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尤其是书画研究领域而言，历年来，多数学者更关注像“六法”说、《历代名画记》及《宣和画谱》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念及著作，缺乏应有的学术力量对艺术类著录进行有针对性的版本学、校勘学意义上的系统整理及深度研究，所以此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和空白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都需建构一个古文献的框架，版本学、校勘学是古文献研究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基础”，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属于传统文化研究谱系的一支，虽有其自身的学理，但也同样需要关注版本、校勘问题；本文在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证明版本学、校勘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国图藏的清抄本《庚子消夏记》有朱筠跋：“乾隆已亥秋八月三十日，将有八闽之行。曲阜桂君馥未谷特此本索跋尾。余曾校此一过。有与刻本绝异而绝胜者不一端。惜匆匆戒行李，未能也，俟他日再跋之。其附元得故宋书目一卷，孙氏之旨存焉，应列本书之末，刻本缺然，此尤可宝也，是日大兴朱筠记。”此跋其中一段话“余曾校此一过。有与刻本绝异而绝胜者不一端”，揭示了朱筠也曾阅读过《庚子消夏记》的刻本，并进行校勘；二者比较，抄本与刻本比，绝异而绝胜者不只一端，而且抄本还附有《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其中“其附元得故宋书目一卷，孙氏之旨存焉，应列本书之末，刻本缺然，此尤可宝也”一段话证实了《庚子消夏记》与《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有着重要渊源；可惜《庚子消夏记》刻本没有附《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此题跋同时也揭示了一部中国古代艺术著录往往有多个版本传世，而且一部著录的各个版本在传刻、转抄过程中，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内容，以致出现不同版本之间篇幅甚至结构不同；所以，一部古代著录的不同版本之间在重要的信息方面可能有所差别，有的版本在内容上有缺失，有的则无；下面的个案就说明了同一著录的不同版本有可能在内容上有差别；搞古文献的很多学者都知道《学福斋诗文集》是清文人沈大成的著录，且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其中一份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此稿本篇帙不全，语言的连贯性也较差；一些研究人员曾用其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刊本互校发现，实际上此本不应被视为最终定稿，因为此稿本中有些内容在刊本中并未被收进去，例如上图的这个“稿本”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诗一首，涉及了书画史上的著名画家，而刊本中却未见此内容，其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其中的冬心、金寿门都是指“扬州八怪”中的金农，而《项贡甫画梅短歌》中的“项贡甫”则是其学生，关于二者关系《画梅题记》已有所揭示；而“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这段话不但揭示了当时“扬州八怪”绘画作品市场化程度，也涉及了代笔画问题，不失为研究清代扬州绘画市场问题的辅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最终没有在刊本中出现，究其原因，有的学者例如陈先行先生，认为沈大成是为金农及项贡甫讳；沈大成《学福斋诗文集》上图稿本记载的这段金农学生为金农代笔的内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状况而言是很珍贵的资料，而刊本却未见此段内容；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对一部著录进行精深的考证及释读过程中，如果不能尽可能遍阅著录的各个版本的话就很容易遗漏重要的资料。所以版本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而言是很重要的。
更有甚者，如果不慎选错了版本，不但会使自身学说的是非得失，失掉确切的依据，还会贻误后学。例如宋代董迪《广川画跋》传本罕见，《四库全书》所收者为元华亭孙道明钞本，谓出于宋末写本，此当为传世之古本，而《广川画跋》的明嘉靖间什邡知县韩宸刊本，六卷一册，有清陆心源手校并跋（此段内容被收录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被视为序跋）：“此书则仅辗转传抄，一若未见刊本者，不可解也。此本为杨升庵所刊，又王氏刊本所从出，惟为夺甚多，几不可读。卷四蒲永升《画水跋》、李营丘《山水图跋》、卷五武宗元《天王跋》，皆有录无书；展子虔《画马跋》脱五十余字，误连营丘《山水图跋》末数句，《秋雨图跋》亦误连《天王跋》末数句，想当时升庵所见本有缺页，故致此误耳。但元人跋语已称伪字甚伙，不可枚举，虽互相勘正，疑窦尚不可少也。独怪广川跋《锁树谏图》，持论甚正，及靖康之变，助逆忘君，行同犬豕，文人无行至于如此，绝可叹也。归安陆心源书于茗溪之亿卷庐，时同治纪年之九年孟秋初四日。”