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当自强，山寨要领航”，“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野蛮创新、快速反应，实用主义是“山寨”成功风行中国的三把利器。 很难相信，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命运居然会与两座“寨子”紧密相关。
1964年2月10日，中国农业的命运被“大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所改变。有评论认为，持续15年的“农业学大寨”，在全面改变中国农业生产落后条件、实现农业升级改造、初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2008年，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左脚受困于金融危机，右脚却深陷“山寨”泥淖。
“山寨”一说源于粤语，泛指由山村工厂、家庭作坊所生产出来的低成本、低品质的产品。在内地，“山寨”之称始于1990年代末的MP3、VCD、DVD等产业，兴盛于2008年的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视等产品线，最后演变成为一种极具现实讽刺意味的流行文化，从“山寨明星”、“山寨剧”、“山寨歌”、“山寨药”、“山寨鸟巢”到“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等等，“山寨”成风。
传统的保守派对“山寨”怀有一种极端的厌恶，他们认为“山寨”的同义词是低级、庸俗与廉价，是知识产权、品牌与利润的毒药，是一群草寇、土匪和强盗，但是，他们显然忘却了“山寨”的同义词也可以是平民、时髦与实用，是反叛权威、挑战楷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猛士，是一群朋客、潮人与革命派。“山寨”背后的操盘者来自民间，他们最懂得大众内心真正的需求，这种看似低俗与低级的创造，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一场对精英和权威的嘲弄与解构，并像杂草一样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许多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最赚钱的汽车品牌并非奔驰宝马和宾利，而是日本的丰田，日本这个最擅长模仿的国度，正是在“山寨精神”的指引下，依靠生产“山寨”版的平民快消品而一步步在全球市场取得佳绩，中国制造业现在走的正是日本当年的“山寨”路。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山寨”身上能学什么?
野蛮创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从“康师傅”到“康帅博”方便面，从“雕”牌到“周佳”牌洗衣粉，从PUMA到PAMA运动服，从“五粮液”到“三粮液”白酒，从“雪碧”到“雪霸”饮料，从“肯德基”到“啃他鸡”快餐、从“奥利奥”到“粤利粤”饼干，想干就干。
“山寨机”也不示弱，快、准、狠，验钞、手写、蓝牙、WIFI、看电视、看电影、金属罩、如来佛、手写屏、大喇叭、大容量、超长待机、双卡双待、伸缩镜头、GPS导航，要什么有什么，“山寨”快公司的利器就是深谙大众需求，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将新品杀入市场，“山寨王”天语正是藉此成为国产手机王牌军，天时达、金立亦作为第二阵营紧随其后，向传统品牌及海外品牌发起总攻。受“山寨机”设计新、功能全、价格低、创意好、反应快、渠道新的刺激，联想、康佳等老品牌也纷纷上马MTK芯片，诺基亚宣称要“针对偏远地区进行针对性的消费者教育”，三星、摩托罗拉也纷纷放低身段，学习“山寨”好榜样。
快速反应。30天还是90天?这是“山寨机”与传统手机上市的时间差，有手机商算了笔账，“按市场规律，1600元以上高档机一个月跌200块，1200-1600元中档机平均每天跌3块，每个月跌90块。两个月的时间差，价格差180-400块”。敏感的市场眼光、快速的市场反应、严格的成本控制理念、畅通的产销整合产业链，让“山寨机’，在与时间赛跑中获取丰厚利润。
实用主义。“诺基亚重科技，三星重外观，天语重功能。”这是“山寨教母”荣秀丽的生意心得。山寨寨主们都是擅长玩口碑营销、病毒营销和跨界的高手，BMW、UFO、至尊宝、轰天炮、风水、我爱你，想印什么印什么，如果需要，他们甚至还可以给你生产以你姓名为品牌的手机。比照多年来中外手机对决，国产手机多以悲情收场，“战斗机”波导走上造车路，联想整体转让手机业务，夏新在2008年第一季度更是亏损1.21亿元，年销1.5亿部的天语、天时达和金立等“山寨机”正在以强硬的姿态收复国产手机失地。
“国货当自强，山寨要领航”，“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中国一直以“世界工厂”的面目站在世界面前，中国制造业一直以“血汗代工”来收获微薄利润，品牌的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一个以野蛮创新、快速反应、实用主义为利器的“山寨经济”正在流行。
“讨厌有理，学习有效”之
大学生 李楷谨 “我是在被别人讨厌中长大的”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1987年生／班长／校广播站播音员)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当班干部就当的是班长，记得三年级新换了一个班主任，后来非常神奇的就成了班长，算是一个很彻底的转变吧，我觉得当时老师选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学习好吧。那次对我影响非常大，小学一二年级属于性格特别内向，小时候个子比较小，老被人欺负那种，自打我当了班长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学时候班长权力很大，当老师出去了，你要管全班纪律，特别趾高气扬，从那之后我的性格就变成现在这样大大咧咧了。
