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固然重要。如何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却并非如同经济学家一厢情愿所期望的那样。产权清晰的社会基础是信任感。信任的社会基础是除利润最大化外的习惯因素。因习惯性因素使然，源于“经济人”的交易成本假设并未考虑到权力，文化，习俗对经济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言人：经济人（HomoEconomicus），并未考虑到这些习惯性社会因素。
举一例，中国农民到城里打工，往往通过亲戚，老乡，同学的网络，并非完全因为这些途径能降低交易成本。也许，他们也打过小算盘，比较一下中介费用。但在某种程度上，非确定性的存在，往往迫使他们用在村里习以为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去寻找机会。那么，农民选择的动机既是非理性，社会习惯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结构中‘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的表现。
习惯，使我们对已熟悉的路径产生依赖感，服从性别，权力，文化，制度的裁决。一方面，这些内生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如同凡伯伦（Veblen）所说“个人不断调整方式以适应目的”终归于一不断学习，渐进，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其之前的道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逐渐适应，并加已修正。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对经济变革的了解应该综合靠量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并考量当前的形势，做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社会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Menmaketheirownhistory，buttheydonotmakeitjustastheyplease；theydonotmakeitundercircumstanceschosenbythemselves，butundercircumstancesdirectlyfound，givenandtransmittedfromthepast.Thetraditionofallthedeadgenerationsweighslikeanightmareonthebrainoftheliving.”
出于经济人假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反历史的观点，即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一切可存在的制度即是能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制度。这种趋势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不可否认，利益最大化是一重要的假设，但不要忘记，如果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交易，关系都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那么，我们也无须谈论历史给予的道德和价值观。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往往把习惯性因素如文化，政治，视为外部变量，事实上，这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索洛斯增长模型的剩余（Solow‘sResidual）能达到80%，并不能完全由技术创新来解释，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应是制度演进的结果，如欧盟的保护性政策，这些广义的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由国家，民族，文化的底蕴。同时，也是该国当前政策选择的产物。如同韩国有所选择的，偏向大企业的，纵向联合的产业政策。
值得争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制度的选择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的多元化。所谓多元化，即具有主导功能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非纯洁性”（霍奇逊）。因为有所选择，所以能迁就。举一例：市场经济之所以被中国所利用，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本身具有某种创造性的模糊，设计上的方便。如果交易成本能够决定制度的合理性，那么，是否决策者就能找出并做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决策。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交易成本是很难确定的，不但如此，比较各种交易成本以确定某种制度设计的合理以否，基本上是不可比的，如比较台湾和大陆对产业地点的交易成本结构。
社会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其功能并非为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变革是不以交易成本为前提的。相反地，社会变革是主观能动性（humanagency）对习惯性势力的不断修正，从而改变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终归如凡伯伦（Veblen）所说：个人不断调整方式以适应，归于一不断学习，渐进，调整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