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举国体制”的讨论在我国体育领域、新闻媒介和学者中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举国体制”在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角色定位，是任何一位体育学者都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举国体制”这个怪胎以书面语呈现于大众面前时，就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就展开了诸如“举国体制”创新、坚持和完善等。现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举国体制”究竟是什么？举国上下还存在有不和谐的声音，官方、权威部门一直还说“举国体制”一要坚持，二要完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坚持？如何完善呢？现有的对举国体制的研究能否揭示“举国体制”的本真？这些研究视角究竟屏蔽了什么？
1 现有的举国体制研究对语言符号暴力的遮蔽
1.1 现有举国体制研究争论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主题栏目和题目中分别输入“举国体制”一词搜索后，相对应地出现了2211和346篇文献报道(日期截至2012年11月2日)。在研读后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后有如下体会：对“举国体制”而言，自从其发端之日时，就受到了诸如创新、改革等声音。在主风向标对“举国体制”持肯定看法的同时，也不时会听到对“举国体制”的诟病之声。但整体而言学界现在达到的共识是有其缺陷，需要改善。就其内容而言，早期学者主要就在集中争论为作为一项政策、制度的“举国体制”有何缺失和如何改进。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利弊方面的论争中。有少量的学者提出了“举国体制”慎用、或取消提法等论断。而其研究路径思想集中表现为两类，一种是“举国体制”适宜于当时中国建国初期的现实状况，在当时是有效的治理模式。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不能完全适应于现时的社会发展。而另外一些境外的学者则认为举国体制本身就是集权主义体制融合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到今天成为了竞技体育正常发展的阻碍。就其研究的切入点而言，主要有从体制角度，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视角提出了不合时宜的“举国体制”；也有从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方面研究；也有从公平角度提出，国家对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投入重视有失偏颇。
1.2 对现有研究的短视和不足
想对举国体制的优劣进行评价就应竭力避免前置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对现有研究立场的影响。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以后研究应该对“举国体制”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不是争论举国体制作为一项制度和政策对错与否。研究范式单一，譬如，国内学者的研究普遍没有脱离简单的加入历史环境概述揭示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领域出现的背景、总结成绩、发现问题、呼吁改变等基本范式。视域局限于仅仅从公平与效率、投入与产出、政策等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目标针对性很强，缺乏一定的学术、学理高度和深度。
部分学者的研究逻辑起点和立场就有问题，比如，戴永冠等[1]的研究结论的立论基础方法是通过走访国家体育总局、部分项目管理中心以及部分高校体育专家，结果得出：“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竞技体育成绩越成正相关，举国体制倾向于渐进式改革”。这样的命题着实让人怀疑。在对待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态度上，体育部门的态度是一贯的支持，体育总局官方领导和发言人、代言人一直带着褒义的色彩在谈论“举国体制”。
1.3 对语言、符号暴力的屏蔽
只表征“举国体制”是一种体育事业发展模式，遮蔽了“举国体制”的真正面目。表面上看，“举国体制”仅为体育领域一封闭的打造精英体育——奥运冠军的系统或模式，实质上，在其酝酿之日伊始，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论域。“举国体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项体育政策和制度，它为国争光的荣耀形象被放大与发扬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其语言暴力和符号暴力。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体育早已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类社会现象息息相关。体育是一种呈现社会的现象，体育发轫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互相渗透，并可纳入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2]只有把它视作一种场域，从社会的结构变迁和“举国体制”场域内外权利的结构演绎才能真正理解“举国体制”所表征的真正内涵。通过对“举国体制”研究的既存显性资料的挖掘，进而获得隐性的、社会结构、公民心理状态与文化变迁趋势。为了更好地揭示“举国体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背后的本质、社会现象以及消解上述困惑和差异，研究视角必须跳出传统的对“举国体制”的计划、市场经济研究、利弊研究、改革创新研究。尽管“举国体制”存在语言逻辑错误，有悖于逻辑和有悖于学理，可是作为一个景观“举国体制”以强劲的姿态出入于研究的论域且作为正式称谓呈现于官方的文件中。“举国体制”当做一种语词暴力，早已似乎超出了其日常的视域界面，有必要对其遮蔽的语言暴力和符号暴力的角度进行解构和阐释。这一语言、符号暴力冲击的首先是大众体育的发展，最为要命的是它扭曲公众的体育价值观，甚至“绑架”政府的一直“在场”，导致体育事业发展的理性缺失。
