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赤壁赋》中，主客因“水”与“月”的永恒联想到人生命之永恒因而释怀于功业难就、人生短暂，这种思维是因苏轼内心道家的宇宙观而起。但笔者认为《赤壁赋》只是苏轼短暂的自我解脱，在《赤壁赋》前后皆有作品表明苏轼并不因官场受挫而放弃儒家的进取之志。笔者试从《赤壁赋》中“水”与“月”对主客的启示谈谈自己的理解，并对苏轼的人生哲学做一点探讨。
关键词 《赤壁赋》；水；月；儒；道
苏轼的《赤壁赋》中，对客的“悲叹”的劝慰来自“水”与“月”给予的启发，“水”与“月”的永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从“水”与“月”的永恒联想到人的生命的永恒呢？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理解。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前面各句不难理解，但怎么理解“物与我皆无尽”呢？也像看待“水”与“月”的方式看待人的生命。以“一瞬”来考察人的生命，那么生命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但是，如果给予足够大的空间，足够长的时间，也就是立足于永生永世的角度来考量人的生命，那么人的生命将生生世世与天地万物共存。所以，“我”和物一样也是无 尽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呢？
在苏轼所生活的宋代，人们热衷于参禅悟道，那是他们让自己从现实社会的苦痛中解脱出来的有效途径。因此，与其说苏轼没有写明悟道的过程，不如说，今人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于疏远。
在苏辙为苏轼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可见，苏轼对道家学说的悟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这篇墓志铭，记载了另一个细节：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末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溘然而逝。
这种面对死亡的从容，其实也是庄子提倡的任由造化的态度。庄子对生死的认识是这样的：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 行也。 ——《庄子·外篇·至乐》
人的生死就像四季一样运行，人既不必为生而欢，也不必为死而哀，生与死都是存在的一种方式。苏轼的生死观、宇宙观显然传承于庄子。我们可以理解，苏轼在他可以进取的时候，采取的是儒家面对世界的态度，努力进取、勇于担当；在他处境最艰难、只能退守的时候，他投身佛道以求心灵的宁静。佛道，对于苏轼而言，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让苏轼既面对现实，又超越了现实。
苏轼意识到立足于永生永世的角度来看，人和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人之所以有生命短暂的痛楚，是因为将自身的短暂的“变”与天地万物的宇宙时间里的“不变”做了并不具备可比性的比照。有了这个境界作为前提，才能正确理解下文“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属于自己的“物”，该怎么理解是关键。如果只是具象的某物，不是自己的，不取，这不是难事，既然不是难事，那一定不是苏子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联系苏轼当下的境遇，这个“物”，恐怕更多地指向未完成之功业。人常常渴盼那些并不属于或还不属于自己的“物”，这种渴盼越热切就越痛苦。所以，就像丝毫不取非吾所有的实在之物一样，对于念想中的“功业”乃至来自帝王的垂青等等一切“物”，都不要为之渴盼或因盼而不得而不安，这叫“莫取”，就是不要拿更不要想，不要把未得到的、想象中可以得到的当作定要得到的或理所应当要得到的，这叫“虽一毫而 莫取”。
只有这样，人才能将面目转向已经拥有的一切——“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李白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且“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人面对这样的自然万物，不要故作悲声，而应当顺应自然给予的享受，尽情地享用。在这一番内心挣扎中，如果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是理论上的解答，那么最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就是行为上的回答。
尽管如此，但苏轼的内心始终有不能抛开的烦恼。因为，对道佛思想的接受也不是苏轼人生观的全部。所以，笔者以为，苏轼的《赤壁赋》是他对当下了悟的一种加持，是暂时的，它并不代表苏轼对人生思考的全部。苏轼在写完《赤壁赋》之后两个月，又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杰”中最出众的非周公瑾莫属，他年少得志，从容之中就能获得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功业。苏轼一想起这些，就难以释怀，所以“早生华发”，但有了这样的功业又怎样，“人生如梦”，终归虚无，还是与江月共享这美酒吧。
其实，对于“人生如梦”的感受，苏轼早已有之。三年前，苏轼被贬谪至黄州的路上在《西江月·平山堂》里回想恩师欧阳修时说道：“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虽然在“乌台诗案”后，“人生如梦”之感就时时困扰着苏轼，但建功立业、致君尧舜上，却一直是苏轼“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挥之不去的念想。我们一起来看一则几乎所有有关苏轼的传记都
会记载的故事：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范滂，后汉时期人，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疾恶如仇，为官清厉，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起，与李膺同时被捕，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他，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三。范滂就义之前与母亲诀别：
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其父，曾为龙舒侯相，此时已逝）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都是敢于同宦官进行坚决斗争而被杀害的东汉官员，时人合称“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 而辞。 ——《后汉书·党锢传》
苏轼从小立志以范滂为榜样，得到母亲的赞赏。所以，儒家用世的思想对苏东坡而言虽不像道家思想那样像是与生俱来的，却也根深蒂固，成为他无论遭受怎样的境遇也无法抛却的念想。他只有在仕途受阻、理想遇挫的时候，才想借助佛道得以暂时解脱。他日，再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月圆夜，他定要再一次“望美人兮天一方”了，这恐怕也是我们愿意见到的苏轼。在写完《赤壁赋》后两个月（元丰五年九月），苏轼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词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正睡大觉呢，根本没有去“江海寄余生”。
由此可见，《赤壁赋》里所得到的了悟只是苏轼对失意的现在暂时的了悟，寄身江海只是说说而已，不过是借助宗教的思维给予自己暂时的安慰和解脱。所以，笔者更愿意相信《赤壁赋》是苏轼对自己当下的了悟的一种加持，他把当下的这一念、这一悟写下来，好让自己能更坚定于此时的了悟，试图借此把白日里清晰的、不得不面对的烦恼抛得远远的。但不管怎样，这种身处逆境却不怨天尤人，不消极颓丧，乐观旷达、随缘任化的心态确是让人激赏，它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并成为了一种民族心理。
苏轼的伟大就在于虽然他天生拥有对天、地、人以及生死这样大命题的领悟，使他在“退”的时候还能豁达从容地活，但他却一点也不因为受道家的影响而弃世绝尘，而是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圆融在自己的内心，既不抛却儒家的进取之志而寄身江海，也不抛弃道家给予的天地智慧而染垢世尘，进退得宜，怀中和之气，又不失天地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