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可以用来衡量、监测和评价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还可以用来度量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为科学制定体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藉以推动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因此，可以说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我国体育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核心。
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由许多有内在关联的单项指标组合而成，在构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既要从整体上全面考虑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所应包含的内容及其框架体系，也要逐一考虑各个单项指标的涵义、口径及计算方法等。在确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各个单项指标的名称和涵义时，主要应依据相应的科学概念，更要考虑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因此，必须根据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的要求，对各个单项指标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目前在我国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都将“体育人口”作为一项主要指标，然而，“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是否合理国内尚无学者对其进行论证，作者试图通过对我国体育人口研究概念的疏理、体育人口判定标准的分析以及江苏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体育局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及文本深描，对“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的合理性进行科学的论证。
2 “体育人口”已经成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有着越来越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健康生活理念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善方面，大众健身的普及度越高，劳动者的基础素质也就越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体育人口”作为群众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群众体育发展水平。近年来，在我国有关省（市）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都将“体育人口”作为一项主要指标。
2001年江苏统计局成立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课题组，在研制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通过访谈法和特尔斐法，确定了由4个方面15个指标组成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其中将“体育人口”设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40%；厉丽玉、林可等（2003）在研究浙江省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认为：应将“体育人口”列入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体育素质”属项下的二级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50%。孔庆鹏（2003）在研究苏州市体育现代化时，将“体育人口”列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大众体育”属项下的二级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40%（含40%）以上。吕树庭、张宏等（2004）[6]在研究广东省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采用专家访谈和特尔斐法确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及其权重，最后确定处于第三层“水平指数层”的操作性指标共11个，其中将“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定为45%。王平（2007）在分析中国体育发展现状及制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思路中，认为“体育人口”是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周登嵩、余道明（2007）在研制首都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采用经验选择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咨询进行筛选，最后确定了一个含有8项一级指标，32项二级指标和89个三级指标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其中将“体育人口”设为一级指标“群众体育”属项下的一个重要二级指标。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现有的各省（市）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主要采用经验选择法、专家咨询法（特尔斐法或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将“体育人口”设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充分说明在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者本人还是相关方面的专家都认同将“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然而，以上学者在研制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都没有做主成份（或核心指标）分析，对“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其概念的准确性、判定标准的科学性以及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尚无论证，这就构成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3 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述评
概念是反映事物或其对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构建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又是进行理性思考的逻辑起点，要准确把握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体育人口”的概念，必须对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有关资料进行疏理，以便于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准确把握。
3.1 “体育人口”研究的源起
1985年8月13日至19日原国家体委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会议一致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比较庞杂的复合体，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尽快地建立一套能够综合地反映体育运动发展水平的科学的指标体系，以促进体育运动各方面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而1985年《体育译文》第三期刊出日本学者池田胜的《日本、欧美国家体育人口的动向》一文，介绍了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体育人口的研究动向。同时，我国学者卢元镇（1985）在《体育科学》杂志发表《2000年的中国群众体育》，对我国2000年的体育发展远景进行科学的展望，提出“体育人口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社会指标”。体育人口这一概念刚好可以在“反映体育运动发展水平的科学指标体系”中用来衡量和比较我国群众体育开展的程度与发展水平，所以“体育人口”一词在此时代背景下一经出现，立即引起我国体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步成为我国体育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3.2 “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