为此我们务必认识到“举国体制”这一遮蔽的语言暴力、符号暴力发生的依据及其危害，重塑、匡正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和科学的价值观，避免我们过去无知滥用和使用“体育强国”的提法并写入中央文件的教训、使体育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而最终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真正转变。
2 “举国体制”的发生学和场域属性演绎的历史梳理
2.1 举国体制语词发生的由来扩展
2.1.1 举国体制语词发生的由来
“举国体制”的由来在体育界有多种说法，但是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需要澄清“举国体制”的由来。根据李元伟等[3](2003)的研究，“举国体制”的提法大致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着手制定“奥运战略”，一些同志在总结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是指体育系统内高度整合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式，被形象化地称之为“举国体制”。鲍明晓在根据总局部分
老同志的谈访结果后认可上述观点的同时也提出，此后，“举国体制”的提法经常被引用，并逐步泛化为对整个体育体制的称谓。[4]可是，据现有的资料考证，目前有据可查的、“举国体制”作为书面用语首次在公众中出场是198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中的俩青年对话中。当时正逢汉城奥运会开幕前夕，在《人民日报》有一栏关于奥运的对话报道，内容是俩青年的一段对话，原文内容如下：
“甲：美国也是个体育大国，为什么近年来它的优势越来越小呢？乙：我看恐怕与美国的体育体制有关，简单说，美国运动员夺金牌主要靠个人奋斗；而民主德国、苏联的体育是靠‘举国体制’，运动员得力于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从选材到运动员、教练员的培养以及退役后出路，均有一套较完善的制度。”[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举国体制”这一提法出现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当时主要指指体育系统内高度整合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式。第一次以语词形式在大众面前出现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的《人民日报》上。那时的“举国体制”主要指，民主德国和苏联的体育体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2.1.2 “举国体制”的扩展变化
依据发生学的观点，某事物起源问题应当追溯某事物出现所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适宜“举国体制”发生前的环境和条件。依据梁晓龙(2005)的研究将1949年至1965年视为举国体制的初创期。当时发展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就是“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奥运争光”，国内的比赛训练和意图目标明确和单一，就是要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6]
其实，这一说法是片面的，翻开历史，我们清楚得知1980年以前我们还是重视群众体育的这一事实无论从领导人讲话还是官方文件中都可得到证实。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纲领提倡国民体育；在10月份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明确指出体育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1952年毛主席更是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论断。当时主管体育的国家领导人朱德也提出了“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的号召。1952年国家才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当时要求体育工作必须积极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为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以前，体育的性质只是为“事关国防建设，增强人民体质”。1952年开始，国家成立了“八一”体工队。同年参加了奥运会成绩不理想。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文件明确指出，近几年出国参加球赛成绩差，与今天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符，此种情况亟待改变。随后成立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部分运动项目国家队。为此有了后来的“奥运争光”计划。在1965年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优秀运动队。1978年国务院在文件纪要中明确指出和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训练指挥系统。1980年邓小平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求大力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紧接着就有了著名的“侧重抓提高”的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指导方针。1984年奥运会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随后人们总结成功经验时，才促使了“举国体制”的正式出现。
