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电影音乐文化工业台湾
[论文摘要]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及对作曲家深度访谈的方式，透过个案研究，了解台湾电影工业和电影音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作曲家的创作模式和创作理念，探究台湾的电影音乐在政治、经济、商业的影响下，目前的处境以及电影音乐内容的变化。
一、文化工业与台湾电影音乐的关联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1963)中解释了使用文化工业的动机，他认为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与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质(anewquality)，因此刻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计划炮制出来的，并且用心地自上而下(froma-hove)整合它的消费者，把数千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聚合在一块，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归纳为以下四种。(1)商品化。随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潮流席卷全世界，文化产品变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人们面前。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文化完全商品化的结果，是造成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把娱乐消遣化作为主要价值，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2)技术化。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因此，技术化的结果会支配社会生活的一切。(3)标准化。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趋于一致，而这种标准化会扼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能力。WWw.133229.cOm(4)强迫化。当文化产品在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时，对接受者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由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典型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者所提供的东西。尤其阿多诺认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的基本特征，因为流行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连防止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密切相关的:音乐标准化的必然关联物是“伪个性化”(pseud。一individ-ualization),所以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就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特点，又是文化工业的基本特征。另外，阿多诺也借用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来打量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时，就根本没有把它们当成艺术作品，而是把他们当成商品，于是“音乐拜物教”(musicalfetishism)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属性。
阿多诺指出了音乐接受过程中两个更接近事实的假定:心神涣散与听觉退化，注意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是一种知觉活动，这种活动为遗忘和突然认出大众音乐(massmusic)准备了一条通道。如果标准化的产品除了显著的部分(比如流行的曲段)之外是相似的，对于听众来说是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则不需要聚精会神的倾听，而且也再也不能够全神贯注的倾听，只要他们听得心不在焉，他们就能与所听的曲子平安相处，所以心神涣散(distraction)和漫不经心(inattention)是标准化的流行音乐成为配套欣赏的方式。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的观点反映了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在一切以大众文化为主，商业化的生产模式下，台湾电影音乐工业的生存环境。
二、台湾电影音乐风格的转变—由繁至简
20世纪60年代台语片是台湾影片的制作重心，当时流行的台语歌曲被改编成电影主题音乐，并且把电影和流行唱片事业进行了结合，但在70年代开始采用大型交响乐来为电影配乐，加强对剧情的刻画及强调磅礴的气势。so年代后，电影风格转为写实手法，电影不再讨论政治议题，而是以音乐来表现对社会的反映，电影音乐的使用则不被强调。除了电影场景本身的画内音外，大多采用了电子音乐来表现，所以电影音乐有了不同的变化:大型交响乐团被独奏乐器取代，强调政治性的歌词被对亲情的思念所取代。在90年代后，从这时期的影片来看，“简约”“纯朴”的音乐是近期电影音乐的特点，较多采取单一或数种乐器来表现，或许是电影音乐创作者专业上的思考，但也或许是强调一种简朴和接近大自然的音乐，是目前台湾流行音乐的主要风格。在乐器的选择上大多以大提琴、吉他、钢琴，甚至加入传统原住民音乐，表现出台湾社会对不同族群的融合，而产生出多元的音乐风格。
在作曲家方面，90年代开始，作曲家不再只是处于幕后，不是单纯的音乐创作者，他可能还是歌手或演奏家，甚至还担任电影主角的演出，比如:张羽伟在《我叫阿铭啦》中，不只是主角也是该电影的配乐和演奏。
三、西方模式在台湾电影音乐工业中的融合与运用
