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在人类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不可估量的独特作用，中国修久主化传统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天道与人道。体现了中华民族关注“天人合一”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优秀的宝贵财富，应该要充分加以利用，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当代价值
将历史文化转化为当代文明的活水之源，这是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华文化历久弥坚，如何去粗取精，同当代人类最先进的文明相互借鉴，迎头追赶世界化，现代化的潮流，是需要不断文归到历史文献中去的。
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我们道德要有明确的定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其中涉及到为政，立德，立言这三个主要素养，同西方的知识分类相参照，可分别对应政治学，伦理学和知识论。
一、政治学
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思想，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的一根本，先秦时期，在治国总是上，便有“德教”与“刑政”两种观点的争论。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管子提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主张。这些观点被后世思想家继承和发展，开成“德教”这种治国传统。贾谊说：“教者，政之本”。魏征亦认识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都清楚表达了教化的理念。
兹录入历代之文献，依据史实再加详述。
《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贾谊《新书，大政下》：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历届之然后国丰富也。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教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特，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贞观政要，公平》：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群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
《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君子……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源，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习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
兹上述所录材料上汽秦汉下至唐宋，均为最有代表性之政论观点。其所反映的价值取何亦很接近，即教导统治者恩威并济，善用道德手段淳化风俗，收买民心，儒家马法家可谓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具代表的两派观点。法家严刑峻法以整民，儒家仁义理智以化民，其期望之目的、无异，为君主统治提供保障。法家重有形的制度保障，但异于西方法治。儒家重无形的道德教化。但对乱臣贼子也毫不手软。儒法二家称为“统治哲学”更为贴切，因为都在为君王专制出谋划策，培养顺民，良民以“使民”“劳民”而无怨。
这使我们清晰意识到司马谈《论六家旨要》中提到的“诸子百家之学，务为治也”确实不虚。中国传统哲学不是“经虚涉旷”，而是“经世致用”。也子“不语怪力乱神”，所思所教皆有深切的现实关怀。他虽未“事功”，主张“太上有立德”，但其关怀修德并非自求解脱，而是期待“三代之治”局面的重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怨天，不尢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力行近乎知”等都显现出其实用哲学的味道。这种为改造世界提供方法的哲学大不同于古希腊“爱智慧”的哲学。孟子“亚圣”之学，对孔子大加发挥，“王天下”的主张已不同于孔子“三代之治”礼制理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常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仿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孟子“仁政”的核心要害，“徒善”“徒法”何以不能达到“仁政”局面，尚需“仁心”“仁德”，孟子对完善的制度不能放心依赖，而要对统治者的“德”过分强调，这便是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巨大分野之一。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同完善高尚的统治者人格哪者更为可信赖？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高位，是揪其恶于众也。”这明确提供了“内圣外王”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其实同柏拉图的“哲学家王”对领导者的要求有接近的方面，但内蕴绝不类同。
在现实权益方面，儒家学说并非没有关切。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主，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暇治礼义乎？”由“无恒产”至“无恒心”至“陷于罪”，“仁政”实则的民间疾苦翔是意图“防民”，崦非“为民”，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亦何尝不是以“得民心”来“防民”，最终使君主坐享太平，以期“王天下”呢？
后世儒者继孔孟之学，注重实践，讲求实用，经世传统日益光大。汉代，经学昌明，通经致用之风甚盛，董仲舒倡导《春秋》决狱著有《公羊》治狱十八篇，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决准南王刘安谋反事。未涉仕途的郑玄，郑注《周礼》，以汉制况周制，明显有通会古今之意。此外，汉代易学也洋溢着实用理性精神，如“好论儒道，辞才逸辩”的王弼，以其《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注》等构筑起“举本统末”，“守母存子”的哲学体系。又依据“明于本数，系于末度”的思维方式
而构建“内圣外王”，“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深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庆，则莫不用其情矣。
隆至唐宋，“争尚文辞，互相矜衔”，“宜习既涤，奔兢为务”，在这个诗词歌赋引为风尚的时代，亦有“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的实用风范。二程提出“穷经将以致用”，“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陆久渊提出“人无不知爱亲敬兄，及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发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处指出，便爱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实学”。
综上而言，孔孟之儒学发展至唐宋以后，形成两大思想主流，一为宋明儒学既所谓理学家们所关注的心性之学。一为历代均有所发挥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二种潮流可谓对先秦儒学有所继承，亦有所发挥，却同先秦儒学有着鲜明的区别。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生当乱世，以匡扶周礼为已任，游说天下施以德政仁教，期待重整人间秩序。“亚圣”孟子生在战事频仍的占国中期，鲜明提出“王天下”的大一统理论，为诸侯王实现政治理想勾勒蓝图。大力发展儒家心性学说，开心学之端。
汉以降至唐宋，政治格局已完全变化，“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已相当稳固，儒家思想已由诸学之一而跃升为官学，孔孟之抱复已经变为现实，儒学成为政治的理论武器，这是全新的契机。
生逢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作为主要元素的儒学也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使儒学获得新的发育土壤，使其同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契接，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提供精神养料，有待探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2]杨仁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1981年
[4]董仲舒 《春秋繁露》 中华书局 1975年
[5]韩非子 《韩非子校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