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带来人们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中，以健身和娱乐为特征的需求变化已成为重要内容。纵观近20年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变化，以满足人们健身休闲需求为目的的体育健身行业呈快速增长的趋势，逐步成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之一[18]。从健身服务企业形态的演化路径来看，它经历了从零散、单一的门店经营到企业组织间联合协同的过程，加盟连锁、兼并收购、区域簇群、战略联盟等多样化的结构调整形式不断涌现[9]。作为最常见的经营模式，连锁健身企业以总部为轴心、由百十家门店网点分散经营、并与其他组织建立相对稳定的交往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网络拓扑结构，逐渐成为健身行业最为典型的企业组织形态[3]。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特征？本研究以我国14家连锁经营健身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组织理论的思想，以从整体到部分、由内而外的认识逻辑探析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其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其差异来源，为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相应体育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依据国际连锁协会对“连锁组织”的界定[27]，为满足社会网络分析对整体网的刻画要求[8]，以连锁健身企业总部以及该企业所属的80%以上的健身门店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通过黄页以及网络信息获取我国14家连锁健身企业及其所属523家健身门店的电话、地址等相关信息，建立专供调查所用的名录库(截止2011年12月31日)。正式调研所发放的对象是14家连锁健身企业总部及所属489家门店(表1)。企业总部大都设在一线城市[17]，且隶属关系各异；健身企业总部本身既是健身集团总部，又可能为隶属于其他的集团总部或是外商在中国的集团总部；企业性质以非国有性质为主，外资参与程度较高。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
2.2.1.1 问卷编制
问卷包括企业(门店)的基本情况表和网络结构特征测度表2部分。企业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所在地区、经营年限、总部隶属关系、连锁形式、筹资渠道等。网络结构特征的测度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较为成熟和完善的量表，鉴于现实操作的可行性，结合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网2种测度方式，依据网络结构分析的2个基本维度——位置和关系[16]来设置问卷的结构并遴选相应的指标。关系维度通过关系久度与关系频率2个指标来反映。位置维度的指标是节点中心性、中介中心性、集聚系数、连通性、密度等[8]。对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的测度采用整体网的测度方式，对外关系网络的位置指标用中心度来反映，采用个体中心网的测度方式通过因素提取的方法获得[29]。
问卷的内容效度通过专家系统的方法进行检验，专家小组中9位是从事体育产业研究的教授、副教授，3位是健身俱乐部的高层管理者。每位专家对问卷题目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分析，提出删减或增加的意见和建议。最终，通过内容效度比(CVR)来确定是否需要修改，即统计某一个项目能否代表所要测量内容的专家人数比例，公式如下：
2.2.1.2 问卷发放
在专家系统对内容效度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小样本(n=32)利用企业内部邮件系统、QQ群、电话访谈、实地访谈等多种渠道进行试调查。并在2010年7月的北京国际健身大会上进行实地发放，进一步修改和完善问卷的相关内容和题项。
正式问卷的发放依据已建立的连锁健身俱乐部名录库进行发放，从2011年12月起至2012年4月结束。鉴于企业对自身信息的敏感性，研究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难以完成一定的样本量，因此，采取与专业调研咨询公司——深圳前瞻商业资讯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问卷的发放。截止2012年4月底，共发放连锁健身企业总部的问卷14份，回收14份，有效回收率100%；共发放健身门店层次的问卷489份，回收问卷451份，回收率为92.23%，有效问卷440份(剔除11份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98%。在440份问卷中遗漏值很少发现，通过平均替代法计算数据缺失值。为确保测量信度，针对咨询公司的调研结果，研究者采用电话随机抽查回访进行确认。
2.2.2 访谈法
