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字］ 阮玲玉 角色困境 爱的能力
［论文摘要］《阮玲玉》是关锦鹏导演的一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力作，讲述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后半生。通过阮玲玉的悲剧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角色的困境，从而体会弗洛姆“爱是一种能力”的学说。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生活准则，至今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着。
由于生理（女子羸弱，男子强壮）及心理（女子安静，男子喜动、好胜）上的原因，男性在外奔波谋生，女性持家育儿，长期的困守家庭使女性丧失了独自谋生的资本和技能，一旦离开男性的庇护，女性就面临种种生存危机，并且她们所遭受的困难远远大于男性。WWw.133229.cOm这时，环境的动荡不安往往决定了女性的生存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有违于女性本身的意愿。
阮玲玉自幼丧父，与做女佣的母亲相依为命，收养一个女儿小玉，深爱的人张达明，是一个吃喝嫖赌不顾家的落魄公子，一家几口人的生计都靠阮玲玉精打细算，并且张达明还问她要钱赌马找舞女。可想而知，她的压力有多大。虽然阮玲玉没有直接阻止张达明的恶劣行径，但是又有谁希望与自己生活的人花天酒地呢？阮玲玉身边不乏亲情、友情的关爱，但这些代替不了爱情，不能弥补她倍感孤独寂寞的心灵。本来，作为一个男人，张达明应该与她一起承担生活的种种，但在这里，张达明成了一个失语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的阮玲玉担心上海的母亲、女儿时，张达明关心的只是他赚钱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金钱对于阮玲玉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每天她都在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下一天的开支、收入。后来遇上茶叶大王唐季珊，她也知道唐季珊是个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男人，且在乡下有老婆，但生活的重力最终还是把她推进了唐季珊给她买的新房子里去。
影片中的阮玲玉极少舒心开怀的笑过，一次是在家中与母亲、女儿吃饭，灯泡坏了，母亲摸索着踩上凳子换灯泡，站不稳，晃了几下，阮玲玉急忙跑去扶住母亲，女儿小玉也放下碗筷抱住阮玲玉，那一刻，阮玲玉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幸福与欣慰；还有一次是在拍《女神》的时候，大家都被导演的示范动作给逗乐了，这是事业带给她的欢乐；最后一次则是自杀前的盛宴，与其说那是快乐，还不如说是对人世绝望的一种形式。生存环境的艰难使阮玲玉逐渐向生活妥协，当她开始觉悟时，已经晚了。
二、文化约束的困境
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人的存在状态和她生存的价值，一直附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边缘，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男人的负面和男人的客体，也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与争夺品。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男人既是原告，又是法官。这种大男人主义使女性不仅在行动上，也在心理上依附于男人，从而导致女性精神的被奴役。
阮玲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及不小的名声，她完全可以不依靠男人，但是经济上的独立不能消除她精神上的依赖，阮玲玉的情感世界需要一个男人来支撑，精神上的不独立注定了她人格上的不独立。世人给女性下了一个所谓“完整女人”的定义：她必须是女儿、妻子和母亲，缺一不可。阮玲玉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也生活在这些条条框框中，渴望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因此收养了女儿小玉，并在不同的境况下对三个男人提到了结婚：最初与张达明商议结婚，遭到张家的反对；状告事件发生后，与唐季珊发生冲突提到结婚，换来一记痛心的耳光；绝望时希望蔡楚生能带自己远走他乡，成家过日子，得到的却是委婉的拒绝。阮玲玉走不进婚姻的殿堂，那么她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势必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许多观念都约定俗成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如果不融入其中，那就避免不了被抛掷于人群之后的宿命。
从影片中不难发现，直接导致阮玲玉死亡的是她与张达明、唐季珊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也就是性关系。性往往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性观念上，社会对男性与女性的态度是不平等的。在古代，男人三妻四妾是正常，女人却只能有一个配偶，还要忍受与众多同性共有一个异性的境遇。更严重的是，对于婚姻之外的性关系，社会对男性与女性的容忍程度大不相同（史瑜语），男性寻花问柳天经地义，甚至还以此为殊荣，女性偷情则是大逆不道，被冠以“淫妇”之名，社会衡量男女的标准有天壤之别。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男性社会为女性设立了一个原则——贞节，这个原则让无数女性丧命其中。作为女性个体，阮玲玉有她自身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她错就错在选择了一个有老婆的男人。可是张达明、唐季珊就没有错吗？张达明与众多舞女暧昧不清，唐季珊有妻室还要攀附当红影星沾光显摆，社会对他们却宽容得多，媒体记者穷追不舍、恶语中伤的对象是阮玲玉，而不是他们。只因阮玲玉是名人，曾因演戏得罪过记者吗？我想主要还是阮玲玉破坏了千百年来女人“贤德”的古训，这训条早已浸入人心，根深蒂固。遭受万人唾骂的“淫妇”，阮玲玉已然没有容身之地，正如她在遗书上所说 “我现在一死，人家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根本没有什么对不起张达明……外界不明白，还以为是我对不起他，有什么办法好想呢？唯有一死了之。我一死何足惜呢？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
