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独立学院公共英语课堂的教师话语分析
独立学院不仅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今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民主意识强，崇尚个性自由，个性张扬，心态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不能满足他们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模式也就顺因而生。该模式倡导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相结合，势必要求教师权力的下放。然而根据教学实践，笔者发现独立学院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学生的自主学习性较差，学习目的不明确，他们习惯于依赖老师，习惯于依赖课堂教学，对大学“引导式”的教学模式不适应，如果教师话语权力下放尺度过大，极其容易使学生感到迷惘，无所适从，进而产生课堂无序的状态，如果尺度过小，又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公共英语教师如何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独立学院公共英语教学环境下，把握话语尺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
（一）有较强的英语学习欲望，但是缺乏毅力和刻苦精神。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从入学开始，对英语学习有较明确的目标——通过英语课程考试以及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常在大一第一学期对英语学习目标也付出过一些努力。但是一学期过后，学习英语的热情明显消退。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追究热情消退的原因时，很多同学表示自己坚持记单词一两个月，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没有显著的提高，这充分体现了学生缺乏学习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语言学习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英语学习上缺乏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独立学院属于三本学校，学生从心理上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底气不足，很多学生对英语学习持消极的态度，缺乏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这使得虽然入学之初对英语学习有良好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热情，但是在消极的心理的影响下，不能长期地坚持英语学习。
（三）对教师依赖性强，抗挫折能力差。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完成依赖教师，绝大部分同学不会主动地自主学习。一周的英语学习主要依靠每周四节英语课，这使得英语的输入量远远不足。另外，学生在英语学习上，希望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旦学生觉得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时，就倍感挫折，从而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严重者甚至不愿接触英语课程。
二、调查研究及结果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湖南某两所地方高校的独立学院5名大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她们的一堂课进行录音，并在课后和教师进行访谈。这五位教师包括一位副教授和四位讲师，其中两位教师年龄在50岁左右，其他三位年龄35岁上下，教龄都超过6年，教龄最长的达到22年。同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2014级和2015级不同专业的290名学生，调查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课堂模式。
（二）研究问题
通过对这些教师的课堂话语分析，主要探讨以下问题：教师课堂话语量，语速，时间分配，课堂提问方式，反馈方式等，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了解学生心目中理想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选用独立学院大学英语课堂作为录音数据采集对象。五位老师所用教材均为《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每位教师录音时长为45分钟，所录班级均为大班授课，班级人数在46至78之间，总录音时长225分钟。录音材料经过后期的整理均转换为文本形式，以便于数据的分析。
（四）研究結果分析
因本研究主要围绕教师课堂话语量，课堂提问方式及策略和教师反馈方式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因此研究结果主要从这三方面加以分析。
教师课堂话语量的分析：通过对录音以及文本形式分析，五位教师在大学英语课堂话语时间的比例分别为81.2%，74.5%，54.1%，52.3%和56.8%。两位年长的教师课堂话语时间分别为81.2%和74.5%，而根据赵晓红对传统大学英语的调查，大多数的课堂教师话语所占时间在70%至90%之间。而根据周星，周韵的调查，为学生为主题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所占的比例为15%-3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学英语课堂中仍然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中青年教师借助于多媒体的帮助，课堂话语比例明显低于年长的教师，这说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正在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其中84.6%的同学希望教师课堂话语量的比例达到36%-69%，只有9.3%的同学希望教师的话语比例为15%-35%。这说明，学生对话语的控制欲不强，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动式的接受英语，这也说明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还有长长的一段路要走，不仅教师要改变教学模式，学生也要改变学习模式。
