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他者化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去他者化
“他者化”是一种状态，是自我失落的境况。这种自我失落表现为：学术思想交流中的失声，学术观点表达的失语，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失忆，在看待自身文化问题时的失位；而这样的最终结果，会导致自我在学术思想史中的失踪。他者化在文学理论中意味着我们所言说的文学理论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可是至少在目前来看，我们离开了这样的理论，我们自己就没有理论！这就相当于以前的老农可以自己观云测天，而在天气预报机制得到健全、天气信息得到普及的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来有把握地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这样，当需要知道天气才能劳作的农民在谈论天气时，他们不过就是复述天气预报所报道的内容，他们的讲述没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这种情况类似于目前我们文艺学的基本情况，而对这种情况进行一种基本的反思已经显得迫在眉睫了。
一、他者化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及其认识
他者化的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现实境遇，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文艺学的显著问题。这种境遇和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样，都是整体的西学东渐的结果，不过它们的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国学者阿·德里克尖锐地指出：
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的动力，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完全专注于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性和局部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则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欧洲中心意识形态掩盖了作为其动力并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权地位和权力关系。①
这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指出了有些本来属于欧洲文化的事实，对于当事人的欧洲学者显得非常自然，就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种认识在另外的文化和国度中，就不会显得理所当然。这里文化霸权有几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第一，欧美国家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地区在加入现代性进程时，以欧美国家的现实状况作为学习目标，于是欧美文化的眼光也就可能作为附加的因素产生引导作用。第二，欧美国家的教育体系和学科评价体系是从欧美的现实出发来拟定的，它可以反映欧美的文化现实和利益要求，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迈向现代化过程时，必须接受西方的教育体系和学科建设体系，那么隐藏在这些体系背后的评价体制就会发挥作用，它必然要求把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和地区置于边缘地位。第三，欧美国家掌握了相关的媒介传播系统，这些系统可能讲述“真理”，但在表达意见时，任何人及任何群体都不是完全客观的，都会有着一些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学科研究中也同样如此，在面对事实和面对真理的过程中，研究工作往往就会以“真理”来回避事实。譬如在生态保护问题上，水獭因为喜爱修筑水坝，改变了河道的自然格局，在评价指标上会被指认为是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动物。但事实上，人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程度更大。那么指认这样一个“真理”的人则会回避事实，只是把“真理”传达出来。同样道理，当在人际、族际之间发生类似的问题时，也会有着这样的偏袒。欧美的历史学家会说当年的蒙古人西征欧洲的过程对于欧洲文化造成了多大破坏，可是当年的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开拓中，除了直接的种族灭绝行径外，也破坏了当地的本土文化。譬如在印度地区，由于殖民主义的经济开发，使得英国的企业管理进入印度，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原先权威性的部落长老对于部族的统治力量式微。而进入到企业的年轻人，他们既是自愿也是不得已，必须把企业的各级领导者看成比部落长老更有权威性的人物，于是原先的文化秩序就由此改写。如果我们从现代化进程上把这样一个过程看成进步，姑且就承认这样的评价。如果从事实描述的层面来说，这也是对于印度传统的本土文化的一种破坏，而这种破坏并非印度人的自觉选择。
对于文学理论来说，这样一门学科如果从一些思想表达来看，中国古代也有悠久的传统；可是我们如果把今天的文学理论来与之对比，则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譬如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并没有在学科层次上区分，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观点大多都是古人在当时针对某一比较具体的情况而发表的看法；而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往往在着眼于文学现象之后，探讨一般的抽象层次的文学问题。这种抽象层次的探讨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思维路径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中国古代的批评家来说，就是需要力图把握具体作品的表达特性，寻求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可是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则是需要舍弃一些虽然在具体作品上有所体现但是缺乏普遍性、一般性的方面，追求对于普遍规律的探求。这种思维路径的差异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学科，因为学科分界的根据不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而是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差异。当我们看到这种差异的时候，就会认为将它们作为同一学科看待其实是比较勉强的，不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性质的关系而被扭合在一起，而是因为需要有一种把它们统合起来的要求。
歌德认为，需要有一种适应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总体的文学，这种文学不是基于民族性基础上的，而是代表了一种人类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文学，它区别于英国文学、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这样一些明显带有地区和民族色彩的文学，他将这种文学称为“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从歌德的“Weltliterature”翻译过来的，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也许宏伟壮观得过分不必要。其实歌德并没有这样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②
歌德的设想没有考虑到每个作者其实是植根于一定文化场域中的，即使在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大合唱时，还是会带上自己的文化口音。未来的“世界文学”更多的不是一种抹去了地区和民族文化色彩的平均数的表现，而是一种各具特色的仿佛有着多种乐器演奏的交响乐。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再来反思文学理论中西方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力，就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了。如果西方文论只是在我们原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扩充，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借鉴，那么这就完全是必要的；可是如果以这种外来文化基础上的文论来取代我们传统的考察文学的方式，那么这样做是不是就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事实似乎就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和教学内容中，通篇都是源自西方的理论，远者是从古希腊到黑格尔，近者是现代西方文论，中间还可以嵌入俄苏文论，至于中国传统的关于文学的表述只不过充当了一段理论说明之后的点缀，或者作为一种文学的现象提出来，然后采用西方的理论来做说明。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所提出的文学理论的他者化。
二、文学理论他者化的现实状况和代价
他者化的概念在逻辑层面的论证之外，还需要在现实层面进行归纳，这样才是一种完整的论说。考察我们的文学理论状况，是可以找到这种现实的表现的。这种现实表现可以从最低限度和理想限度两个方面来看。
从最低限度来说，一种文化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最起码要有自身的一种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这样才能保证该文学理论能够有一种传承，这是生物学意义上一个物种不至于灭绝的起码条件。从此角度看，现实的状况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大学里面的文学和艺术理论的教材，在理论框架上基本采用西方文论的模式，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而只是作为一种“学问”。这种“学问”的身份实际上也就成了博物馆似的学问，它是被束之高阁、被人膜拜的对象，成为研究生攻读学位的一种方向。从人才培养体系来讲，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人才似乎还有，可是这种后续人才自己的学问方式已经完全改弦更张，他们已经是外在于该种学问的人，与其说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人，毋宁说是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考古者！从理性角度看，一种文学理论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作为通行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支撑，可是在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类文章和著作中，既没有以“神韵”“意境”等概念来批评的实例，也完全没有那种用古人的“妙悟”“趣味”来看待文学现象的视角，这样，古代文论的套路就没有在今天发挥作用。这就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可以掌握古代的纺织方式和技术，但是它在今天实际的纺织中已经不能派上用场。