1988年“举国体制”正式诞生以来，特别是1993年对全运会的改制，目的就是在奥运会前夕进行练兵，除了武术外项目设置全部是清一色的奥运项目。1995年颁布的第一部体育法，明确提出提高竞技水平，为国争光的要求。随后有了一系列的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奥运计划纲要等战略性计划进一步固化了“举国体制”的地位。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更是统一口径的提出“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但是这一官方说法越来越引起更多学者的质疑。原因为这样的“举国体制”与目前我国在国际的地位极其不符，因为我国现在综合国力正在向强国转型。
综合以上资料和文献分析，“举国体制”在1952年之后在体育领域中就以各种隐性的形式存在，当时即存在对“举国体制”的社会需求。1980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国家确立了“侧重抓提高”。随着“举国体制”的成功，学者们发现其存在弊端，要求它与国家社会转型同步。
2.2 “举国体制”场域属性演绎的历史梳理
围绕“举国体制”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条件具备和社会需要方面的因素无法说明“举国体制”产生的真正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举国体制这一语言、符号的属性。所以以场域理论来分析“举国体制”就显得很有必要。“场域”是布尔迪厄在社会学中涉及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他把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付诸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更是通过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7]
简单地说场域就是一个关系网络，既是斗争场所，又是争夺的空间。其内涵，主要是指在某一个社会空间内，由特定的社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要素的综合体。从布尔迪厄对场域定义可以看出，场域是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但是在场域中活动的人是有知觉、有意识的，每个场域系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惯习就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和系统，它是开放的，不断地随经验的变化而强化或调整。在这其中，历史因素不能排除在外，同一场域随着变迁而发生变化。
2.2.1 “举国体制”起源前的政治暴力属性
体育中的“举国体制”不管怎样理解它也是体育这一场域下所发生的。为此我们要考察“举国体制”起源前的体育场域这一属性。从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以前国家对体育的定位是为国民健康和为国防服务。从1952年起要求体育工作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到了后来的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的“球赛差，与国家地位
不符合，以及侧重在提高”。这才有了后来的举措，而举措的背后是进步和成绩。特别是登山队的成功、1971年乒乓外交取得胜利后、“举国体制”的雏形日益明显。所以当时的体育场域属性就是“体育搭台，政治唱戏”。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举国体制”诞生的场域如图1所示。当时的体育场域就是政治的附庸，是被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一个特别场域。例如，当时的中国女排精神被要求各行各业去学习，用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郎平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也坦称：“那时候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8]
从上述的梳理中发现，体育场域的发展变化，由最早的体育为国民健康和国防服务，过渡到为国家总体路线服务，到了最后显性的提高竞技成绩为国争光。这是崇尚政治功能至上，“举国体制”正是中国体育场域特殊性的真实表征。体育竞技较量和金牌得失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每一次胜利都被喻为国家强盛或制度胜利的象征。而此时的包括“举国体制”在内的整个体育场域自主性都很低。
图1 举国体制场域的诞生
2.2.2 “举国体制”场域属性的暴力固化