研读此跋，其“想当时升庵所见本有缺页”这段话说明杨升庵刊《广川画跋》时，所用版本就有很多问题，内容错漏之处多；而“元人跋语已称伪字甚伙，不可枚举，虽互相勘正，疑窦尚不可少也”这段话中的“元人跋语”，陆心源并没有指明是哪位元人在哪个版本的《广川画跋》上所作藏书序跋，或者是哪部著录记载的元人跋语，笔者推测元人曾在宋代董迪《广川画跋》某个版本上（非韩宸刊本）作跋，而此版本的《广川画跋》虽然经陆心源手校过，但仍遗留太多问题，错讹较多；我们知道，版本文字错漏问题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若以此疑窦尚不少的版本为依据进行《广川画跋》文本内容研究是肯定不行的。可见，版本学对中国古代艺术著录研究的重要性。读书应该选择善本，校书必备众本；选择误本犹如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而版本学涉及文献文本的考察和鉴别精校精注本，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具有版本学基本知识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中存在着大量的疏于校勘，刻工草率，有时甚至删减篇幅，改题篇名、撰人的作品；加之有些牟利之徒常采用各种方法制造伪本古籍惑人求售；而且历朝历代的古籍造假者手法多样，例如用元版假冒宋本，或明本假冒宋版、元版；从文物及古籍价值研究来看往往年代越久远，古籍越具价值；更有甚者，作假者将同一部著作的不
同年代版本合于一书，这都是为了抬高古籍商品价格。所以需要我们具备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和视野，不仅要懂得从做学问的角度进行版本的鉴定，还要懂得一些基本文物知识，例如版本的装帧等。国图藏明抄本《图绘宝鉴五卷补遗续补一卷》上面有两段唐翰题跋就从纸张、笔墨年代的角度判断版本先后问题，题跋一：“近世俗所传《图绘宝鉴》为浅人改窜，几不成文。即汲古阁所刻五卷本后有补遗者，亦不免沿误是初明人影抄元刻本，余于雾山张氏得来，越数日复有人持元椠本见示，雪窗校读，眼界倍明，何快如之，丁卯嘉平十日记。”（后又有较小字体的一段话：元椠印本乃明代纸墨，黄君荛圃丕烈、陈君颂鱼鳝、吴君槎客骞三先生皆有题记，索值二十金，以过昂还之，越一年，乃有番银六两得之。）钤印一：“鹪安校勘秘籍”，钤印二：“北京图书馆藏。”题跋二：“丁卯嘉平十日。从元椠影补首页。审是本纸墨似在印本之先，览者慎，毋以影写忽之。鹪安记。”钤印：“鹪安校勘秘籍。”题跋一所言“元椠印本乃明代纸墨”及题跋二所提“从元椠影补首页。审是本纸墨似在印本之先”，说明清代唐翰题提醒后来观者，明抄本所用纸墨似乎在元椠印本所用纸墨之前；我们知道，纸墨年代是判断出古籍出版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这与鉴定古书画作品时间段的方法相契合。可见，此抄本也有可能由不同时期的内容组合为一而成，版本错讹形式之多样可见一斑。
二
近些年，随着经典古籍文献研究向纵深处发展，题跋、序跋作为研究的原始材料，自身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其重要价值也越发彰显出来；而一部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往往有多个版本传世，并藏于不同的藏书机构，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有的上面存有当代及后世观者的题、序跋，有的则无；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是关于艺术类著录版本、书画著录流传情况的重要文献，做题、序跋者中不乏文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生前曾以多种面目示人，既是文人、诗人，又是画家、书法家；同时精于书画鉴识，他们往往借手书题、序跋传达其对艺术类著录内容的理解，对古籍版本进行判断，并对古籍进行校勘；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有些题跋、序跋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说它们超过了书画著录内容的价值也不为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上的大多数题、序跋都揭示了藏书者、阅读者对所阅之书画著录进行了大量校勘的工作。
元汤垕撰《画鉴一卷》明沈氏野竹斋抄本，一册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177。沈与文校，史臣纪、顾起经、姚咨、冯知十跋，黄丕烈校并跋。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在卷首）就有“吴郡姑馀山人沈从文校勘”一行字；而且书上有史臣纪题跋：“嘉靖乙丑春三月十三日，鹿田居士史臣纪勘毕。”“勘毕”一词意味着史臣纪已经对《画鉴一卷》校勘完毕。顾玄纬题跋：“隆庆三年，八月夏，顾玄纬裁勘，计四十叶”。“裁勘”一词意味着顾玄纬也对此书校勘过；而姚咨题跋：“夏六月小暑日，皇山七十五翁姚咨又校一过。”姚咨对此书也校勘过。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还有黄丕烈的题跋，黄丕烈（1763—1825）号荛圃、复翁，著名的藏书家、学者；擅版本学、校勘学，有其题跋的古籍，既拥有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价值，又因跋语中揭示人文信息而为当时及后世学者所重。其题跋内容：“此册余旧藏有年矣，历经名家收藏并手校一过，顷从坊间又获一旧钞本，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虽讹舛特甚，得字句间有可为此本校勘左证者，悉用别纸粘于上方，旧时校语亦粘于别纸即书校语于后，注云蒋本续校者，皆余笔也。