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与其相对应的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这里的市场经济文化，是从广义使用的文化概念，借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包括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文化与观念性或非制度性的文化两个方面。)呈现出悖论性的存在特征，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各种内心的冲突，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文化中人是一种充满焦虑的存在。
一、市场经济文化与人的存在主义焦虑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发展与繁荣需要与其相适应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支撑。如韦伯提出，在市场或资本发展的初期，在西方，从基督教演变而来的新教伦理为其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动力与合理性支持，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意志日益猖獗，市场经济文化中所隐含矛盾日益突出，甚至演变成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构成一种艰难的存在困境。
1.强者逻辑与生存危机
与自然经济中把成就与功绩归结为神、上帝(或上天)的恩赐不同，市场经济把人的成功归结为个人能力的实现。在对自我肯定的意义上，这种观念引发了人发现与发展自我潜能的动力和改造自我及社会生活的热情，成为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与此观念相伴生的社会制度，也以个人成就或者说是个人能力为标准进行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权力、财产等)及自然资源(如土地、野生的动物、植物、矿物资源)的分配。当资源有限时，对资源的获得要求有他人所不及的能力，即必须是一个相对的强者。这便是市场经济文化的强者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强者代表了合法性，强者优先占有社会资源具有不可争议的合理性。这样，在市场经济文化中，竞争成为一种必需的理念与生存方式:或者为了获得必须的生存资源，或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能力、体现自己的价值，个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占有自然及社会生活中有限的资源，并把这种占有看做是一种胜利和成就。
这种“占有式”的存在方式及强者逻辑包含着另一个内容:对弱者权利的忽视和合理化的剥夺。在强者逻辑下，弱者是失败者，是低能者，不应该享受生活，也不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只应该在强者的施舍中过低贱与卑微的生活。向往与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能，没有一种幸福不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持。在市场经济文化的强者逻辑中，要想得到幸福，必须争取在竞争中成为相对的强者，以获得占有自己幸福生活所需要与欲望的一切。因而，努力摆脱弱者命运，成为每个人不得不日夜为之思虑的问题。在日益强烈的竞争中，幸福生活的目标有时可能仅仅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当这一可能成为现实，生存的焦虑便如同深藏在躯体内的寄生虫，时时威胁人的幸福感。
的确，在其他存在方式中，也存在着生存危机的胁迫，但是没有一种存在方式如同市场经济文化这样，公然以强者逻辑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教及道德社会中，存在着道德的因素作为强者逻辑的缓冲物，因而尼采把这种道德称为奴隶道德，在他看来这是专门为弱者辩护及提供精神支撑的道德)因而也就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存在方式如同市场经济文化这样给人如此巨大的存在压力。
2.欲望的合理性与被压抑状态
市场经济发展的另一动力来源于欲望的解放。如果说竞争与强者逻辑为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群体存在状态下的社会学动力的话，被认可从而获得合理地位的欲望(包括本能冲动)则是市场经济的繁荣的个体动力源泉。
不管是西方的宗教伦理还是中国的儒家礼教，都压抑和否定个人欲望，剥夺欲望在社会中的道德合理性，从而消解因个人欲望引起的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市场经济文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它将人的欲望从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认可其存在的道德合理性。文艺复兴期间，西方借助于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抛弃了宗教伦理，认可了人的地位，将人的所有特性、包括人的各种欲望推到了前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详细分析了新教伦理对人追求财富的欲望的认可过程，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而如果说在发展的早期，市场经济文化还侧重于为积累物质财富的欲望寻找文化与道德上的支撑的话，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娱乐道德观”(丹尼尔。贝尔)已经盛行，追求各种感观的享乐己经成为最为正常和正当的事，甚至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没有欢乐，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啦?。
市场经济及消费社会的发展需要将各种欲望解放出来，给予其存在与被满足的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特别是在强者逻辑的生活环境中，并非所有人的所有欲望都可以被无条件地满足。事实上，一种欲望被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欲望，因而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满足，换句话说，人的欲望，或者说是部分欲望总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这样，在市场经济文化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被唤醒的欲望有着被满足的迫切需要与合理性;另一方面，生活及个人的现实却不能为欲望的实现提供充分的条件。这与禁欲主义伦理条件下的欲望状态完全不同，“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1](P119)宗教伦理剥夺了各种欲望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消除，至少是部分消除了人追求欲望的动力;而在市场经济文化中，由于文化赋予了追求欲望的道德合理性，使对欲望的追求成为正当，因而，一旦欲望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影响，也会使人对社会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与不满，给人的内心制造各种不良体验与强烈的被压抑感受。