从理想限度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话，它就应该在运用层面大行其道。可是我们的现实状况呢？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都是西方批评的舶来品，或者是在这一基点上转述的东西，并且在进行这种转述工作时，完全缺乏自己的立足点。这种情况在现代性的后发国度普遍存在。当年，法国的现代派作品《恶之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文学界对于《恶之花》的接受程度完全不同于波德莱尔在本国的遭遇。当初《恶之花》发表之后，法国文坛对这样的写法根本不接受，认为它与文学所追求的美不是一路的，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表达，而这样的作品居然表现假恶丑；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它所体现的对于现代文明的审视态度才引起批评家关注，因而才有了逐步的认可。如果说法国在欧洲国家中已经属于观念超前的，那么在有着较多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应该也有对《恶之花》的批评意见才符合常理。但事实上，《恶之花》翻译到日本之后，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其中原因并不在于日本批评家本身多么前卫，而是他们认为法国的文艺在欧洲有着引领风气的地位，《恶之花》就属于引领风气的一个范本，只有对此持赞赏的态度，才能表明日本批评界可以跟上欧洲文艺的变化节奏。日本批评家桑原武夫对此评述说：
在考察欧洲全部文化的输入问题时，不能够忽视日本是后进国这一点。……当西方文化的各个门类被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介绍进日本时，日本的传统文学当然不足以与之抗衡。③
日本文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一套美学品格，就如日本的俳句有着不同于中国诗歌的特性那样，它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倾向。这种美学方面的特性作为一种人文文化，本来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劣地位没有关系，可是在文化交往中，当某一方面文化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其人文文化也就可以形成几乎是单向的输出这样一种优势地位，结果就出现了日本批评家对于《恶之花》这种相对于当时日本文学状况明显超前的作品也是一片叫好的景观。这体现出现代化后发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处于被殖民状况的现实。
当这样的局面形成之后，也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已经他者化了。他者化的代价就在于，其自身的文学需要由作为他者的外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来鉴定价值，于是自身的文学原创的追求就沦落到需要依赖外来者进行评判的地步。其直接后果就是，在文学创作领域缺乏自己进行探索的勇气，在文学研究领域缺乏学术原创的霸气，而在读者个人的阅读感受中也就缺乏出自内心的灵气。在这些都沦落之后，只剩下了暮气，而暮气是缺乏魅力、缺乏原创精神和感染力的。
他者化作为一种现实，其实受到损失的不只是后发地区，对于先发地区也是一种损失。首先，他者化意味着后发地区在看待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时，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在某些状况下当然也可能会有一种因为超脱而独到的眼光，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会由于不了解而发生错误的理解。譬如对于印度，西方人看到的印度人所笃信的宗教与基督教以《圣经》作为根本的方式不同，就以为那是一种原始宗教。其实，印度宗教最核心的部分是相关仪式，诵经是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文本方面，印度教与禅宗相似，主张不立文字。它不是没有相关经典，而是相对于宗教仪式来说，经典更多地属于参照坐标，而非时时需要动用的指南。从经典文本数量的浩繁及其所产生的时间看，印度教比基督教更为久远，不能认为是什么原始宗教。另外，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因为在当年欧洲殖民者看到了人妖这种景观，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泰国不同于欧洲文化的这一特征，就成为泰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的标识。其实，从泰国的角度看，泰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就是佛教的南宗，即小乘佛教，强调成年男子需要尽可能地参加佛事，一般是在某一时段作短期的出家修行，就相当于有些国家要求每个人都服一段兵役，只是兵役属于国家法律的规定，而出家则属于文化传统的律定。但是，当西方外来者处于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之后，他们那种并不确切的理解有机会得到了表达，于是在话语层面就会是人妖这样的景观成为特色。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泰国当局出于招徕游客的考虑，也故意在景点布置人妖的表演，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如果只是把外来眼光作为一种参照而不是演变为他者化，多一种视角本来算是好事。但在他者化的现实中，则是本来的眼光和意识都已经失去，新的意识和自我的生存状态不搭界。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它需要一种文化立场参与。失去立场的人文学科，缺乏一种以同情角度来看待传统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在于，没有立场的人文学科就没有一种对人的关怀。
其次，从深层次来看，他者化就是一种文化的被殖民化。撇开其中的文化失落感不说，还有一种后果就是话语被单向地复制，一种话语失声了，另外一种话语则得到无限制的扩张，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种独语。话语应该是在交流中传播，在相互的沟通中，有时甚至是在激烈的交锋中才体现出实际意义。在只有一种话语，尤其是在针对本土问题时只是依靠外来话语进行定位的话，其实就有一个话语的失真问题。譬如源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它对于西方的主流文化提出了严重质疑，其学术倾向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可是，当这样一种具有激进色彩的批判思潮引进中国后，就把其原先的反主导文化的性质，移换到了反对西方的文化乃至政府、制度等层面，而这样的移换对官方来说是可以利用的，它可以抵消一些推崇西方思想的力量，甚至还可以把民主改革的诉求与西方负面影响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比由中国自身来发布反西方的声音好得多的效果。因此有人提出：“一种在西方第一世界是激进的学术理论话语，在进口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时很可能会丧失它原有的激进性与批判性。”④而事实就是这样，西方学术理论话语所具有的批判性只是针对原初的语境，而这一种方式在中国成为一种可以配合有关当局宣传的内容，这其实就成了非批判性。可见，他者化的文学理论在事实层面有着扭曲，而在价值层面则可能有着颠倒。
三、他者化中自我建构的可能性
他者化作为一种事实已经存在。黑格尔当年提出，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小孩也一并倒走。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不是我们希望接受的现实，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文学理论本身也革除：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同时也没有这样的理由。既然有文学这一事实和现象，就有把它上升到理论层次加以观照的必要。在理论层次上思考，就需要考虑在他者化现实中，如何进行自我建构的问题。这种自我建构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封闭性之中来进行，而必须结合当前已经全球化的语境。这种语境中有着诸如西方强势话语的挤压，更有西方的科技强势地位辐射到整个文化领域造成的话语扩张。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的科技强势地位进行分析。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文化史角度提出，近代以来的科技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在西方引起了一系列的文化震荡，而这种震荡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可能有着更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西方科技毕竟是在自己的文化场域兴起的，而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更高，而第三世界则感受到外来的颠覆性影响。“高科技资本主义使第三世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同样令人忧虑的文化破坏。”⑤这种文化破坏不是某种阴谋使然，也并不带有某种主观的恶意，而是在于，高科技在谋求市场回报中需要制造人们对该种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也就是说，往往并不是生活有了某种迫在眉睫的需要之后，才来呼吁相应的科技手段，而是科技成果在走出实验室之后需要得到市场的呼应，那么这种呼应就要落实到宣传层面。譬如20世纪中叶，现实中人们并没有多少观看电视的冲动，当时人们有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就已经非常满足了，而这种消费品的普及和后来的节目制作以及对这些制作的宣传有关，这样才培育出观看电视的需求。电动剃须刀也是一个例子。从来刮胡须都是需要刀具，而传统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采用刀片作为工具，而电动剃须器在原理上和电动的理发工具没有区别，那么它的卖点就是推行一种每天都刮胡须，让脸颊保持光亮的男性形象。电动剃须刀不需要费事，在听音乐、看电视、读报纸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于是迅速推广。在这里，科技发明在应用中才产生出意义。也就是说，科技本身可能没有什么价值问题，只有把它应用于某一环节才产生意义。这种意义的催生不是某种邪恶力量，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促动因素。
可是，当先进的科技应用到落后地区之后，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就值得深入分析了。英国学者汤林森曾经就澳洲土著游牧民的生活模式的变化做过分析。土著人在生产和生活模式上与过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可是卫星电视的服务网络也覆盖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于是他们晚间的休闲节目就是观看电视，而在电视屏幕上播放的连续剧是美国的肥皂剧《豪门恩怨》。每晚的播放内容成为他们每日生活集中的关注点。于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成为外在的、不受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不真实的；而与他们实际上并不相关的生活却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焦点的转移势必会对他们的游牧文化本身提出挑战。如果说运用现代科技算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提升，那么这种生活的异质化，也就是说他们和自己真实生活的游离，在什么角度上可以称为对生活的提升呢？在18世纪以前的殖民化过程中，有着彻底摧毁原住民的生活模式，将其纳入殖民者的生产运行机制中，从而在经济层面也征服原住民的举措。在这里，不是通过武力作为基础的殖民化，而是在消费过程中使话语接受者舒舒服服地就范。
在他者化中进行一种自我建构应该是自救的出路。不过这种自我建构过程不是重新恢复到过去的封闭的生活就可以达成的。一方面，已经改变了的生活不能够再恢复原貌，就相当于原始森林遭到砍伐之后，恢复的只能叫次生林；另一方面，生活的改变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进步，恢复有可能意味着倒退。那么，在现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形下，如何改善现状就成为一个问题。