新制度主义认为，早期的政策选择以及随后的制度承诺决定了其后的决策，事态的发展逻辑就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特征。“举国体制”正是在这一惯性下得以固化和产生。随着对全运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后来1988年汉城奥运会取得的胜利，最终得以“举国体制”场域的诞生。在固化了“举国体制”后，随着“体育场域”的发展变化，公众需求、体育价值理性回归，以及全运会上爆发出的各种丑闻“举国体制”下三大球运动成绩的滑坡，导致了对“举国体制”的质疑与反抗。然而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特别是国家体育总局往往采取保守性的策略来维护现有的场域中的力量格局；但是体育场域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无法改变的。随着体育职业化的发展，篮球、足球、排球职业化的改革不可避免。以前单一的采取“举国体制”即使在唯金牌论下也是无效的。特别是随着“女子网球单飞”、“丁俊晖模式”等的体育场域变革，“举国体制”早已从以往的遮蔽和颂扬(1949-2000)到了反抗与质疑阶段(2005-2008)。在这一期间，以2005年的全运会的各种丑闻最为突出，此时，学者、媒体开始对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进行批判，话语主要集中于对大众体育的不重视、过度占有资源，在有影响力体育项目国际大赛中的无能等。可是随着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以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又促使“举国体制”的场域发生改变，在主流媒体上刘鹏局长“一要坚持，二要完善”，最终促使把“举国体制”用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
3 “举国体制”场域的内外权利结构博弈
在一个特定关系网络中的统治者，其统治权力的实现，不可能单靠其自身的意图、利益、地位，而是必须结合被统治者各方的力量。并在各种力量的竞争和对比中真正实现。[9]
对“举国体制”场域分析也是如此。在2000年以前，特别是建国后，由于当时的政治场域处于绝对控制、人民对体育的需求相对少，此时举国体制只是一种政治体育需求的隐喻。人们对体育只是为了兴奋而兴奋，为了欢呼而欢呼。民众对竞技体育价值理解的理性失范，竞技体育过度承载了一些政治的元素。从当时的标语口号中就可见一斑，比如“球运兴，国运兴”，男子排球战胜韩国后北大学生发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当时包括“举国体制”场域的整个体育场域的自主性极低。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对竞技体育功能的控制、早期媒体场域的自主性低的特点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固守权力充当了“举国体制”这一符号暴力的中介与助推器。
随着媒体异质性的突起，公众对竞技体育价值的理性回归，以及“举国体制”场域的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举国体制”的场域结构也在呈现相应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职业化体育已经取得了成果，NBA、网球职业化的发展等对“举国体制”场域形成了冲击。“举国体制”所培养的专业运动员和职业化改革下的运动员差距较大。大众健身锻炼的切实要求以及对竞技体育不再是只满足于为了兴奋而兴奋。“举国体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唯金牌论以至于出现在全运会、乃至国际赛场上的种种假打、假摔等行为，本身就是对早前“举国体制”场域的一种结构性破坏和消解。
北京奥运会后，由于国家形象得到了足够好的展示，以及奥运会上金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于是国家体育总局主动出来重新为“举国体制”场域增添“褒义”的博弈力量。在《人民日报》专访后，其他媒体再次遭到主流媒体的绑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要坚持，二要完善”。绑架的还有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下也讲到，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举国体制”。尽管官方出来为“举国体制”保驾护航，但是公众对健身需求的迫切性越来越强、学生体质下降趋势严重、大众对奥运金牌含金量出现了睿智认知。所有这些都促发了“举国体制”场域新的博弈。
由以上的“举国体制”场域内外权利结构博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早期的“举国体制”场域中，内部权利中，自己的自主性无，人民体育需求较低。在外部场域权利中，完全被国家意识所规训，早期受到职业化体育冲击的影响较小。在2008年前，场域内部出现了体育自主性加强，同时滋生了自我破坏性。场域外面分析，职业化体育冲击影响很大，国家政治意识规训体育较少，人民体育需求明显，对体育价值理性回归。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和主流媒体继续充当了“举国体制”这一符号暴力的中介与助推器最终导致场域外的国家政治权利反弹。运动项目职
业化会更加对“举国体制”这一场域结构的冲击。公众在自身建设得不到满足以及对竞技体育价值的理性回归都必将对“举国体制”进行声讨和不满。“举国体制”场域的内外权利结构博弈的动态分析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举国体制”场域的内外权利结构博弈的动态分析
4 “举国体制”场域演绎的实质是语言、符号暴力
4.1 语词暴力
媒体上的一个不经意的词汇，但很快，举国体制就成为了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表述。当然也引发了诸多媒体、学者的讨论。对“举国体制”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媒体，而缺少扎实的学术依据。故而其涵义一直是含混不清与变动不居的。尽管在体育界如此频繁地出现和使用“举国体制”，但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内涵还没有一致的看法。[3]
其实发端于报纸中的俩人无意间的对话中的“举国体制”这个词本来就充满了语词逻辑和寓意逻辑错误。仅从字面上而言，“举国”就代表全国的意思，那就应该是全国人民都参与的事情，其实，在体育领域，只是少数人参与的培养优秀运动员夺取金牌为目的的一个封闭的训练体系。自从它发轫之日起就有学者对“举国体制”这个用法提出了质疑。比如1989年，阎世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对“举国体制”的模式用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它是概念含混不清，尚无定论，是社会主义初期雏形产物，不提倡用之。[10]于善旭也于2001年在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就大会议题“举国体制”发表了对使用这一提法表示疑惑的意见。[11]