小时候是个特别自负的人，小学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是我的死对头，一直到小学毕业。她学习也很好，很优秀，最后老师选我了，她很不服气，从三年级一直打到小学毕业，我当时特别强悍。我们对着干，互相看谁都不爽。开始揭对方的短，不管有无都往上拽。到后来我们班主任还因为这个事情找我们谈过话。
本身你很清楚老师为什么选你，因为你成绩好，就算老师选你有私心在里面，但学习成绩是摆在面上的，包括你上课时的表现，举手回答问题的积极性，我觉得都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如果上课时被老师点起来了，我不会或者没答全，站在那里会觉得特别愧疚，可能别人会认为“没什么，不至于吧”，但当时脸上顿时就有火烧火燎的感觉。这算是小学留下的一个毛病，积极嘛，举手可踊跃了，当时也没有人愿意举，于是老师总叫你。我到了初中时还这样，答了一道题坐下了，一会又举手，老师说，“怎么又是你啊，刚才一次说完多好”。
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包头市第一中学，属于重点中学，考进那个学校的时候觉得特别光荣，而且小时候也干过班长，所以一去的时候特别有把握，选班长肯定没问题，结果初一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时没有我，老师宣布之前我特自信，结果什么都没捞着，什么都不是，当时觉得心特凉。现在大三了，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班长可能只是管些很杂的事情，一个学姐跟我建议，大学时候多露露脸，你的简历上会多添一笔，大学当班长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我分析过自己，小时候较自负，长大了可能会收着点，但不见得能收多少。小时候，我爸妈总说，你出去别那么嚣张，可是前不久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不准备考研，她说我现在大三了，想想都替我发愁什么的，我跟她说，我本科毕业一出来能挣到两千多就很知足了，然后我妈说，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你当年的锐气都到哪里去了?我就说：做人也太难了，小时候你们觉得我嚣张，长大 了你们又觉得我没锐气。
“讨厌有理，学习有效”之
讨厌饭局组织者的周京 饭局像是黑色幽默的电影
在告别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后，周京向新同事新朋友们说，“我酒精过敏”。
周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个事业单位，经常被领导拉去“喝酒”。周京的“任务”是陪领导赶赴各种饭局，然后喝酒。在此后的两年内，他意识到当初高估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承受能力。两年之后，周京找到了他的第二份工作，随后“周京酒精过敏”的“传说”在他的朋友圈子里传播开来，造谣者即是当事人自己。
他对“饭局”的抵触一直存在。“当然有好朋友一起吃饭我是很喜欢的，和陌生人吃饭有点浪费时间。”周京的第二份工作和社区管理有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周京经常开着他的车，和各种朋友策划、组织很多活动――车友会、流浪动物救助、社区志愿服务――他的小爱车车身上，贴满了这类公益活动组织的不干胶贴纸。
“我觉得和人交流并不一定要吃饭，或者说‘吃饭’是比较低效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十几二十分钟就交代清楚一件事情，吃饭要用一两个小时。”而对饭局和饭局组织者最大的反感还不在于时间。“以前有个朋友，经常拉大家一起去吃饭、唱KTV，有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他组织的聚会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也没有值得一聚的由头，后来有一天，他拿出一张KTV的积分卡和用积分换的PSP，原来大家每次AA制付钱的饭局和K歌的钱，都成了‘积分’。当时只是觉得――他好聪明哦。”饭局组织者的某些功利性的目的，并不是周京最恐惧的，他最恐惧的事情是，他有时候对于自己“无法自在地满足组织者的目的”充满了歉疚和不安。“因为做社区工作，一次被一个朋友约出去，一进餐馆包间的门，里面坐了十几个完全不认识的老哥哥。”“老哥哥”们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来北京找“专业人士”咨询一些社区工作的问题。周京迅速被“老哥哥”们包围起来，坐在包间里，桌子上的菜一点没敢动，“十几双眼睛都在直直看着你，十几张嘴都在向你提问并且随时等着接你的话，我就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不敢答错人家的任何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提的全都是工作上的严肃问题，并且远道而来，我还不能敷衍人家。”
周京理解一些朋友想办一件事，必须凑出一个饭局的动因，但他始终认为正正经经地开个会解决问题更符合自己的做事风格。“其实饭局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你不知道在饭局上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周京自己偶尔也会召集朋友们吃饭，原则是吃饭的目的性不要那么明确。“参加聚餐的人里有一部分是自己熟悉并且喜欢的朋友，一部分是自己不熟悉或者不认识的朋友，大家仅仅以‘相聚’为目的吃一顿饭，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能够发现之前意想不到的乐趣，是最好的关于‘饭局’的设想。”本文来自《兰州工业学院学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