设色，则笔路分明。这是一种新的瓷器绘画技法，叫“双沟填色”，是成化时期出现的。就是先画两条线，颜色较重，再在两条线间添上较浅的颜色。到了景德镇就叫“混水”。成化时期由于“双沟填色”的绘画技法刚出现，所以还不成熟，那时的双沟填色填的几乎与勾勒的颜色一致，有时分不清。到了隆庆时期，技法与配料都已经成熟，画的最好的是隆庆朝时期的。指着瓷片这块就是隆庆时期的，是真正的官窑。隆庆时的选料、精炼的技术都很纯熟了，所以青料的花色是纯正稳定，呈色是蓝中泛紫，色调浓重鲜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它就是用的双沟填色。它的线条非常流利自如，轮廓线与填色的色调非常协调，修胎也很规整。釉色是白泛微青，釉层微厚，釉面细润，光洁平整。器足内是六字双行的“大明隆庆年造”楷书款，中锋运笔，顿挫有力，结构庄重严谨。我再说一个问题，指着瓷器这个是永乐时期的，底足里边的釉子发白，质量远不如器身。到了明中期，它的底釉与器身的釉完全一样，到了中晚期它的底釉的光洁度和亮度都要比器物本身的好，不止官窑，民窑的精品也是这样。 我今天介绍的都是比较细微的地方，搞鉴定要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很小的地方就能反映出对与错。现在仿品仿得再好，在某些点上肯定与那时候的不一样。从底釉上来看，不管有字没字，与器身一样时，我决不会把它放到明中晚期。如果底釉比器身的釉还好，就不可能把它放到明中期去，只能考虑它是明中晚期的。到了万历时，回青虽然还在使用，色调与以前也差不多，但是在其他方面都不行了。所谓明代走下坡路就是从万历时开始的，整个社会衰落瓷器生产也跟着衰落，而且此时回青的来源也渐渐的没了。所以到了明万历中期，瓷器的质量越来越差，到了晚期，大多数瓷器已经平淡无奇了。 在明万历时期又出现了两种青料。一种叫珠明料，另一种叫浙料，这两种料都是国产的。珠明料产于云南，浙料产于浙江。珠明料在元代时已经出现了，直到现代珠明料还在使用。这两种料也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含钴、锰量较高，含铁量较低，发色都很稳定。 浙料的呈色是青中泛红，回青料是青中泛紫，这就是两种料的不同之处。在明天启时期用的主要是浙料和珠明料。此时把青花的料分出几个色阶，就是把青花料分出浓淡。在“双沟填色”刚出现的时候，只能分出浓淡两种颜色，到天启时就可以分五种颜色叫五彩青花。由于色阶多了，画面表现力也更丰富。指着一个瓷片这个叫“龙凤呈祥碗”。青花的呈色是灰蓝，以黑蓝色为主，其中有的地方模糊不清。它的灰蓝色里泛着一点红，釉面呈青白色，外边画的是一条龙和一只凤，里边画的是一只羊，羊在商代时就是现在的“祥”，所以我把这碗叫“龙凤呈祥碗”。釉面泛青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年，在这之前所有瓷器的白色地方都泛青。到康熙十年后，釉面都是白的。如果给你拿来一件明代的瓷器整个是白的，您就不要信。又拿出一件瓷器，这是垂钓图文碗，它的画风非常好，它的青花就是五彩青花，画面把远近都表现出来了。而康熙之前的画面，基本都是平面没有深度。
1. 青花瓷歌词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2. 青花瓷MV舞台布景具有中国风的气息周杰伦08春晚版《青花瓷》http://v.youku.com/v_playlist/f614677o9p1.html3. 填词人对青花瓷的解释填词人方文山对歌词的解释 首先跟亲爱的网友们分享此次填写杰伦新专辑里这首“青花瓷”的创作过程。前一阵子我认识了几个鉴赏古董艺术的朋友，在与他们时而青铜、时而宋瓷、时而明清家具等横跨千年谈古论今的聊天中，触发我想用那些传世的中华艺术品来当歌名的动机。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青铜器，原本是要以殷商时期开始铸造的青铜器来做为歌名，以青铜的厚实来象征爱情的坚真；以千年斑驳的铜锈来比喻世事的沧桑；以器皿上难解的铭文来阐述誓言的神秘。但刚开始落笔时却发现杰伦这首“青花瓷”的曲调温柔委婉、淡雅脱俗，以至於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烟雨江南的画面。又因当时的青铜器也同时制作成杀敌的兵器，这显得“青铜器”这三个字太过厚重笨拙，充满厮杀的硝烟味，于是尚在构思中的歌词尚未落笔便已放弃。 后来我再选定宋朝时曾盛极一时的汝窑瓷，主要是因为它的珍稀度。因为战乱的关系，与釉料配方与烧制过程的窑变等因素，全世界现传世的汝窑珍品竟只有70余件，堪称国之重宝，弥足珍贵。但问题又来了，因为纯正上品的汝窑，只有一种颜色，就是“天青色”，完全没有任何花俏的纹饰，而且造型简单素雅，在我看来犹如现今极简主义大师的作品，虽有一种朴素的内涵，与经久耐看的质感，但总觉得不足以形容诡谲多变，爱恨兼具的爱情。虽然最后还是没有用汝窑当歌词名，但我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中，却因为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词句，触发我灵感而写下副歌的第一句“天青色等烟雨”。此话据传语出宋徽宗，因当时的汝窑专供宋皇室使用，而窑官将汝窑瓷烧制完成后，请示宋徽宗为其色定名时，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此后，天青色即为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此句另有一说为五代后周柴世宗所说)但后来我还是放弃用汝窑当歌名，除了因为它的特性不适用於缠绵悱恻的爱情外，汝窑的名字也稍嫌不够凄美。几经转折，最终歌名才确定用初烧於唐代至今已绵延一千多年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青花瓷”。当初当我确定了“天青色等烟雨”的歌词后，没多久就又顺手写下副歌第二句“而我在等你”，於是副歌第一行的关键词即孕育而生：“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因我歌词里所描述的天青色，是无法自己出现的，它必须耐心的等待一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雨，才能够在积云散去的朗朗晴空以天青的颜色出现。因为雨过天晴后才会出现天青色，先降雨才能有天青，但我倒过来说，想看到天青色唯有先等待下雨。还有，之所以用“烟雨”，而不用“下雨”，则纯粹是因为烟雨的意境比较美。而我用“天青色等烟雨”此句来对仗较为白话的一句“而我在等你”，一连用了二个“等”字，是为来强调爱情里最无力的无奈就是“等待”。换个散文式的说法就是：“那天气的变幻莫测，那里是我们平凡人所能掌握的呢？想看到纯净被雨洗涤过的天青色，就只能耐心的等待骤雨自然的停，就如同我也只能被动而安静的等待著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你。”