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炎同志的论著《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本论著的诞生，焕发出国炎同志对学术执着追求的精神，这在论著的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体现。
论著以三个新论为主线展开，即：“文化新论”、“现代化新论”和“传统文化现代化新论”，这三个新论就是这部论著与其他同类论著的不同之处、闪光之处、创新之处。
一、“文化新论”：“人化”与“化人”
对“文化”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却又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综观学术领域，文化的定义已经千奇百出，而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化作出一个有新意的定义则是一件更为艰难的事情，所以，国炎同志著作中的“文化新论”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从文化成果的角度对“文化”作现象性描述，从文化于人的功用的角度对“文化”作功能性界说，从文化的历史演变性的角度对文化作历史性定义，以及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标识性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映的角度予“文化”以社会性、主体性意义上的阐明，都是考察文化问题、界定“文化”概念的必要视角和线索，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正如论著中所分析的那样，描述性的定义把一切文化内容总摄于“文化”之中，使之无所不包，这反倒使其内涵与特质隐而不彰，模糊而不易确切把握；主体性定义高扬“人学”的旗幡，深入发掘文化的属人的精神特质和人的内在文化本性，揭示了文化即“人化”的思路，是很有深度和启发意义的，但该定义却又陷入“见人不见物”的泥沼，把“文化”作了先验的、静止的抽象处理，等等。许多的文化定义都存在某些单面性，如，作为主体与客体、人向物的外化与物向人的内化被人为地作了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对待和割裂。在对以往文化定义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国炎同志的论著对文化做出了一个新的哲学上的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人类主体在存在的历史上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持续外化、对象化自我的本质力量，去适应、利用、改造客体即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同时又确证、丰富和发展自我本质的过程和成果。它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内化与外化的辩证统一。”
与其他定义相比，这一定义体现了几方面的特质：其一，它能紧扣和凸显对人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解。文化实质上即是“人化”，是人类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和对象化的创造结晶；其二，它能紧扣和凸显对人的文化的社会性的理解。探讨人的文化主体性不能撇开人的劳动实践本质和社会关系本质（社会性的两层含义），否则就无法克服人性先验化、抽象化的错误，甚至会陷入神学化的泥潭；其三，它能紧扣和凸显文化作为外化与内化的统一性理解。“人化”是文化的起点和前提，“化人”是文化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文化是“人化”与“化人”，外化与内化的互动统一；其四，它能紧扣和凸显文化的历史性和功能性。而从另一层面说来，该定义的优点还在于它能方便地说明以下几种关系：（１）文化的根源及本质意蕴――人的自我本质；（２）文化的起源或发展动力――社会性实践即主客体互动过程；（３）文化的结构――人的知、情、意生命特性在实践中相应开出的科学、艺术、道德的文化体，它由内向外呈现了心态――制度――器物（行为）的结构层面与线索；（４）文化的动态过程――“人化”和“化人”、外化和内化的统一；（５）文化的意义与目的――“化人”：人的（本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
“人化”与“化人”，“文化新论”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突破了以往把二者割裂的理解，这便是论著的一新。
二、“现代化新论”：“大现代化观”的视角
从大现代化观的视角下去研究现代化，是该论著的又一创新、独到之处。
“现代化”问题，是作为考察新兴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转型或转变态势及前景的问题而被人们思考并提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概念一直被用来研究该问题。而今天现代化理论研究把传统和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作了狭隘的划定，如，它只是以现代以前的所谓传统社会（封建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作为考察的既定目标去展开研究的，其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现代化研究。而我们知道，传统实质是从过去至现在到未来的永恒创造和超越的无限过程。传统和现代乃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变迁的概念，今天的传统是历史上的现代，今天的现代也将成为明日之传统，所以，传统社会中发生过的现代化历程、现代社会中要发生的现代化历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应该是完整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遗忘的三大组成部分。
这便是“大现代化观”的视角，即认为现代化实质是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结构上的积极更新和转型发展，从而使人类生活在多层面上同步发生深刻转变的过程。它包括三个要点：（１）认为传统和现代乃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变迁的概念，今天的传统是历史上的现代，今天的现代也将成为明日之传统；（２）认为现代化并不只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性质和特色的现代化历程，也正是这些现代化历程推动着社会和文明的演进；（３）认为现代化理论不仅要具体研究发生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必须把对各个历史时代中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的现代化问题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大现代化观”的核心是把现代化看成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历史进步过程。
把现代化研究作哲学上的通观，把它看成是历时性的普遍而永恒的历史进步过程，既结合具体时代又深入到各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层面去考察，以此确立“大现代化观”，这成为国炎同志论著的基本视角和展开的思路，从而打破了传统现代化观的狭隘性，为现代化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更切实际的视野。
三、“传统文化现代化新论”：一般维度和具体维度
在阅读国炎同志的论著《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以一种宽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去关照“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即把“传统文化现代化”理解为人类主体为了自身的进步发展所进行的持续不断、永不停息的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迈向未来走向世界的过程。它内在地包含着各种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与比较、认同、会通、整合。这即是作者研究“传统文化现代化”所强调的一般维度，即从一般的宽泛意义上来谈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样就可以避免各种形式的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将传统文化现代化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揭示人类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这也能突破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中心――边缘”的思维定势，而将传统文化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内因为主、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充满矛盾的生生不息的过程。
论著所强调的具体维度是指，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期与具体的阶段，表现出特殊的时空规定性。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文化背景，各个民族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即使是在同一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与所确立的目标也往往迥异其趣，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文化现代化”就是每一个民族主体根据其特殊的“民”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博采众长，化外为内、化古为今，铸造民族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始终不忘它在具体时空架构中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规律。
这“一般维度”与“具体维度”的确立，实质上从哲学的高度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在该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它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矛盾运动过程，一个整合创新过程与一个主体完善过程；在该前提下，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本论著的又一创新。
四、“三新”：论著的基石
以“文化新论”、“现代化新论”及“传统文化现代化新论”为理论基础，论著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问题展开了精彩论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现代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关于古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论著从四个时期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现代化是从殷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其特征是从神本位文化走向诸子人学文化；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先秦到秦汉，其特征是从多元文化格局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第三次现代化是从秦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盛世，其特征是从经学式微到儒、释、道三教鼎立共弘；第四次现代化是从隋唐到宋元明清，其特征是从三教并立走向融合三教的宋明理学。
近代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又经历了一次现代化。论著认为，近代中国人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文化复兴”的艰苦探索与顽强斗争，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多方面的理论构想与社会实践，在艰难地扬弃古代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启了近代文化的新路向，合历史合逻辑地再现了文化整体转型的多重矛盾性和长期艰巨性，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文化资源。
现代时期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包含了两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贯穿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主要问题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论著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深入和持续发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有着独到的不同。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次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独到视角，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本文来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