他者化现实的摆脱需要进行自我的建构。这种建构就是唤醒自我主体在场，在面对现实状况时要有自己的本位立场。不过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建立在一种民族性的狂热中就可以实现、可以奏效的。杰姆逊曾经就此表达意见说：“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仇恨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护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⑥文学理论自我建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在心理层次和现实层次两方面做好准备。就心理层次而言，那就是还得积极地吸纳源自西方的学术成果，因为要想争取主动，还必须在主流话语的框架中才能够进行。从现实层次上看，则需要发掘自身现实的材料，有时也可以部分地借鉴古代的、传统的学术系统，以古代的资源同西方的外来资源进行综合，这样就可能免于被他者化，或者说从已经他者化的格局中去他者化。这一工作非常困难，但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在有些人文研究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苗头。
进行自我建构的关键是寻觅自身的话语角度和方式，在这一寻觅中也不排除西方学者可能的发现，这就是杰姆逊所说的“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类型。在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尔特应邀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他在日本短短几十天里，感受到不同于欧洲文化的日本文化特点，包括各种礼节和行为方式，其中还有对于日本餐桌文化的描述。他看到，筷子具有的几项功能是刀叉不具备或不明显发挥的，即筷子有指示功能，它指向餐桌上的食物，当两根筷子配合时又有夹取的功能，另外它还有代替手指去挑开食物的功用，最后是它有运送食物的功用。他指出：“在所有这些功用中，在所有这些动作中，筷子都与我们的刀子（及其用于攫取食物的替代品——叉子）截然相反：筷子不用于切、扎、截、转动；由于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人们需要与肉食搏斗一番），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⑦这些感受只有对于使用筷子感到陌生、新奇的人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人乃至中国人这些使用筷子的族群来说，筷子的这些功能仿佛就是本来如此，只有在和西餐中使用的刀叉之类对比之后才会出现如此感受，而且这样的感受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出的。事实上，见识过筷子的欧美人何止千万！反之，本来使用筷子后来又见识了刀叉的东亚人又何止千万！罗兰·巴尔特独具慧眼的发现，确实说出了不同文化在餐饮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不过，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东亚人（日本人）是和平的，而欧美人则是攫取的，这样的结论可能片面。东亚餐饮在餐桌上体现的文雅，有着在厨房的残酷作为替代。翻看传统食谱中那些厨艺手段，其中如何烹制食品就有虐杀动物的状况，这是罗兰·巴尔特绝对没有想到的。
总的说来，自我的建构就是要寻觅一种既适合自身状况同时又不同于西方话语的言说方式，并通过这种言说达成一种新的理解和话语。这种话语在和主流话语的沟通中，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的、超越了民族和地区界限的话语。
四、他者和自我的定位反思
实际上，设定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关系是不是一种事实，这是值得疑问的。当这样两两相对的概念提出时，就显示出一种绝对的秩序安排。有人指出：“成双的功能差异的复杂格局这个概念，或曰‘二元对立’这个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二元对立的辨认是儿重‘最初的逻辑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我们看到文化自然的最初的独特的介入。”⑧这里二元对立的辨认已经深入到儿童心理，它属于文化的系统乃至跨文化的系统，即我们所见的各种文化中都有这种二元对立的痕迹，譬如在颜色上的黑与白，方位上的前与后，数量上的多与少，等等。同时，这种二元对立也与儿童心理成长过程完全吻合，即拉康发现的儿童大约在一岁时开始形成自我和他者的观念。这种自我概念成为儿童观察现实世界的基础，而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区别中获得定位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文化和心理的事实，既可能和真实的事物相吻合，也可能属于臆想。就如“鬼”的概念一样，它在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它只是子虚乌有。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是先在于事物的，并不是对事实进行反映的前提，而是便于认识进行结构安排的前提。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检讨作为二元对立框架的概念而提出来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
对他者和自我之间关系的检讨，最关键的怀疑的支撑点，就是在认识角度提出的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或者对应关系，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认识过程中为了方便或许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在实践过程中也要参照的框架，那就必须对于理性化的内容加以修正。李欧梵说：“现在通常讲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西方的主体是殖民者，东方或第三世界是被殖民者，是他者。但是，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主体本身没有意义，他必须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既然西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从殖民历史中来的，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他者或被殖民者要有充分的说话的权利，要说回去。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在美国写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印度人是不是能代表他者或被殖民者？谁才是第三世界的‘本地人’（native）？”⑨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互为对方的存在依据，同时两者只有在具体关系中才能得到定位。
查普曼曾经就南非白人的民族认同发表过意见。这些南非白人作为在南非生活的人，他们应该认同南非，可是由于种族矛盾问题，这种认同可能发生障碍；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他们又应该认同英国，不过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英国血统；在殖民历史上，南非分别作为荷兰与德国的属地，认同荷兰或德国也是备选方案。于是，南非白人可能在这几种认同之间徘徊，其中任何一种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其中任何一种认同也都多少与被认同对象之间有着距离。这里族群认同的关系就是涉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具体方面。当一个对象被界定为他者时，这一他者实际上是自我认识中的他者，它带有了自我的某些痕迹；反之，面对他者的自我是他者面前的自我，与他者出现之前也已经有所不同，即同一他者在不同的自我面前的意义是可以完全不同的。这样的情况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也是存在的。查普曼说：“西方的概念变得日益复杂，欧洲人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它的身份界定，美国是从现在，而来自东方的日本则是西方的一个主要力量，它信奉一个未来意识。”⑩这里都是对已经作为现代性同义词的“西方”的认识，欧洲由于是现代性发源地，当然希望能够追根溯源，对现代性加以关注；美国作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它并不排斥这种溯源，可是依靠溯源并不能有效说明美国在现代性的领先地位，因此它更看重当下现实的一面；而日本由于在近代以前与欧洲文明脱节，它不能从溯源来证明自己，而它也不是现代性的带动者，但是日本在现代性方面的确卓有建树，能够从与欧洲根本不搭界的历史中走向今天的成就，他们在现代性方面不能从历史渊源寻求答案，而只能从后来的成绩加以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目光锁定未来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面对一个事实时，自我主体并不总是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这种位移就可能对于他者有着不同看待。当这种他者不再作为对立因素出现时，他者就不再作为他者。在这里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事实，从国家利益层面看，是美国需要关注的；从自由的价值观念层面看，也容易引起美国民众的同情。不过这样一个状况，因为在早些时期中国社会的腐败、落后等负面报道的影响下，美国的政府和民众都没有怎么关注，反倒是传媒领域中的大亨觉得有必要扭转这样的情形。于是，他把一个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比附到美国的情形，这是传媒的接受者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在鲁斯媒体王国的报道里，孙中山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南部的美以美会教徒蒋介石还曾一度是‘宁波的拿破仑’，还有‘耶鲁’的孔样熙和‘哈佛’的宋子文。从1936年起，北京变成了中国的‘波士顿’，上海成了中国的‘纽约’，汉口是‘芝加哥’，而广州则是‘新奥尔良’。这种比附增加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熟悉感和认同感，使得一个与美国相似的中国形象日益在情感上为民众所接受。有时这些比附显得不伦不类。例如陕西省是中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而宾夕法尼亚州的重镇匹兹堡则成了四川省的重庆。但这种比附的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中国的‘匹兹堡’受到日本飞机轰炸时，美国民众的同仇敌忾感会油然而生。”由于这些报道的影响，“1937年8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有43%对中国同情，而到了1939年5月的测验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4%”。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他者，可是这一他者的形象被美国化了。同时，美国传媒具有全球覆盖作用，当它被中国的民众知晓后，也对美国产生了亲近感。这样一种感受从纯粹认识角度看当然属于误认，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下，这种误认可能对于中美双方都是有益的。一种宣传能够达成这样的双赢效果，实在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张荣翼
第2篇：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指向的逆向位移
话语指向问题是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基础问题之一，也是为多数研究者忽视的一个问题。该问题与文学理论中的进步观联系密切。