这首青花瓷里还出现“芭蕉”这个歌词里较不常出现的植物，实在是因为个人对“芭蕉”这款植物的莫名喜爱，情有独钟。就像椰子树会让人联想南台湾，棕榈树等同於热情的海滩，仙人掌的场景则理所当然在沙漠一样，不知怎地，对於“芭蕉”我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起宋词中烟雨江南里的苏州林园。如李煜的长相思里就有“……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棵，夜长人奈何。”其实你只要仔细观察宋词里常出现的植物，“芭蕉”出现的频率还颇高。另外日本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也是取芭蕉为自己的别名，这又让芭蕉这植树增添些文人气质。 还有顺带一提的是“惹”这个字在歌词中的用法，是我从六祖慧能那句著名的谒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得到的体会。因为“何处惹尘埃”其实也可写成“何处“沾”尘埃”，或“何处“染”尘埃”，但因为沾与染的语意都没有“惹”来的强烈，沾与染只是一种与他物接触的用词，但“惹”字却有不请自来的招惹之意，主动性很强，比较具侵略与戏剧性。也因此，我用“门环惹铜绿”，而不用“门环染铜绿”；还有另一句歌词我也是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也不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遇见”你”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在“南拳妈妈”的《花恋蝶》中我就已经用了“惹”这个字，在第一段歌词里“幽幽岁月、浮生来回、屏风惹夕阳斜..”，我用“屏风“惹”夕阳斜”来表示夕阳西下时因屏风的阻挡斜射进屋内的光线，而不用“屏风“遮”夕阳斜”。 最后，关於“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的词意，在此容我再累字赘语的解释一下；一场大雨后满园的翠绿，空气里充满湿润的水气，芭蕉叶上滚动著晶莹的雨滴，此时此景，最是诗意；还有那历经风霜风吹雨打后，依旧镶嵌在门板上只是多了些锈蚀斑驳的铜环，最富古意。我先用“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这段文言词句以景入情，然后再承接较为白话的下一段“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以为对仗。因为芭蕉与门环都是静态的实物，只能被动的等骤雨，等岁月侵蚀后慢慢氧化的铜绿；但人称代名词的“我”却跟芭蕉与门环不一样，因为“我”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於是我偶然间经过江南小镇邂逅“惹了”你，并不是被动的等你了，而是主动的去认识你。所以虽然同样都是用动词的“惹”，但其主动与被动性却迥然不同，而且在这段词里我一连用了三个“惹”字，字义相同，用法却不同，饶富趣味。总之这首歌写的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4. 青花瓷的深层含义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了。还有一种说法： 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无疑是2008春晚的一个亮点。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中却存在着错误———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马未都说，该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谬误”。 对于这首歌曲，马未都认为最好的一句是开头，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但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700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马未都还指出，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 为《青花瓷》平反——裴光辉驳马未都之谬误说 裴光辉：原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鉴定家，青花瓷学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转变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学术著作多部。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门事件”中，因质疑该公司拍卖的成交价为2.3亿人民币天价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声海外，被称为是第一个向国外著名拍卖公司说不的中国文物专家。 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歌星周杰伦演唱的一首《青花瓷》，成为晚会亮点，好评如潮，并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二等奖。这是一首以中国青花瓷为创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为“中国元素”来创作歌曲，思路新颖，开拓了“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路。歌词和演唱都十分维美，舞台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图更增加了节目的视觉冲击力，可称是视听皆佳的一个节目。难怪其一播出很快就在国内广为流行传唱起来。 然而歌曲的热度还在强劲上升之际，京城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发话了：《青花瓷》歌词出现谬误，并且“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娱乐新闻界的过敏神经马上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报章马上端出这样“夺人眼球”的标题：《周杰伦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新闻晨报》）、《藏家马未都称周杰伦歌词错得离谱》（《成都商报》）、《马未都：周杰伦的歌词错得离谱》（《新闻午报》）《周杰伦有硬伤，专家称作者不太懂瓷器》（《现代快报》）《周杰伦歌词大穿帮》（《长江商报》）《是赝品》（《青岛早报》）…… 那么词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级”的错误呢？