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国华裔文学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已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现象。其发展正经历着写作和欣赏视野的不断拓展，从边缘进而走向文化融合的变化。国内及港台学者在探讨美国华裔文学时，已开始有意识地结合当下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以及后殖民和少数族裔话语的理论背景。在这一潮流中去发现和探索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复杂的文化张力和民族记忆。本文试图以族裔身份和文化符号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运用作为契入点，考察目前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中，作者怎样从族裔和文化的角度开始，又是怎样在这两种写作要素的裂变中去辩证思考。由此来深入探索华裔文学创作的生动表现和华裔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族裔身份 文化转型 创作视角 写作策略 多元文化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的。为得到这种认可，华裔作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并付出了卓绝的努力，过程不可谓不艰辛。从20世纪初北美华裔作家[1]开始尝试虚构文学作品的创作至今，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革新，一代又一代的华裔作家从自身经验出发，结合社会文化的大趋势在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文学可表现的多元内容；树立和拓展文字书写的可能性，以此传递更为丰厚且多样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由于大多数华裔作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身份认同、文化冲突、族裔传统和生存境遇作为文学想象的契入点；把碰撞、互动、融合视为文学交流的不同形态。因而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我们常见关于族裔经验、文化反思、身份意识的叙述。但作家之间毕竟存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存状况、创作诉求等多种差异，所以创作视角和写作策略也就自然会有分化。就纵向的线索而言，作者对于身份和文化的讨论还是或直接或迂回地出现，只是有时被积极彰显有时又被故意隐藏。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不同时期的社会趋势和文化倾向也从中得以体现。随着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的日益突显，强调华裔创作与主流的白人文学之间对话式的文学写作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于是重新思考华裔文学的写作特征和写作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试图探求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作家如何运用具有族裔和文化特征的手段去建构文本，又是如何进一步突破这种框架，进入调和文化结构、全球化和建立散居族裔（Diaspora）视点这一文学写作的新阶段的。
一.族裔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后殖民主义批评一般意义上很注重身份认同与较为宽泛的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关系问题。[2]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流散性》（1990）中使用“杂交性”这一概念来界定族性，以此来强化流散民族身份中的“两面意识”。在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历史中，“美国的”和“华人的”共同支撑了身份的两面性，形成了一种双声结构。当民族意识进入到文学想象的领域中，华裔作家便将族裔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使用，并呈现出三种形态：彰显族裔身份以树立自身存在价值；隐秘某些族性记忆以迎合主流文化；积极将族裔意识投入到与他种文化的对话中。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关族裔的话语被放在不同的情境中构成各种叙事手段和故事情节。
1943年美国撤销了长达60多年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移居美国的华人大量增加，美国华人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反映这一变化时就“渐渐地开始从表现受主流社会压迫和歧视的血泪经历转入到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决自立’精神。”[3]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华裔文学进入转型期和觉醒期后，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不断涌现。1976年，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发表代表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80年又发表《中国佬》（China Men），1989年发表《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其作品中借用“木兰代父从军”的中国传统典故进行叙事移植；采用“美猴王七十二变”的古典小说形象构建审美想象。这种写作策略之所以为美国学界关注，与作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善用不无关系。且不论这种挪用是否忠实于原典，但起码是为华裔文学进入公众视野开辟了通道。继汤亭亭之后，谭恩美（Amy Tan，1952-）推进了华裔文学的繁荣，她在1989年出版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并横扫多个图书奖项。与汤亭亭相较而言，谭恩美对于民族符号的运用更加细腻、感性，如涓涓细流浸透了美国读者的心灵。《喜福会》中作者把全书形象地构筑在一张麻将桌上，用打麻将时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代表四个家庭，母亲和女儿可以像打麻将一样轮流坐庄，依次采取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整体布局使小说在获得一种独特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把中国元素的内在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显然，即便一再强调小说的美国性，汤亭亭和谭恩美还是毋庸置疑地以文本重塑和演绎了族裔身份，并取得了很好的阅读效果。