本研究就研究对象2个层次——连锁健身企业总部和门店分别进行走访。访谈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正式问卷形成前，为提出研究构想并推敲研究设计，研究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体育健身大会上直接访谈及预约了中体倍力、英派斯等相关企业领导的面访，并走访了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有关负责人调研关于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相关内容；2011年10月，通过对中体倍力、英派斯和一兆韦德等相关企业领导和俱乐部管理者的面访，就设计相应的问卷内容进行商讨，依据访谈内容形成研究假设；第二个阶段是在数据处理完成后，就得出的结果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为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提供论据。
3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
3.1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空间分布及基本结构
3.1.1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空间分布
由于健身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健身门店经营的地域根植性，促使企业尽可能地接近消费者来扩大市场份额，连锁经营促使网点广泛而分散[5]。调研结果显示，连锁健身企业的门店网点分布在除青海、西藏、广西、贵州之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门店网点分布密度逐渐降低的趋势。东部地区成为连锁健身企业的主要阵营，门店数量在5家以上的城市(除成都市)都在东部地区(图1)。依据国家统计局以及连锁健身协会对城市级别的划分[4, 17, 27]，健身企业总部大多地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一线城市(除英派斯总部位于青岛)。超过55.68%的健身门店地处一线城市；地处二线城市(以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标准[17]，除去上述5个一线城市)的门店数量占30.68%；地处三线城市占据9.23%(以70个全国大、中城市的标准[4]，除去上述一线和二线城市)。居于一线城市的健身门店大都在其总部所在的城市。从门店数量来看，上海—兆韦德门店数最多，威尔士、星之健、金仕堡等随之平分秋色。在北京，浩沙以50多家门店数独领风骚，中体、奥力健、青鸟等也以北京为主要市场。力美健以广东，中航以深圳为主要地区。
图1 本研究各主要城市门店数量示意图
Fi
gure 1. Numbers of Fitness Clubs in Main Cities
网点的分散性和重点城市扎堆的并存，是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呈现出与其他企业网络的显著差异，如具有地域根植性的产业集群和无扎根区域的虚拟企业[12]。审视该布局特点的深层原因，可发现连锁健身企业一方面以扩大门店数量来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尽可能利用具有区域优势的辅助网络来规避经营风险。如何平衡好降低内部经营管理成本和最大化利用外部资源二者的关系是连锁健身企业网点选址规划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3.1.2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基本结构形式
基于上述空间布局特点——“分散VS扎堆”的分析，可得出连锁健身企业总部和各门店构成的“内部网络”和与当地的各组织交往形成的“外部网络”二者的协同合作，是连锁健身企业攫取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机制。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相互嵌套和渗透反映了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通过梳理复杂网络组织的结构形式，这种内部网络相对闭合、外部网络开放性较高的复杂网络是连锁健身企业网络普遍存在的结构形式——星网模式(图2)。它指的是在一个或多个中心强“势”的核心企业周围配置相互关联的企业，形成一种从中心向外围产生辐射效应的网络组织结构形式[20]。处于中心强势的核心区域就是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是以连锁健身总部和门店为主要节点的，以连锁健身企业科层为边界的网络。外部网络为体育健身服务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代理商、竞争者、大学、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关系集合。在内部网络中企业总部作为轴心，不仅依靠直线的权利体系，也可依靠其辐射力，通过资源交换、分工互补来协调各自的经营活动[10]；连锁健身企业通过门店在各区域布局来扩大经营的范围，而各门店在当地与各组织进行交往实现网络的对外辐射效应。连锁健身内部网络中由于联系紧密，且网络结构具有知识和信息流动高效的特点，因此，它对外联系广泛、吸收信息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图2 本研究星网模式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Figure 2.Satellite Mode of the Networks Structure