马先生挑出了两处： “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北京晨报》：《著名鉴定家：周杰伦《青花瓷》犯了低级错误》） 原来马先生是要求词作者像写学术论文那样来写歌词，不能使用虚构、想象、夸张等等文学手段，否则就难免犯“低级错误”。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闹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宋代诗人王祈创作了两句“竹诗”，他很得意地在苏东坡面前吟诵起来，诗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心里颇不服，挑刺道“好确实是极好，但这样算起来，十条竹竿才有一片竹叶啊。”事后还对人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宋朝杂记》下）其实该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不应该连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都不懂，而用加减乘除这样的算术工具来给诗作挑刺，文学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算术运用的是逻辑思维，岂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笑话，明代的杨升庵也闹过，他曾给杜牧的名诗《江南春》挑刺说：“千里莺啼绿映红”原来应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杨慎《升庵诗话》八) 对于这种迂腐的见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经举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马先生的不通之处恰恰正是犯了这种“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的错误。故其“棒喝”一出，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责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讶异的是：经我反复琢磨，《青花瓷》歌词中被马先生挑出来的两处“毛病”，即使从“考证事理”的迂腐的“学术角度”来苛求，结果竟然是无“毛”可吹，无“疵”可求。也就是说，《青花瓷》歌词关于青花款识的描写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实际，并不存在马先生指出的“低级错误”和“谬误”。现不妨就马先生挑出的两处“硬伤”分析如下： 一、按马先生的说法，最严重的谬误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一句。外？因为青花瓷“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其实，在明末清初（学术上称“转变期”）的青花瓷上，隶书款识大量存在，隶书款乃转变期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是出现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绝非不见，只是相对较少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婴戏夺标图钵式炉，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隶书款；泉州的晋江博物馆也有一件明末青花麒麟纹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隶书“鹤台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艺术品拍卖会更出现一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宝缠枝大瓶（拍品号1317 ）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隶书款。说明青花瓶底部书隶书款的做法不但转变期存在，还延续到了清中期。一般青花琢器（包括炉、瓶、花觚等）底部的隶书款的以堂号款为多，也有少数赞颂款及年号款。 二、马先生挑出的另一出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外？因为“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先生对什么是宋体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者说还不够正确、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蓝料款、红料款乃是宋体字的其中一种，即所谓的“宋椠体”。（按“宋椠体”一词不是出版业的正规术语，它是传统古玩界对一种明代宋体字的俗称，最早见于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其实宋体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成于宋代的“仿宋体”（日本称“宋体”）和形成于明代的“宋体”（日本称“明体”，也就是古玩界所谓的“宋椠体”）。两种宋体都是从毛笔的楷书演变而来，是楷书运用于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体。但仿宋体由于形成较早，故保留了较多毛笔字特征；宋体由于形成时间较晚，刀刻特征更多。两种宋体其实也不难辨认：即“仿宋体”的横画和竖画粗细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别，风格接近于手书；“宋体”则横细竖粗，横竖差别悬殊，风格接近于刀刻（见图3）。长期以来，古玩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即将主要出现在珐琅彩瓷上的所谓的“宋椠体”（即明代形成的那种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当作宋体字的唯一风格，却将在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风格接近于手书的仿宋体称为“楷书”。