课堂提问方式及策略的分析：教师提问一般可以分为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参考性问题是为了寻求未知的信息，它没有确定的答案，教师需要学生告知真正的信息，学生回答时可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是真正的社交性对话，具备了交际的功能，比如：Howdoyouthinkabout…？Whydoyouthinkso？而展示式问题是对已知信息的提问，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展示他们的语言知识，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最直接的一种手段。这类问题的答案通常在句法和词法上比较简单，教师预先设计好答案，并暗示学生采用某一句型或书上现有的答案回答。据笔者观察和统计，五位教师课堂中展示式问题远远超过参考性问题，有教师甚至一个参考性问题都没提过。这说明，教师在课堂中的提问更侧重于问题答案的准确性，更侧重知识点的讲授和操练，而不是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师反馈方式的分析：教师的反馈可以分为消极反馈和积极反馈两种。研究表明，教师的积极反馈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极反馈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根据笔者的观察，五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给与了学生积极反馈，但是都是用积极简单的“Good”“Wonderful”“Welldone”“Goodjob”，这样简单的反馈达不到鼓励学生的目的，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哪方面做得好。
三、对公共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启示
通过对两所独立学院学生和教师两方面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要改善教师话语质量，应该将以下几方面结合起来。第一，适当地减少教师话语量，释放部分的话语权利给学生，提高话语质量，逐步不正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在师范话语权力的同时，教师应该考虑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不能下放尺度过大，否则容易使学生感到迷惘，无所适从，进而产生课堂无序的状态，话语权利的下放应该逐步有序进行。第二，调整课堂提问策略。正对当前教师所提展示性问题过多，参考性问题远远不够的现状，教师应在把握学生整体英语水平的情况下，调整提问策略，尽量提一些难度适中，既能考察学生所学知识不能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通过多提参考性问题的策略，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出的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和交际能力。第三，重视教师的反馈方式。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后应多给予学生肯定，表扬及鼓励。即使学生的回答不够准确或错误时，教师应用比较委婉的话语让学生自己意识到错误和不足之处。纠错要也应该注意时机、方法。
教师课堂话语作为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教学媒介，对学生的语言习得起到重大影响，所以独立学院大學英语教师应该重视自己的课堂话语。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减少话语数量，提高质量，改善提问方式，多于学生互动交流并对对学生的回答给予积极的反馈，纠错注意时机和方法。总之，只有提高教师的自我意识，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师话语，才能逐渐提高教师话语质量，提高独立学院英语课堂教学水平。
作者：赵芬兰
第2篇：对产品说明的批判话语分析
一、话语分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话语分析是指一种探讨不同场景下话语的组织方式及话语互动的过程和结果的研究立场（薛灿灿、叶浩生，2011）。话语分析主要有两种立场，即批判性话语分析和非批判性话语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是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ursiveAnalysis），其关心诸如自我、社会更替和权力利害关系等现实问题，主要代表性的研究者是乔纳森·波特（JonathanPotter）、冯·戴伊克（vanDijk）、费尔克劳（Fairclough）、沃达克（Wodak）等；非批判性话语分析主要是研究陈述谈话和书写的社会功能，并探讨这些功能是如何得以可能的。
批判性话语分析主要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确立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比如，Grmasic认为，资本家懂得将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们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政治社会主要是靠诱饵和威胁来维持，而文明社会主要是靠“霸权”来维持的。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Forgacs，1988）。哈贝马斯认为，一门批判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提出“理想言说情境”，并认为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行动者具有平等的话语能力，承认彼此的基本社会平等，并且行动者们的言说完全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或者意识的扭曲。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批判话语分析亦颇有影响。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的知识体系，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利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福柯的话语理论给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次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王治河，1999）。
国内对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探讨（纪玉华，2001）；批判话语分析的形成和发展（范宏雅，2003）；作为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成晓光，2006）；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本质特征（刘慧，2008）；批判话语分析的运用（吴伟军，2012）等。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尚且单一。要么是对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探讨，要么是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对广告话语、演讲话语和文学材料等的分析，均围绕着批判话语分析的小圈子进行。而性别在批判话语分析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很多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重要的视角。
二、社会性别的批判话语分析