这种内部闭合性和外部开放性并存的星网模式，是目前较为理想且普遍的连锁健身企业的结构形式。但由于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复杂性”和“动态性”，造就了多样化的星网模式结构。它的理想性体现在它类似于数学图论上的K-星图类型，具有Skolem优美图的性质——高效率的信息结构。然而，并不是每个健身企业网络的联结都是高效率的，几乎很难达到理想的Skolem的优美图的状态。由于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各节点决策能力和决策模式有所差异[7]，重复或者冗余的联结普遍存在，节点间多样联结方式导致内、外网络复合形式结构的复杂性。在连锁健身企业网络中某些节点间的关系是一种较松散的形式，活性节点的动态联结导致各个主体间的边界模糊，组织边界的动态变化呈现出组织柔性的特点。连锁健身企业内、外网络的功能性边界也是多孔状的[14]，随着某些外部组织的合作关系的加强，引发组织内部化与外部化的过程的演变，打破组织边界的情况时常发生。
3.1.3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结构的分析路径
对于上述复杂多样且动态变化的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如何剥丝抽茧、科学认识其结构特征？首先，由内而外的认识逻辑将有助于把握其由连锁健身企业网络核心区域向外围辐射的特性。内部网络是研究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而外部网络由于其开放性以及环境融合性造成测度其结构特征的操作难度。因此，本研究以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为中心，研究其对外的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暂忽略外部网络中其他各组织节点之间的关系网络，采用个体中心网的测度方式。其次，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路径将较深入的研究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比较其结构特征的差异及来源。由于网络分析的优势在于可跨越“宏观”和“微观”的鸿沟，无论是在连锁健身企业整体层面还是到具体健身门店网点，都可分析其位置和关系特征。内部网络由于相对闭合性，可视为以连锁健身企业科层为边界的整体网络，因此，对14家连锁健身企业内部整体网络结构的刻画，将有助于把握我国连锁健身企业整体结构，探究不同类型的结构形式提取可能影响其结构特征的因素变量。对440家门店内部网络位置和关系的测度，并分析影响其结构特征差异的因素变量。对外网络的研究立足于个体门店层次，探讨各门店在企业外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考察因素变量是否也影响其对外网络结构特征。通过由内而外、从整体到个体的方式，在探讨内部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在连锁健身门店层面上的个体结构特征，从而分析影响结构特征的差异及来源。
3.2 我国连锁健身企业内部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3.2.1 构成要素
立足于节点之间的关系，依据哈坎森划分节点、行动和资源的3个维度，研究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构成要素[26]。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是由“总部”和“门店”为主要节点所形成的连锁健身企业整体的有机系统，它是以共同使用相同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的体育健身服务组织的关系集合。企业总部因其地位重要可称之为“盟主”节点，各门店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虽有差别，但都具有节点活性即决策能力，且是资源的创造者和享有者[13]。基于连锁经营分散的资源结构和各主体间适度分散的资产权利结构，内部网络通过节点建立相互联系，再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
从节点间的关系来看，总部、各门店之间通过订立的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相互作用，实现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最常见的正式契约即其门店与总部所签订的关于连锁模式的一系列合同。而总部和各门店之间因长期的合作关系建立起信任机制，在分工合作的同时通过资源推介、集体学习建立起各种非正式契约关系，社会交往嵌入到其经济关系中[30]，社会资本在连锁健身企业系统内不断累积，因交易费用的减少而促进内部网络的各种交易行为。
作为明示的正式契约关系，连锁模式合同的订立是连锁健身企业节点间关系的基础。从门店层面来看，直营门店以58%的比例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是加盟门
店占30%，自愿加盟门店占12%。以网络的视角来审视直营连锁、加盟连锁和自愿连锁3种形式的契约以及制度安排，和一般的企业网络形式(即界于市场和企业间的网络组织。
