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准则历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从中国与国际接轨、公允价值会计全面推广之前，就应当充分考虑公允价值会计利弊，考虑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矛盾。既要设计全球化风险预警计划，也要研究各种公允价值会计负面影响，最终制定应对危机的拯救措施。“事后诸葛亮”“鸵鸟战略”都不是解决矛盾的客观态度，消极应对危机更是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会计学的优点在于提供给后人“可追溯性”的记录。有人把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归咎于衍生金融值会计只是危机的“替罪羊”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国际会计和审计角度上讲，公允价值会计在全球推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事有利，必有弊。千里之堤，毁于一穴，心静才能明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到美国政府出资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讨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金融恐慌、市场低迷的状态下，国际会计准则曾经被遮掩的许多问题正加速暴露出来。这恰好有助于中国政府清晰地分析国际会计准则的利弊，制定科学的会计应对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国际准则存在问题，既不能片面化或主观化，也不能简单化或极端化。所以，大危机产生大智慧，中国会计理论与实践要有自己的“防火墙”，总结本次危机教训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实际上，在中国忙于探讨公允价值会计病症时，2009年初美国已经修改了会计准则。根据法新社华盛顿4月2日电“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修改了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将于2009年第二季度生效。公允价值会计既是从美国诞生，又是从美国修改乃至消亡，可以说从起点到终点是一次轮回！
以下从三个方面就国际会计准则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与计量标准
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更多地体现在金融企业，而金融危机恶果也更广泛地覆盖了这些行业。下面主要基于金融企业的公允价值会计角度进行分析。
1.公允价值内涵。所谓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市场交易中，熟悉交易环境的当事人双方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估算的金额。如果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实际上就是现时的市场交易价格，但必须体现当事人意愿，依此反映公允性。实际上，公允价值本身并不是一种会计上的计量属性，只是一种计量标准或检测尺度。探讨公允价值症结先要分析计量属性，才能分析计量标准。严格意义上讲，一种计量标准的科学与否至少有三个检测标准：(1)要看其是否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紧密相关。（2)要看交易物品的定价政策是否真实可靠。（3)要看计量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探讨公允价值会计是否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高度关联。从会计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历史成本会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记录企业经济价值变化，它是一种为了防止资产误用、挪用的监测系统。历史成本会计强调数据的精确性和可验证性，通常记录原始买价或成本信息足以满足信息决策需求。对于早期那些主要经营表内应收应付款的银行来说，历史成本会计还够用。因为不论历史还是未来现金流量都可以准确把握。但在金融衍生工具泛滥的今天，银行表外项目日益增加，大量银行会计数据体现为不可把握的未实现利润时，历史成本会计被公允价值会计逐渐取代。但是，成败都在萧何。公允价值会计建议所有公允价值变化必须在损益表中反映，并按风险特征（如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将损益分类。多数的谨慎投资者都会质疑：是否所有公允价值的变动都是当年利润（损失）？损益表上的预计未来收益能否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显然这时的银行利润已经与未来现金流量净值判断严重脱离。因为既没有确凿证据，也没有商业实质，表明会计要素确认中的权责制与现金实现制能高度统一。
其次，探讨公允价值会计是否真实可靠。尽管使用了减值方法，但历史成本会计对金融风险估计缺乏前瞻性。例如，覆盖预期损失的利差在贷款真正出现问题之前会被视为利润。一般准备只对那些还没有确认发生损失，但根据经验判断有可能发生损失的贷款而计提。严格来说，这种准备金政策不具备前瞻性。因为一般准备只是凭借主观经验和历史信息预测得出的，根本没有把银行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看成是一项“发散性”问题或连锁反应。相反，公允价值会计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从解决“聚敛性”会计难题一步跳跃到全面“发散”。既没有审慎地看待衍生金融工具存在着极度风险，也没有严格控制金融工具会计要素“确认关口”公允价值方法已经不能反映现在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及收益，而且也无法覆盖类似于通货膨胀、利率、信用质量等项目来源和变动范围及潜在含义。值得商榷的是，面对全球化金融危机，现在的公允价值会计已经面目全非了。
最后，探讨公允价值会计的可操作性。如果不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可能极少有机会让大家反思国际会计准则的缺陷和问题。以金融资产为例，如何合理确认、计量金融资产的价值，旧国际准则允许对证券投资依据成本或依据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而新国际准则规定，以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从某些方面讲，公允价值确实增加了投资产品的公开透明性和公正性，也有效预防了金融机构和交易人员以成本价掩盖市场价格下滑的会计舞弊风险。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获取公允价值信息呢？新准则提出三条路线：一是如果存在活跃市场，则交易价就是公允价值的代表；二是如果市场不存在相同产品的成交价，则类似产品可观测到的成交价就是公允价值;三是上述两条路线失效，则需要对产品进行价值评估来量化其价值。操作性障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严格估算和验证公允价值要投入大量银行操作成本。只有在充分流动性市场中，市价才可以被直接作为公允价值，除此之外，银行的其他大部分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都必须重新估算。（2)利率、汇率、内涵报酬率、折现率、通货膨胀率、要素波动率等都会产生估值模型之间的差额。（3)主观人为判断也不能代表客观数据。