社会性别和语言的研究强调，社会性别是在交际和对话的过程中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冯·戴伊克认为，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来自于紧迫的社会问题。批判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以及权势斗争，更意在揭露话语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所起的微妙作用（VanDijk，1993）。费尔克劳认为批判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1989）。Lazar把批判话语分析理解成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Lazar，1993）。Cameron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Cameron，1999）。批判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权力的概念对于批判话语分析至关重要。在父权制统治下，男性在权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控制作用，而女性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只要她们稍有叛逆便会遭到惩罚。本文拟通过对广告产品的批判话语分析，厘清隐藏在话语里的男权文化以及女性对男权文化的自我规训。
三、对产品说明的批判话语分析
通过查看X女性沐浴乳的产品说明，我们可以找到其中涉及的人群分类信息有：女性、X有限公司，皮肤专家。女性是生产者制定的消费者定位，该款产品专门为女性设计，商家善于把握女性的特征：爱美、想要肌肤水嫩、天生动人、光彩。皮膚专家在此提供一种权威角色。同时，我们可以从产品说明文本中，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提炼出以下话语：
产品说明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产品信息，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鼓动消费者购买该产品。通过生产者的产品定位和以上五种话语，我们可以知道，女性要保持肌肤水嫩、持久润泽这一合适的可接受的行为被强化了。那么生产者是如何使用话语策略来达到畅销目的的？生产者运用医学话语和专业话语，构建一种科学权威。从医学专业的角度强调女性保持肌肤水嫩的重要性。同时让消费者从心理上接受X女性水嫩沐浴乳是科学产品，有医学疗效，值得信赖，应该购买。消费者购买和使用X女性沐浴乳，才是“科学”的表现。运用理性话语，构建一种理性行为：关于如何使用沐浴乳的社会规范。配合润肤乳使用效果更佳则是一种捆绑销售行为，目的是为了增加销量、提高经济效益。“于干燥处常温保存”“如有不适请暂停使用”则是生产者用来弱化负面效果，扩大适用范围的话语。如果使用该产品后有不适状况出现，则有可能是消费者使用方法、保存方法不对或者是本身皮肤问题造成的，而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运用官方话语，构建一种官方权威，让消费者相信该产品是通过国家质量管理认可的质量过硬的可信赖产品，以官方批准为保证。运用服务话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X公司不仅产品质量好，而且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生产者运用上述五种话语赋予目标消费者规范性行为期待，对消费者产生权力控制，以此来销售产品。
医学话语1水润肌肤、持久润泽；
恒日水嫩，展现由内而外的天生动人光彩；
含木果乳，滋润肌肤；维生素E，帮助改善起皮现象；
荷荷芭油，重现肌肤健康光泽；
质地丰润柔细，每次沐浴后，感觉柔嫩一整天。专业话语1成分：水、月桂醇聚醚硫酸钠、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月桂基硫酸铵、椰油酰羟乙磺酸酯钠、月桂基葡糖苷、氯化钠、苯甲酸钠、香精、聚季铵盐-39、甘油、柠檬酸、苯乙烯/丙乙烯酸（酯）类共聚物、柠檬酸钠、EDTA四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聚季铵盐-7、聚乙二醇-45M、牛油果树（乳木果）、霍霍芭籽油、生育酚乙酸酯。乳木果、维他命E、荷荷芭油。理性话语1使用方法：取适量沐浴乳于手心或沐浴球上，轻抹全身至泡沫丰盈，再用清水冲净。配合X水嫩润肤乳使用，水嫩效果更佳。
保存方法：于干燥处常温保存。
注意事项：如有不适请暂停使用。官方话语1执行标准：沐浴剂******（****）卫妆准字**-**-****号。
本产品商标由X公司许可使用，检验合格。
限期使用日期及生产批号。服务话语1免费咨询电话：**-********
手机用户：**-********
打假举报专线电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生产者赋予消费者的规范性行为期待并不是消费行为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产品是如何打动消费者的呢？“专为女性设计”“展现由内而外的天生动人光彩”“柔嫩一整天”“水嫩肌肤”“持久润泽”等这些动人的话语在产品的正反面以醒目的字体和颜色出现，不难让目标消费群体（即女性怦然心动。但社会学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女性会被这些词汇所打动。实际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将女性定位于被动的“第二性”和“他者”，并要求女性“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男性作为主流群体，构建一种社会控制论来控制女性形象：嫩、白、美、动人。男性在权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把控着权利，而女性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从某种角度讲，女性亦是男权社会的消费品，女性的身体、形象、以至于女性的思想，都是为男性服务的，女性受到男性的支配，消费的唯一目的是取悦男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权制变得越来越隐秘，采取远程控制的权力技术来达到对女性的控制，男性的要求渐渐被女性自我内化了，似乎“嫩、白、美”成了女性自己的要求。女性解放的任务不仅仅是争取一些表面的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使女性从父权制的精神奴役中走出来。女性解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女性不断改变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过程，而这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过程。每一个女性都应该清醒地看到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进而反省自我，认识自我，最终成为自我，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人。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批判话语文献的分析梳理，发现社会性别在批判话语分析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通过对X女性沐浴乳产品说明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发现，一方面生产者运用多种话语策略赋予消费者规范性行为期待，控制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父权制社会通过其体制严格地坚定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将女性规定在“第二位”和“他者”，并要求女性“根据男性对她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男权社会中，女性正是基于男性对她身体提出的“嫩”“白”“润”等这些要求来选择和消费产品的。