因不同的连锁形式的契约及制度安排方式具有差异，直接导致内部网络结构和关系特征的差异；而每一个连锁企业中各类连锁形式所占比例的大小的不同，也是导致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个体差异性来源的重要原因。为深入探讨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的结构特征的差异，下文分别就内部整体网络结构和门店(节点)个体结构特征2个方面进行讨论。
3.2.2 内部整体网络的类型及特征
由于内部网络的相对封闭性和整体性，运用测度整体网方法搜集数据，对整个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中各门店之间的关系进行测量(由于总部几乎与所有门店节点都有联系，在测量时不作考虑)，运用UCINET 6软件计算得出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整体中心度(整体网络的中心性，包括度数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11]、密度(整个网络的交往密度)[8，11]、聚类系数(反映任意二者交往的概率)[31]以及连通性(反映信息传递有效性)[8]等相关指标值(表3)。社会网络分析法用节点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构建数据矩阵，不同于一般统计所用的属性数据。在软件运算之前采用对称化处理，并经由该软件的“Netdraw”功能描绘出各企业的内部网络图。
为深入分析内部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参照各企业网络的特征值，依据相应的理论进行分类，并就相应类型进行讨论。星网模式依据其中心势程度，分为单核心、双核心或者多核心的星网形态[20]。审视连锁健身企业网络中心趋势，“连锁形式”和“是否多区域”连锁是影响其中心“势”的2个主要因素。
由于连锁经营的3种不同连锁形式本身的差别，如集团与门店间的控制程度差异以及各门店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同，导致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结构和关系的差异。以健身门店所在区域来看，可参考周殿昆按照发育阶段将连锁组织分为区域内布局和跨区域布局网络2种类型[22]。区域内的连锁健身企业的组织机构与跨区域布局的组织机构有较大差别。区域内的连锁健身企业多是以直营为主的企业内部网络，其管理层和业务层都在同一地区，而跨区域的企业会在每个区域中设立兼管理和业务的职能部门，可以为地方办事处，也可能赋予某个直营店或者较为信任的加盟店相应的管理职能；既可能是以直营为主，又可能是以加盟为主的混合模式。因此，参照以上特征值，本研究依据上述2个分类标准将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分为3种类型：
第一，区域内直营类。首先审视区域内的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北京奥力健、上海星之健、深圳中航和广东力美健。这一类型的企业，总部对各个门店的控制程度较高，各门店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因此，网络密度最高、集聚系数较高、连通性较高。其中，北京奥力健是最为典型的网络，由于其任意2家门店都有联系，因此，其密度值、集聚系数以及连通性都为所有14家内部网络最大值(图3(4))。而深圳中航是较为特殊的该类型网络，其整体中心度最高和中介性最高(而其余的该类型网络的中心度并不明显)，说明该企业内部是围绕着若干门店的中心“势”而存在(图3(1))，某些门店承担了较多的职能且在企业内部网络中处于显著的中心地位。
第二，跨区域直营类。以直营为主的跨区域的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趋势[23]，且核心区域中各节点连接度较高。审视核心区域中的各节点，多为与总部处于同一城市的门店网络分布，而外围的节点分布在总部外的城市。因此，其内部网络的整体密度、集聚系数低于第一类区域内的企业内部网络。在核心区域内的健身门店与以上海为总部的一兆韦德、亚历山大、威尔士以及以北京为总部的浩沙企业内部网络均属于该类型(图4)。
第三，跨区域加盟类。以加盟为主的企业网络，总部对各个门店的控制程度不高，各门店的自主程度较高，因此，该网络整体的密度较低，集聚系数最低(除了青鸟健身)，说明门店之间建立关系的概率较小。这个类型的网络较其他两种网络而言结构对等性较低，多呈现不规则的状况。中体倍力呈现出“核心—边缘”的明显趋势，北京的门店与其他地区的门店之间关系紧密，而在其他区域中各区域之间的门店交往较多，北京之外的跨区域交往较少(图5)。
图3 本研究区域内直营类的连锁健身企业内部整体网络示意图
Figure 3. Internal Networks Profile of Direct Chain in Single Region
图4 本研究跨区域直营类的连锁健身企业内部整体网络示意图
Figure 4. Internal Networks Profile of Franchise Chain across Regions
3.3 个体网络结构特征
个体网络结构特征是网络中每个节点的结构特征，即在分析整体网络结构的基础上，从健身门店的层次测度每个门店在企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关系。本研究以440家门店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分别测度其在“对内网络”和“对外网络”中的网络结构特征值。个体层面的企业对内网络结构