从1985年开始，我国体育理论界开始对“体育人口”概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揭开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序幕。在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从体育的目的和任务出发，对体育人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初步形成了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为我国体育人口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万和、胡红（1986）从体育运动的参与性
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经常参加体育缎炼、从事体育专业训练、以及其它从事体育事业有关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唐宏贵（1988）从体育的知识性出发，认为体育人口“必须是初步了解和掌握体育锻炼的知识和方法，经常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效的人口数”。徐隆瑞（1991）则从增强体质目的性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以增强体质为宗旨，而又经常、直接参与运动的人群的总称”，并且他认为体育人口概念的核心内容必须是“参与运动”。
从1993年开始，我国体育理论界学者分别运用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体育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分别提出了实质性体育人口、边缘性体育人口、当然体育人口、全时体育人口等相关的体育人口延伸概念，拓展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视角。黄俊伟（1993）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依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理解之间是否存有相亲关系为划分特征，从社会人口中划分出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社会人群”，并且根据他的观点提出“实质性体育人口”和“非实质性体育人口”的概念。仇军等（1999）以人口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徐忠（2001）提出“边缘性体育人口”的概念，他认为介于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之间存在着“边缘性”的体育人口，边缘性体育人口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体育人口，体育人口也有可能转化为边缘性体育人口。卢元镇（2006）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里，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接受体育教育、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种社会群体”；同时提出了“当然体育人口”的概念。张洪潭（1999）首次提出“全时体育人口”与“半时体育人口”的概念，所谓“全时体育人口”是指“惠得社会余暇全力支撑的专业运动员，与之相对应，“半时体育人口”是指“个人在余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普通市民”。
综合以上我国学者的研究观点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者在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从现有的我国体育人口研究资料分析，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对其进行科学的描述，且获得体育理论界的普遍认同，阻碍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体育人口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并且认为体育人口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和体育事业规划管理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参数。
3.3 “体育人口”概念的学术之争
概念的形成往往是人们对思维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结果。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是按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形成的概念，它除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还具有相对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很多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都是相对的，都是基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理论基础，即便在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的社会科学概念相对于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相同的概念也会出现不一样的解释。在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中，由于研究者各自学术背景的不一致，导致研究者分别从体育学、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来阐述体育人口现象，因而存在不同的体育人口概念表述。从社会科学研究来讲，界定体育人口这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由此导致我国体育理论界“体育人口”的学术思辨。
我国很多学者在界定体育人口概念时，都认为体育人口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运动成绩或提升体能，但如何科学地测量或检验其体能的增加或增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仇军、高峰以人口学理论为基础建立研究体育人口概念的视角，将体育人口定义为：“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体育人口的概念界定被张洪潭称为“在重复人口理论经典上的某些一般泛指性字句”。张洪潭认为“体育人口概念的关键一点是提高或保持体育水平，这完全可以运用体育测量手段而得出定量论断”。韩丹也认同张洪潭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用体能指标来反映锻炼的效果，比用活动过程作指标，当然要前进一步，更能反映身体锻炼的效用和价值，也更能反映体育活动的真实发展程度，很好！”针对张洪潭教授的观点，张新萍提出了反驳的意见，他认为张洪潭教授的观点混淆了“体育人口”与“国民体质状况”这两个基本的概念，“体育人口”主要是针对社会体育参与的程度，而“国民体质状况”主要检验参与效果，“如果将体育人口定义为通过体育手段来提高或保持体能水平的社会成员，将会使体育人口概念狭隘化，并将一个重过程、重参与的指标变成一个重结果、重目的的指标”。而卫京伟针对张新萍提出的反驳观点进行了再反驳，“在形式主义盛行一时的中国，是一个重过程、重参与的指标还是一个重结果、重目的的指标对中国的现实更有指导意义呢？”
我国学者程志理对体育人口概念中以“增强体质为宗旨”或“增进身心健康为目的”这类观点提出反驳意见。他认为：流行的“体育人口”评价、测量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增强体质”和“增进身心健康”的内容。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所谓的“增强体质”，在体质没有一个基准或参照系的情况下，如何来确定“增强”？而且“增强”这个概念强调的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比较而没有“适度”，“增强”一旦实现，马上就会进入“更强”层面，在“更强”面前，“强”就相对变成了“不强”，所以说“增强体质”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没有一定的度或基准的前提条件下，对“增强”是无法进行检测和度量的。而“增进身心健康”却又是一个不确定的