作者：刘欢
第3篇：西班牙语新闻语篇批评性话语分析初探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概述
“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术语于1989年在费尔克劳的著作《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正式提出。分析的目的是解释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1]费尔克劳认为，批评性方法不同于非批评性方法的地方在于，前者不仅仅描述话语实践，而且还表明话语是如何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塑造的，表明语篇对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知识信仰体系的建设性作用。[2]p13批评性话语分析以非文学语篇为研究对象，包括新闻、演讲、广告等。新闻语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社会现实，并且使语言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以及话语权的代表方利益自然化。[3]因此，新闻语篇是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的研究对象。
二、实例分析
《国家报》是西班牙第一大报刊，曾报道2011年7月中国浙江特大动车相撞事件①和2013年7月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火车出轨事件②。两者都属于灾难性新闻语篇，相隔时间两年。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西语新闻语篇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即强调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4]，偏爱同类，排斥异类。
（一）分类
语篇的分类系统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但是，语言并非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会受到使用者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不能客观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即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5]p64-65
在西班牙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是传递权力和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四大词类，能够暗示积极、中性或消极的意义，而冠词、前置词、代词和连词一般而言较多承载语法功能。这是因为，西班牙语中四大词类的意义常常包含两个维度，描述意义和价值意义。本文将两篇语料分别分为新闻标题、事故原因、社会反应和官方回应四个部分，按词汇的价值意义对各部分词汇进行分类和计数。其中，第一篇语料如下表所示：
1积极词1中性词1消极词新闻标题101210事故原因101210社会反应101019官方回应101111批评语言学家将“在某一场合可供选择的一组词，其中每一个都表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称为“争议性纵聚合关系语言项”[5]p66。新闻媒体常常通过对上述语言项的选择来表达语篇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从而产生歧义，创造分歧。本例中，在描述社会反应时，使用大量消极词汇，动词如“指责”“没有帮助”“隐瞒”“批评”“不信任”等；名词如“愤怒”“气愤”“腐败”等；副词如“严厉地”。消极词汇充斥语篇，数量远超积极词汇，甚至可以说，积极词汇的数量几乎为零。在本可以选择积极词汇或中性词汇时选择了消极词汇，使语篇笼罩在消极主义之中，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从而模糊了事件焦点。
人们通常认为西方社会享有充分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然后，事实并非如此，西班牙主流媒体常有意识地报道在西华人以及中国的负面信息，从而向西班牙社会读者传递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负面形象。上表清晰体现了《国家报》在报道时所选择的词汇结构上的分类和对立，而这种选词上的对立必然会影响或塑造西语世界读者对中国动车事件的看法并可能左右他们对整个中国的立场和观点。
（二）转换
“转换”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指通过语法结构的转换实现语言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转换。名物化和被动化是语篇分析的常用工具。名物化即说话者用动名词代替了动词结构；被动化是指将主动结构转换成被动结构。这两种语言工具都有效得模糊甚至隐藏了施物主语和因果关系。
在西班牙语中，大量使用动名词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将具体变为抽象，因为情态成分、时间概念、过程的参加者和因果关系都在名物化的过程中消失，呈现出一种无人称效果；西班牙语中的被动句分为被动语态和自复被动两种。其中，被动语态的结构是：系动词ser+过去分词。这一结构与用法对应了英语中的被动句。当说话人的关注点在受事而不是施事时，便需要使用被动语态。西方国家媒体常常在灾难性新闻语篇中大量使用这两种语言工具，旨在降低事件引起的社会不良反应，为权力机关作掩护。
本例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报》在对2011年7月中国浙江特大动车相撞事件报道语篇中大量使用动词结构和主动结构。如下所示：
官方版本在修辞意义上，大量使用动词性表达增强了事件的动作感，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事故的惨烈和中國民众的愤怒之情；大量使用主动结构通过主语谓语位置结构明确了动作的发出者，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及政府对事件的反映，营造出民众不信任政府、政府处理不力的气氛，使整个语篇导向对中国政府负面报道。动词性表达和主动结构在语篇中的使用看似公正，实际上被用于暗示并强调报道者试图传递的信息，并借此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读者对所报道事件的看法。分析得出，该新闻报道并未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却提供了一个被加工和被重新阐释的世界，从而引导读者认为中国政府是事故责任人。然而，在西班牙火车出轨报道中，面对同质事件，报道者则通过转述将事故责任引导为个人和其所在的公司。
（三）转述
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可以了解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程度或了解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5]p66转述是英语中表达情态意义行之有效的语言工具，这在西班牙语中同样适用。本文从引语数量、转述形式和消息来源三方面对两篇语料进行了比较分析。两篇语料转述数量对比如下：