特征是通过整体网的测度方式用UCINET 6软件计算出各特征值；而各门店对外关系的结构特征则通过个体中心网的测度方式。从“位置”和“关系”2个基本维度选取个体结构特征的指标。依据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特点选取位置维度的测度指标——度数中心性，指的是一个点与其他节点发展交往关系能力，描述一个点与其他所有节点的交往关[25]。关系维度选用关系频率和关系久度[28]2个指标。测量依据是调研结果中得出的各集团、门店与不同组织的交往权重，并依据“没有交往”、“每年”、“每季”、“每月”、“每周”、“每日”等分别赋值来求出交往频率，依据“没有交往”、“最近”、“半年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分别赋值得出交往久度[11]。
图5 本研究跨区域加盟类的连锁健身企业内部整体网络示意图
Figure 5. Internal Networks Profile of Voluntary Chain across Regions
3.3.1 门店层次的对内网络结构特征
在整体网层面上可得出，区域与连锁模式是影响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结构特征的重要因素，从而造就了多样化的网络结构。为深入验证与分析各网络结构的差异来源，本研究采用单、双因素方差分析[15]，将“城市级别”和“连锁形式”作为2个重要因素，分析在个体层面上的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别。
3.3.1.1 对内中心性
由表4可见，在对连锁健身企业门店(n=440)的对内网络中心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城市级别”和“连锁形式”双因素交互效应方差分析，可得出该模型修正为0.31，反映了该模型解释方差的程度。不同城市级别之间健身门店的对内节点中心性差异显著(P=0.001)，偏(代表各因素以及交互效应解释的变异的程度，计算的百分率并非基于分数的总变异性)为0.036，说明城市级别的高低是解释连锁健身企业对内网络中心性差异的重要变量；不同加盟方式的健身门店的对内节点中心性差异并不显著(P=0.268＞0.05)；而各城市级别和各加盟方式的不同交互水平对对内节点中心性的差异显著(P=0.000)，偏为0.058。
为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级别”对对内中心性的差异趋势，进一步通过S-N-K法多重比较发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连锁健身门店的对内中心性明显高于三线和四线城市的对内中心性，在整个连锁健身企业的对内网络中占据相对的中心位置。并且随着城市级别由高到低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的中心性呈整体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总部大都在一线城市，而地处一线城市的门店具有更多的就近资源和更优质的辅助网络，部分门店提供着示范店的模范作用，并且拥有一些特殊职能，因此，具有较强的中心性。
深入对各个“城市级别”进行LSD法的多重比较检验，得出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对内中心性差异不显著，一线与三线城市的均值差为16.06，差异显著(P=0.000)；一线和四线城市的均值差17.469，差异显著(P=0.039)；而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对内中心性均值差11.99，差异显著(P=0.003)(表5)。
如图6所示，以城市级别为横坐标，对内中心性的边际均值为纵坐标的加盟方式的3条线并不平行，且3条线互有交叉，说明2个因素变量存在交叉式交互效应，且该交互作用解释了对内中心性的部分变异[2]。在一线城市中，连锁健身门店的对内中心性按照直营门店、加盟连锁和自愿连锁的顺序依次下降；在二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的节点中心性高于其他二者，但加盟连锁和自愿加盟对其的变化并无影响；由于直营加盟和加盟连锁连线交叉的存在，在三线城市中，加盟连锁门店的对内中心性最高，然后依次是直营门店和自愿连锁形式的门店。
3.3.1.2 对内关系频率与久度
通过方差检验发现，对内关系频率和对内关系久度2个观测指标值都仅受到连锁形式的影响。对内关系频率误差来源于连锁形式的F值为11.129，差异显著(P=0.000)，偏为0.049；连锁形式对对内关系久度的差异显著(P=0.001)(表6)。
图6 本研究边际均值的交互效应示意图(对内中心性)
Figure 6. Profile Plots of Estimated Marginal Means(Centrality of Internal Network)
通过S-N-K法分析对对内关系频率的多重比较显示，可看出直营连锁和自愿连锁的对外关系频率明显高于加盟连锁的门店。
应用LSD法检验对内关系频率的差异，可得出直营连锁与加盟连锁的差异显著均值差为0.638(P=0.01)，且直营连锁与自愿连锁的差异显著，均值差负0.730(P=0.000)；对于对内关系久度而言，直营连锁与加盟连锁的差异显著，均值差1.170(P=0.009)，自愿连锁与加盟连锁的差异显著，均值差为0.902(P=0.003)(表7)。
因此，对内关系特征——频率和久度都仅受到连锁形式的影响，说明连锁形式本身的契约结构差异导致了网络中节点之间关系的不同，是影响连锁健身企业门店之间的交往关系的重要因素。
3.3.2 门店层次的对外网络结构特征
