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砺儒(1889-1977年)，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近60年。1920-1930年①，林砺儒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时称主任)，着力进行教育改革。聘请了一批优秀教师，试验实行“六三三”学制，自编课程教材，实行男女同校等措施，培养了大批人材，树立了我国中等教育改革的典范，为北京师大附中从优秀到卓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林砺儒先生独创的中等教育目的论，不仅改写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历史，而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古代的学校制度，始终只有两级，即大学和小学，而没有“中学”。自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之后，在教育系统中才有了“中学”这一概念，并随之创办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中等学校。这意味着，中等教育在我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实践。但是，在教育系统中，中等教育究竟如何定位，它应当肩负怎样的使命，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中学似乎只是一种“预备教育”。预备升学，那就是高等教育之“预备”；预备就业，那就是未来职业之预备。总之，中等教育没有自身独立之目的。
林砺儒先生在《我的中学教育见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说：“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具体而言，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明确指出：“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到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也就是说，“教人做人”是中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塑造一个人完善的人格，是中等教育的根本目的。
将全人格的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目的，其意义何在呢？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当下有无现实意义？本人不揣浅陋，试析如下。
一、切中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事业发展中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更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林砺儒揭示，“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人们造就身份的。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人们谋求职业的；当然也抬高身价。他们的‘大学之道’都是一条‘利禄之路’!”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步履蹒跚地开始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众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必须废止“士大夫教育”，培养新型的国民，所谓“强国必先强种”，指出只有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理想。梁启超率先发表了《新民论》，倡导培养适应近现代社会需要的国民。在清末民初，我国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国民教育”运动，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的警世名言，仍然响彻中华大地!人们期盼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
林砺儒先生曾为创建国民教育体系振臂呐喊，他说：“国民教育，由形式言，是国民的权利。某一国国民教育的量与其实现的民权成正比。又由内容言，国民教育是国民生活。国民教育的程度与其生活之发展成正比。”由于国民生活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国民自身的素质，因此“教育若能陶冶人格”，就能“推动社会生长”，除此之外“实在别无捷径”。他主张“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可以肆力生产，可以效命疆场，可以从事职业，可以研究学术”显然，林砺儒倡导人格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健全有用的公民”，为他们从事政治、生产、军事、学术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他深知要达此目的，必须依靠“教育家办学”，他告诫将服务于中等教育的师范生们要努力成为教育家，并强调指出：“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林砺儒倡导人格教育，切中了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他正是从创建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需要出发，将人格教育列为中等教育目的的。当下，我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发展已经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谐的现代社会，正在中华大地崛起。支撑这一伟大变革不可缺少的力量就是全民素质的提高，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林砺儒以人格教育造就“健全有用的公民”的思想，仍然具有鲜活的意义。
二、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坚守中文等教育的基础性
“全人格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以人格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目的，时常会引起误解，以为林砺儒传承的是“道德至上”的观点，有悖于全面发展的要求。其实不然。就“人格”而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人格仅就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而林砺儒则不同，他倡导的是“全人格”的“人格教育”。这个“全”字，表明他所谓的人格是广义的人格、全面的人格，与“道德至上”俨然有别。广义的人格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所言，它是指“个人的心理面貌或心理格局，即个人的一些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就此可知，广义的人格教育，与我国政府当下推行的素质教育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林砺儒倡导的“全人格教育”，正是促进国民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
从“文化教育”入手造就中学生的健全人格。至于如何实施全人格的教育呢？1922年9月，林砺儒在担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从“文化教育”入手来造就中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是他的卓见。文化，一般而言，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多方面的社会内容，从文化教育入手来造就中学生的健全人格，可以大大提升他们社会化的水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反之，没有文化的教育，就会出现受了教育却没教养，有了学历，却没学问等教育异化现象。这正是当前我们教育受到抨击之所在。
三、“全人格的教育”是抵制功利主义对基础教育侵蚀的利器
