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书林·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
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
评述。
【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
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
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
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
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
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
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
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
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
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
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
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
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
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
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
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
“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
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
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
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
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
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
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
《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
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
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
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
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
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
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
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
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
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
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
的奠基之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
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
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
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
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
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
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
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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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6
《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
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
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
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
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
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
一朵奇葩。
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
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
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
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
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
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
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
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
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
《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
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
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
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
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
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
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
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
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
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
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
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
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
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
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
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
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
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
典》等多项文化工程
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
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
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
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
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
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
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
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
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
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
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
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
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
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
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
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
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
所注新版也有疏漏。
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
《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
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
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
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
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
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
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
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
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
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
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
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
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
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
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
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
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
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
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
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3 《吴枫学术文存》
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
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
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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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
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
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
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
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
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
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
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
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
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
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
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
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
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
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
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
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
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
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
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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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杂志, 2001, (11).
[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
(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
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
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
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
“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
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
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
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
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
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
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
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
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
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
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
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
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
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
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
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
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
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
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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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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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古籍校勘方法论》（王瑞来）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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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作者：王瑞来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9-1
页数：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校勘是古典文献学中最基本的一门学问，也是民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懂校勘方法，就很难读懂古代文献。
古代把校勘工作视为文献整理工作的主体，所以校勘学有时被人们当作文献学的代名词。因为文献的校勘，是保证书籍质量的关键。大多数古代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古籍、经卷，大部分都是抄本，其间“衍、夺、脱、讹”等情况在所难免（衍指原稿本无而传写、刻印、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脱文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讹又称“误文”，就是文献原有文字写错了）所以，校勘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任何一种古文献，经过反复传抄和版刻，不免会有文字上的纰缪、词语的脱落、橘子的增衍和缺漏等错误。一般来说，古籍文献没传抄或版刻一次，旧的错误改正了，又有新的错误发生，有时则原来的错误还未克服，又增加新的错误。错误的东西以讹传讹，反复多次后，是原著与重负多次的抄本之间面目全非。所以无论对具体的古籍文献解读、翻译工作而言，还是从整个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出发，对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校勘都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之前提到的传抄过程出现的错漏外，各民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方言差异，抄录者往往按其方言语音，以自己习用的同音假借字和异体字抄写，使得文献面目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