在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中，当音乐成为商品之后，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是一般观众无法察觉的，不只是观众陷人其中，就连站在第一线的音乐创作者也会掉人其陷阱里，例如:史撷咏的电影音乐表现手法是学习好莱坞的模式，他喜欢用大型的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录制，才能表达出他想要的情感。另外《魔法阿妈》的电影音乐风格，他认为是“好莱坞风格”加上“宫崎峻风格”;翁清溪则认为他很欣赏约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的作品，因此他的表现手法亦受约翰·威廉姆斯的影响。因为作曲家利用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把成功的案例来套用到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中，不只在音乐创作上，在唱片公司和电影制作公司的结合上，融合、再运用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或许是比较安全且被大众接受的方法。然而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所面临的瓶颈，在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套用了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不过这对台湾电影音乐市场似乎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如果说“商品化”和“标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创作和营销手法的话，台湾的电影音乐则需要思考到底应该变成怎样的商品，才能在文化工业中保留其独特性，创造自己的电影音乐风格，甚至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再者，台湾电影音乐的后期制作大多前往美国或中国内地进行录制工作或者请中国内地的交响乐团来演奏，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台湾当地的制作水平。因此，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应争取更多电影资源和资金用于培育电影音乐创作人才以及扩充录音设备、录音场地上。
四、台湾电影音乐和政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政治上，政府政策的施行，早期则以正统歌曲融人电影之中，其作用除了政令倡导外，也扮演着安定人心、抚慰心灵的角色，建立族群的认同感，尤其是“口语音乐”(电影主题曲)，因为“音乐”是在表现一个社会文化的事实，歌词是大众社会的表现，也是一个地区历史、社会及政经状况的象征。在政令宣传上，主题曲易被不同的政治目的借用，只要歌词的主题明确，旋律简单就可让大众广泛接受。在}o年代后，台湾已由典型农村经济转成城镇企业形式，社会结构出现变动，台湾经济稳定成长，社会趋于多元且开放。因此，电影音乐的内容和形式转向多元发展，不只有配合政府政策的温馨、励志音乐，也有对非政府倡导的无调性的电子音乐出现，还有强调本土化的音乐，如电影音乐中加人了那卡西①、电子花车②等土本台湾的音乐元素等等。然而，若说政府以资金来补助支持电影工业，这是对电影工业的一种鼓励，但也是一种制约，因为电影资金被政府操控，电影工业必需因应政府政策来拍出所需的电影。这样的操控模式，电影永远无法反映社会的现实。
阿达利认为声音比影视更具渗透力，正常人可以将眼睛闭上，但无法长时间把耳朵捂住，因此音乐可以发展使世人所容忍、吸收、喜爱的政治经济力量，制造新曲式、和声、乐器、演奏场所与象征资本机制，借此操纵文化，掌握社会上的暴力与希望，巩固或创造出整个社群。因此，让夫众遗忘时，音乐是仪式的牺牲;让大众相信时，音乐是法规是再现;让大众沉寂时，音乐是再生产的、规格化的重复。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是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忘却暴力的恐惧时，它是仪式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相信秩序和谐时，它是再现权力的工具;当用来消灭反对的声音时，它是官僚权力的工具。
五、台湾电影音乐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音乐在日常生活以及活动场所都可以听得到，新的音乐流通模式产生，有其他可供音乐表现、听闻和交易的场所，阿达利分出四种网络，每一种网络都有着某种相关科技以及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并在音乐的经济学中互相渗透。(i-)牺牲仪式。是象征社会所有秩序、神话以及宗教、社会或经济关系的传播网络。(2)代表、再现。音乐成为一种在特定场所表演，如音乐厅，仪式化的封闭空间，为收取人场费而必须的限制。而演奏者和演员是一种特别的生产者，观赏者付给他们金钱，表现了竞争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始模式。(3)重复。录音技术诞生于19世纪末，成为一种储存再现的方法，音乐不再是社交的形式，音乐不再是观众见面和沟通的机会，而是一种大规模制造大量个人音乐的工具。(4)作曲。原本音乐是为了音乐家自己的愉悦而弹奏的，但现在听众所听到的是作曲者或演奏者为了要倾听而创作或演奏的副产品。阿达利认为音乐的运作方式在进人市场经济，转型为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主要功能不是依靠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多寡而定，而是依靠它和权力的结合，以及它如何有秩序地参与社会组织成型的过程。因此，音乐成为一个交换与利益的实体，不需经过冗长、复杂的表演过程，记录与储存技术的出现促使音乐与权力出现了革命，颠覆了所有的经济关系。因此，复制代表原创的死亡、仿制的胜利以及对再现根本的遗忘;而且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模子本身几乎没有重要性或价值，它只不过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随着音乐的囤积，一种全新的经济过程随之进行，人们必须花时间去赚得收人，以便可以购买储存他人时间的录音商品;音乐不再是一种安静的聆听，它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背景噪音，音乐不再具有意义。从台湾的电影音乐的历史来看，政治介人电影音乐是显而易见的，而音乐借由商业途径达到其使用价值，电影音乐便会因政治、经济而产生变质。
台湾的电影发展随着政治、经济及社会而变化，在政治上利用电影传播的特性，电影成为政府的政令宣传工具之一，而且电影也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其中电影音乐则因时代的变化和电影风格的走向，而产生不同的意涵和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