“进步观”源于生物学中的“进化”思想。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进化思想影响的逐步扩大，进步观才进入文学理论领域。“进步观”进入中国文学理论领域主要得益于近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因素。内在因素主要指中西两种进步观的相似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其中的相似性主要指，它们都以异端的面目出现，都切合了社会变革的需要，为社会变革服务，都指向未来，都强调变易的思想等等。其特殊性主要指，它们都处于中国传统经学体系解体的语境之中。外在因素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国家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形成的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潮。在内外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方的进步观念进入中国文学批评观念之中，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进步观交融，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进步观。
进步观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贡献很大，却也使中国文学理论患上了失语症。“进步观”之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根源与它自身生成的逻辑起点密切相关。“进步观生成的逻辑起点是线性的时间观念”，因为“时间是进步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进步的观念只有在线性的时间观中才有可能”。
线性时间观源于古希腊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决定论思想，但直到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线性时间观才最终取代循环时间观，成为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线性时间观具有单向性和不可逆性。这种特性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进一步强化。因此，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进步观也强调时间观念的单向性和不可逆性。
进步观的逻辑起点是线性的、单向的、无限前进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时间，机械地解释时间，否定了具有超越性的时间观念。这导致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不全面、缺乏深度、缺乏灵活性、缺乏理性、缺乏对社会现实语境的偶然性的认识、缺乏崇高的价值理想与意义。
早在古希腊时期，线性时问观念的指向问题就引起亚里士多德的注意。亚里士多德分析了作为时间之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过渡性状况，认为，时间是一个具有先后关系的、不可测量的、可变的数字序列。这个序列的方向总是指向未来。“‘未来’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感觉的积累，这些感觉产生了对未来的思想展望。这种假说得到了这样一个观点的支持：人类大脑前叶的最初发展可能与我们判断未来事件能力的增长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假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比如，这一时期的西伯来人和信奉拜火教的伊朗人都认为，时间是发展的，指向未来的。到了中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理论的基础上，奥古斯丁提出内在时间理论。内在时间理论认为，时间始于上帝创造世界。从创造世界、亚伯拉罕誓约到基督再临直至世界末日，这是一个连续的、直线式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是不可重复的、决定性的时刻。这种时刻总是面向未来的。因此，上帝的创造是指向未来的。这种指向未来的时间观念，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的鼓舞下，随着资产阶级的全球殖民扩张，成为近代影响最大的思想观念之一。
指向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语境是工业时代。随着工业时代被电子时代取代，电子技术使时间上的“解耦”与“去中心化”成为可能。电子技术使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边界逐步透明化，指向“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也随之失去魅力，被指向“现在”的时间观念取代。这种趋势也建立在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础的现代时间观念基础之上。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从属于空间。柏拉图、巴门尼德、罗素等哲学家都偏爱空间，也都认为，时间从属于空间。原因可能是，空间总以整体的面貌出现，而时间则是一点一点到来的。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完整地还原过去，也不能准确地知道未来。而只能体验现在。因此，时间观念指向现在，而不是指向未来。
以“现在”为指向的时间观念将我们的目光投向过去。聚焦于“现在”。“现在”不再是通向“未来”的阶梯，也不再是“过去”向“未来”过渡的中介，而是终点。“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线性的、并列的、等级性关系，而是立体的、并置的、平行的关系。“现在”不同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所强调的“当代”性，因为当代性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也不同于现代性中的“现代”。因为“现代”不仅指向“未来”，而且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这里所说的“现在”克服了上述缺陷。促使人以实际行动关注当下。
上述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它打破了进步观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用人文科学思维方式来研究人文学科及其话语。这种方法之合理性也在于，它激起了人们对当下的敏感性，摒弃了以“未来”为导向的线性的无限前进的时间观，摒弃了进步观。而文学理论的进步观本身就是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的误读。
因为，当今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进步观只注意到了达尔文进化观中“适者生存”的思想，忽略了“最适于生存的物种不能控制使它们适于生存的突变的过程”的思想。此外，从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本身来看，以异端著称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并不遵循线性的、前进的、指向未来的时间律。
因此，我们应该将这种时间观念从文学理论中剥离出去。文学理论史“不承认时间律，后来者并不具有时间上的优越性”。这意味着，在文学理论中，“过去”与“现在”不是线性地直接衔接在一起，二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主要指“现在”与“过去”相互交错的未知区域。在这个区域中，“过去”可以错位到“现在”，“现在”也可以延伸到“过去”。
具体到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问题，“文论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基本的逻辑预设是古代文论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之间出现了断裂。古代文论话语落后于现代文论话语。其实质是以时间先后来衡量文学理论话语是否具有创新性。这直接导致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两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以国外文论话语代替国内文论话语；第二种偏向是，以当代文论话语否定传统文论话语。这两种偏向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失败。而话语建构的失败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文论话语建构的焦虑以及文论失语症。这表明，以线性的、无限前进的时间观为起点、指向未来的文学理论话语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我们在建构文学理论中国话语时，忽略了文学理论话语的“现在”指向，即忽略了文学理论话语的非时间性、非确定性与偶然性的特点。因此，要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话语必须指向“现在”，要充分重视文学理论话语的非时间性、非确定性与偶然性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在一个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的区域之中。
该区域在文学理论中是存在的，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与“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命题至今依然存在争议，其价值被不断地重估。这充分表明，这些时期的文学理论现象与命题是极其复杂的，这些时期都是文学理论传统观念与外来观念激烈碰撞时期，也是文学理论观念的更替时期，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外来的观念相互混杂，充满了文学理论话语产生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未被充分挖掘。这些争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我们的研究能力不够，也不是没有充分的资料供我们研究，而是，我们忽略了文学理论中由非时间性、非确定性、偶然性组成的区域的存在。充分认识到并努力关注文学理论中这样一个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理论话语指向“现在”作了良好的铺垫。
要使文学理论话语始终指向“现在”，就必须在上述区域中实现话语“反转”。所谓的“反转”指作为空间性并置的“过去”与“未来”都向“现在”卷曲与倒转，都进入到“现在”的格局中。在这种格局中，“过去”发现自身的现实性，并成为有待实现的东西。“未来”发现自身的现实性，获得实现。这种思想来源于希伯来语中动词的语法。
在希伯来语中，动词的形式主要取决于动词的态。动词的态共有两种，即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当一个动词放在完成式前。完成式就会变成未完成式。反之亦然。这种“反转”现象在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中是存在的。比如，“气”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术语，其含义最初指大自然中的云气，后用来指人的精气，再从指人的评价标准到指文学的评价标准，最终到指人的高尚的品格。它自身的形式也经历了从“气”到“正气”的演变历程。当我们将其放在“过去”的语境中来考量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还有传统语境中所不具备的“积极的精神感染力”这样一层含义。当我们将其放在“未来”语境中，比如，共产主义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该术语的上述含义的现实性已经实现。但是，这两种含义在“现在”的语境中，都实现了“反转”，因为，它们都指向“现在”。这种以传统文论术语为源头的考量反过来又发现了“现在”语境之中文论术语应用的不规范的问题，比如，将物理学术语“正能量”用于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中。解决此类问题同时也凸显了传统文论术语的“现在”意义，使传统文论聚焦于“现在”。最后，解决该问题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现在”语境中恰当地解决文论问题必须从对传统文论话语的考察入手。
