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五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丰富的道德理念和民族精神，其实质是一种道德文化。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高职类学生道德修养具有极为主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民族传统文化对高职类学生道德修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民族传统文化；高职类学生；道德修养；影响
1. 前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五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丰富的道德理念和民族精神，其实质是一种道德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人性物化、自然环境破坏、人文价值丧失、工具理性膨胀等。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再富裕，但是如果没有精神力量，没有道德规范，也一样是不能做到自尊自立自强。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上， 民族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价值优先观念，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结晶，也成为了亿万华夏儿女的集体潜意识。本文以高职类学生为例，就民族传统文化对高职类学生道德修养的影响进行探讨。
2.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高职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
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就是优秀儒家传统和谐思想，它也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出来。“知耻近乎勇”中明确地给我们指明，只有清楚自己与世界的差距，才能够奋起直追、发愤图强，才能够真正激发起去发展、去创造的力量和冲动。优秀儒家传统和谐思想在促进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以及治事、治国方面都有较为新颖、行之有效的见解和看法，就是放在现在，都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如孔子提倡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推已及人”、 “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等思想都是与今日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法制理念是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加强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优秀儒家传统和谐思想，我们应该做到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3.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高职类大学生的思想品质和文化素养
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及其学说。整体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都具有较为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孔子认为，“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唯一条件，应该做到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礼”代表着社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礼”包括了伦理道德的规范、法律准则的约束、国家政治制度的要求。优秀儒家传统和谐思想反对“以私废公”、“见利忘义”， 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孔子在此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判断“小人”与“君子”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儒家的这种整体主义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林则徐的“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孟子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都是基于这种思想出发的。
同时，孔子认为在基本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应该去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以他为代表的优秀儒家传统和谐思想认为，即便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高尚的人格，只要有道德的追求，那么一样是可以奋发有为、乐观愉快。如《孟子》中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忧乐天下”， 《论语》中强调孔、颜之乐等。这些道理即便在今日也是具有相当大的教育作用，高职类大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无疑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获得人生的启迪。
4. 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高职类大学生的道德水平
民族传统文化认为，在树立起高尚的道德人格和理想信念之后，应该通过“躬行”、 “修身”的方式来大力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躬行”、 “修身”在儒家看来就是修养和教育，它们是平天下、治国、齐家的基本基础和前提，没有它们，一切都无从谈起。其道德伦理观念和为人处世哲学等道德修养的精义，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精神，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5.结语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意境悠远，哲理深邃，格调高雅，底蕴厚重，将五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都蕴涵和积淀下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支柱。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高职类学生道德修养具有极为主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老士翠.浅析高职院校学生道德修养的现状与解决对策[J]. 科技信息. 2011（29）：133-136.
[2] 赵裕彬.浅谈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培养[J]. 科技资讯. 2010（11）：176-179.
[3] 唐光辉，刘媛.论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04）：187-190.
[4] 马保平，王勋铭.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思考[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6（06）：103-106.
[5] 张鹏飞.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对大学生道德素质建构的审美观照[J]. 理论与改革. 2009（01）：15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