概念，健康的身体只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但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却不是纯物质的。“人的自然属性总是受其社会属性的深刻影响，健康状态受到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在影响个体身心健康方面，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影响体质或健康的因素极其复杂，长时间身体锻炼获得的体能效果，很有可能轻易地被“几支烟”、“几瓶酒”或“无节制地打牌熬夜”的负作用抵消。可以想见，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善，或者说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保障，仅仅靠打打球、做做操是健不了身的。因此，提倡“体育人口”这个概念应该从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角度来看，“体育人口”概念的推广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善，即提倡运动可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3.4 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研究中存在的弊端
3.4.1 “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较含糊
在体育人口概念研究过程中，首先确定体育人口概念是反映群众体育的一项指标，而在“体育人口”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却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及学校体育的概念。从体育的结构来看，现代体育分为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虽然说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及竞技体育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体育人口作为反映“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将“学校体育”中的学生当作“当然体育人口”，以及将“竞技体育”中的专业运动员当作“全时体育人口”，是对体育人口概念的一种误读，导致体育人口概念外延的无限扩大，这样的界定标准很难准确反映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状况，同时也阻碍了对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4.2 “体育人口”概念的操作化失误
概念的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28]。操作化可以将社会科学的抽象概念分解为客观的维度、指数、通过客观的可观察或可测量的指标来反映概念的内涵，这就使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能像自然科学中的概念那样具有数量的意义，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数量基础。因此，概念的可操作化是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客观具体事物的重要环节，使抽象概念成为科学研究的可能，使社会科学中思辨的概念转化为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概念。
在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过程中，我国学者试图从频次、时间、强度等三个维度来确定衡量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1985年10月28日在山西省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我国著名学者熊斗寅先生作了《世界新技术革命与体育未来》的发言，首先提出确定“体育人口”应该“至少每周锻炼3次，每次不少于30min，且有一定的强度”。唐宏贵推导出“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为：每次锻炼时间不少于10 min；锻炼平均强度（心率）达120次/分以上；每周锻炼频度在2—3次；每周总锻炼时间不少于60min；坚持经常锻炼达三个月以上。徐隆瑞认为目前量化标准可以暂定为每周锻炼三次，每次不少于30 min。仇军对体育人口的测定指标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推导，并运用“综合函数方程推导经验和专家评定结果”确定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每周身体活动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20 min以上；每次身体活动中等强度以上”。卢元镇（2006）在总结仇军等人的研究结果基础上，重新界定我国体育人口指标的判定标准，即必须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就可以算一个体育人口：1.每周身体活动频度3次以上；2.每次身体活动时间为30 min以上；3.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韩丹以为以上标准“都是由体育理论学界提出，并未经过相应的运动医学专家、健康促进和卫生方面的专家认定，也没有经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审核认定”。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以某一标准，以至于这一标准是否科学合理都没有经过进行科学的验证。
3.4.3 “体育人口”标准制定有失科学性
我国学者在对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时，试图从时间（每次身体活动时间为30 min 以上）、频次（每周身体活动频次3次以上）、强度（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三个维度作为判定体育人口的标准。对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体育人口概念和体育人口现象，对体育人口进行量化以便于实际工作中的操作，以体育人口判定标准来解释体育人口现象时就会发现此标准违反了逻辑自洽性，很难解释亲身参与体育活动而又达不到标准是否是体育人口的现象，在体育人口判定标准上会陷入“是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的逻辑思辨之中。因此，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无法科学地解释处于标准以下的亲身参与运动的人群是否是体育人口的问题，即判定标准不能科学地解释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所有人群。
另外，从定量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测量指标（体育人口判定标准）越能揭示体育人口概念的真实性，其效度越高，效度是指用测量工具准确地测量事物属性的程度，如果测量指标不能准确地测量事物属性的程度或者不能准确地测量出这个概念，这样的测量是无效的测量或者测量不具有效度，因此，以体育人口判定标准来测量体育人口概念是无效的测量。从抽象概念的复杂性来看，构成社会学中的体育人口概念还包含着复杂的结构性，体育人口概念还可以分解为多个维度，不同的维度下面又可以包含着多个指标。所以说，现有的体育人口判定标准很难对体育人口概念和体育人口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
4 “体育人口”在实际统计工作中很少运用
通过对体育人口概念的研究资料疏理可以发现，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体育理论界的学者运用体育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知识，对体育人口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术界对我国体育人口的研究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关注；同样，在相关的实际统计工作中也很少用“体育人口”这一指标。
首先在我国体育事业指标体系构建中就没有采用“体育人口”这一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十项核心指标与用体育理论从定性分析探讨建立的核心指标相比较，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没有包括人民体质和体育人口两项指标，此外