只有从对传统文论话语的考察人手，文学理论话语才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才能真正指向“现在”。所谓的文学理论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指充分发挥文学理论话语的诗性，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价值判断、状态描述以诗性的语言表达出来。所谓诗性，主要指汉语的蕴藉性，是汉语外在的形式美与内在的模糊美的有机统一。所谓汉语的外在的形式美，主要指文学理论话语给人的视觉美、韵律美等，比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的话语。它们看起来整齐，给人以视觉美，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以韵律美。所谓内在的模糊美，主要指文学理论话语能传达文学理论话语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模糊美在文学理论话语中是统一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模糊美就受到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视。比如，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涉及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审美性，并在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被进一步概括为“话语蕴藉”。承续上述文学理论话语的上述特点。20世纪90年代，钱中文教授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命题，童庆炳教授提出文化诗学命题，曾繁仁教授提出生态美学命题。新世纪以来，汉语的诗性特点仍然在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王一川教授提出的兴辞诗学命题，就很好地将传统文论话语的感兴体验性与现代语言包括现代汉语的修辞性统一起来，将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结合起来。这在中西文论话语融合的视野下充分发挥了汉语的诗性特点。此外。周宪、高建平、陶东风等学者则致力于从艺术的维度来发挥汉语的诗性特点，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
这些学者所建构的文论话语都指向“现在”。“现在”不是指当下的一种时间状态。而是指一种文学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认为，文学理论话语既是对文学作品抑或文学现象在某个历史时刻的有限、彻底的解释，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解释对象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归属，因为，每一种文学现象，“每一部作品，每一个文本，都包含了一种历史的指标，它既显示了文本对决定性时刻的归属，也表明文本所做的只是达到其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中的可辨认性”。这种可辨认性是相对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学理论话语的不可辨认性而言的，指一种“可辨认的当下”，即文学理论话语的已有内涵在一瞬间与现在结合在一起。
以现在为指向对于我们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学理论话语在不同时期之历史印记。比如，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范畴“崇高”（sublime），最初被朗吉纳斯用来指文学中的一种情感修辞效果，后来伯克用分析了其心理学与生理学基础，再后来，大卫，休谟、哈奇生将其当作主观的审美经验来论述，门德尔松将其当作想象的例证来梳理，爱迪生（Addison）论述了其情感作用。直到康德才成为一个美学范畴。崇高在每一个阶段的含义都有其当下的印记。这为我们认识文学现象之复杂性与解释者的自身的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有利于我们充分发挥汉语的诗性特点。正是汉语，我们才能既容纳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又包容解释者在理论素养与理解力方面的差异。比如，“大”作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的重要话语范畴，“既能表现事物的无限性，又能表现事物的外形之庞大，还能表现事物的完美性”，是“sublime”（崇高）所不具备的。该范畴延续至今，虽然它原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每一个含义的“当下的可辨认性”仍然清晰可见，它依然是当代文学理论与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并常常用来与德国古典美学中的“sublime”（崇高）进行比较研究。以从中阐发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独特性，为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的建构奠定基础。
第三，有利于打破中国文学理论中的等级观念。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广泛传播。文学理论话语指向“未来”、不指向“现在”的倾向已经有所转变。这种转变指文学理论话语由指向“未来”转向了指向“现在”。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等级观念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与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等级观念的批判类似，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也深入挖掘并严厉批判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等级观念，这种批判立足于“现在”，以传统为源头，强调打破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等级观念对于文学理论的现在意义。是一种以“现在”为指向的文学批评话语。
确立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在”指向，意味着，我们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话语资源，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的文论话语资源对于解决当下文学理论问题的意义，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树立各个学者之间的平等的意识。“文艺学的世界是多极的，不应存在绝对的不可置疑的权威。唯一可能有前途的途径，即充分意识到各种学派、各种观点之间的平起平坐和相互补充。”只有真正树立平等的意识，我们才能进行真正的交流，才能推动文学理论共同体的形成，才能促进平等的学术环境的形成，才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只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解决更多的文学理论问题，才会有更多机会建构出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只有建构出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我们才有可能在与国际文学理论同行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文学理论界赢得话语权，才能重拾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自信。
有了话语自信，我们才能尊重与爱护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传统，努力地学习并挖掘传统的话语资源，从而更加努力、更加自然地以自己的话语提出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会推动话语思想与话语理论的经验积累，推动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不断进行。最终，文学理论话语思想与话语实践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文学理论研究者才能以自己的话语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总是当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由此产生的文论话语也总是以“现在”为指向的。由于摒除了等级观念，这种以“现在”为指向的文学理论话语才回归了传统，回归了现实问题。
作者：郝二涛
第3篇：北大文研班与新中国早期文学理论话语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之前源于欧美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在脱欧入苏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过程中，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成为时代提出的问题。
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全面学习苏联，文学理论也不例外。与其他行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思考相近，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以苏联为模板，从苏联引进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就成为当时可资实现的选择。实现这一选择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广。1954年，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办了文艺理论研究班，延请苏联专家对当时高校文学理论教师进行思想引导和改造。研究班结束后又由高校教师撰写教材，将新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传播到全国。从此，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
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以下简称“北大文研班”）这一文化事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主流话语形成的源头。蒋孔阳全程参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很好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早期话语建构和传播的历史任务，具有代表性意义。从蒋孔阳和北大文研班文化事件的互动人手，我们可以探求文化语境和蒋孔阳《文学的基本知识》之间的关系。
一
在1954年春到1955年夏的一年半时间内，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举办文艺理论研究班，请来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帮助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理论。苏联专家毕达可夫于1954年2月20日来到北京大学，受到学校领导与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北京大学校刊》第十一期（3月4日）以《中文系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教授到校》为题刊发一则消息，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同年的5月3日，《北京大学校刊》第十五期题为《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简讯报道了毕达可夫帮助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消息：“萨坡什尼可夫同志和毕达可夫同志分别帮助哲学系、中文系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可知，毕达可夫不仅仅是普通被邀请来华讲学的学者，他实际上承担着按照苏联模式帮助中国初步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的任务。毕达可夫一行苏联专家的到来及北大文艺理论研究班的成立，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从欧美传统向苏联传统转型过程全面开启。