其实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识以来的实际情况则不难发现：自明代永乐宣德以讫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体（绝大多数是具手书风格的“仿宋体”）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体年号款，还有宋体堂号款、吉语款、赞颂款等等。然而因为古玩界许多人一方面误以为“宋椠体”是唯一的宋体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仿宋体”等混同于楷书，有这样的误区，则他们对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宋体字竟然视而不见就不足为怪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体”的落款，还有“宋椠体”的落款，后者并非“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为数数量不如仿宋体多而已。故马先生所说的“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并不符合事实。 顺便更正一下马先生的另一个错误，即关于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问题。马先生说：“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行内人都知道，所谓“赝品”的认定是有时间相对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时代的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赝品”，但如这件瓷器传到了光绪，在光绪时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古董”了。同理，如果一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是一件很够格的古董了，如何还称之为“赝品”？莫非马先生把自己当成了“晚清人”了？故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指责并不成立。但是马未都在他开在新浪上的博客中评论此歌的末尾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可以表示他的意思：不管如何，青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情人，周董将七百年来的大众情人描眉画眼，重新打扮一番，推至春晚前台，功不可没。希望你辩论能够获得胜出！以上解释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指教(*^__^*)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知州大概就相当与现在一个大市的市长吧(不是县级市)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规律古代选官和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兴衰。因此，选官制度是保证和巩固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举措；历代选官制度在执行初期都主要起到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在执行的后期，逐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选官制度的主要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标准逐步趋向公开、公平、客观；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方式。明朝之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性占主导地位；但明朝之后的科举制度消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项愚民政策，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二、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的几点启示1．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和选官的制度。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它们有相同的历史作用，即对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封建社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2．两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使中央集权正常运作的选官制度，两汉时察举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两汉时期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很不完备的。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拔人才，并为以后历朝所沿袭。3．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和越南长期实行过科举制，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后就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4．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则国兴，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国衰。我们应树立科学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宋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科举制，文化人可以通过对五经的学习（当时四书还没有写成）来求取功名，优秀者将被选拔为官。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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