连锁健身企业网络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导致从整体上研究其外部网络的难度较大，因此，本研究立足于连锁健身门店的对外关系网络，运用个体中心网的测度方式计算连锁健身企业对外网络的位置和关系特征。对外网络位置特征——对外中心度采用因素提取的方法获得。对外关系特征的测度方式是将440家门店与各组织交往比例作为权重，测出每个门店的对外网络结构特征的综合值(综合考虑与各种组织的交往关系)。调研数据所得，健身门店与各类组织交往比重依次是：客户(86.6%)、消防部门(80.2%)、卫生部门(79.5%)、器材供应及维修部门(77.4%)、金融机构(67.9%)、广告公司(55.6%)、社区组织或协会(50.1%)、其他品牌商家(48.5%)、各级体育局(45.6%)、医疗及器械公司(44.2%)、行业协会(37.8%)、房产方(33.5%)、街道办事处(31.4%)、高校及科研机构(28.2%)。由于健身服务产品的不可存储性，连锁健身企业多采用直销方式，健身门店需和客户直接建立交往关系；而大部分健身门店都与消防部门和卫生部门等建立联系，并受其指导和监督；器材供应及维修部门也是门店须经常交往的组织；由于前期投资大而回报较慢，与金融部门寻求
资金融通十分必要；而广告公司以及其他品牌商家对于健身门店的品牌推广及广告营销具有重要作用，如部分门店与当地商圈的美容会所及电影院联合营销，从而扩大顾客源[21]；健身门店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会与社区、街道办事处以及房产方等组织建立联系。
综上，由于连锁健身企业对外交往的组织类型繁多且情况复杂，因此，难以分析所有外在变量导致对外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依据前面研究对内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变量“城市级别”和“连锁形式”，继续考察二者是否影响对外网络的位置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比较连锁健身门店在对内和对外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
3.3.2.1 对外中心性
由表8可见，对外中心性的方差检验显示，城市级别、加盟方式以及二者交互效应3个因素变量均对对外中心性差异显著，P值分别为0.013、0.009、0.048。3个因素变量对该变异的解释程度分别为0.025、0.022和0.029。
为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级别”和各“加盟方式”之间的对外网络中心性的差异趋势，通过S-N-K法多重比较发现，随着加盟方式由直营到加盟连锁再到自愿加盟，对外中心性呈现由低到高的趋势，且自愿加盟的名店明显高于其余二者。而各城市间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因此，随着加盟方式由总部的控制程度由高到低，各个门店的自主性随之上升，其对外关系的自主性随之上升，其更容易占据对外网络的中心性。
为多重比较各组别的对外中心性的差异，应用LSD法检验可得出，一线城市较其他城市的对外中心性均值为最小，其中和二线城市的对外中心性差异不显著(表9)，三线城市与一线的均值差0.858，差异显著(P=0.011)；四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均值差17.469，差异显著(P=0.039)；而三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对外中心性均值差0.647，差异显著(P=0.032)。四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均值差1.298，差异显著(P=0.03)。
城市级别和加盟方式的交互效应对对外中心性差异存在影响。如图7所示，对外中心性的边际均值的3条线互有交叉且有5个交点，说明2个因素变量存在复杂的交叉式交互效应，且该交互作用解释了对外中心性的部分变异。整体趋势是相比较于直营门店和自愿加盟门店边际均值的显著变化，加盟连锁形式的门店的边际均值的变化微乎其微。在一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略高于加盟连锁和自愿加盟的门店，且加盟连锁和自愿加盟对对外中心性的影响不明显；在二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的对外中心性高于其他二者，但加盟连锁和自愿加盟二者差别微小；在三线城市中，自愿加盟的对外中心性明显高于直营加盟和加盟连锁，然后依次是直营门店和自愿连锁形式的门店；四线城市中的直营门店的对外中心性再次反超，明显高于其余二者。
3.3.2.2 对外网络关系频率
通过对外网关系频率的双因素交互效应方差分析，可得出该模型修正为0.092，不同连锁形式之间的健身门店的对内节点中心性差异显著(P=0.000)，偏为0.039，说明连锁形式是解释连锁健身企业对内网络中心性差异的重要因素；不同城市级别的健身门店的对外关系频率差异并不显著(P=0.124＞0.05)；而各城市级别和各加盟方式的不同交互水平对对内节点中心性的差异显著(P=0.000)，偏为0.052(表10)。
图7 本研究边际均值的交互效应示意图(对外中心性)
Figure 7. Profile Plots of Estimated Marginal Means(Centrality of External Network)