林砺儒主张“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也就是说，对中学生的人格陶冶必须渗透到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学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都应该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他曾举例说：“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作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这是他对人格教育功能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坚守了中等教育的“基础性”。这是因为林砺儒深知中学时期学生的个性具有强烈的动荡飘浮性，从人才学的角度分析，这一阶段大多数学生都是“潜人才”，任何“揠苗助长”急功近利的教育行为，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在林砺儒领导下的师大附中，营造了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钱学森回忆说：“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他几乎每天中午吃了饭，就和同学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他不怕考试，也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对于这段启蒙教育，钱学森十分怀念，尽管他的成绩大多为80来分，却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发展，成功地使他由“潜人才”变成了杰出的“显人才”。曾就读师大附中的于光远先生近年来发表了关于80分价值的评说，认为追求100分是不值得的，往往会扼杀一个人潜质的发展。他认为一般的学生都可以不太费力地达到80分，而由80分争取达到100分，就需要竭尽全力了。他主张学生应当用那由80分到100分的时间精力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自己就是这样成功的。在今天，林砺儒倡导的“全人格教育”则是我们防止教育异化、抵制功利主义对教育侵蚀的利器。
从实施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学教育阶段，是整个“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所有目标、各项标准的设计和制定，各种课程的设置和工作准则，都不能偏离“基础教育”的轨道，都要立足于“基础性”的要求。这种“基础性”，并非仅仅是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认知基础，而是指向于能够承托起人的长远发展，能够支持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品质的培养，这就是林砺儒倡导的“全人格的教育”。
四、培植了会通中西、学贯文理、志在振兴中华杰出人才成长的沃土
最能检验学校办学思想正确与否的是学校的毕业生，林砺儒执掌北京师大附中期间，曾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刚刚离世的、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他曾经动情地回忆自己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学习经历，称之为“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即1923年至1929年，也就是林砺儒改革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育的历史时期。钱老对这段启蒙教育，十分怀念，他清晰地记得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曾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特别是傅老师关于科学的精辟见解，更让他不能忘怀，即“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中国古老而有效的歌诀体，曾经使各种知识不胫而走，大大提高了中国古代的文明水准。当时任教的博物老师不因其古而弃之不用，精心编撰了合辙押韵的“矿物硬度歌诀”，“以旧体载新知”，使钱老终身难忘。教化学的王鹤清老师，注重实验。据钱老回忆，当时，化学实验室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管理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进出自由，这大大激发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当时的师大附中，可谓会通中西，学贯文理。学校开设了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使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有些课程用英文授课，到高中二年级就已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还选修了德语……当时学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融洽，志存高远。钱学敏回忆，1956年初，钱老刚刚回到祖国不久，有位记者访问他说：“您认为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钱学森略微沉思一下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所受教育的经验之谈。钱学森在晚年为了造就振兴中华的杰出人才，倡导“大成智慧教育”，这犹如是对其老校长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所做超越时空的响亮回应!
与钱学森对师大附中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哲学泰斗张岱年先生，他于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试验班，入学后即学习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5年后，他从师大附中毕业。张岱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的五年，也正是林砺儒担任该校校长的时期。张岱年先生毕竟是研究哲学的，他善于从人生终极发展的高度评价他的中学生活，他说：“我上中学时就打下了一生的基础。”“我的性格是好静而不好动，少年时期就对哲学和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中国的古书，也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博览群书使我学会了思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就开始考虑宇宙和人生的一系列问题。”这两位大师的回忆有力而生动地证明了，林砺儒全人格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目的的思想，是何等的重要与正确。
五、以“全人格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
我国有位比较教育的专家，在总结世界现代教育发展史时，深刻指出中学阶段的教育是现代教育改革的“漩涡”，极言其重要和艰难。的确，100余年来的现代教育思潮，常常是围绕中学教育展开的。我国动作最大的学制改革——“六三三”学制的颁定，重点也是针对中学的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面对“知识爆炸”的挑战，现代中等教育几乎陷入被动应付的窘境。但是，随着当今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众多思想家，开始认识到现代化必须先化人，后化物，人的现代化是前提和根本。林砺儒在人生最重要的中学阶段，倡导以“全人格教育”为目的的主张，符合世界现代化进程关于“先化人，后化物”的经验，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高度评价人格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对生命的自豪感和独立的判断能力。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人，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由此我们看出，在青年时代对学生实施全人格教育的重要意义。
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基地。该校形成了几百年来对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成才需得先成人。该校的办学者认为，人才是为社会服务的，倘使一个人才完全不知道做“人”的含义，这个人才对于社会而言，最多只是工具，不可能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只有对“成人”有自觉意识，对“人”的含义有深刻理解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成为人才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精英，从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引导社会的发展。该校秉承这项基本原则，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哈佛精英。哈佛大学关于“先成人，后成才”的办学理念，要求学生在接受专业教育之前，也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先学会做人。这一经典教育个案，同样证明林砺儒关于中等教育目的论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