，从在全国部分专家学者中征询对核心指标的意见中对比来看，以上十项指标的主要差别也是在于缺少体育人口这项指标”课题组对此做出的解释为：“体育人口判断标准难以掌握，使得对其数据统计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困难，同时体育人口只能分阶段进行抽样调查，而不能作为我国体育事业每年的统计指标，这就无法满足核心指标逐年可比的要求，因此在我们所建立的核心指标不包括‘体育人口’等指标”。
其次，我国从1990年开始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没有就体育人口指标作过任何的说明或解释，更没有就此指标进行相关的调查与统计。因此，所谓的体育人口指标仅仅局限于我国体育理论界在学理层面的探讨与研究。
再次，在我国体育系统内部，大多数管理者对“体育人口”指标也半信半疑，主要体现在我国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前两次虽然采用了“体育人口”指标，但相关数据公布后随即受到体育学术界的质疑，在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中“体育人口”已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所取代。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盛志国说：“本次调查摒弃了原有的体育人口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更能客观反映出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
因此，刘雪冰[3。]认为体育人口的概念“不能用所谓的科学量化来表达，数字是实证研究最信赖的符号，统计学也是科学研究最有用的规范工具之一，但是对体育人口这种关涉到人的行为的概念是否适用，便要慎重”，并提出“体育人口”仅仅只是一个范式性的概念，“是社会体育学对社区体育给出的文化解释，寻求体育运动之于社会人的文化意义”。
5 “体育人口”在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的实际操作调查文本及深描
针对体育人口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即体育人口概念尚未统一，体育人口标准是否科学合理的情况下，体育人口作为可以反映大众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指标，成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主指标（或核心指标）。对体育人口这个指标在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的实际操作，笔者在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对江苏省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进行走访，并对体育局管理人员（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等）就体育人口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
5.1 访谈文本
5.1.1 受访者一：苏中片某体育局副局长
“在体育现代化试点过程中，我们每年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是人均体育面积占有多少，第二个是体育人口多少的统计，我们每年都在做这方面的事，但是在体育人口这方面我认为国家现在没有一个很硬的指标，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探讨，每周最起码要有三次，每次活动运动量是中等吧。在体育人口数字的调查方面，相对而言我们的这种统计数据很可能也是初步的。具体对学生体育人口的把握可能还不是那么太严格的（即学生是否达到每周活动三次、每次活动达30rain、每次活动运动量是否达到中等强度）。（在具体的统计操作中）我们也分了几类，学生这一类，职工这一类，残疾人这一类等等，但是整体上我们地方的做法是分几大块，有教育部门统计的学生这一块，有乡镇统计的，有总工会对职工统计这一块的。我们是几大类分别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我们这汇总。总体上我们认为这种数据变数是很大的。实话讲不是太准确的。”
5.1.2 受访者二：某区体育局副局长
“我国体育人口统计的标准和方法存在问题，这个国外的和我们中国的体育人口的统计的标准可能不是太一样。国外是以俱乐部注册的会员进行计算。像我们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自行车就是一个运动项目，你说中国人骑自行车的有多少，这一部分人是不是体育人口？（如果可以这样计算的话），那么我可以讲中国的体育人口可能最起码达到60%以上。这个体育人口就吓死人了。所以整个统计的角度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市里有次要我们体育人口的数据，我们报了55%，市里说人家苏州市目标才50%左右，报太高了要调整，我们后来调整到35%，和其他县区差不多。”
5.1.3 受访者三：某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体育现代化建设是我们体育局一项重点工作，由分管我们工作的领导具体抓，我们办公室主要负责落实，在体育人口统计这一块，我们也是估摸着在做。首先体育人口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我们市体育现代化指标体育人口概念这一块，本来就比较迷糊，你说每周活动三次以上，每次30min以上，每次活动强度中等以上是体育人口，那么我想问问，每周活动两次的算不算体育人口，每周活动一次的又是不是体育人口，我想肯定应该算是体育人口，肯定比每周一次不活动的好吧。因此我们的体育人口数据统计这一块可能不是十分理想，也不是十分的准确，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吧，如果指标高了，将每周活动两次或每周活动一次的统计进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能说人家这个指标都完成了，我们因为这一块数据没达标就没有实现体育现代化吧。”
5.1.4 受访者四：某区体育局副局长
“体育人口这些数据的增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认为绝对值真的不重要，我感到你要建立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这些指标要务实一点，要更加实实在在的，而这个（体育人口）指标以一个什么样的绝对值去做这个事情，我个人感觉可能效果是不大的，我们现在的体育设施，至少在我们地区算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全省来讲估计也是中等偏上的水平，我个人认为离所谓的现代化距离太远，我个人认为离所谓的现代化指标太远了，假如说我们每个镇都能有一个小型的健身中心，那谈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现实一点，每个镇都把体育中心建起来，健身的人多了体育人口自然就会增加。而我们现在只谈体育人口绝对值的多少多少，这样的统计工作没有任何实在意义。如果一定要统计的话你要多少指标我都能给你统计得出来，这样有什么实在意义吗？我们现在区体育局的工作职能正在向为民服务方向转变，体育现代化的建设也更应该体现体育怎么样更好地为民服务上，而体育人口这些虚的数据（即体育人口绝对数）对为民服务没有任何好处，更没有什么实在意义。&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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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受访者五：某县体育局副局长
“体育人口的统计我们只能根据指标标准大概测算，首先，我们体育局的编制连我们局长加起来只有几个人，体育人口的统计凭我们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其次体育人口的统计现在只能是抽查并不是普查，那么我自己可以选择确定调查对象，我选我认识的圈子里的朋友很多都是搞体育的或热衷体育事业的，或者去体育健身场所去调查，这样的体育人口数肯定是多的；而且这些数据的取得你无法去再次验证。”
5.2 访谈文本深描
5.2.1 深描现象一
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可以反映群众体育开展的程度，在对体育人口概念的确定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进行操作，尤其对达不到体育人口判定标准的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无法进行认定是否是体育人口，给实际操作带来难处。在体育人口的外延确定上，应根据现代体育的结构，将现代体育分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三个部分，虽然说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联，但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群众体育”项下的二级指标，体育人口的外延不应包含“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科技服务人员等，也不包含“学校体育”中的在校学生（当然体育人口），否则会导致体育人口的外延无限扩大，不能真正反映群众体育开展的程度。