主语1谓语1宾语1中国动车相撞事件1西班牙火车出轨事件转述数量1019研究发现，西班牙火车出轨事件新闻语篇中，报道者大量使用转述这一语言工具。全文共有574个单词是转述，在全文所占比例高达67%。可以看到，全文共有9处转述，14个转述动词：“提醒”“写道”“提出”“指出”“承认”“告知”“一致认为”“指出”“认为”“坚持”“说”“解释”“补充”“判决”。
语篇同时采纳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种转述形式。如在描述事故原因时，通过直接引语大量引用法官判词：“火车出轨的根本原因……是司机何塞弗朗西斯科加尔松超速驾驶的不当行为……也存在本应保证火车在该条路线安全行驶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疏忽……”；在描述高铁公司负责人回应时，使用间接引语：“经济发展部负责人与Adif和Renfe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研究该地区标识设置是否合适”；在描述政府反应时，同时运用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转述西班牙经济发展部部长的话语：“帕斯特表示会检查对存在最高时速设置的路段，如AGrandeira路段的限速问题”。
从语用角度看，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即表明某些话语或思想是出自他人。[5]p144语篇中对转述的使用和转述形式的选择体现了报道者想要传达西班牙法院调查取证清晰、审判公正，西班牙政府积极回应、认真负责等正面信息的意图。另外，仔细考察转述消息来源时，我们发现全都出自权威人士之口，完全没有来自司机或者民众的话语转述，也没有第一篇语料中对社会回应的大量描写。报道看似就事论事，一味指责某些个别人员和公司，似乎政府毫无过失，实则是为政府开脱责任。
三、结语
以《國家报》对中西两国高铁事故报道为语料，通过分类、名物化和被动化以及转述三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新闻记者巧妙运用语言工具间接反映其所代表的权力集团立场，体现了西语新闻语篇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其次，也证实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运用于西班牙语新闻语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能揭示看似客观的西语新闻语篇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意义。因此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能对西语新闻作出有意义的批评性分析，帮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语篇。
作者：郁清
第4篇：思想政治教育涵义的中国特色话语分析
一、历史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始含义：德性教化
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1]这里讲的考察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就是本文所指的与历史背景相区别的历史语境。假如说历史背景是普遍的、一般的话，那么要考察的历史语境就是独特的、特殊的。“历史语境”除了容纳“历史背景”所展现的一般性场景外，考察历史语境就是要“深入到事物发生的具体历史机缘、时间、地点、情景和发展过程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具体教育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言论的历史机理里面去阐述其语境与语意之间辩证原理”的意思。换言之，历史背景是无法准确地阐明某一事物本质的，但考察比历史背景更具体、更高级、更特殊的历史语境却能深入事物语境和语意的根部阐明其本质性内涵。概言之，历史语境指的就是人们要真实理解某个具体事物就必须把它放置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结合使用的具体语境阐明该语境中语词内涵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实践活动，从其历史起源和存在前提看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反映，既多少保留了以前社会存在的某些思想成果，更是特定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历史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始涵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在中国初始的历史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德性教化活动。在夏朝和商朝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家庭教育和社会道德规范两种形式出现，教育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规定。到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虽然德的教导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过是学习一些父子、上下、君臣之道和揖让、周旋、进退之节。春秋时期，管仲从治国的角度提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的教育主张，明确“礼、义、廉、耻”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把“仁”、“礼”作为教育的首要内容，后来又衍生出了“义”、“智”“信”等内容。小到个人修养，大到国家社会，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法都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董仲舒在儒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天人相副的教化理念，他认为所谓的“人”是指人所具有的性情、血气和德行，它们皆由天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2]既然人为天所出，那么人性必然要符合天性。人性怎么才能符合天性呢？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人只有接受德性教化方能成为类似于天的圣人”这样的观点，他把六艺当作是铸就圣人般高尚品德的重要手段。子曰：“六艺治于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孔子看来，只要治国的君子们学习六艺，修善了自己的道德（明明德），然后用自己的君子之德教化百姓，百姓们是乐于从化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有所发展。一方面，他进一步将教化思想系统化，特别是提出的“性善论”假设回答了人为什么可以实现教化，并且解答了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可行性问题。另一方面，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对于教化思想的应用，较之孔子愈加规范和完善，从而在孔子礼乐教化实践基础上，为仁政的发展拓宽了新的视野。这种以善政、善教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为后世儒学继承者们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二、政治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训育