文化语境的急剧转变带来欧美文化向苏联文化的转向，文化转向导致文化思想的选择。如何理解文化转向过程中苏联文学理论的内容及其性质，需要关注文艺理论研究班的授课内容。张文勋回忆授课内容说：
我们主要学文艺理论，主讲老师是毕达柯夫，他是季靡菲耶夫的学生……实际上，我们学的主要是季靡菲耶夫的东西，他的著作后来又被翻译到中国来。胡经之后来评价说：
我听了两个学期，觉得基本上是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体系，哲学基础是认识论，只是增加了不少技法理论，再加了不少俄罗斯古典作品的例证。根据张文勋和胡经之的回忆可知，当代中国摆脱欧美传统后，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实质内容是季靡菲耶夫的文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以认识论为视角，结合苏联的文学实例，加以技法讲解来解释文学及文学现象。除了胡经之提到的这些特点之外，季靡菲耶夫的文学理论自成体系，并有一套自己固有的理论概念，其中不少概念成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概念，如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党性、典型等。后来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实际上就是将季靡菲耶夫文学理论体系和核心概念中国化的过程。
理论班学员的主体构成除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等各系高年级学生的15名在校生为正式成员外，教育部还要求全国各大综合型大学都要派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培训。被云南大学派去学习的张文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我们班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大学中文系来的，北大、复旦、南京大学、北师大、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几乎综合性大学都派了学员，中文系、外文系的许多老师也来听课，人很多。我们班的正式学员有30人左右，多数学员比较年轻，我们大都是二十多，但也有几位年纪较大的教授、副教授，还有两位是系主任。从这段回忆可以确证，北京大学文艺理沦研究班进修教师实际上也是教育部安排这次研究班计划要求的部分，而各高校都很重视这次学习，不仅派了中青年骨干教师去参加，还有教授、系主任去认真钻研。蒋孔阳是复旦大学派往北人文研班学习文艺理论的年轻骨干教师。一起去进修的其他学校的教师还有：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霍松林、东北师大中文系的李树谦、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文生、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郝御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吕慧娟、福建师大中文系的林仲铱、厦门大学中文系的蔡厚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李景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邱世友与楼栖、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杨咏，等等。另外，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班的全体学员也在听课。甚至有时杨晦、朱光潜、蔡仪等北京大学的文艺理论、美学专家也和年轻人一块听课。可见当时北大文研班的规格之高。
胡经之的回忆能再现当时学习情况，他说：
当时，教育部直辖的院校：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大都来人了，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批文艺理论教师。那时霍松林（陕西师大）、蒋孔阳（复旦大学）、张文勋（云南大学）和楼栖（中山大学）等人已进入中年，都教过中国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课。他们参加研究班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听毕达可夫讲的课，好回去开文艺理论课。他们边听边研究，写自己的讲稿。蒋孔阳当时30岁刚出头，他的《文学的基本知识》（1957年出版）就是那时写的，后来，他在文艺学、美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胡经之的回忆能证明文艺理论研究班所推行的文学理论就是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滥觞，而各地派来的学员就是新中国第一批文学理论教师，他们身上担负着新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使命。在当时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这些教师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在改造的同时将最新的苏联理论转化为适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文学理论话语。究竟引进的苏联季靡菲耶夫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何，新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话语经过文艺理论研究班学员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学习、接受及转化，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可以通过研究当时文学理论班具有代表性的学员对季氏理论的接受状况来了解。胡经之特别提到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也提到后来研究班的学员中蒋孔阳的成就最大。研究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状况，北大文研班时期的蒋孔阳及其后续的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二
蒋孔阳是否完成文学理论话语转型的任务，可以通过细读历史遗留物《文学的基本知识》获知。《文学的基本知识》按照文化改造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了季氏的体系结构，也是证明其完成意识形态改造和文学理论转型的充分事实。从选择讨论的问题来看，《文学的基本知识》的28个问题来自于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标题都没有太多变化的有19个。《文学的基本知识》与《文学原理》变化不大的标题按顺序对应参见表1。
从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蒋孑L阳从北大文研班毕业后，接受了季氏的文学理论体系，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时期。
从文学理论体系的考察可知，在《文学的基本知识》撰写结束后，蒋孔阳基本实现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任务，完成自身由先前的欧美文化传统向苏俄文化传统转型的历史任务。在肯定《文学的基本知识》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之余，我们也应该看到蒋孔阳从接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开始，就在抵制当时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试图在理论上解决当时文学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现实问题。蒋孔阳在《文学的基本知识》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本质：
公式化和概念化者，他们实质上，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同形式主义者一样，忽视了客观的现实生活，完全从主观上的一些概念或公式出发，结果，他们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活泼泼的生活内容与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文学的基本知识》还通过研究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来深化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判，比如对“典型”这一概念的认识就与当时通俗的解释不同。蒋孔阳认为，文学以塑造形象为根本，典型性格的塑造要概括出某一社会集团某些本质的性格特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特征必须“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物：“它必须以个性作为基础。离开了具体的个性，性格就将变成是抽象的了。”也就是说，塑造文学形象要首先是一个具体的、富有个性的个体的人，其次才是人物所蕴含的类型概括。这样就可以避免人物成为只是一个传达概念的抽象的呆板的人物，变成活泼泼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是常识，但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实践上容易主题先行，而理论上又不加反思地自上而下全面引进公式化、概念化比较突出的苏联文论，当代中国的文学逐渐像蒋孔阳所料想的一样，失去了活泼泼的生命力，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后来比较流行的“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方式。
三
季靡菲耶夫的文学理论经过知识分子接受后，完成外国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初始阶段，成为新中国文学理论主流话语的内容，但全社会的完全认可和广泛传播，才真正使其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学理论话语。北大文研班文化事件后续的历史辐射由进修教师撰写的初级读本和教材彰显。后续初级读本和教材的撰写保证了已经建构的新的文学理论能够在全社会传播，获得社会的全面认可，完成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最后一个环节。
当时的情形比较特殊，胡经之回忆说：
参加研究班的有好几十人，满满地一大教室。因为当时国内无统一的文艺理论教材，所以大家听课都很认真，一字一句地记笔记。
毕达可夫不懂中文，只是用俄语讲课，中文系配了翻译，所以进度很慢。也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教育部急于建立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所以选择以集中的方式培训教师，但当时新引进的季氏理沦通过口译形式进行，其内容还未被翻译过来。这种情形下，文学理论话语转型虽然有内容却没有可以传播的有效载体，北大文研班内部则承担着将其理沦有效转化成可被理解且符合中国实际的教科书或初级读本的任务。因此，北大文研班所承担的新中国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和传播任务就由后来学员们所撰写的教材和基础读物完成，其对当时的影响和历史的辐射力也由此而成。
进修教师的基础读物对新建构的文学理论话语传播情况，胡经之的回忆也能说明问题：
不少教师也边学边写，上完课，他们编写的《文学概论》就出版了，而且比毕达可夫的讲稿出版得还要早。霍松林的国学基础很好，熟悉中国古代文论，所以，他很快把苏联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结合起来，出了《文艺学概论》（1957年出版）。李树谦、李景隆合编了《文学概论》，冉欲达、康倪出了《文艺学概论》（1957年），刘衍文出了《文学概论》（1957年）。当时就出了好几本这样的教材。而毕达可夫的讲稿等到1956年研究班结束，才从俄语翻译过来，并等到1958年末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通过改造教师的思想，再由教师把新思想带回学校，由学校通过教材和教学进而改造整个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与文化生态。这个历史任务最初是由教材编写完成的。按照胡经之的回忆，由于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到1958年才出版，北大文研班所形成的全国性影响并不是由毕达可夫而是由这些进修教师完成。他们在1955年就回到全国各地的学校，按照学到的内容改造教学，已经完成研究班成立时所携带的任务。到1957年，陆续出版的教材构成新中国教材建设的一大景观，也初步解决当时无教材可用的现状，基本完成当代文学理论意识形态改造和话语转型的历史任务。其中，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李树谦、李景隆的《文学概论》，冉欲达、康倪的《文艺学概论》及刘衍文《文学概论》均在1957年出版，是这批基础读物和教材建设所取得成就的代表。