任璧莲（Gish Jen，1956- ）是稍晚于上述两位华裔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发表了她的系列作品《地道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和《应许之地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她的小说传达的是迥异于汤亭亭和谭恩美所呈现给美国读者的另类华裔经验，其中没有中国的典故传说，没有两代人之间冲突融合的情感经历，几乎没有中国饮食和习俗，也没有纠结的文化同化过程。族裔意识被刻意地隐没于中产阶级华裔轻松诙谐、满不在乎的调侃和自我嘲讽中。在《应许之地的梦娜》这部小说中，作者故意模糊族裔身份，体现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旨在以平等姿态改变不同族裔在阶级地位上的事实差异以及隐藏其中的等级关系。这时的族裔意识和族裔身份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寻找机会拆除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墙。从某种意义上说，任璧莲采用的这种隐秘族裔身份的叙事策略和视角在塑造主人公的文化身份时更具有挑战性，或许也更为有效。
20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多元景观是伴随着“全球化”意识和后殖民理论而出现的，华裔作家在逐步探寻一种越界
的潮流和寻找新的传统，由此，华裔文学的主题内容开始表现出新的诉求。这里的“越界”包括族裔、文化身份的“越界”和华裔文学题材范围的“越界”。[4]具体体现为新崛起的作家们在创作上逐渐低调处理族裔性，在“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创作趋势中重新思索和探询传统。在这样一种创作背景之下，族裔性在作家话语里被使用的性质呈现出多样性，开放的写作态度愈加凸显。由此可见，族裔身份的文化符号特征已经被融合进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互动的目标当中。美国华裔文学中无论彰显族裔身份还是隐秘族裔身份，抑或是将族裔话语糅合进当代美国文化中，都是华裔作家在不同时期，结合个人经验和文化潮流而使用的写作策略。表达的是作家们对于艺术追求的不同理念和视角，抛开华裔作家的族裔身份来说，这种做法也已经充分展示了艺术思维的多种进路。如果把族裔身份看作一种文化符号，那么，少数族裔的族裔特性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似乎总是处在一种博弈的关系中，而美国华裔作家正是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动态演变。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对于少数族裔群体、移民群体、妇女群体等来说，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在与较大的文化群体认同时可能会有困难，而他们又置身于这个较大的文化之中，而这个较大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5]
二.异质文化中的文学表现
谈及美国华裔文学，总无法回避文化差异的问题。诸如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华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同化和文化选择的困境、对祖居国的文化想象、弱势群体的文化抗争等等，这些内容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提及、反复书写。这种特殊的文化情结难道必须是非此即彼的吗？难道没有一种文化类型是专属于华裔美国人的吗？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可以这样说：一种新型的、特殊的只存在于中美文化之间的文化传统可以被建立，并且正在被建立。许多华裔作家的声音说明了这一点，跨文化理论和视野也有力地支撑了华裔作家的立场。
“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既不是从美国，也不是从中国转换而来，而是植根于华裔美国经验的一种新的身份。”[6]这种新的身份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态度上，也建立在对异质文化之间互动模式的真实把握上。当代的华裔作家越来越明白这一点，试图在文学创作中探索出只属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方式。华裔作家张岚（Lan Samantha Chang，1965-）的《遗产》（Inheritance，2004）是一个充分的例证。这部小说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回忆式自传性文体，以讲述中国往事为主线，内容平实。1931年，第一人称叙述者红的外祖母因未能生育男孩而投湖自尽，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如男和依男（长女如男是红的母亲）。两姐妹从此相依为命，姐姐如男长得高挑、优雅、独立，妹妹依男瘦小、平凡。后来，如男和一位名叫李昂的军人结婚。日军侵华，李昂去了重庆，如男无法跟从便决定让妹妹依男去照顾李昂。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依男与李昂产生了感情，背叛了如男。最后，如男带着女儿移民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依男与李昂则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作家对于这样一个故事的描写，充满了舒缓而含蓄、优雅而深沉的情怀，而且其“表达方式、叙述结构和语调、情感表露等都带有明显的中文作品的风格。这一切，似乎与现当代华裔作品有着鲜明的差异，谙熟英文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中有可能丝毫感受不到文化障碍，甚至会产生阅读母语作品的错觉。”[7]显然，张岚的写作态度和策略已经表明华裔美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有能力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正如学者张琼评价说，“在《遗产》的安静叙述中，读者很难找到同时代的其他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东方的怪异和超自然现象，也少见中文与英文的滑稽杂交。而且，读者几乎听不到明显的谈论族裔差异，文化冲突的论述。在作家适度的、优雅的沉默中，我们可能忘却了彼此的外在差别，而述诸个体和审美感性的情绪因素则越发显现出来。”[8]
如果华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可行且有效的话，那么关于文化差异、冲突、互补的讨论则可以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华裔作家力图充当两种文化之间的媒介，尽量消除或减少两种文化的不相容，并通过自己双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优势，使无法理解变为能够理解，不可言说的变为可以言说，使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正确理解成为可能。”[9]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两种文化间的游移更便于找到异质文化互动的机制。华裔学者张子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文学理想：就中国文化的前景来看，华裔文学应该被看作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写作，同时也是美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10]基于这种文化原则，华裔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空间。