马克思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3]既然政治左右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可以定夺“谁能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那么如何让广大民众认同这种权威性定夺呢？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统治者的统治的合法性时指出，“真正的统治首先必须包含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信仰认同，然后通过这种信仰认同，统治者就可以把对人们的控制转变为合法的统治”。这就说明，任何一個阶级要使这种政治定分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承认，就必须还要从思想上掌握人，驾驭人。而真实政治生活中，驾驭、掌控人的思想观念的最好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始祖里士多德曾明示：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人天然受制于政治，而作为人生存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自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具有政治属性。置言之，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思想政治教育，有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必然有政治的幽影。因此在政治语境中认识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内涵也就成为理解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之必然中的自然而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就是党占据统治地位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建党初期，还是在革命、建设时期，乃至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党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实现其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始终。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通过组办工人学校、创建出版社、发展党团组织、举行纪念活动和演说、讲座等方式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军队为中心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理念，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重视党的宗旨和主义教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动员农民参加土地改革，积极生产支援前线，思想政治教育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的巨大优势，运用国家机制和上层建筑，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内涵。这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大辩论，全面开展学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批评右倾保守主义，批评唯心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达到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思想保证。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以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中心，宣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让人民充分领会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转变的正确性。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都要从各方面努力……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5]进入21世纪，我们党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中心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和群众中去，才能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才能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为经济各种和其他各种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证。”[6]。
三、教育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成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概念，从这个概念构成中可以看出，“教育”这个概念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活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是以教育为中心的人类实践活动，涵盖了立德树人促进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部教育过程和教育旨归。以教育为依托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形式的区别之所在。但目前部分主流学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更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思想、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的培养和教育，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我们认为，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往往导致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忽视教育活动的本质，从而造成对个体的素质塑造和行为转化的漠视。因此我们认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教育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回归到立德树人，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语境中，我们才能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和本性。
作者：李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