萧红曾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社会给女性施加沉重的包袱，对她们进行无主名、无意识的戕害，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女性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只有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消除建立在两性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道德标准，女性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唐季珊出现在阮玲玉彷徨不安的时候，当时他身边有个张织云，为了追求阮玲玉，他与其她舞女断绝来往。唐季珊在物质上给阮玲玉提供保障，但在精神上两人无法融合，他只是把阮玲玉“养”起来，并没有爱护她。面对外界舆论，唐季珊丝毫没有体会阮玲玉的心情，更不用说安慰她。唐要让外界知道他们是“一对高贵的‘奸夫淫妇’”，阮玲玉则打破了他荒谬的想法 “你在广州有老婆，又跟张织云和我，你是奸夫。我明知道你有老婆，我要跟你，我就是淫妇。穿得更漂亮也没有分别。”、“如果我们不结婚就得分开，否则就算告赢了张达明，你还是奸夫”，唐季珊恼羞成怒地打了阮玲玉两巴掌，正是这两巴掌彻底毁灭了阮玲玉最后的希望。
蔡楚生是三个男性当中最了解阮玲玉的一个，演《新女性》时，阮玲玉忍不住哭了，导演蔡楚生理解地没有劝慰她。阮玲玉对他的感情也是颇为微妙的，两人蹲着聊天后，阮回家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蹲着的姿势，如果之前阮没有选择唐季珊，蔡阮二人很可能会走到一起。尽管相互之间有默契，但当阮请求蔡把自己带走时，蔡委婉地拒绝了她。蔡楚生欣赏身为演员的阮玲玉，却不欣赏现实生活中的阮玲玉，也或许是欣赏了，但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去面对（如果蔡楚生同意与阮玲玉在一起，那他将要面对的是社会舆论和整个伦理道德的挑战）。
可以说，三个男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阮玲玉。和张达明在一起，最初是年少不更事，后来知道张的为人，阮也没有离开他，直到唐的出现。在这段时间里，阮玲玉忍受张达明的虚浮与游荡，这是由她软弱的性格和安于现状的心理所决定的，确认唐季珊追求自己时，阮玲玉才向张达明提出分手。离开张达明选择唐季珊，原因如下：一、阮玲玉确实不想与张达明在一起。二、唐季珊的殷切追求与富足物质让阮玲玉有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张达明从没给过她的。三，阮玲玉天真地以为唐季珊会为自己与原配妻子离婚，只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事实上，唐季珊是不会与妻子离婚的，因为离婚有损于他的声誉，从而影响到他的生意，他不会为一个情人丢弃财富，过去是张织云，今天是阮玲玉，明天可以是另外一个女人。从张达明到唐季珊，阮玲玉没有真正独立过，只不过是用一个男人替换了另一个男人，这表明阮玲玉对男性的依赖（尤其是精神上的依赖）。状告事件发生后，阮玲玉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张达明和唐季珊的争夺品，其实她可以上法庭辩解，然后开始新的生活，但强烈的自尊、后悔、绝望与疲惫促使她走上了绝路，留下最后一句话“季珊，你爱不爱我啊？”。因为缺少爱而渴望爱，因为渴望爱而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爱的世界里，这是阮玲玉最大的悲哀，也是她悲惨结局的根源。
四、爱，是一种能力
除去社会因素不说，《阮玲玉》讲述了一代影星被“爱”毁灭的故事。爱情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在爱情面前首先问的是“我被对方爱了吗”而不是问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去爱对方。爱的内涵决不仅仅是与某个特殊的人的关系，爱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的性格倾向。它“并不是一种可以与人的成熟程度相脱离的、并能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感情……如果不在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上付出努力，如果不能使自己的潜在能力达到创造新人格的倾向性，那么你对爱的任何一种目标都不可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没有虔诚的谦恭和勇敢，如果没有博爱的德行，那么你自己的爱的期待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张达明是一个心智不成熟且自私的人，他不懂得爱，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唐季珊没有爱的德行，丧失对爱的忠诚，就算他拥有很多女人，也无法拥有真爱；阮玲玉虽渴望爱，但她缺乏独立的人格，因此她对爱的理想目标也不可能实现。
爱情如此，社会团体中的两性关系也一样，离不开相互间的关心、尊重、责任与了解。在三八前夕的盛宴上，阮玲玉高举酒杯说：“三八妇女节庆祝什么？就是要庆祝我们女人从五千年的男人历史中站起来！”“你们女人站起来啦，我们男人倒下去了”（唐季珊语）“女人站起来，不表示男人一定要倒下去。大家可以一起站，这个世界够大呀”（费穆语），费穆这句话说出了两性共存的和谐状态，追求女性的权利并不以牺牲男性利益为代价，不是用女权代替男权，而是“在全人类的社会制度、观念转变的前提下，摆脱曾有的男性中心观念，以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身份，全面自由地发展自我，实现个体价值”。作为群体的两性间的关系比作为个体的男女两性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更能体现出人的自由程度，也更需要平等与尊重。
虽然阮玲玉以离去的姿态诠释自己的情感与生命，但她留给我们的却是不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王辉，李军.穿越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极阅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弗洛姆著,萨如菲译.爱的艺术[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
[3]罗婷.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