在其随后的学术论文中更是建议废除“举国体制”，具体理由是将“举国体制”仅限定在竞技体育领域，与整个体育体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宜再用“举国体制”的概念来称谓我国当前的体育工作。[12]鲍明晓也认为“举国体制”存在着语义逻辑错误。[4]
就学理而言，所谓的“举国体制”应该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的体育事业组织与管理方式，应该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举办，而问题是当时那一时期体育事业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包办。因此，政府直接办体育的体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更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例如，狐鸣就认为“举国体制”是一个虚构的词汇。[13]的确，全国体育热潮只能是“举国”的现象，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恰恰就没有“举国”。就学理而言，“举国体制”就是一个伪概念。在他看来“举国体制”并非真正的体育制度的主体。因为它不是一个满足全体中国人体育需要的完善制度，是观念的错位。所谓的“竞技体育”，更不是“举国”体制，它只是体育行业内部的一种模式，其他行业无参与，只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工具化的管理模式。不能以点带面、以次充主。
从上面的资料和论述中可以看出“举国体制”这一语词的产生本来就是很随意的，应该商榷。对字面意思而言，“举国”一词本身就是夸张的，应该是在描述国家战争应急和动员是的话语。另外在语法上“举国体制”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体制”是其中心词汇。举国和体制放在一起就是一个语词暴力，结合历史事实，当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和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能把“体育”当做“举国”来抓。不假思索地引用“举国体制”甚至作为政策、学术研讨的核心词而被大量的泛滥于政府报告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当年把我国已经是体育强国的论断写入中央文件的历史教训。即使刘鹏局长在面对《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问什么是“举国体制”这一问题时，刘局长回答为：“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能算一个定义吗？回答中充斥着褒义词，这是界定一事物之大忌，定义应该是对所谈论对象之特征作出的中性概括。为此“举国体制”的提法显然是逻辑推理缺乏和论证过程失范，但一直被沿用至今，充满了语词暴力取向。
4.2 “举国体制”的暴力风向标指涉
自从“举国体制”在媒体和报纸上出现以后就愈演愈烈。在这一时期，有关“举国体制”的报道大致呈以下趋势：有关“举国体制”的风向标指涉混乱。微观而言，同一人前后口径不一，比如，前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阎世铎于1989年大胆地对“举国体制”进行了质疑，可是在其2000年出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后，他采取了取消升降级等举措，反而成了举国体制的卫道士。[14]同样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刘晓利在2001年2月和3月先后发表了似乎自相矛盾的主题“中国体育要——理直气壮坚持奥运战略举国体制”[15]和举国体制创新论[16]。
就中国主流媒体也呈现出这种对“举国体制”褒贬不一、立场前后混乱的局面。例如荆烽分析了媒体有关“举国体制报道”褒贬取向有如下特征：1949-1989年媒体(报纸)对“举国体制”的报道风向标实际上是默许和赞赏的；1990-2006年，媒体对举国体制的报道呈现出质疑和批判的阶段，特别是2006年十运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对举国体制的拷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2009呈现出了更为诡异的特征，“前奥运”时期、和奥运时期对“举国体制”的报道是质疑与坚持并存，官方媒体不太发声，只是引用领导人的讲话。后奥运时代，突然反向，主流媒体和报纸口径统一，“一要坚持，二要完善”。[14]
媒体和报纸对“举国体制”报道的立场在宏观上呈现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而相对于媒体的报道，体育学术界似乎一开始就有质疑之声，例如，谈皖宁论述了举国体制下的重训轻学问题会影响运动员人力资本的获得。[17]柴建设也于2002年论述了“举国体制”对高校体育竞赛的弱化作用。[18]在随后人们展开了&
ldquo;举国体制”的完善、创新、也有提出把它当做一项体育发展模式应该照顾到全民体育健身。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是媒体微观上、还是宏观上，还是体育学界有关“举国体制”的风向标指涉混乱、诡异，即使同一人、同一媒体，在很短的时间节点内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向甚至是反向。很明显这就是在政治场域影响下，“举国体制”风向标的一个悖论——主流媒体的传播话语霸权不停地变脸，凸显了受众的无助。
4.3 “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有效治理模式的霸权符号