吴中杰在《海上学人》中描绘了当时蒋孔阳《文学的基本知识》热销和传播效果的情形：
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
蒋孔阳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回忆《文学的基本知识》的影响力时称“《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几个月之内，就销了20多万册”。
从实际效果看，以《文学的基本知识》为代表的专著或教材，既达到当时为年轻人写一本普及性的文学读物的目的，也通过教材发行的方式完成北大文研班改造当时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式和话语的目的，完成了北大文研班承担的主流文学理论话语转型传播的历史任务，进而完成了新中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的意识形态改造。
四
经过对历史的梳理可知，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话语是文化塑造和建构的结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经历自上而下对文学理论话语内容的文化选择。其次，国家通过知识分子思想引导和改造，在精英阶层完成理论内容的初步接受，进而完成外国文学理论的初步中国化。最后，由知识分子撰写基础读物，将经过筛选的文学理论话语内容传播到全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新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就此由欧美传统转变为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理论。确切地说，苏联季靡菲耶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成为新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可以说，季靡菲耶夫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新中国早期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
评价当代中国早期文化建构过程中文学理论话语的历史建构，则应该一分为二。在当时文化转型过程中，引进苏联文学理论是历史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毫无借鉴的情况下，全面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无可厚非。但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则值得反思。季靡菲耶夫若放在古今中外的理论家中比较，无论是知识还是理论问题的创见都不足以与其理论在中国主导主流话语几十年的历史影响力相匹配。一个普通的外国文学理论家的某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依靠意识形态的推行在异国他乡长期处于主流话语的位置，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奇怪。最重要的是这一结果直接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所提出的问题被遮蔽和弃置了。什么是与新中国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究竟如何建构新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这两个对新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建构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在当时没有被更深入地思考，后来也没有再次引起学界的注意，更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和论证。对中国历史文化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的遮蔽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漠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理论脱离实际越来越严重，文学理论对现实的阐释能力越来越弱，逐渐走向空蹈之风。直接引进外国文学理论代替从现实中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实际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学界比较热衷的理论建构的方式。而支持一种理论产生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被掏空之后，由于在中国又没有生成其理论的现实依据做支撑，所以大家在空而又空的概念、范畴漫天飞之后，自己也不知道理论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理论研究者的焦虑、自大心态，喊出“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心声，又有动不动就建立宏大理论体系的雄心壮志，当然一些热闹的伪问题被当作话题吵来吵去也变成常态。若追寻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历史精神根源，恐怕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所遗留的主体精神缺失有莫大关系。由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主体意识几近缺失，造成与外国文学理论对话的主体间性不能够形成，理论与理论的平等对话丧失，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至今仍然忽视中国体验和中国问题，真正的本土理论建构成果受到影响。
也应该看到，在主流话语建构过程中，虽然理论家不能脱离历史而独立存在，但在不加反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根据现实对当时的理论有所思考。作为此接受过程的历史遗留物，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很好地完成新中国意识形态改造过程中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任务，并将其传播到全国。另一方面，它内部与当时建构的文学理论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作了不遗余力地斗争。就蒋孔阳而言，他的这些前瞻性的思考如果在当时得到重视，我国的文学实践中就不会出现人物塑造“高、大、全”的极端认识。蒋孔阳在特殊历史语境中的态度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学习。作为一生以引进和译介西方文论为追求的学术大家，蒋孔阳先生在特殊境遇中的独立精神值得赞赏，其面向时代要求积极建构适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真诚，以及对外国文论的谨慎态度非常值得今天西方文论为天下的当代文学理论界重新思考和学习。如何恰当地在中国文学现实和文学经验中提出问题，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合理引进、吸收、运用西方文论，可能是今后西方文论从喧嚣的学术氛围中走出，获得对中国学术建构的历史意义必须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作为文学理论与美学大家的蒋孔阳先生在风云突变的历史环境中所思考和坚持的学术精神，是当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应像他的理论一样长期被埋没，而应该作为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被挖掘并继承下来。
作者：孙淑敏
第4篇：高职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理论的有效引入
自20世纪初，各种形式的文学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形势，不同形式的理论文学也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对文学的理解，基于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流派的文学理论不仅为理论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对文学创作、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英美文学教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英语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时，英美文学属于重要的部分，占据的教学时间也较长。该课程在设置之初，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英文原著阅读能力以及英文文学名著的欣赏水平，通过这门课程为学生介绍西方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也存在着塑造学生健康心灵的重要任务。在英文教学当中引用文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发挥它的借鉴作用，之所以具有借鉴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原因一，英美文学教学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文学鉴赏以及知识的基本方法，这些都属于英语专业教学的教学大纲内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自身就属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内容之一。原因二，文学教学与文学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都需要文学理论对其做出相应的总结与回应，这也是各个时期，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迅速、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原因三，现今，国内的一些学者联合研究者共同开展了关于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文学理论的尝试，例如文学教学中，教师会使用一些读者反映、伦理学以及心理学来作为教学指导。在国外的经典实验中，瑞恰兹曾经选择了一些不同的、隐去作者姓名的诗，将这些诗交给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些好诗学生却弃之敝屣，毫不在意。针对此次试验，瑞恰兹写了一本叫做《实用主义批评》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细读法”理论，这一理论在学生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就显现出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可以与文学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实现有效率完成教学目标的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理论引入的必要性
