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外交日益兴起，“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组织的面向国外公众的，利用媒介、文化交流等形式进行的，意在提高本国国家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进而谋求国家利益的新型外交方式。”［1］这种新型的外交形式可以弥补政府间“传统外交”的不足，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体育外交来说，应在公共外交的框架下确立自己的外交任务，为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营造良好国际舆论做出贡献。鉴于此，本文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体育外交的任务进行解析，进而提出实现其任务的途径与措施，以期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1 公共外交的涵义与特征
“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是跨越传统外交范围之外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了一国政府对他国舆论的开发和培植，一国利益集团和另一国利益集团在政府间体制外的互动，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国使节与国外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络以通过上述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跨国际流通。”［2］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的补充，其主体包括政府、社团、社会精英、民众，受体是另一国的社团、社会精英、民众，其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创设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实现本国的利益。较传统外交而言，公共外交的特征如下。
1.1 主体不同 传统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或政府支持与资助下的个人后社会组织。
1.2 客体不同 传统外交的对象是另一国的政府，其目的是与另一国的政府形成沟通和互动；而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另一国的民众，包括个人、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
1.3 媒介不同 传统外交通常由国家元首、政府官员或外交部门代表国家对他国进行访问、谈判、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或会议等方式进行；而公共外交的主要媒介是文化交流或文化的传播，主要以文化的出版物、电子媒介、学术交流、教育培训、对外援助、国际展览以及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
1.4 性质不同 传统外交是私人和隐秘的，而公共外交是公开的。由于传统外交是在政府间进行的，因而对于外界来说这样的行为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而公共外交是为了让他国民众对本国的状况有个一个正确客观的认知，因此内容是公开的，活动形式是开放的。
2 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与功能
2.1 促进民间理解与国际认同，创设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公共外交可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本国的价值观念被他国民众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能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对他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并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前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可以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承认，因而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4］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我们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纳程度，这种接纳程度受国际舆论环境制约。
2.2 树立国际良好形象，提高国家威望 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各国的战略目标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使国际形象可以成为国家直接动用的资源，进而能够维持和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只引导本国的公共舆论支持其外交政策时不够的。它还必须赢得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的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地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5］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国际威望，“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所处地位如何，在由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素决定的同时，该国的知识潜力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
2.3 提供良好国际基础，服务中国的和平崛起 公共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基础。“英国《每日镜报》的记者罗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的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这样的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代表性的，显然这种对中国的评价所造成的影响是恐惧、压力和一种抵触心理。”［7］中国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会带来他国的误解，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加强公共外交，发挥公共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的独特优势，通过文化的交往让他国了解中国的战略选择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国并喜爱中国。
3 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外交历史任务及其确定的依据
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在政府监管下，以体育民间社团体与精英为中坚力量，以公众为基础，以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主要内容，以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与国外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使外国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体育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体育战略服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具体任务及确定依据如下。
3.1 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方式的国际理解与国际认同，减少“中国威胁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大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崛起，势必会引起他国的恐慌，尽管崛起大国对他国并无伤害之意，但如果他国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产生理解与认同，就会对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亚洲
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战争和掠夺方式实现的。因此，为了减少他国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体育外交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体育外交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交流形式灵活，有助于不同国家寻求共同的目标和提供交流平台，“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公有知识使得它们能够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8］“通过与各国的多方对话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以进一步打破各种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陌生感以及过分的防范与戒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安全困境的束缚。”［9］
