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直接或间接的寻求推动大众体育政策。这些政策极具价值，政府有效地推动很多目标，看上去普遍得到保证。但是，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意识形态，多大程度上又依赖于科学基础？大众体育政策与健康促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又有什么相关问题产生呢？这些政策的目标足够明确吗？如果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多维的，那么这些目标相互是否匹配，或者说是否一个目标的实现反而限制或阻碍了另一个目标的完成？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尝试解决的。
或许，第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就是，大众体育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主要目标是鼓励大众参与体育以改善国民体质健康吗？或者主要目标是鼓励大众参与体育，使体育项目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未来竞技比赛特别是奥运会的选拔范围？又或者主要目标就是鼓励人们参与体育因为体育是教育教学的一个有效途径，能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公平竞赛、相互尊重，正确看待得失成败的价值观。或者目标是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以使其远离犯罪？比如英国20世纪60年代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而提供了大量的体育设施，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青年失业率和城市犯罪率的提升，政策又得到了加强或强化。
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至少是因为这些问题或发问方式决定了我们其他要问的问题，例如，如果大众体育政策主要是出自于健康方面的考虑，那么我们需要审视一下体育与健康的思想意识联系。另外，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提供一个广泛的基础，以挑选更多精英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好成绩，展现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那么我们需要探讨体育、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关系。如果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不良青少年提供一个避免犯罪的社会框架，那么我们需要思考政府的哪个部门或者哪些部门应该对大众体育政策负责。是体育部门吗，还是健康部门或者教育部门？还有，部门交叉与协同会带来什么问题？虽然要解答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困难，但本论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审视大众体育政策的基本假设或核心目标，即改善国民健康；而是通过英国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证明体育政策和健康政策协同的复杂性。
1体育与健康
很少有观点是如此被广泛地、不加批判地被接受的，那就是体育锻炼和良好的健康之间的关系。这个思想意识形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其被各种社会所普遍接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几乎都一致认可同意“体育对人类健康是有益的”。
将体育和健康联系起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很长的历史。在19世纪的英国，也就是现代体育诞生地，有一种关于体育运动精神的思想便将体育与健康（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联系起来，这种精神在维多利亚公立学校发展起来，伴随着学校儿童健康的促进和维持，这种教育思想是体育教育工作者十分重视的一个领域［1］。而且，体育锻炼与健康相互关联的这种思想观念如今已经被英国的学生广泛认可和接受；一项为体育委员会所做的研究指出，健康体适能信息被青少年所熟知，92%的青少年同意保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另外，82%的青少年则同意他们参与体育锻炼时，会感觉身体舒适健康［2］。果不其然，体育是促进健康甚至强化生命质量的思想观念，是最常被参与体育运动的青少年强调的。用伦敦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的一句话，就是“体育是当代社会健康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在英国的很多官方或半官方的出版物也可以找到很多支持此观点的说法。如1988年国家健康（National’s Health），作为一个独立团队的研究报告，指出规律的中等程度的锻炼具有很多健康方面的益处。健康部门在国民健康报告中也指出，很多健康益处都与规律性的身体活动有关。英国健康教育委员会（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指出，成年人的活动方式的健康益处已经很好的被证实，并且有一些针对青少年的身体活动的健康益处也被证明。