英语专业中，之所以提出英美文学中引入人文理论的话题，主要是因为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文学理论在存在上具有抽象性，在运用上多用于文本分析以及多角度阐释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理论还存在着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文学历史与文学作品的作用。在文学理论中，跨学科性、思辨性以及多元性是文学理论的主要三大特征，所以它不仅可以降低学生对于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理解难度，还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自我思考能力，增强自身的总体素质。英语专业人才的发展现状是许多专家担忧的焦点，所以对于英语专业进行的教学改革中，众多专家关于加强文学类课程比重的呼吁较高。所以应该着重加大英美文学课程的比重，提升课程的学分数与学习课时。
文学理论课程在众多的文学类课程当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门科目，所以英美教学当中应该设置与文学理论课程相应的学识与学分。但是在实际教学当中，偏侧重于介绍文学知识与文学作品阅读，对英美文学课程缺少相应的重视，尤其在文学理论引入这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近期才有的，而是长时间的忽视导致的，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师对于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是教师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产生了一定的误区，教师认为文学理论一般都是晦涩、艰深难懂的，学生可能很难理解，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当中就逐渐将文学理论淡化处理。而事实却恰好相反，英美文学教学当中引入文学理论正是揭开文学理论神秘面纱的最好办法，揭开文学理论的面纱，学生就能够接触到文学理论的亲和面貌，也逐渐走出只有精英人士才敢接触文学理论的认识误区，置身于文学理论的神秘之中，臣服于文学理论的魅力之下。
三、文学理论教学应注重结合理论讲授与文本分析
英美教学当中想要实现预期的文学理论引入效果，文学史或文学作品在讲述的过程中只简单地涉及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文学理论导论”或“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这门课程可以简明系统的为学生展示西方的文论知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理论。文本分析与文学理论相互结合的教学方式讲授文学理论的主要方式，在文本阐释中应用文学理论，使文学理论褪去抽象化的外衣，去除神秘化的色彩，变得更加亲和化、具体化，让学生摒弃对文学理论神秘艰深的传统观念。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文学理论，觉得文学理论课程枯燥、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文学理论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文本分析作为教学实例，教师只能为学生解读抽象的理论，文学理论不能够摆脱抽象化，学生自然也更加难以理解，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得好，“实践出真知”，文学理论虽然属于理论知识，但是其初始来源始终是文学实践，当然，最终也要应用到文学实践中去，教师在传授过程中不能够将其作为单纯的知识进行传授，还要在文学解读、文学现象分析等方面中进行文学理论知识运用，这样理论才能够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由此可见，英语文学理论课程的讲解形式必须采用文学理论结合文本分析的方式。教师在选择文学作品或者文学批评文章时，一定要选择比较经典的文章进行讲授，首先要求学生进行文章阅读，在阅读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讲解和讨论。教师可以对学生提出参考相关文学评论文章的要求，阐述观点时要结合自身对于文章的理解进行解读，锻炼学生的文章解读能力。
如果教师仅仅将文学理论课程当成是一门知识性的课程，只知道向学生灌输抽象的文学理论知识，那么学生的想象能力逐渐受到束缚，思维能力与文学学习兴趣的培养也会受到限制。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教师可以选择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进行文学理论讲解，在实际中联合理论进行解读，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为学生阐释文学理论中的丰富性以及多元性，激发学生的文学理论学习兴趣，引领学生走进文学理论知识的殿堂。学生在文学理论学习期间，自身理论思维与文本分析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不断的加强学生的文本分析训练。在文学课程的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对文本分析进行着重讲解，简单明了的介绍西方文论的各种流派，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不同流派理论分析的运用依据，这样学生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到文学理论知识，学会文本分析。
阅读实践是作品分析的基础部分，尤其要求教师熟悉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评论。首先，教师要大量的进行文学作品阅读，并引导学生有方法、有目的的阅读，养成学生进行大量阅读以及自我反思的习惯。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要把握好阅读环节，学生当今存在一个不读文本的普遍现象，学生没有阅读的体验与对文本的感受，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就无法进行.因此学生只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去。
高职英语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既要结合文本分析进行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爱好，带领学生逐渐走进文学批评的殿堂，还要注意为学生展示文学理论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趣味性，提升学生对于文学理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学生今后的文学学习有很大的益处。
作者：陈霞
第5篇：翻译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理论学术研究
一、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形态
1.文学翻译初探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呈现出三种形态。文学翻译初探是其中最基本的形态之一，它主要包括对古今中外大量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尝试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并归纳翻译现象的变化规律与适用规则。同一时期，我国翻译界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文学翻译理论为主题的学科著作，但目前对理论结构的建立与发展还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认识。并且大部分研究文学翻译理论的学者没有将文学翻译作为单独的研究目标，造成了对彼时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忽视。
2.文学翻译动态实践过程
在该形态中，把文学翻译与包含在翻译学中的翻译文学区分开，使其独立于翻译学，形成新的领域。此领域中，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变化的实践过程，其重点在于研究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该形态主要研究翻译的实际技巧与应用。例如，在文学作品翻译之前，翻译人员应该对作品的基本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如背景、时间以及结构等，从而为翻译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然后加强对作品的表达与理解，避免词不达意的现象。
3.文学文本研究
在第三种形态中，学者们逐渐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区分开来。他们强调文学翻译是一次实现转化的翻译过程，包含中外文互译。而翻译文学以翻译作品为研究主体，对译作进行研究。文本研究并不是特别看重翻译的实践应用，而是重视理论本身的研究与论述。我国第一个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谢天振教授，他对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概念进行了相关区分，这对明确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范围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结构。
二、翻译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主要策略
1.整理已存本体理论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都对翻译文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其一般都局限于翻译文学的实践方面，而且较为零散，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零散的理论与观点进行必要的整理与总结，然后根据我国翻译文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善，从而建立完整、系统的翻译理论框架。总而言之，前期整理已存本体理论的工作对翻译理论框架的建立非常重要。
2.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的构建能够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依据。只有具有完善的框架结构，我国的翻译文学理论才能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目前，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结构建设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首先，我国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如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一些翻译家提出的翻译原则及规律总结；其次，“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都能为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一定的依据；最后，理论结构的建立需要具有逻辑性与实践性。我们可以借助当下的翻译实践著作，分析、研究并进行梳理，提出新的观点，完善已有理论，推动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发展。
3.选择合适的翻译方式
在不同时期，翻译方法也大不相同，这使翻译作品呈现不同的特点。例如，在晚清时期，人们对国外文学的阅读需求主要是学习其先进思想，因此翻译更倾向于功能化；而当前对于散文的翻译则更注重语言的美感。不同的作品对翻译方法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因此，翻译人员应该在尊重原著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翻译。翻译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的最终效果。研究人员应该加强对翻译方法的分析，明確每种方法的要求与标准，构建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理论结构的建立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构建系统的翻译理论结构，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框架依据，实现我国翻译文学的规范化发展。
作者：卢杨夏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