古人审慎，多作意揣之词，故未便轻改，兹得别本为据可释，然无疑矣，闲窗枯坐，破一日工夫校此于百宋一廛之北窗下，时浓云密布，天意酿寒，一种清冷之致，颇自得耳。辛未冬至后四日复翁识。”这一段话中所提“赐书楼”或为蒋氏所有，由于缺乏更多佐证，只能权作推测；蒋氏或为清代藏书家蒋果（1683-1732），吴县人，而黄丕烈亦为吴县人，“同郡”是也；蒋果曾师于何焯，有藏身之地称为“贮书楼”，亦作“赐书楼”。西泠印社2011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的明抄本《画鉴》上也有黄丕烈题跋一则：“《画鉴》余藏旧钞本系沈与文家故物，迭经名人校勘者。此册亦取其旧钞，故兼校之。取校旧藏，实多是正，彼已校改纷如，此本之妙，拟亦手校校彼，留此净本可耳。辛未冬至前二日，复翁。”这两个不同版本《画鉴》上的黄丕烈的题跋内容，揭示了黄丕烈曾拿蒋氏赐书楼明抄本《画鉴》与国家图书馆藏明沈氏野竹斋抄本《画鉴一卷》互校，并以别纸黏于（国图本）上方且“注云蒋本续校”。而西泠印社2011年秋季拍卖会所见明抄本蒋氏赐书楼藏本则无此纸粘痕迹，而且，国图本黄跋言：“顷从坊间又获一旧钞本，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虽讹舛特甚，得字句间有可为此本校勘左证者”，此跋所言“旧钞本，出自郡中赐书楼”也有可能指的是说明西泠拍卖之明抄本，也即出自清代藏书家蒋果赐书楼之明抄本《画鉴》，而从这从段话看，黄丕烈认为，西泠本虽“讹舛特甚”，但还是具校勘方面意义的，可以与国图本互校。
这两段跋可以反映出不同传本的研究与利用的重要性。古人极重视各个版本的互校，所以，我们应该搜集尽可能多的版本，进行相互校勘。历代有不少学者曾对艺术类著录从事追本溯源的校勘研究工作，但由于这些古籍年代久远，版本散佚，兼之真赝杂存，以讹传讹是经常的现象，这些因素很易使后世阅读者无所适从；而且时代越久远，越不易找出真相；所以，虽经前人多方探颐索隐，但仍有很多以之为憾的情况。下面的这个题跋个案也同样说明了此类问题，《北京图书馆古籍书目》子部1339页艺术类的《金壶记》上有周叔弢校并跋，清抄本，周叔瞍跋：“庚辰五月用皕宋楼宋本比堪一过，此本盖从宋本钞出，故行款悉同，然三卷之中，脱误乃数十条，信乎宋本之可贵，人或无讥余之佞宋矣，老瞍志。”此题跋中所提“用醑宋楼宋本比堪一过，此本盖从宋本钞出，故行款悉同，然三卷之中，脱误乃数十条&rd
quo;这段话说明了古籍抄录流传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脱误现象；所以校勘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纠正这些传写上的错漏，尽可能恢复著录的原有面目，所以多个版本比对，尤其是找到可靠的版本作为“基准物”，其他版本在其基础上进行校勘是很必要的，是必须的追本溯源的学术工作。
从上文所提的这些艺术类著录上的跋来看，古代读书人对纠正前人著作讹误的校勘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透过这些跋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代学者尽可能地去订正书籍在刊刻和传写中产生的讹错、鉴别版本真伪、还原原书在历史中的真正面目。同样是《金壶记》傅增湘也曾作题跋：“是书自宋以后未有刻本，诸家率以传钞著录，此旧钞一帙为老友徐积余所藏，卷首有汪孟慈印，亦百年前写本也，惟中多阙文误字，无可校正。顷见日本静嘉堂影印宋刻本，楮墨精善，与钞本行格相同，审其雕工版式，是临安书棚本，因携入园中，坐石丈亭研朱手勘，二日而毕，补写阙文半叶，其他改订之字以百许计。亭临昆明湖畔，正对玉泉塔影，远招岚翠，近玩丹铅，心神为之怡畅，此入春以来第一乐事也。”这段题跋说明《金壶记》当时抄本较多，附傅增湘题跋的抄本“多阙文误字，无可校正”，后又见日本静嘉堂影印宋刻本，因携入园中，坐石丈亭以影印宋刻本对此版本进行校勘，而题跋中“亭临昆明湖畔，正对玉泉塔影，远招岚翠，近玩丹铅，心神为之怡畅，此入春以来第一乐事也”这段话揭示了文人以读书为乐，视对古籍进行精深钻研、校勘为第一乐事。
校勘是通过各个版本的文献比对、考证，剥丝抽茧般的寻找并纠正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疏误之处，包括字句的疏误、篇章的舛乱等等；校勘乃是学术的正本清源工作，是治学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涉及古代文化的学科，必须重视校勘的知识和方法，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者应该能独立校正古书的错误，中国古代艺术研究领域理应如此；我们知道，阅读任何著录和进行任何著录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如无考据、目录、版本诸学之深邃基础，实难臻学术研究之高深境地，包括艺术史领域。然而从综合性的文献学研究来看，一直以来，缺乏对艺术类古籍版本、校勘学角度的细化挖掘，而著录题跋、序跋是进行著录版本及校勘研究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类资料至今未被完全揭露；这项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研究内容不只涉及古籍文本内容，还会涉及对有关各版本的判断与校勘之优劣，间及书籍收藏、文人互动等信息；很大部分题跋、序跋内容传达出的信息都与分析精微，去伪存真的版本学、校勘学工作相关联，所以基于艺术类古籍题跋、序跋的整理工作会对艺术类著录的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追本溯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