这样的说法或观点也不局限在英国，很多国家、很多社会都一致同意体育锻炼的健康福祉。比如1993年，美国大学体育医学与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建议，成年人应该每周超过3天的时间要进行每次超过30分钟以上的中等程度的体育活动。这样的观点，也不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发达国家。例如Riordan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频繁地强调体育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体育在建立国家和民族团结方面起到的效果，还因为它对卫生与健康方面的效果，Riordan论证说，其实在现代社会所有“国家推行的体育”的功能中，促进和保持健康必然是其中之一，他继续指出，在很多国家，体育都在健康部门下运行。Riordan指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新的苏维埃政府将规律地参与体育锻炼视为一个相对廉价的但是有效的，改善国民健康水平的途径，也是一个进行国民卫生、营养和锻炼教育的途径、渠道［4］。类似的就是我国，无论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还是2009年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都将健康视为体育运动的重要福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体育和健康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很普遍，但是体育有益健康的观点只是最近才被应用到女性领域，在19世纪的大部分，女性都是不太被鼓励参与剧烈的运动，因为这常被认为对她们的健康有害。Vertinsky在描述19世纪末期英国的情况时，写到，由于月经的关系，女性都是相对孱弱的，并且身体和精神能量是相对有限的，这种普遍流行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公众对女性体育锻炼的态度。她论证说，医学上对女性最佳的健康水平的定义实际上限制了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Fletcher也指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自行车、游泳、高尔夫和曲棍球等项目中，在19世纪末，这一现象是与优生学家的抵制同时存在的，比如优生学家Kenealy博士在1899年声明，女性过度沉迷于运动会面临着生育功能方面的危险。在新西兰、加拿大以及美国，在19世纪末也出现了抵制女性完全参与体育的现象和观点。［5］尽管有女性体育这样的早期的反对声音，但是如今体育和健康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还是在很多国家被广泛接受。只是到底体育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经得起
更为深层的检验吗？
2体育、运动与身体活动
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数据显示适度的身体活动对健康有显著的有益的影响。英国的研究机构曾列举了一系列体育对健康的积极效果，包括改善心肺功能，增加新陈代谢，更好地控制肥胖，降低血压以及抵抗抑郁和抗焦虑的效果。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研究也回应了这些观点，认为有规律的身体锻炼对一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是有益的。
这些引用的研究成果可能看上去表明了健康为基础的支持体育的观点是占压倒性优势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用的几乎所有的研究为了支持体育有益于健康的研究，他们所指涉的并不是体育，而是身体活动或练习（physical activity or exercise）。身体活动和体育并不总是相同的事物。身体活动或练习可能包括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去上班，跳舞，在花园干活，或者爬楼梯。这些都不是体育。而身体活动与锻炼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首先，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竞争元素并不是大部分身体活动形式的核心，而相反，体育本质上是竞争的。而且，体育的竞争性不仅体现在高水平的精英赛事中，即便在民间的体育活动中也是如此。现代体育日益增加的竞争性，意味着，与那些参与非竞争性的身体活动的人相比，参与体育的人特别是参与高水平体育运动的人，经常受限于强烈的限制条件，那就意味着即便是受伤也会继续从事比赛，或者通过止痛方法缓解痛苦来比赛，为的是球队的利益、为的是胜利，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健康风险的。
还有值得我们记住的是，很多体育都是一种战事模拟，侵犯性以及身体对抗乃至侵犯的使用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要注意，很多体育运动在当代社会，变成了身体暴力表达的庇护所。很多人就形容体育为和平时代的战争，也是对这一特性十分形象的描述。而且如Messner所言，在现代体育越来越对抗激烈的背景下，人类的身体常规地转换成了一种武器，用来对抗其他身体，结果导致的无非是疼痛、严重的伤病甚至死亡［6］。
这种体育和侵犯、身体暴力之间的联系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体育是一个主要的、用来灌输和表达性别差异与地位差异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在侵犯性的男子气概的传统形式。如Young等人指出的，这些传统的男子气概的观念，作为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说真正的男人以一种强烈对抗的方式参与体育，在这样的背景下，运动员都希望给对手致命一击，要么被击败，要么击败对手，当受伤的时候也要像个男人一样，不要表现出痛苦，因此受伤就变成了体育史学家古特曼所说的“男子汉的证明，勇气的象征”，这对运动员和球迷是一样的。相对地，暴力型的体育项目如橄榄球，是很多年轻人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战场。
Young在其有关职业体育的著作中曾指出，就某种程度而言，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职业体育都是一个暴力的、剧烈的、有危险的场域，充满了其“产业疾病”的独特形式。不像其他的包括危险和高强度的体力消耗的工作如矿工、油田工人或者建筑工人，职业体育有常规的伤病，特别是一些团队项目如足球、橄榄球等。而且不仅仅是高水平的体育具有健康风险。随着体育的竞争性越来越强，甚至在一些民间的群众体育当中，这种竞争性也意味着参与体育要付出代价，其中一部分代价便是各种形式的运动损伤［7］。
3运动损伤