3.2 表达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并获国际认同，获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产生可能与空间，因此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要为世界所认知与认同，既要靠政策的宣传，更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体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体育交流更为直接，更为方便快捷，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体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与体育形态，以此促进对不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理解各国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各国应加强包括体育在内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理念的升华，意向世界传达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过程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是人文大国，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中国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唤起人类长远的、共有的价值和追求，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仰，为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环境创造最广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赖。”［10］
3.3 树立明确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为加速迈进体育强国服务 时下，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国内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国外发展都要统一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实力真正达到体育强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与体育强国的地位相符合，而要获取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体育外交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来说，“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11］
3.4 提高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体育的对外交往，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体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远：第一，肩负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任务；第二，肩负宣扬中国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说，如何实现将“文化中国”的形象传递给世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扫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不仅要看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品质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
3.5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绩 作为中国文化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对外交往，“不仅要展示给世人中国厚重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更要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变化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中国。”［12］
4 实现历史任务的路径选择
4.1 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国际顶级赛事等方式，在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国家至今没有建立和出台一套长效的公共外交机制，因此，要实现体育外交的目标，需要建立体育外交的机构，制定体育外交的战略与政策，培养体育外交人才。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建立相应的机构，没有制定相应的长期计划，因此制定一个稳定的制度化框架势在必行。首先，体育总局的外联司需要负担起体育外交的任务，并协调国务院、外交部等机构，形成一个系统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一贯而至的完善系统，并一致性的发布对外消息，而不能使体育的对外文化交流成为短期的外交活动和应时应对型的文化活动；其次，国家体育总局要进行制定体育外交的制度安排，建立体育外交的辅助性咨询体系，培养在国际体坛有影响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高层；再次，体育总局直属大学与外交部直属大学应联合培养体育外交人才，以适应体育外交的需要。
4.2 扶植海外华侨体育社团 海外的华人华侨是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群体，他们组建的民族传统体育团体在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的华人聚集区，民族传统文化包括舞龙、舞狮和各种武术团体等，要比国内好得多，因为他们越是在异域文化范围内，就越能感受到民族文化所遭到的压力，也就越能激起保护和宣扬民族文化的决心，以此标识自己的族裔。他们这种做法，在客观上为宣传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的形式，因此我们应对这些团体和形式进行关注乃至资助，加强海外华人民族传统体育社团的建设与扶植力度，对其领袖和骨干进行相应的业务培训，提高社团的层次。
4.3 进行
体育对外援助 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参加国际体育组织进行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和体育服务；一种实行双边和多边的援助。“经过50多年的实践，中国逐步摸索出既符合本国和受援国的实际，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效率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对外援助形式，包括体育专家、裁判员、医生、竞赛组织管理人员、体育科研信息等，每种形式的援助亦有多种形态。新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发多种体育对外援助形式，来带动我国与受援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共同进步。”［13］为此，应根据中央“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和“多给予、少索取”、“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的对外援助原则，认真做好体育援助工作，积极传递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政策取向，为此，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应与商务部援外司和国际合作局密切协作，把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做好。另外，政府要积极号召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参与到体育对外援助事业中去。
4.4 加强人员之间的往来 加强人员之间的往来主要是加大招收留学生力度，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加强人员之间的往来要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外派体育文化交流人员和对外援助；请进来就是接收留学生、外教和研究人员。接收留学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工作。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大学、总局与地方共建体育院校、教育部直属大学的体育院系等有条件的地方，应有计划的招收留学生，以系统学习中国包括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文化。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可以加大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并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为培养国际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会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招收留学生更是推广汉语的重要形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将它所承受载体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哪里。”［14］
4.5 注重社会精英的力量 1）运用好中国体育精英的社会动员力量。“2002年10月，姚明以“状元秀”的业绩加盟著名的休斯敦火箭队，他以高大的身躯洗测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东亚病夫”身份，美国人通过他看到了一个来自东方国度的善意、智慧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解放日报》2006年元旦之际，以《高度速度力度》为主标题（2006年1月3日），谱写三位体坛名将——姚明、刘翔与王励勤的新年心声，这也是国家新年新气象的隐喻，他们的精神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追寻现代化踪迹的隐喻，三位国际体坛明星不仅是上海的风貌写照，更是改革开放的中国追赶西方现代性的进取时代的国家形象再现。”［15］2）锁定他国的社会精英，“公共外交瞄准对象国公众，但这不意味着覆盖、影响所有人，赢得所有人的认同和支持，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精英效果论回应了这个问题：公共外交所欲影响者，当是对象国的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16］“毕竟在许多国家，精英群体己经成为了公众舆论的舆论领袖，精英群体的声音在不断放大，而普通公众的态度以一种沉默的螺旋的形式受到精英群体的操纵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精英群体的公共外交成为了一种带有二级传播性质的工作。公共外交乎段影响精英群体，精英群体通过本国媒体或者人际传播手段影响普通公众。”［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