通过S-N-K法分析各连锁形式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分类，可以看出，直营连锁和自愿连锁的对外关系频率明显高于加盟连锁的门店。为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级别”和各“加盟方式”之间的对外关系频率的差异趋势，通过S-N-K法多重比较发现，随着加盟方式由加盟连锁到直营再到自愿加盟，对外关系频率呈现由低到高的趋势，且自愿加盟的门店明显高于其余二者。而各城市间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应用LSD法检验对外关系频率的差异，可得出一线城市较其他城市均值为最小，一线城市与四线城市的对外关系频率差异显著(P=0.025)，均值差为-1.429；直营连锁与加盟连锁的差异显著(P=0.001)，均值差为1.507，自愿连锁与加盟连锁的差异显著(P=0.001)，均值差为0.995(表11)。
2个因素变量的交互效应影响着对外关系频率的差异。如图8所示，不同加盟方式的对外关系频率的交互作用解释了对外中心性的部分变异。自愿连锁和加盟连锁2条线趋近于平行，二者并未有交点，说明二者的主效应明显。直营连锁与另外2条线都有交叉，因此，存在交叉式交互相应。
图8 本研究边际均值的交互效应示意图(对外关系频率)
Figure 8. Profile Plots of Estimated Marginal Means(Frequencies of External Network)
整体趋势是相比较于直营门店和自愿加盟门店边际均值的显著变化，加盟连锁形式的门店的边际均值，变化微乎其微。在一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略高于自愿加盟的门店，而加盟连锁位居最后；在二线城市中，加盟连锁的门店对外关系频率低于其他二者，且直营门店和自愿加盟门店二者差别微小；在三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的对外关系频率最低，自愿加盟的明显高于直营加盟和加盟连锁；在四线城市中，直营门店的对外中心性再次强势反超，明显高于其余二者。
与对外关系频率不同，考究对外关系久度的差异来源，发现城市级别与连锁形式对其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对外关系特征方面，城市级别与连锁形式对其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二者交互影响着对外关系频率，而对外关系久度的差异来源并不明显。
4 讨论
在对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核心区域即内部整体网络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连锁模式和区域是划分其类型的主要依据。因此，本研究在门店层面的个体网络结构特征中，来考察“连锁模式”和“城市级别”是否是影响对内以及对外结构特征的主要因素。
源于外部网络的“城市级别”和源于内部网络的“连锁模式”已在企业发展中交互影响着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城市级别”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综合经济实力、辐射带动能力等方面。城市本身所提供的各种要素主要通过连锁健身企业的外部辅助网络，促使资源在网络的节点中进行融通。通过本研究发现，这种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因素变量已渗透并影响着内部网络结构特征，连锁健身门店的对内中心性的差异受城市级别
的影响，并受城市级别和连锁模式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除此之外，张玲漪等对肯德基和麦当劳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战略的分析也得出地区因素是解释门店店数差异的主要因素[19]。“连锁模式”源发于连锁健身企业内部网络中，由于契约的签订导致连锁健身企业中内部科层结构本质的不同，直接影响内部网络的结构和关系。由于网络结构的动态性，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调整的互动性[1]，它的影响作用同样也蔓延到对外网络中。具体体现在连锁模式和城市级别二者交互作用影响着其对外网络的结构特征，如对外中心性和对外关系频率都受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
受“连锁模式”和“城市级别”双重影响，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呈现出对内与对外网络结构特征的不同。综合比较对内和对外特征的差异，除了二者本身在测度方式的不同，整体呈现出相对于对外网络而言，对内网络受“连锁模式”和“城市级别”二者影响的因素较少。具体体现在对内关系频率和对外关系久度仅受“连锁模式”的影响，并不受“城市级别”以及交互作用的影响，但在对外网络关系频率方面，却受到二者以及交互作用的影响；对内中心性不受连锁模式的影响，而对外中心性却受到二者以及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在内部相对封闭的网络中，源于内部网络的契约结构本身带来差异的影响作用较大。而在对外网络中，外部变量的繁多与复杂，以及众多未知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结构特征，因此，对外网络结构特征中大多受二者双重的影响作用。
5 结束语
“战略与结构”是企业发展的永恒议题。对我国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结构特征研究立足于复杂网络结构的视角，旨在为今后探讨我国健身企业竞争力与成长机制提供基础。本研究分析连锁健身企业网络的基本形式、类别以及结构特征，得出“城市级别”和“连锁模式”是解释其结构特征差异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