“举国体制”自身的缺陷很多，即使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夺金能力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然而我们官方在北京奥运会辉煌的时候，提倡“举国体制”对奥运夺取金牌的贡献时，总是在不真实地强调“举国体制”无所不能。例如，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奥运会后在《人民日报》做专访时就谈到，“举国体制”是一种有效模式。然而却只字不提北京奥运会时期的三大球全军覆没。的确早期我们的排球、篮球有不错的成绩，可是随着表演性、观赏性的运动项目职业化以后，我们的“举国体制”所培养的专业运动员，比如篮球、足球、冰球、曲棍球，很难取得好的成绩。在“举国体制”下所培养的专业运动员确实比以前的俱乐部业余水平高，但是和职业运动员相比差距甚远。历届奥运会的篮球、曲棍球、水球等成绩均说明，“举国体制”对它们较好的成绩没有促进作用，恰恰相反，现在的“举国体制”阻碍了项目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这些项目成绩的提高。“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只适合那些职业化发展程度很低、别国投入财政较少的项目，例如举重、跳水等。
为此务必清楚地意识到，在“举国体制”对竞技体育成绩的贡献中必须认识到，“举国体制”是一种只能被应用于职业化程度很低的有限领域的治理模式，无必要也不可能代表所有运动项目的推广做法。
体育场域、媒体场域早期自身缺失自主性，完全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所以“举国体制”一开始就处于被绑架的地位，在媒体的传播和体育自身发展过程中，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元素，“举国体制”场域被政治场域和媒体场域所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也控制了人们对竞技体育的认知，此时“举国体制”充当着无意识的、隐性的语言符号暴力。
随着“举国体制”场域内外结构权利博弈变化，特别是媒体异质性、举国体制自身的破坏性、公众体育健身需求的迫切性和匡正的体育价值以及职业化体育对“举国体制”的冲击，“举国体制”有弱化的趋势，但是在这一弱化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始终想固守现有的场域结构和权力。在对“举国体制”爆发式的质疑和反抗似乎触碰到了体制和部门利益的壁垒，官方需要寻找机会来压制媒介场域自主性所发出的诘难。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契机，彰显和塑造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国家形象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行政权力获得了强大的“符号资本”进而用以制约场域内部的反抗行为。为此，“举国体制”场域再次注入了政治权利和国家意识的力量而进行博弈。同时官方主流媒体再次出来进行宣传和建构“举国体制”这一语言、符号暴力。为此，无论是“举国体制”诞生的社会结构变迁还是它发展的属性以及从“举国体制”场域演绎的内外权利结构博弈的动态分析结果均可以得出“举国体制”就是一个语言符号暴力。
“举国体制”这一语词最早出自于坊间青年的对话，一直到媒体的使用，以至于成为官方语言。早期国家高度集权，国家和私人高度融合，随着时代的变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已经变得分权与多元，国家与私人空间日益剥离。不幸的是，官方语言在媒介场域中完成了正当化和合法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只是“举国体制”这一语言与国家权力和体育主管部门权利与大众权利之间的博弈。最终促使“举国体制”成为实现政府意志和部门利益的语言符号暴力。
5 结语
“举国体制”一直遮蔽着其自身所具有的语言、符号暴力。场域自主性是指某场域摆脱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然而，在“举国体制”诞生以前，“体育”场域就受政治、经济力量掣肘其独立性。政治场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体育场域的议题设置与目标走向。早期的政治场域作为一种元场域，几乎决定着媒介场域和体育场域的生存和合法化问题。“举国体制”正是在媒介生产和传播中得以产生和发展，也是在媒介中最早进行质疑和批判。最终在政治场域的二次介入下，进行了“举国体制”语言、暴力符号正当化和合法化的建构。“举国体制”场域中始终或隐或显地限定着体育场域自身的发展内在理路。“举国体制”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体育学者，体育相关部门也一味冒失地认可和跟进。“举国体制”最终成为官方无法舍弃、意识不到的一种语言、暴力符号，它最终反向地绑架了“举国体制”场域的行动者。最终被支配者接受了支配者的理念，并将这些错误理念解读为正确的、应当遵守的理念，而短视支配者对自己的符号支配。
任何场域的内在规则都是不断变动的，“举国体制”场域也不例外。随着政治场域自身的不断变化，国家政府自身强大、对体育全民健身的认可、体育政治在弱化。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威胁论”早已取代了“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早已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为此胡主席在奥运会后发出了：“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这一号召。而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遵循体育自身发展规律，不能过多地承载体育以外的东西。为此我们要重视体育场域的自主性，并自觉地从根本上抵制“举国体制”这一语言、符号暴力。真正认识到这一语言暴力、符号暴力发生的依据及其危害，重塑、匡正体育事业发展价值观，坚持体育服务于人的理念，最终真正形成自己客观真实的体育符号，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