三.族裔经验的转变与文化转型
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成熟与质变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归根结底来源于族裔经验的转变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乔纳森·卡勒指出：因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使近年来文学领域中爆发了关于种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导致政治、社会的因素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越发错综复杂了。[11]华裔作家在作品中一直不断探索并建立起的审美体系、哲学意识和表现风格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边缘和中心界限趋向模糊，“文化多元论和差异论观念逐渐走出学界而进入市民社会，”[12]文化环境和文化意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包含着对政治层面消解权力中心的响应。华裔文学中所呈现的正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化过程，当美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权力关系的变动，美国社会本土出现族裔文化的新动向时，作为美国人的华裔群体势必会对这些改变有最直接、真切的体会。纵观华人初入美国社会至今的历史，华裔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初至今的文学历程，社会历史文化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均被记录下来。族裔经验的转变构成了华裔文学写作的总体线索。早期以反映华人艰辛的生存境况的自传类文学为主；之后致力于发出华裔群体自己的声音；当第二、第三代华裔在美国接受了良好教育之后，文学作品中对身份认同、文化境遇有了更多丰富的展现。其目的不论是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还是挑战白人文化中心，都
反映出族裔经验的巨大转变。当下社会，不能说文化霸权完全消失，但文化环境已相对宽松，更多的华裔美国人进入到主流视野，追逐和实现着他（她）们的美国梦，其中成功的典范越来越多，这说明华裔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文化内容是越来越多元，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再把华裔文学单纯归类于任何主题范畴都已经不恰当了。“文学作品的特点是再现不同的个人，所以为获取身份所做的努力是个人内心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抗争；角色或努力顺从社会准则和期待，或与之抗争。”[13]乔纳森·卡勒提示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学书写视角的变化发展是如何动态地展现个人经验和族裔经验的转变，文化转型又是如何作用于文学写作的策略上的。如果能将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带有个性色彩的华裔生活作为写作的契入点，真实深入地关注个体存在的状况和意义，那么文化转型带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更加生动的文学面貌。因为“当代华裔美国人站在伟大的文化集成之间，这两种文化在现代世界形成它们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异，具有了新的形态。”[14]正如保尔·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言，“文化身份”并非完成式，文化也并不“总是流入与本质上同质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与版图完全相等的模式中”。
华裔文学传承族裔历史、呈现文化转型、塑造华裔自身的文化意识促成了美国华裔文学写作多元视角的形成，也帮助接受者在两种文化的角力中打破非黑即白的选择传统。关于此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流散性》）给过我们提示：流散的经验是通过承认必要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来界定的。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承担和传递的文学意义已经越来越多样，积累和蕴藏的文化意义也愈加深厚。通过对华裔文学写作视角的探究，可以发现，它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为文学世界建立起了独特的审美体系（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也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文学和审美的关照[15]），创造了一种广泛的、包容争论的少数族裔话语。这种做法进一步拓展了文学可表现“社会行为中的人”的进路，成为华裔作家笔下一项重要的写作策略。
注 释
[1]水仙花（1865-1914）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于1912年发表《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
[2][14]]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PublishPress.1989，P.273，281
[3]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4][6]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3，36
[5][11][1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115，116
[7][8][9]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38，244，277
[10]Zhang Ziqing.A Chinese Encounter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J].Amerasia Journal 34：2（2008）109-123
[1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9
[15]Ranjan Ghosh.Edward Said and the Literary，Social，and Political World[G].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2
（作者介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博士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