运动损伤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人们探讨体育锻炼健康收益与健康成本时必须考虑的。一项大样本调查估算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有1930万例新的运动损伤。直接的治疗成本据估计在4亿2200万英镑，而由此造成的工作产量下降成本据估计也在5亿7500万英镑，这样，每年因运动损伤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就高达9亿9700万英镑［8］。鉴于这样一组数据，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运动损伤受到如此关注乃至批判，乃至被形容为“流行病学”。一个来自谢菲尔德大学医学院的团队试图弄清体育锻炼对健康系统的直接经济成本和收益，以及体育锻炼的健康收益相对运动损伤的治疗成本，研究发现，对4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而言，体育锻炼具有明显的经济正收益，对15到44岁的成年人而言，为避免受伤而支付的成本大大抵消了参与体育锻炼的医疗成本。换句换说，对每一个15-44岁的有规律地参与体育的成年人而言，有一个净成本，纳税人每年要为每个人支付25英镑。该研究总结道，对45岁以上的成年人而言，有足够的经济上的理由支持其参加体育锻炼，但对年轻的成年人而言则不是［9］。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结果，它与人们利用体育的健康效果，即多锻炼少花钱的言论正好相反。
这类研究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如果大众体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国民健康，那么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身体活动的种类，到底哪些种类的身体活动是我们要鼓励的。很明显，适度的、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对健康具有有益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非竞争性的活动转移到竞争性的体育上，那么健康成本，特别是以运动损伤形式的成本，就会增加。相似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从群众体育转移到竞技体育，那么就迫使我们要训练时间更长，更加有强度，带有伤痛和伤病的竞争也会增加，同时也会增加健康风险。与健康有关的支持规律性、适度的身体活动的理由也许很明确，但是这些理由相当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对精英体育、职业体育。
4英国的体育、健康政策
与体育有关的政策制定具有复杂性和潜在的断裂性，并且缺少与健康政策缺乏协同，这些都可以通过英国最近在体育政策的开发方面得到论证。Houlihan就曾经指出，体育相关的问题就在于：（1）体育委员会的财务管理问题；（2）用于体育医疗方面的健康支出所占的比例；（3）体育俱乐部的免税条件和资格问题；（4）政府鼓励学生在周末参与体育的计划［10］。正如Houlihan指出的，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很多部门，那么它也带来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各部门的协同问题。
然而，部门协同的问题甚至更大，比上面提到的问题都大，各类中央政府部门都对体育有兴趣，大部分体育设施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或者是由地方财政出资兴建的体育中心，或者是由学校提供的体育设施。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是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健康部门只是
很多与体育相关（或对体育感兴趣）的部门之一，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们认为，当政府制定与体育有关的决策时，考虑健康问题是优先的。
体育政策的困惑和缺少协同的问题可以从英国的一项政策文件得到论证，即“Sport： Raising the Game”。英国首相描述其为“鼓励和推动体育最重要的一组倡议”。他说他的渴望很简单，就是把体育带回到每所学校每个星期的核心来。这个政策文件是由英国国家遗产部门（DNH）发布的，包括了体育部，文件的序是首相书写的，另外还有一封独立的支持信来自于国家教育秘书长。这似乎意味着，至少第一印象，这是一个细心的协同以及研究过的政策。但是更加细致的审视后我们发现，这一政策除了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缺少协同，更糟糕的是，他们忽视了由政府的人口普查与统计部门所做的研究。
“Sport：Raising the Game”计划的前提是，在英国一些非特殊的时间段，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水平在下滑，特别是在学校里。政策文件声称，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因是体育不再具备它曾经在学校生活里具有的地位了，而且在校外参与体育的时间数量在近些年也在下降，政府决定把体育带回到学校生活的中心来。Roberts［11］指出，这一政策的基本假设是学校体育参与度的下降，需要采取补救措施来推动英国年轻人的身体活动，并保持有天赋的运动员能够不断出现和流动。它首先建构了一个关于“美好的旧时期”的形象，那个时期学校体育以及青少年体育文化都十分繁荣，也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很强大的支持。但是，Roberts指出，政府不太可能以自己的研究证据来分析这一政策本身。
来自于三项国家级调查的证据却显示，不同于政府的假设，学校体育并没有衰退，学校体育教学、学校体育设施都在发展，而且相比十年前，青少年现在参与了更多的体育，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Roberts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在“治疗一个虚幻的疾病”。如果以青少年在课后参与体育的人次来衡量的话，英国学校体育在近年来是比较成功的，而非灾难性的区域。而且，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作为更加现实的体育政策的基础，确实，很多研究都是有政府的部门自己组织的。年轻人参与率或许是在大众体育的标准下，但是相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能因此否定青少年因为缺少运动影响了身体健康，也不能论定很多青少年的健康水平不乐观。而且，如果青少年的体适能水平下降了，必然有更多的原因如饮食，以及自动化的交通工具等原因，而不应该仅仅针对体育。由此可见，关于体质健康问题，光有政策仍是不够，更需要相关政策的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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