3.相对独立性与人内心的孤独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对人的能力的认可和欲望的合理性的肯定，也需要作为劳动力的人的自由与独立，因为只有作为劳动力的人获得自由与独立、劳动力成为商品，才能通过其在市场中的流通为资本最大限度的増值提供可能。因而，市场经济文化也是一种提倡人的独立性的文化，除了对自己能力或者说占有资源能力的依赖(劳动力的价格正是以这种能力为标准的)它解除了对人的所有束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独立，不仅仅是摆脱了原来各种意识形态下人对人的依赖性，还包括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相依。实际上，它是把人与世界的所有联系，都转换成了一种可以通过人所占有的物及其交换来表达的关系。这是“物质主义”或者‘金钱万能”在市场经济文化中盛行的原因，也是市场经济繁荣与发展的文化动力。
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也是市场经济文化中人与人发生关系、进行交往的一个主要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人与人间的联系不具有必然稳定性，而是一种临时性与偶然性：当交换的需要存在时，联系就存在与发生;当交换完成，联系便结束;而且，当这种需要存在时，由于市场的存在，供给方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与哪个供给方发生关系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将人的情感需要悬置，人被抛弃到孤独的存在状态之中。
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人具有独立性，但是，对人的独立性、特别是通过人对物的占有而体现的人的独立性的过分强调，也造成了人与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精神世界的隔离，孙志文认为，由于对个人独立性与个人至上的观念的强调，使得“强有力的个人便把一切归到他自己的手上，整个社会和众人对他来说都只是达到他个人目标的工具，人和价值全被抹杀了”对人的内心世界充满关切的他诅咒资本主义，认为T资本主义的各种样子都是造成人疏离的工具。
人在走向独立、摆脱对其他一切的依赖的同时也走近了孤独，成为一f种‘单子式”的存在。马斯洛坦言，归属与爱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齐格蒙。鲍曼也强调人对相依状态[3(43-45)的追求，在这种相依与归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的内心情感需要处于一种空虚状态，孤独无援的感觉便时时侵扰人的幸福与安全感。独立与孤独的个人在心灵的飘泊中渴望归属与爱，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爱，以将自己从孤独中拯救出来。Niblett把早婚现象看做是独立者摆脱孤独的企图，认为早婚的盛行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感情的社会，每个人都体验着群体感的消失和孤独的不断侵袭，婚姻向我们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安全和承诺”[4](P24)。时下在青年人中风行的“一夜情”，恐怕也不完全出于生理需要与道德感失落，也是孤独者渴望情感的一种体现，因为情感与相依的感觉己经变得如此稀缺，才使人对短暂的、甚至是片刻相依都不肯放弃。
4.自由选择与价值焦虑
市场经济文化解除了对各种欲望的道德禁忌，倾向于认为“承认我们自己的邪恶就是'善’”“对邪恶的压抑一它总是伴随着对自己的膨胀的过高的评价一是‘恶’”。20世纪中叶以诺伊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家所主张的“新道德”集中反映了这种观念:提倡把以前视作“恶”的人性中的阴影解放出来，主张以对包括阴影在内的人的完整性的尊重代替对完善人格的追求，希望以此来解决由于压抑而引起的心理疾病，因为他们认为“神经症的主要原因是良知的冲突及需要回答的道德难题。
市场经济文化也将人从上帝与神的道德规训中解放出来，将道德判断的权力交给了个体，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做出善恶选择的能力与权力，这意味着在包容“邪恶”的生活中，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以康德主义为代表)或者爱好(以情感和功利主义为代表)选择任何一种价值观，不再有标准的选择或者唯一的善。因而，在价值选择上不再有道德的束缚，选择是自由的;做出选择的主体不应该受到任何强制与干扰，是自主的。
然而，荣格们忽视了，不仅仅是压抑状态导致心理疾病，各种选择具有同样道德意义的道德上的不确定性同样可能引起个体的困惑与焦虑，导致意义世界的迷惘与虚空。道德上的自由与宽容带来了另一个灾难，“行为者现在是自主的，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设计他/她自己的路线，在黑暗中摸索，而且永远不能确信所选择的是正确的道路”[3(P60)如果说确定的道德标准通过压制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而使人获得了安全与确定的意义世界，那么过多的自由则使得个体在道德空间失去了确定性，同时也失去了安全与归属感不得不在歧义丛生的道路上长途跋涉，没有终点也没有可以盼望的归宿，成为心灵的流浪者。漂泊不定的自由给人带来的不是幸福，而可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混乱与焦虑的源泉”。
另外，多元价值的并立也为市场经济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可能：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有时需要遵守完全不同甚至相矛盾的道德原则，“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一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纵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种人格上的分裂与统一性的缺乏，同样导致人的内心矛盾，成为心理疾患的原因。
个体所遭遇的上述种种焦虑与矛盾，是市场经济文化产物;反过来，个人的这种存在状态，也成为与市场经济文化维系与发展相矛盾的因素，成为文化发展的个体化内在矛盾。
二、冲突与焦虑的存在困境之文化后果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认为，如果在一定情境中的个体共同遭遇孤独、焦虑、空虚、压抑，那么这些看上去个人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可能是这些人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同时，如果生活于一定情境中的个人共同遭遇了一定的困境，也会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各种文化和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文化中的个人就通过各种文化与社会症候表达自己艰难的精神处境。