此外，从公允价值获取途径分析，它具有“市场客观性”和“主观判断性”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和两个标准的最大问题就是容易导致“估值偏好”主观上的正负面效应。实际上，这种估值偏好也正是金融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助推效应”如果市场条件越好的时候，证券及资产价值越容易被高估，相反，越是市场条件恶劣时，证券和资产价值越容易被低估。
2.全面推广公允价值会计不能过于理想。国际会计准则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所导致估值偏好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一是由于国际金融动荡，使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严重丧失了会计的一贯性。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包括美国）都会存在着“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两种情况，但是，当市场高涨时，因为交易价格偏高，也就容易导致相关产品价值的高估;相反，当市场低迷时又会导致产品价值的低估。同时也表现出在市场交易不活跃，证券或资产需要估值模型定价时，真正合理的价值内涵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例如，各种不同模型结构差异、各种影响结论的变量差异，使最终估值结论完全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就产生了“模型风险”二是严重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在市场活跃时，以所谓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利润丰厚，管理者往往盲目乐观、大胆冒进，股东投机欲望也更严重，结果导致各种金融风险不断上涨。
一旦市场看空，金融资产价值被低估，依据国际准则，金融机构就要按照资产属性计提减值准备或减少所有者权益，又将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此时为了规避不利影响，金融机构又会大量抛售资产，大家越抛售造成资产估值水平越低廉，如此恶性循环，直至银行破产。三是加剧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有些充当企业喉舌的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在金融动荡时为了规避责任，往往助纣为虐，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变更同一企业、同一债券的信用等级，这不但加剧了市场恐慌，也形成了负面因素叠加、几何放大作用。实际上，公允价值应当是在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使用的，这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具备灵活的调控机制和健全的政策体系（当然包括会计政策)既要防止经济过热，也要防止经济过冷，既不能在市场高涨时“火上浇油”也不能在市场低迷时“盲目看空”。
3.公允价值会计操作要经得起实践检验。公允价值会计涉及问题既多又复杂，在将公允价值会计全面用于会计核算之前，先要检测将公允价值全面用于信息披露是否可行，根本不用等到会计核算时再关注。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公允价值活动(即银行交易活动）发生在前，会计确认与计量活动发生在后。巨大信息时滞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投资者对决策信息的有用性、相关性。第二，相对静止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无法赶超迅速变动的金融市场活动。第三，公允价值会计不能只看投资市场“利多，，’也要看市场“利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信息真正公正与透明。
4.公允价值会计在中国“水土不服”如果现在的公允价值并不完全合理，又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从会计环境、全球资本化程度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完全受到本土会计环境和资本环境影响。如果在活跃市场与不活跃市场两个环境（一个是纯粹竞争性的资本环境，另一个可能是有条件竞争或约束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基础上分析，前者可能以公允价值获取途径相对更容易、更具代表性，后者可能以公允价值获取途径相对更艰难、更具个案特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美国的会计环境一定适合公允价值，而中国的会计环境一定适合成本与市价孰低。实际上，无论以公允价值计量，还是以估值模型计量，甚至以成本与市价法计量，首先应当考虑自己国家或企业的基本会计环境。例如，本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资本流动规模、会计信息透明公开程度、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等都构成基本会计环境和资本环境因素。我们如果脱离这些环境因素，一昧盲目地肯定国际会计准则，将会得到极为惨重的教训。其次，由于公允价值不合理给全球各国造成的影响，还受到各国资本化程度的约束。也就是各国资本融入全球资本总量的多少和比重。有一种物理现象称为“共振”全球金融危机也与共振有关。国际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计量标准类似于一致的“口令”，如果各国资本化程度越高，本国会计准则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则全球金融动荡给该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反之道理亦然。当然，我们不能在全球金融动荡时，把国际会计准则给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得过于消极，市场失灵毕竟概率小且时间短。
值得商榷的是，我们不能总在“市场有效”时分析公允价值问题，应当考虑国际会计准则在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下、当市场失灵到何种状态时，可以暂时放弃公允价值，选择一些替代方式对金融资产、负债或损益计量。
二、应对危机，中国要慎重把握“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重要尺度
共产主义之父一马克思的部分观点当今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印证。马克思很早之前就鲜明地指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神话，资本投机欲望本身将彻底毁坏资本主义自己。
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前总统布什对抵押信贷市场两大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实施国有化后在《泰晤士报》撰文说：“在那个世界上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届历史上资本主义色彩最浓重的政府，决定清除该国规模最大金融公司中的私人业主，并代之以国家任命的官员2]。“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向社会主义体制倾斜的最重大举措。
首先，实现全球金融监管，要分析会计准则“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矛盾。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国际化一直受到盲目吹捧。例如，自由贸易比任何国际援助项目都更迅速、更有效地提高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贸易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多极化条件下，一切贸易壁垒都消除了，世界是平的，一切能流动的东西都会流动，更包括了资本。但有谁能想到，全球金融风险也在迅速蔓延，危机损失不断从大国或发达国家，转嫁给小国或发展中国家。
其次，解决国际化与国家化矛盾应充分强调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与各国独立监管的有机协调。这里既要考虑统一监管体系的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又要考虑如何监管（监管方式和手段）。只有各国参与者依照统一政策、方式和规则，相互协调之后才能实现最终监控目的。当然，在处理全球统一监管与各国独立监管模式两者矛盾时，既要考虑全球利益和公认标准，又要兼顾参与者各国利益。大国垄断、大国单边主义不能削除危机影响。
最后，统一全球监管要以各国独立监管为基础。全球经济“多极化”分布关键在于各国文化差异所致。而各国会计准则差异和监管差异也都是因为文化差异所致，文化根基已经渗透到政府及监管者骨子里。例如，偏好风险、大胆冒进、过度贪婪、投机欲望强烈，与投资谨慎、经营保守、生活节制、理性投资，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隔阂。有鉴于此，全球金融危机要注重各国文化协调与沟通。“文化霸权”或“单边文化”必然使全球金融损失更严重。
三、灵活驾驭会计准则、防范全球金融风险，要把分析监管环境摆在第一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对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制度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他深刻地指出：“系统地揭露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基础。”“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成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关系的，而这种现实买卖关系的扩大远远超过了社会需要限度这一事实，归根结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各国银行业都是被监管的核心领域，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金融企业存在固有、内在的微观领域风险基础。与工商企业相比，由于金融企业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它不仅充当了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或等价物，而且货币本身也能繁衍和再生。货币商品不仅传递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而且流动性也远远大于其他商品，如果不能有效监督和控制货币商品的传递速度和流动性，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会呈几何级数地无限扩大。此外，银行业存在着高负债经营和资产负债收益的不对称性，因而容易导致极大的操作风险。有别于工商业，银行业存贷款业务大多是远期合约，这些合约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并非是精算师所能评估的，或出现利率风险，或出现外汇风险，还可能出现期货、期权、互换交易中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银行负债成本相对稳定，而银行资产收益较难确定。如果贷款成功可以获得银行利息，而如果贷款失败，不仅损失利息，就连本金也会蒙受严重损失，甚至导致银行破产。此外，在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较低时，如果遇到金融衍生工具一类的高风险交易，则银行的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风险将会击垮整个资本金体系。
其次，银行缺乏良好的资产评估、贷款市场定价机制、以市价核算的风险反馈的财务体系。传统历史成本核算体系以及名义货币性度量标准，都是依据短期合约的货币尺度进行确认和计量的，但面对远期合约中的金融交易和衍生金融工具，如何选择准确的市场定价标准和定价基础则成为预防金融风险的关键。无论是银行业资产及负债，还是当期损益及表外业务，历史成本或名义货币的计量属性和标准都不能满足预测风险的要求。金融工具风险来自多方面，如市场、信用、流动性、现金流量和操作风险，这些大多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受各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严重影响。操作风险又是人为欺诈、缺乏沟通、系统故障等原因所致。一旦金融工具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经济，就会拉大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最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危险的案例都出自银行业。
再次，银行存贷款业务不易均衡而且挤兑现象严重。由于金融企业借款期限短，而贷款期限长，因此，银行企业的负债流动性远远大于资产的流动性，使得银行内在地产生了操作风险。即使某些银行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很强，但遇到存款人挤兑取款的情况，也迫不得已出售一些高质量的资产来偿债。目前的银行实施了部分准备金制度，但这种准备金的数量增大又会丧失利息收入，银行要在提高收益和降低风险两者之间作出重要权衡。此外，银行还有派生存款的功能。以初始化的现金存款为基础创造出数倍的货币供给，这种杠杆效应也导致了极大的风险。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由于杠杆效应，总是存在着较长的连锁反应，如果这种反应不能及时地被发现，由违约导致的连锁反应将最终以金融危机方式而告终。”
最后，金融企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经济衰落对银行业有很大影响，由于银行业借短贷长的结构和分业经营，使银行业必然遭受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调整因素影响，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形势中，总是存在着潜在的“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业已经渗透了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如建立了存贷款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贴现市场和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等，尽管这些市场范围较广，但交易对象都是货币资金。因此，一旦市场失灵或经济危机，个别货币市场产生的危机会直接通过金融信用链条影响或传递到所有市场，直接导致银行破产。此外，受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和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业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现象。银行资产、负债信息不对称又会导致社会公众投资的逆向选择，直至产生大量银行呆账、坏账。恶性循环将会由此不断加剧，宏观经济形成一个死循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