1.“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及其他
在人的物质需要被基本满足后，市场经济文化对个性与人的独立性的过分强调，很容易促使人走向对现实的不满与反动，加上追求享乐与各种感官刺激的正当化，以及个人在市场经济文化中无法逃避的精神困境，催生了种种令人忧虑的亚文化现象：
“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摇滚音乐的流行，刚开始只是一种边缘的文学或艺术派别和风格，但很快变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先是在青少年中，接着波及到成人，成为市场经济文化一道特别的风景线。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这类亚文化有些许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存在更多的共性：否定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追求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追求新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在服饰、发型等方面标新立异。男的穿花衣服、喇叭裤，有的不穿皮鞋，穿拖鞋;女的穿超短裙、比基尼泳装;男的留长发，女的剪短发。有些男人涂口红……。嬉皮士中流行吸毒，希望在毒品中寻求美妙的幻境，崇尚性解放、裸体、群居和休闲，反对工作。摇滚乐强烈的震撼披头散发的扭摆，都激起嬉皮士的狂热。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化”、周星驰所述说的“无厘头文化”。前者借平民的口气与生活方式提倡庸俗、躲避崇高，把无知当个性，喊着“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后者追求快乐、疯狂，充满好奇与真诚，无使命感，喜欢标新立异却又常常盲从，充满反叛意识，却不愿意通过努力获得真才实学，同样反映着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消极低俗、颓废的心态。
对这类亚文化的盛行，虽然有人反对从原有的道德标准出发对其全面否定，强调从社会道德标准的变动与多元生活的角度对其持客观的态度但大多数人表示了忧虑与不安，担心这在青少年及全国流行的亚文化，会对社会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不良影响。
2.走向自我毁灭的发展
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与实现自我的价值的追求为市场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但其对欲望的无限度解放却也可能使孤独、空虚、面临生存危机的个人在自由选择中走向自我毁灭。这种自我毁灭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吸食毒品、个人与集体自杀。
在解放欲望的旗帜下，追求快感、刺激，是吸食毒品的主要动机之一，“有些专家估计，在美国至少有300万人为了消遣而吸食海洛因。与海洛因和吗啡有关的急诊病例，从1988年的3.8万例飚升到1995年的7.6万例。其中12到17岁病人的比例，从1991年的每10万人中0.9人，上升到1995年每10万人中2人除了通过吸毒而走向堕落与消亡外，面临强大竞争压力与生存危机、在找不到生活意义的孤独与失落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生活。“在15到24岁的人中自杀率最高。从(20世纪)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年龄层的自杀率己经増加了3倍多，“1993年全(美)国防治慢性病中心的青少年和学校健康处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了全国范围共1.6万名高中生。结果另人大为吃惊。有近四分之一(24.1%)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曾经认真考虑过自杀;19%的人制定了特别的自杀计划;而8.6%(十二分之一的学生)自杀未遂。
而“由于社会变动和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使得个性迷失，要去寻找更新、更小的团体以容纳他们自己”[8(47)，这些寻找新的归属与意义的人，也很容易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误入邪教，极端地选择集体自杀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圆满，如圭亚那琼斯城‘人民圣殿教”在1978年的集体自杀，加拿大和欧洲的“太阳圣殿教”从1994年到1997年陆续的集体自杀，加利福尼亚圣达菲牧场的“天堂之门”1997年的集体自杀。这些集体自杀事件，一方面，是由于邪教组织的蒙骗，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出于一种对孤独的存在状态的摆脱，寻找群体归属感及生命意义的一种冲动。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如果构成群体的个人在以各种方式选择自我毁灭，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导致这个群体文化的凋零与衰败。
3.被主人抛弃的民主政治
与市场中的契约交易相一致，在市场经济文化中，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制度性文化的代表，也是构成市场经济文化的制度基础。只是，契约论只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民主政治更需要公民的信任，如果没有了对政府与民主政治的信任，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一句空话，甚至成为部分人、少数人操纵政治生活的借口。
然而，在人陷入了无边的孤独、焦虑与空虚之后，哪里还谈得上对政治、对政府的信任?市场经济将人与人间的关系置于一种强烈竞争、由于强调个性与独立而走向隔离与疏远的情况下，人与人间的信任感同样也日渐淡漠。“那些不信任他人的人，也不相信政府和任何制度”。“在(美国)1996年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叫不出本地国会议员的名字，一半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十分之四的人不知道美国副总统的名字，三分之一的人不清楚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在对这些基本信息毫不了解的情况下，美国人'对政治充耳不闻，对投票毫无兴趣。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不去投票，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动力，而且不知道要投票给谁。注册选民仅占全部合法选民的62%，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1996年的总统选举。
在民主政治遭到主人的抛弃后，市场经济文化也就失去了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支持。上述三种亚文化，都从不同侧面构成市场经济文化的不和谐音调，是市场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与繁荣的群体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